魯迅的精神世界

李怡

文學博士，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長期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與中國現代新詩，著作《中國現代新詩與古典詩歌傳統》、《日本體驗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現代性：批判的批判》等。

為了現代的人生——魯迅文學的重要基點

所有的文學研究不過都是閱讀者的一種猜測，當然，這種猜測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可以進入「公共空間」的別有意味的對話。
在剛剛過去的一百年裏，關於中國現代文學，人們猜測得最多的就是魯迅。從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到改造國民性的「思想革命」，從「歷史中間物」的精神世界到「出生入死」的生命哲學，關於魯迅的文學活動與文學精神，我們所發表的著述可謂是汗牛充棟了。然而，每一分新的猜測都還能在質疑舊有猜測的時候獲得生長的可能，早已緘默不語的魯迅也似乎依然在為我們的想像提供足夠的空間。
這或許就是經典的魅力。
從關於魯迅的「政治革命」的闡釋模式開始，人們都更願意「發現」魯迅所「反映的時代進步」的一面。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當時，成為封建主義的「逆子貳臣」就是魯迅最光輝的形象，「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的友人，以至於戰士。」 革命領袖瞿秋白的判斷幾乎傳佈了大半個世紀，儼然就是與魯迅文學經典同在的「經典」；新時期改革開放的號角喚醒大家關注一個「思想啟蒙者」的魯迅，於是魯迅匯入了改造國民靈魂、推進中國現代化事業的時代大潮；待到現代生命哲學、存在主義等等「最新」的西方思潮開始流行，人們發現，魯迅同樣也並不「落伍」地擁有近似的話語……
一個不斷「與時俱進」的魯迅？
魯迅究竟是不是真的願意這樣「俱進」？或者說，在所有這些紛至遝來的「時代思潮」的背後，還有沒有一個獨立的魯迅，因為，我們分明記得他早就表示過對於知識份子不斷「進步」的懷疑：

像今天發表這個主張，明天發表那個意見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進步；只是真的知識階級的進步，決不能如此快的。

不僅如此，他還明確表示過對那種「不斷變化」的文藝家的反感，甚至將之納入「流氓」的行業：

他總有一番辯護自己的變化的理由，引經據典。譬如說，要人幫忙時候用克魯巴金的互助論，要和人爭鬧的時候就用達爾文的生存競爭說。無論古今，凡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並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稱之為流氓。

魯迅還指出，如此善於變化的文藝其實不過都是「掛招牌」：

中國文藝界上可怕的現象，是在儘先輸入名詞，而並不紹介這名詞的函義。於是各各以意為之。看見作品上多講自己，便稱之為表現主義；多講別人，是寫實主義；見女郎小腿肚作詩，是浪漫主義；見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詩，是古典主義；天上掉下一顆頭，頭上站著一頭牛，愛呀，海中央的青霹靂呀……是未來主義……等等。

魯迅，同人類文明史上一切偉大的經典作家一樣，他的真正的價值又是他自身創造的。他完全可以「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完全可能為現代中國的思想啟蒙而殫精竭慮，也完全可能產生對生命存在的思索，但所有這一切都應該從屬於魯迅自己的情感邏輯、思想邏輯與話語邏輯。我們只有不斷「返回」魯迅的邏輯系統，才能獲得重新「進入」魯迅文學的通道。在這裏，最重要的並不是不同時代所流行的社會思想「時尚」，而是魯迅自己對人生、對文學的理解，是魯迅用自己的獨特的語言所編制起來的精神形式。勘探魯迅文學的「原點」，應該是每一位研究者工作的重心。當然，真正的「原點」在很大程度上不過也是一種假設，然而，即便是對假設的「返回」，也比將作家比附於那些流動的「時尚」要可靠得多。
新的魯迅研究，需要繼續回到「原點」。
那麼，我們所尋找的「原點」是什麼呢？我想提醒大家重新回味魯迅一個著名的自我表述：為人生。
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一文中，魯迅曾經有過一個著名的表述：「說到『為什麼』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 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裏，出於對「為藝術而藝術」追求的鞭撻，魯迅研究對這一表述有過反復的引證；新時期的思想啟蒙也顯然從魯迅所公開宣佈的「啟蒙主義」中大受鼓舞。然而，傳統研究所設置的為人生／為藝術的二元對立，並不一定符合魯迅的初衷，因為，魯迅說了：「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為『閒書』，而且將『為藝術的藝術』，看作不過是『消閒』的新式的別號。」 在這裏，魯迅反對的其實是將小說作為「消閒」，而不是針對「為藝術而藝術」或「為藝術」本身，他另外也講過：「文藝之所以為文藝，並不貴在教訓，若把小說變成修身教科書，還說什麼文藝。」 新時期的思想啟蒙派魯迅研究主要致力於發掘魯迅文學的啟蒙價值。關於這些價值與中外文化的關係，特別是與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文化現代化的關係，都有相當豐富的闡發，但人們的研究「原點」卻常常還在中外啟蒙理性的本身，至少，「為人生」這一概念背後的因素並沒有引起更充分的重視，也沒有將它作為魯迅思想與話語的「原點」，進而延伸到對整個魯迅文學構成加以分析。
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後，隨著先鋒派與學院派以及海外漢學界的魯迅研究的日益「紅火」，「為人生」這一表述則被目為了「文學功利性」追求的典型，人們不僅較多地談論著其中的局限性，而且也懷疑了它所傳達的魯迅思想的準確性。於是，在魯迅研究進入新世紀的今天，我們似乎很難聽到有多少人在理直氣壯地重申「為人生」了，無論是出於對魯迅的輕蔑還是維護。
然而，「為人生」就真的那麼簡單，它竟然就是這樣的充滿了破綻，以至於可以為我們這些在新的「藝術精神」哺育下成長起來的新銳如此簡易地窺破「歷史局限」，或者，它就真的那麼「隨意」，那麼漫不經心地為魯迅一用，而其實又與魯迅那複雜的思想沒有什麼深刻的聯繫，為了「維護」魯迅的深刻、複雜與偉大，我們還是淡化「為人生」為佳？
在我看來，這些新的意見恰恰才是對於歷史的最可怕的簡化和「漫不經心」，因為，它們至少忽略了這樣一些重要的事實：在魯迅的全部著述中，「人生」、「為人生」都反復出現，可以說已經構成了魯迅的核心語彙，它們與魯迅文學追求及思想追求的密切關係是不言而喻的。例如他批評傳統的文學：「中國人向來因為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於已經自己不覺得。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兇猛的闖將！」 談到文學的差異，他說：「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讀者而不同」， 他又特別強調了「現在的文藝」與人生的緊密聯繫：「現在的文藝，是往往給人不舒服的，沒有法子。要不然，只好使自己逃出文藝，或者從文藝推出人生。」 這也就是說，現代中國的文學是不可能離開人生而存在的。即便是那些所謂的「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學家，在魯迅看來，其實也仍然生活在人間與人生當中：「有一派講文藝的，主張離開人生，講些月呀花呀鳥呀的話……或者專講『夢』，專講些將來的社會，不要講得太近。這種文學家，他們都躲在象牙之塔裏面；但是『象牙之塔』畢竟不能住得很長久的呀！象牙之塔總是要安放在人間，就免不掉還要受政治的壓迫。打起仗來，就不能不逃開去。」 如果說，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一文中，魯迅將「為人生」與「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相聯繫，突出了文學「為人生」的特定的社會作用，那麼，在其他更加廣泛的論述中，魯迅則深刻地分析了「為人生」之於文學的普遍意義，——不僅現代的文學將人生作為自己主要的關注對象已經成了現代的文學的特徵，而且就是那些號稱要離開人生的作家其實也並沒有真正地達到目的。 只有回到魯迅自己的語言世界裏，我們才可以發現他對於「人生」的格外重視。
而且這樣的重視也並不僅僅能夠在「社會功利性」追求的意義上加以理解，因為魯迅每當論及這樣的文學觀與一般人的「藝術」追求的差異時，總是充滿了反諷、調侃與揶揄的口吻，他是以自己的方式顯示著對於「藝術精神」的新的認識。魯迅表示，自己「並沒有要將小說抬進『文苑』裏的意思，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但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中國，小說不算文學，做小說的也決不能稱為文學家」。 既然如此，魯迅在這裏所完成的關於「我的小說和藝術的距離之遠」的表述，就並不能夠作為單純的「功利性」的表白加以闡釋，它的確包含了魯迅對於文學社會作用的關注，但其細微的思想指向又超過了一般意義的「功利」，從本質上講，代表著魯迅對於現代文學意義的新的建構方式。在其他的許多表述中，魯迅更加鮮明地傳達出了對於傳統的主流文學觀念的差異，甚至常常流露出對於這樣的文學認識的厭惡和輕蔑。他聲稱，自己寫小說「並不是為了當時的文學家之所謂藝術」， 「我不是批評家，因此也不是藝術家……因為並非藝術家，所以並不以為藝術特別崇高，正如自己不賣膏藥，便不來打拳贊藥一樣。我以為這不過是一種社會現象，是時代的人生記錄，人類如果進步，則無論他所寫的是外表，是內心，總要陳舊，以至滅亡的。」 談及自己的雜文，魯迅說：「也有人勸我不要做這樣的短評。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並非不知道創作之可貴。然而要做這樣的東西的時候，恐怕也還要做這樣的東西，我以為如果藝術之宮裏有這麼麻煩的禁令，倒不如不進去」。 他諷刺性地為我們勾勒了所謂的「藝術之宮」：「一聽到下層社會的叫喚和呻吟，就使他們眉頭百結，揚起了帶著白手套的纖手，揮斥道：這些下流都從『藝術之宮』裏滾出去！」
通過這些追述，我們可以感受到這麼一個重要的事實，即魯迅的思想與藝術世界是由他自己一系列十分獨特的概念所構成的，魯迅有著屬於他自己的語彙，也有著他自己的對於文學思想和藝術建構的追求。如果我們不能夠最充分地考慮到這樣的「獨特」性，而僅僅滿足於從一般的主流思想概念出發完成對於魯迅的解讀和闡釋，就很可能嚴重地曲解魯迅，畢竟，魯迅的思想與藝術觀念直到今天也並不為中國大多數人所擁有，並沒有真正屬於過現代中國的主流（雖然在十年「文革」期間他也曾意外地受到了推崇）。這也就是說，過去我們單純從社會革命的追求來肯定魯迅和今天有些人又從「功利性」追求來否定魯迅都很可能遠離了魯迅本身。
要全面理解魯迅的「為人生」，就必須回到魯迅自己的語言方式中去，回到魯迅自己所建構的藝術世界中去。
為人生，魯迅道出了我們文學活動與人類自身的現實聯繫，道出了所有文學活動的「原點」，特別是道出了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每一個中國人都不得不面對和解決的重大的生命問題，正是這樣一個現實生命的問題決定了現代中國人的其他所有問題，人生問題幾乎可以說是現代中國眾多命題的「原命題」。
為人生，魯迅建立著屬於他自己的文學主題、感受方式，「直面慘澹的人生」是魯迅文學區別於許多現代中國文學的獨特的一以貫之的追求，是他與現實世界密切對話的同時堅持自己思想藝術個性的最好的方式。
為人生，魯迅以這樣的語義編碼傳達著與當時許多藝術旨趣的差異，他的藝術不是空虛的幻景而是現實人類生存的需要，「並非人為美而存在，乃是美為人而存在的。」 只有深味於傳統中國文學藝術空幻的人才能體驗到魯迅以「為人生」強調現實生命觀照所具有的真正的「現代性」。魯迅說得好：「以前的文藝，好像寫別一個社會，我們只要鑒賞；現在的文藝，就在寫我們自己的社會，連我們自己也寫進去；在小說裏可以發見社會，也可以發見我們自己；以前的文藝，如隔岸觀火，沒有什麼切身關係；現在的文藝，連自己也燒在這裏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覺到；一到自己感覺到，一定要參加到社會去！」 這裏，為了人生，甚至一切傳統的藝術模式都可以被打破，小說是如此的奇異，而雜文這一獨特的方式也進入到了文學的世界，不理解魯迅「為人生」的思維，就不能意識到魯迅雜文這一最獨特的魯迅文體的現代性與藝術性。海外漢學家輕視魯迅雜文的根本原因即在於他們還沒有真正進入到魯迅的藝術世界中去。
為人生，魯迅尋找著幾乎就僅僅屬於他自己的文學樣式——一種與當時形形色色的「先進」思潮與藝術流派都有所區別的魯迅自己的「形式」，這是一種兼有強烈的現實寫照又包含突出的自我精神特徵的書寫方式（因為，現實的關注與精神的觀照對於「人生」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魯迅的精神性追求使你很難用傳統的「現實主義」概念來概括，它顯然具有突出的象徵主義、現代主義的特徵，然而一旦你將魯迅文學納入到所謂的西方象徵主義、現代主義的藝術框架之中，就又會同樣覺得那是一種同樣勉強的分析。與象徵主義、現代主義的追求所不同的在於，魯迅更關注的還是現實中國人的生存，《狂人日記》、《野草》並不就是西方現代主義的中國版，更不是西方的存在主義。魯迅：現實主義？浪漫主義？象徵主義？現代主義？存在主義？傳統研究強調了第一、第二，當代研究又在極力突出他「並不落伍」的後面幾點。他激進否？先鋒否？抑或保守？落後？在當年創造社、太陽社的青年看來他屬於後者，而今天的某些新保守主義者與海外的漢學家又將前者作為魯迅的「局限」加以攻擊。其實，所有這些意見的分歧恰恰說明魯迅他不屬於任何一個既定的框架。魯迅，在現代中國數十年的紛爭與糾纏之後，仍然屹立著，因為，他僅僅屬於他自己！
在我看來，認真閱讀和理解魯迅文學世界中的「為人生」的實質意義，將有利於我們對於魯迅文學基本思維的細緻勘探，有利於我們從魯迅自己的文學基本姿態出發來清理魯迅留給現代中國文學與現代中國文化的重要遺產，這種遺產既不是任何政治家的學說能夠代替的，也不是任何「新銳」的西方思想所能包含的。隨著我們對於「為人生」及其他「魯迅概念」的解讀，新世紀的魯迅研究有可能打破近年來的沉寂，進入到一個新的時期。
為人生，更確切地說，是為了現代的人生，魯迅作出了他獨特的文學選擇。
這給我們的閱讀提供了一個新的值得特別注意的角度。讓我們就此出發，再一次回到文學的魯迅。

引子 為了現代人生
——魯迅文學的重要基點

導論 魯迅：20世紀中國文化之「結」
現代中國的「兩極牽掛」
「結」：魯迅的自我體認
魯迅：20世紀中國文化之「結」

第一章 人生痛感的恢復
「知識份子」
「痛感」與失落了的「痛感」
從「穿透」人生的幻象開始

第二章 日本體驗與「人」的建設
「走異路，逃異地」與「別樣的人們」
日本：複雜的生存體驗
立人：創造性的思考

第三章 五四：?喊與彷徨
從《新生》到S會館
在「?喊」與「彷徨」之間
「多聲部」人生的藝術選擇

第四章 夕拾的「野草」與「朝花」
「在沙漠中」
《野草》：人生感觸的詩性述說
《朝花夕拾》：休息與溝通

第五章 「匕首」與「投槍」
從文明批評到體制反抗
中國文學中的魯迅雜文
本章附錄：魯迅、梁實秋論爭新議
　
第六章 「新」編的「故」事　
為人生：一條的基本線索
《補天》、《鑄劍》與《奔月》
《非攻》與《理水》
《采薇》、《出關》與《起死》

第七章 「敲邊鼓」的睿智
理性與對話
與初期白話新詩的差別
魯迅的新詩批評：一個估價
歷史批判與現實觀照

第八章 魯迅舊體詩歌
魯迅舊體詩
主題之一：社會批評
主題之二：生存的思考
魯迅舊體詩的藝術貢獻

尾聲：最後的糾纏與最後的意志
後記

魯迅：20世紀中國文化之「結」

魯迅是誰？他給我們有什麼樣的關係？這在今天的中國不會再是一個什麼問題了。
今天的問題可能在於，我們也許在問（公開地或者私下地）：為什麼就是這樣一個人物始終「跟隨」著我們的成長，從小學課本裏的偉人成長故事到中學教材裏一篇接一篇的魯迅作品，直到我們今天的大學生活，魯迅依然是中國現代文學史這一門主幹課程的主幹部分。也許有人已經在私下裏不止一次地疑惑道：憑什麼？憑什麼就是「這一個」如此緊密地進入了我們的知識體系？
然而平心而論，其實並不是魯迅本人在「跟隨」我們的人生，不是魯迅一定「要」進入我們的知識系統，因為他早在1927年9月的就說過：

在廣州的一個「學者」說，「魯迅的話已經說完，《語絲》不必看了。」這是真的，我的話已經說完，去年說的，今年還適用，恐怕明年也還適用。但我誠懇地希望他不至於適用到十年二十年之後。倘這樣，中國可就要完了，雖然我倒可以自慢。

以魯迅對於中國社會文化發展的設想，還有他那深刻的「中間物」意識來說，他顯然就無意「佔領」歷史，甚至根本就不看好這樣的「佔領」的意義。然而，事與願違，恰恰是作為歷史後人的我們常常在主動地「拉拽」著他，「牽扯」著他，或者說是「魯迅之後」的歷史似乎很難離開魯迅的身影而獨自存在——無論在這一段歷史中的人們是怎樣具體地估價魯迅的意義：是將他送上歷史的峰巔，還是打入晦暗的深谷。
這一現象本身就是中國歷史與文化的奇觀，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魯迅在「魯迅之後」歷史中的命運似乎首先就表現為一種獨特的「兩極牽掛」。

現代中國的「兩極牽掛」

所謂「兩極」，就是歷史評判的兩個端點。魯迅的奇特之處就在於他幾乎從一開
始（當然也是一直延續到了今天）就被置於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判斷體系之中，同時哪一種判斷體系又都不斷在針對魯迅「說話」。
其一，處於歷史巔峰狀態的魯迅。在這方面，魯迅的價值首先是由激進的政治
革命家來發現和肯定的。值得我們注意的在於，無論是長期「在野」、艱苦奮鬥的共產黨革命人士還是尚在「革命」歷程中的國民黨人士都相當「看好」魯迅這一文化資源，甚至就是在國民黨執政之後，也並沒有立即放棄對於魯迅加以「利用」的企圖。
眾所周知，國民黨一開始是重視魯迅的。這在很大程度上源於魯迅與國民黨人
在反對北洋政府上的一致性。1925～1927年是魯迅與國民黨人關係最好的時期。魯迅在思想文化界的巨大影響使得當時的國民黨人相當看重他。1925年底北京國民黨主持的日報《國民新報》創刊，魯迅被邀請為該報《副刊》乙刊的輪流值編之一，1926年「三‧一八」慘案後，魯迅同國民黨人朱家驊、鄧飛黃等都遭到段祺瑞政府的通緝。1926年8月魯迅南下到廈門大學執教，時朱家驊擔任了廣州國民黨中山大學校務的副主任委員，朱家驊電報邀請魯迅到中山大學去「指示一切」。未等魯迅答應，廣州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已經在1926年11月15日急不可耐地發表消息：「著名文學家魯迅即周樹人，久為國內青年所傾倒，現在廈門大學擔任教席。中山大學委員會特電促其來粵擔任該校文科教授，聞魯氏已應允就聘，不日來粵云。」 同一天，廣州國民黨的另一喉舌《國民新聞》也發表了同樣的消息，足見這就是國民黨人的「統一」部署與「普遍」期待。在中大，魯迅曾被朱家驊尊稱為「戰鬥者」、「革命者」，一些國民黨要人如孔祥熙、戴季陶、甘乃光、陳公博等也紛紛向他發出他友好的邀請。當然以魯迅的個性，他對這一類官方半官方人士始終保持了一定的距離。1927年3月下旬，北伐軍連克上海、南京，魯迅應《國民新聞》之約，於4月10日寫了著名的《慶祝滬寧克復的那一邊》一文。
但1927年上海發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接著廣州也發生了「四一五」大屠殺，國民黨獨裁專制政權原形畢露。這時，魯迅同國民黨在政治上產生了嚴重分歧，正是這一分歧促使他最後離開「革命大本營」廣州前往上海。只是，此時的國民黨當局並沒有立即改變對於魯迅的拉攏、利用的設想，特別是魯迅在國民黨內部的一些朋友與學生更是繼續與他保持著較為密切的聯繫。國民黨元老蔡元培是魯迅「五四」時期的舊友，他在出任南京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之後，接受了許壽裳的建議，聘請魯迅為大學院的特約著述員，每月支付300元的固定薪酬。1928年10月大學院改為教育部，魯迅又轉為教育部「特約編輯」。這顯然是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魯迅初到上海的生計問題。
魯迅與國民黨關係的全面惡化是進入1930年以後。作為一個為中國人民的自由
與人權而卓絕奮鬥的現代知識份子，魯迅當然不會對任何一個獨裁專制政權妥協屈服。他先是發起並參加了批評政府的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後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魯迅又是主要領導人之一。這都觸怒了國民黨當局。國民黨《革命日報》開始將魯迅推向政府的對立面，宣佈魯迅為「金光燦爛的盧布所收買」。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執行委員許紹棣更借此呈請國民黨中央對魯迅加以通緝。不過，應當說國民黨高層依然沒有完全放棄「利用」魯迅的念頭。據錫金先生提供的材料顯示，就在浙江國民黨省黨部呈請中央通緝魯迅之後，當時任國民政府的行政院長兼教育部長的蔣介石還試圖透過教育部內部的「關係」繼續收買魯迅，並許以種種好處，直到「毫不領情」的魯迅加以拒絕，才最後裁掉了魯迅的特約編輯的職務。 左聯內部「兩個口號」論爭發生，國民黨似乎又一次看到了拉攏魯迅的機會。上海《社會日報》很快載登「魯迅將轉變」的消息，不久，魯迅過去的學生，當時任南京國民黨中央軍官學校高級教官的李秉中也頻頻來信、來訪，傳達出解除「通緝令」的和解信號，魯迅再次婉言謝絕了他的「好意」。於是，直到魯迅逝世，國民黨當局也沒有解除對他的「通緝」。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幾位早期共產黨人以自己的真誠贏得了魯迅的信任，
並最大程度地影響了魯迅的政治傾向。
從魯迅喜愛的青年柔石到作為共產黨高級領導的瞿秋白、馮雪峰，他們與國民黨要人的顯著不同就在於其作為「在野」的真理追求者的本色。雖然也可謂是資深革命家，但畢竟「無權無勢」的他們更體現出了一種民間知識份子的真誠、質樸與人文情懷，與魯迅有著更多的共同語言。當這些同樣深受專制政治壓迫的革命者帶著更多的人生真誠而不是功利企圖走近魯迅的時候，也就比任何的「既得利益者」更能夠體會到魯迅之於中國社會發展與中國人自我精神拯救的巨大意義。在《為了忘卻的紀念》這篇著名的文章裏，魯迅深情地描述過柔石：

看他舊作品，都很有悲觀的氣息，但實際上並不然，他相信人們是好的。我有時談到人會怎樣的騙人，怎樣的賣友，怎樣的吮血，他就前額亮晶晶的，驚疑地圓睜了近視的眼睛，抗議道，「會這樣的麼？——不至於此罷？……」
……
他的迂漸漸的改變起來，終於也敢和女性的同鄉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離，卻至少總有三四尺的。這方法很不好，有時我在路上遇見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後或左右有一個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會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時候，可就走得近了，簡直是扶住我，因為怕我被汽車或電車撞死；我這面也為他近視而又要照顧別人擔心，大家都蒼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萬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實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
無論從舊道德，從新道德，只要是損己利人的，他就挑選上，自己背起來。

顯然，與國民黨顯貴們政治的成熟與老練相比較，年輕的柔石是這樣的真誠、稚嫩，這樣的襟懷坦白、胸無城府。就是這樣的品格，敞開了魯迅通往一個新的人生理想形式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