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當代思想史論

長期研究當代大陸文學與文化思潮的知名學者樊星，在本書暢論中國人的五四情節、「自由主義」「革命浪漫主義」「民粹主義」在當代的發酵與影響、「小資」「知青」「五七族」「新生代」等族群命名的文化思想史意涵、對於「毛澤東」「魯迅」「文化大革命」揮之不去的記憶與論述。逐一揭示近五十年來中國大陸文化思想的嬗變更迭。

樊星

一九五七年生於中國武漢。文學博士。曾任知青、中學教師、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八年赴美國俄勒岡州太平洋大學任訪問學者，二○○七年任德國特利爾大學漢學系客座教授。目前為中國新文學學會副會長、武漢市文聯副主席、武漢作家協會副主席。

【代序　寫我們的當代史】

一
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參與了歷史的創造。但似乎只有為數不多的思想家才懂得如何自覺地推動歷史，創造歷史、並書寫歷史。

二
有時翻翻史書，常為那些或許永不可知的歷史之謎歎喟。中國是素重史學的國度。煌煌的正史不必提了，更有那許多不滿於正史的偏頗而傳世的野史。帝王將相的威威赫赫也終於沒有掩住那些長了反骨的學者隱士的光輝。不過，畢竟由於古代資訊傳播和收集媒介的貧乏所限，大量珍貴史料還是無可挽回地逝去了。今天，情況有了顯著的改善。但當我從報上瞭解到，美國斯坦福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所收集的關於中國「文革」的資料之全令一位中國作家瞠目，而中國學者嚴家其、高皋在搜集寫《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材料時卻是那般不易，又想到巴金老人關於建立「文革博物館」的深切呼喚……此時，怎不使人思緒翻捲呢？
讓我們珍惜每天都在流逝的史料吧，有多少重蹈覆轍的悲劇，是因為無視歷史而招致的懲罰呢？

三
應該對歷史承擔我們這代人應有的責任。因為歷史就是一代代人奮鬥的記錄。而且歷史還是「合力」作用的結果。權貴們可以在酒宴上改動世界的版圖，那個無名青年的一顆子彈不也引發了一場世界大戰嗎？當年要飯的叫化子，誰會想到他有朝一日能黃袍加身（如朱元璋）；而那一度寄人籬下的平民，也能一鳴驚人，寫出改變了人類思想發展航向的傑作（如盧梭）；有多少不可一世的獨裁者最後竟身不由己地懸樑自盡，又有多少飲恨終身的流放者也不會想到他的被禁的書會有朝一日萬眾傳誦！歷史中充滿了偶然和必然的種種奇特組合。它們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將各民族、各階級、各集團那永無止息的活動組成了歷史的大系統網路。
由此看來，歷史如果僅僅是由「大事記」加名人傳記構成，該會有多大的偏差。這一代人要書寫自已的奮鬥，拿出若干部具有這一代人特色、經得起時間磨洗的當代史，就應該在牢記「大事」的同時，花一番功夫去探索遇羅克、張志新們的犧牲對於思想解放運動的意義，去思考當年《中國青年》雜誌組織的關於潘曉來信的大討論所具有的思想史上的意義，去研究一度以手抄本形式流傳的《公開的情書》、《第二次握手》那樣的「地下文學」與新時期文學巨大成就之間的精神聯繫，去捕捉那些為人稱道的通訊報導、詩歌雜文、報告文學、對話錄、系列叢書∣一的深處輻射出來的時代主題，甚至恐怕連武俠熱、言情小說熱、經商熱、從政熱、出國熱也都應在思想者的注意、收集、研究的視野之內。很顯然，任何一件偶然發生的事一旦在全社會範圍內掀起了波瀾，它便成了時代心態的一個必然的證明。是的，我相信，愈是在資訊爆炸的當代，時代的品格（或曰；時代精神、時代心態）愈是在那些人們積極參與、熱烈關切的事件中得到集中的體現。從這層意義上看，我們研究「大事」，著重點應是時代心態。

四
對的，心態，當代歷史學越來越重視這帶點神秘色彩的概念。因為很顯然，研究歷史不能不意味著某種選擇。否則，我們只能迷失在如煙如海的資訊中。「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克羅齊是對的。人們感興趣的常常是歷史與我們的聯繫。這真是一個富於誘惑力的問題：何以千百年前的悲劇和喜劇也會打動當代人的心？何以昨天竟與今天有那麼多的相似之處？這裏面埋藏著人性的奧秘。歷史與現實的相通如果不是情感的相通、心與心的相印，還會是別的什麼呢？於是，我們能明白，西方那些成就卓著的史學家為什麼都不約而同地把自己的旗幟指向了那同一個方向∣∣德國人弗里德里希‧邁納克致力於「精神史」的探索 ，英國人柯林伍德提出了「歷史就是思想史」的哲學， 法國人呂西安‧費弗爾甚至說；「歷史學家由心理學家指點方向。」 他的同胞亨利一伊雷內‧馬魯和雷蒙‧阿隆亦有此論。 最近的資訊表明：一九七○年代以後，心態史已成為法國史學研究的主流。
如果將這一史學潮流置於二十世紀人類重新開始認識自我的艱苦歷程中去考察，我們會發現這潮流所體現出的偉大的文化意義：歷史的研究，與人類的命運具有如此緊密的聯繫！

五
我們還是要立足於中國的大地。二十世紀，中國的主題是什麼？從一九一九年「科學與民上」的?喊到一九八○年代「改革與開放」的刻不容緩，多少次革命、奮鬥，多少次挫折、失敗，站在世紀末回首歷史，我們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去總結這百年的動盪所提出的一連串歷史課題，去探索不同的中國人作出不同選擇的心路軌跡，去發現二十世紀的中國人與十九世紀以前的先輩相似或相悖的所在∣一這樣的研究才能在史書上留下二十世紀中國獨特的品格，留下這幾代人獨有的渴求與奮鬥，煩惱與歡欣，狂熱與失望，留下一部活生生的古老的中華找尋新出路的心史。
已經開始了，儘管才僅僅是開始。如果說，幾年前，筆者是從一部中篇小說《世界》中得知了有的知青戰友已在動手撰寫《知青運動史》這一或許是虛構，但也很有價值的資訊，那末，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六年，張辛欣、桑曄合著的《北京人》、劉心武的《公共汽車詠歎調》、《「五‧一九」長鏡頭》和馮驥才正在寫的《一百個人的十年》，還有趙園那部《艱難的選擇》一一透過現代文學史上知識份子尋求出路的心路歷程的宏觀分析，達到對於「同時期更廣闊的精神史」的把握的可貴嘗試，則標誌了這一代人書寫時代心史的偉大工程的開始。不要說，上述作品嚴格說來，屬於文學的領域。事實上，文學從來是活生生的歷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何況對於真正的思想者來說，文學和史學從來就是他探索人生、研究人之謎的難以分割的領域。
而嚴家其、高皋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問世也許是又一塊里程碑，儘管由於種種原因，這部史書不免粗糙；而且未能達到應有的理論深度，但它畢竟是中國當代人寫當代史的一個重要嘗試。對於這一代人來說，「文革史」的研究也許具有第一重要的意義。因為他們的命運註定了；如果不能對那場與他們的青春俱逝的政治風暴作出深刻的反思和闡釋，他們便不能完成歷史交付給他們的使命∣∣繼續啟蒙大業，開拓改革之路。
任務是艱巨的，因為有那麼多的空白需要填補；從當代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到紅衛兵史、知青運動史，一直到那些風雲人物的興衰史，不填補這些空白，我們將無顏正對歷史。
狄爾泰有句話：「人是什麼，只有他的歷史才會講清楚。」我們認識了自己，尋到了自己上下求索的心理軌跡，也許才能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運。

【第一輯：思想‧政治‧文化】 「五四情結」與當代思想 自由主義的命運 重新發現毛澤東 「小資」：當代思想史上的一個關鍵字 「文革」記憶 世紀末的文化漩流 革命浪漫主義的精靈 當代民粹主義思潮的流變當代新道家 從?喊到冷嘲 一九九○年代的思想裂變世紀末的流浪與求索 當代「反智主義」的嬗變「酒神精神」高揚之後
【第二輯：三代人的思想分野】 代際文化意識的覺醒 「五七族」的命運 這一代人的犧牲意識 這一代人的分化 「知青族」的旗幟 新生代的崛起 【第三輯：思想與思維方式】 思維方式的演化

【「小資」：當代思想史上的一個關鍵字】
「小資」（小資產階級），是二十世紀中國政治與文化思想史上的一個常見詞。在動盪的戰爭與革命歲月，它曾經是革命的重要力量；到了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它又與資產階級一起成為革命的對象；而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裏，它又成為一個與都市青年、現代時尚、浪漫情調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詞。「小資」的命運起伏，成為中國政治動盪、文化思潮多變的一個縮影。 毛澤東論「小資產階級」
毛澤東常常提到「小資」這個詞。
在《毛澤東選集》中，他多次論述過「小資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意義。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他將「自耕農，手工業主，小知識階層──學生界、中小學教員、小員司、小事務員、小律師，小商人」都劃在這一階層中，認為他們常常「對於革命取懷疑的態度」，但是「絕不反對革命」，在革命的高潮中，則常常「附和著革命」。因此，「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 在〈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文中，他則著重批判了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指出：「極端民主化的來源，在於小資產階級的自由散漫性。」「非組織的批評」「是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表現」；「個人主義的社會來源是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思想在黨內的反映」；「盲動主義的社會來源是流氓無產者的思想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的綜合」。 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他又將城市小資產階級與工人、農民一起，看作「革命的動力」。 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他一方面將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一起看作「革命戰爭的主力軍」，另一方面又認為：「他們的小生產的特點，使他們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所以他們不能成為戰爭的正確領導者。」 在〈反對自由主義〉一文中，他指出：「自由主義的來源，在於小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性，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
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他一方面將「農民以外的小資產階級」看作「革命的動力之一」，甚至認為因為他們「有了資本主義的科學知識，富於政治感覺」，所以「他們在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中常常起著先鋒的和橋樑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又強調：「知識份子在其未和群眾的革命鬥爭打成一片，在其未下決心為群眾利益服務並與群眾相結合的時候，往往帶有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傾向，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他們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 到了延安「整風」期間的〈反對黨八股〉一文中，他把「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看作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並認為：「小資產階級革命分子的狂熱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節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產生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它的一種表現形式就是洋八股，或黨八股。」 同時期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談到文藝的宗旨時，一面主張文藝是為包括工人、農民、人民武裝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份子」在內的人民大眾服務的，另一方面又強調「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而不能站在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因為「經常個人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立場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為革命的工農兵群眾服務的，他們的興趣，主要是放在少數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上面。」「他們是把自己的作品當作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來創作的」。
由上述論述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於小資產階級是持有十分矛盾的態度的。一方面，在政治上承認他們的革命性，主張團結他們；另一方面，在思想上對他們抱有高度的警惕性，防備小資產階級的「自由散漫性」、「個人主義」影響革命事業。而且，從他在不同時期關於小資產階級的不同論述中，我們不難發現：在風雨如磐的年代裏，他比較強調團結小資產階級；到了相對安定、需要統一思想的年代，他就比較強調批判小資產階級了。這正好能說明一九四九年以後毛澤東對小資產階級的批判為什麼會愈來愈猛烈，而很少像戰爭年代裏那樣「一張一弛」了。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他多次批判小資產階級，並常常將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相提並論：「『左』傾機會主義錯誤，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在黨內的反映，那是在和資產階級決裂時期發生的。」 「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群眾廣大的國家。小資產階級中間有相當大一部分人是動搖的。……在一千多萬黨員裏頭，大中小知識份子大概占一百萬。這一百萬知識份子……歸到小資產階級範疇比較合適。……這一部分知識份子黨員，前怕狼後怕虎，經常動搖，主觀主義最多，宗派主義不少。」 「在我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還會長期存在。……我們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要進行長期的鬥爭。」 「我們同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的又團結又鬥爭，將是長期的。」 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中，他更進一步將小資產階級思想與「修正主義」思想聯繫在了一起：「我黨有大批的知識份子新黨員（青年團員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確實具有相當嚴重的修正主義思想。他們否認報紙的黨性和階級性……他們欣賞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反對黨的領導。他們贊成民主，反對集中。……他們跟社會上的右翼知識份子互相呼應，聯成一起，親如兄弟。」 在他的這些思想的影響下，「小資」成了資產階級的聯盟，成了無產階級的敵人。一九四九年以後文藝界、思想界的許多政治運動，都是以他的階級鬥爭理論為出發點的。而在他常常把小資產階級（這個詞在他那裏又常常是與知識份子緊密相聯的）和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聯繫在一起的言論中，已經為知識份子常常受到無情打擊的悲劇提供了理論依據。
從一九四○年代的「延安整風」到一九五○年代的「反右」到一九六○∣一九七○年代的「文革」，多少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為了世界觀的轉變、為了思想改造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毛澤東的「小資」身份與「小資情調」 問題在於：毛澤東為什麼一直在敲打著小資產階級？僅僅因為他是無產階級革命家嗎？
毛澤東出身富農家庭，本人是師範生，當學生時，「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思想的大雜燴。」 這意味著，他本人就曾經是小資產階級的一員。日本學者竹內實認為：「他之所以屢次批判知識份子，恐怕正是因為他本身就是知識份子，對容易犯的弊病和隱藏的抵抗很敏感的緣故。」 這一見地是很有道理的。毛澤東在革命鬥爭中成為一個革命家，但是，他身上的「小資情調」並沒有因為世界觀的改造而絕跡。
例如他的詩詞。寫於一九二三年的〈賀新郎〉就充滿了感傷的情調：「揮手從茲去。更哪堪淒然相向，苦情重訴。眼角眉梢都似恨，熱淚欲零還住。知誤會前番書語。過眼滔滔雲共霧，算人間知己吾與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東門路，照橫塘半邊殘月，淒清如許。汽笛一聲腸已斷，從此天涯孤旅。憑割斷愁絲恨縷。要似昆侖崩絕壁，又恰像颱風掃寰宇。重比翼，和雲翥。」這首詞中，除結尾幾句顯示了革命家的豪情以外，大部分都是黯然、傷感的情緒。有些段落甚至能使人想起柳永的詞。（有研究者就指出：「將毛詞〈賀新郎‧別友〉與柳永詞〈雨霖鈴〉加以對照，可以發現這兩首詞的題材、內容、語言和意境多有相似之處。這說明毛詞〈賀新郎‧別友〉是有意借鑒柳詞〈雨霖鈴〉的。」「〈雨霖鈴〉與〈賀新郎〉都是一百來字的詞，竟有十八個相同的字，約占全詞字數的六分之一；相近的詞有『淒切』與『淒然』、『淒清』，『執手』與『揮手』，『相看』與『相向』，『淚眼』與『眼角』、『熱淚』，『多情』與『苦情』，『更哪堪』兩詞都用，『今宵』與『今朝』，『殘月』兩詞都用，等等。」 ）很顯然，在私人情感中，毛澤東的柔情與小資產階級情感、甚至與士大夫情感都是悠然相通的。一直到一九五七年寫的那首〈蝶戀花‧答李淑一〉中，我們也不難從「驕楊」、「寂寞嫦娥」、「淚飛頓作傾盆雨」這些意象中讀出多情、感傷、浪漫的意味來。
例如他的文學修養。他喜歡「三李」（李白、李商隱、李賀），就因為他欣賞他們的浪漫主義氣質。而李商隱和李賀那些意境朦朧、格調傷感的詩歌與小資產階級的情調是十分相近的（古代士大夫情懷與「小資情調」天然相通）。他不喜歡顯然比「三李」更具有民本情懷的杜甫、白居易，則是因為他們「哭哭啼啼」。 不過，他又是十分喜愛白居易的名篇〈長恨歌〉的。晚年，「他還多次要身邊工作人員為他讀〈長恨歌〉，並且聽得動情落淚。」有研究者猜測，其中「恐怕有很深的原因，值得人們思索。」 由此聯想到他喜歡《紅樓夢》，雖然一般都知道他是把《紅樓夢》「當歷史讀的……《紅樓夢》寫四大家族，階級鬥爭激烈，幾十條人命」， 儘管如此，我仍然能從他推崇《紅樓夢》超過了「二十四史」這一現象中窺探出他的浪漫主義氣質來。的確，《紅樓夢》畢竟不是歷史。《紅樓夢》中的神秘氛圍、愛情悲劇、心理刻畫、詩詞文化，可能對毛澤東有神秘的吸引力。毛澤東是深受古典文化薰陶的文人型政治家。中國傳統文化中婉約、傷感、浪漫的氣質在他的性格中必然會打上深刻的烙印。
還有他的氣質。他從小就有著「改造中國與世界」的雄心壯志，有「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豪邁氣概。但他也有孤獨感纏繞的時候。「史沫特萊說，作為在延安見到他時的印象，感到他精神上孤獨。毛澤東曾說讓自己孤立，把自己封閉起來。他雖然那樣教導說要向群眾學習，但作為他個人來說，是使自己保持一種中國知識份子傳統上一直尊重的孤傲這一處世態度。」 到了晚年，在政治鬥爭中，儘管他的威望已經登峰造極，他還是常常流露出孤獨的情緒。一九六五年在會見法國文化部長馬爾羅時，他就反覆強調：「我是孤獨的」； 一九六六年在發動文革之前寫給江青的那封著名的信中，他也流露出孤獨的情緒。他經常將自己的孤獨情緒透露給外國友人和地方官員，可見他在中央的抑鬱。而孤獨，不正是古代士大夫和小資產階級的典型情感麼？當然，毛澤東一面清醒地品味著自己的孤獨，另一方面則勇敢地去張揚個性，去超越孤獨。他青年時期就主張「貴我」，認為「個人有無上之價值，有百般之價值」，「人類之目的在實現自我而已。」 有學者指出：青年毛澤東將「西方傳來的個人主義思想」與「中國原有的英雄主義思想」在「傳統儒學的『立志』、『修身』、作『聖賢』的外罩下」融為了一體。 此言甚是。而當毛澤東發現他在政治鬥爭中需要使用非常手段去擊敗對手時，他又會張揚自己「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個性，這算不算「個人主義」（儘管他也許真誠地相信真理有時候是在少數人手裏）？這種「無法無天」的脾氣，折射出早年革命中農民「痞子」運動對他的影響，又何嘗不可以與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掛上鉤？只是到了晚年，他以「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個性打倒了一個又一個戰友，直至「文革」攪得天下大亂，使中國社會大倒退，又何嘗不是個人主義與專制主義結合的悲劇？從這個角度看，他其實是將個性、個人主義這些「小資情調」張揚到極致的浪漫主義政治家。而他對「小資情調」的批判其實只是為了將人民的思想都統一到他的思想之下的政治謀略罷了。 關於「小資情調」的再思考 也許，「小資情調」本身就是一個出於政治需要生造成的一個詞？也許，它其實是「人情味」的又一種表述？熱愛自由，個性突出，情感豐富……也許，這些就是「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立場動搖」的另一些說法？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則「小資情調」就不那麼可怕了。不僅如此，「小資情調」甚至可以說是人性的證明。因為熱愛自由，個性突出，情感豐富，正是常人的天性。連「無產階級革命家」都常常難免流露出「小資情調」，更何況常人！
而當「無產階級革命家」也時常與「小資情調」有了不解之緣時，我們是否可以發現二者之間的互補關係？
而如果我們進一步追問：什麼是「無產階級情感」時，我們又會發現怎樣的思想奇觀呢？毛澤東曾經這麼描述過「一般無產階級的基本優點」：「與最先進的經濟形式相聯繫，富於組織性紀律性，沒有私人佔有的生產資料」。他還特別提到了「中國無產階級」的「特出的優點」：一是因為「身受三種壓迫（帝國主義的壓迫、資產階級的壓迫、封建勢力的壓迫）」而「最革命」；二是因為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成為中國社會裏比較最有覺悟的階級」；三是「和廣大的農民有一種天然的聯繫」。 這樣的表述言之成理。但問題是，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就不如無產階級了麼？事實上，革命最先的覺悟者常常是知識份子，無論是馬克思、列寧，還是孫中山、毛澤東，都是小資產階級出身。因為他們最有文化，最有浪漫氣質，所以成為革命的發動者和領袖。毛澤東還指出：「只有工人階級最有遠見，大公無私，最富於革命的徹底性。」 應該說，這樣的描述就顯然過於理想化了。絕大多數工人是與農民一樣，過著樸素、務實的生活的。在革命的高潮中，他們會奮起鬥爭。他們中間也會湧現出自己的領袖人物。但當革命受到挫折以後，他們也會回歸老老實實的平凡生活的。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運動中，像「六三」運動、「二七大罷工」、「五卅」運動、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這樣一些名垂青史的運動終於在強大的反動勢力鎮壓下歸於沉寂；倒是廣大農民最終在打倒國民黨反動統治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就很能發人深省。
如此說來，實際上「無產階級情感」其實是特定歷史時期的革命家對於「理想人格」的一種表述。這樣的表述對於提高無產階級的社會影響力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卻很少得到過歷史的驗證。就連經典的無產階級革命範例──十月革命，也是由列寧、托洛茨基那樣的知識份子革命家和軍隊的介入，才最終取得了勝利的。這樣的革命能否說是純粹的無產階級革命，也就是值得商榷的了。
至於廣大的工人是否具有熱愛自由，個性突出，情感豐富這樣一些的品質？答案應該是不言自明的吧。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情感」與「小資情調」的對立其實是經不起實際社會生活的檢驗的。如果換一種說法，以「理想人格」與「人情味」去取代之，也許還說得過去。但這樣一來，也就與階級沒什麼關係了吧。因為，每個階級的優秀分子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常常十分相似；而「人情味」則是人類（除了那些變態的惡魔）共同的精神氣質。
因此進一步推論，就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無產階級情感」與「小資情調」的對立其實是經不起推敲的「偽命題」。可這樣的「偽命題」卻在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中觸發了多少血淚的悲劇啊！有多少人為了戰勝「小資情調」、培養「無產階級情感」而白白犧牲了自己的情感甚至生命！
僅以一九四九─一九六六這「十七年」間的文藝界批判運動為例：從一九五一年陳湧就指責蕭也牧的小說《我們夫婦之間》是「依附小資產階級的觀點、趣味來觀察生活，表現生活」； 到一九五五年，常琳在批判路翎的小說《窪地上的「戰役」》時也認為該作品「是以小資產階級的觀點來製造故事」； 到一九五七年，在批判王蒙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時，一艮認為「這篇作品符合了小資產階級的心理，有著急躁冒進情緒的小資產階級狂熱分子在作品中可以得到滿足。」 李希凡也認為作品有「小資產階級的狂熱的偏激和夢想」傾向； 到一九五九年，郭開這麼批判《青春之歌》：「書裏充滿了小資產階級情調，作者是站在小資產階級立場上，把自己的作品當作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來進行的。」 到同年，儲松年也這麼批評雪克的小說《戰鬥的青春》：「作品裏的一些正面人物有一股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感情……這主要表現在愛情描寫和同志間友誼的描寫上。」 還有一九六○年，蕭三指責郭小川的詩歌《望星空》「宣揚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虛無主義」； 還有一九六四年，蔡葵這麼批評歐陽山的小說《三家巷》和《苦鬥》：「周炳顯然還只是一個帶有不少弱點的小資產階級人物，而不是一個值得歌頌的無產階級革命英雄。」 ……類似的批判言論，在那個年代裏十分流行。這樣的批判當然都是建立在否定小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理論的基礎之上的。這些此起彼伏的批判也許主觀上有著「淨化」社會主義革命文學創作的動機，卻在事實上妨礙了文學創作的健康發展，也為「文革」那樣蠻不講理的「棍子」批判鋪平了道路。這裏，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在那個年代的批判文章中，「小資產階級思想」已經常常與「資產階級思想」、「修正主義思想」聯繫在了一起。凡是作品中稍有「人情味」、「個性」這些文學要素的，都被扣上了「小資產階級思想」乃至「資產階級思想」、「修正主義思想」的帽子，受到無情的指責和攻擊。在這樣的批判話語中，不難使人看出那個時代的主流意識形態已經將小資產階級推向了革命的對立面的傾向。而「十七年文學」也就在這樣接連不斷的批判中滑向了「文革」的深淵。 歷史的玄機
時過境遷，今天的人們已經很少提「無產階級」這個詞了（儘管，今天仍然不乏在貧困線上掙扎的無產階級∣∣所謂「草根階層」）。而「小資」卻已經成為當代青年喜歡的一個流行詞。他們將追趕新潮文化、時尚生活、唯美情趣的人們稱為「小資」，並以此自我標榜。他們夢想著成功，努力去掙錢，喜歡西方電影、流行音樂、時裝、網路、張愛玲、王朔和王小波的小說，追求有錢、有閑、有品味、輕鬆的生活方式。在這樣的時尚追求中，顯示了中國加快追趕現代化的步伐。在這樣的時尚追求中，也隱隱透露出當代青年遠離「無產階級」的普遍心態。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呢？
且不談那些從戰爭年代的暴風驟雨中過來的革命作家在積極改造世界觀的同時還常常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小資情調」（如郭小川、楊沫、歐陽山等人），就連那些「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少年，也會無師自通地認同「小資情調」。早在一九六○年代初，就有張郎郎等一批崇尚個性、愛好文學的幹部子弟和知識份子子弟組成了「太陽縱隊」，大膽地閱讀「禁書」，接受西方批判現實主義和「現代派」文藝的影響，瘋狂地寫詩、畫畫、辦手抄雜誌、喝酒，夢想當浪漫的藝術家。 也許，「太陽縱隊」在中國當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它一頭聯著「五四」知識份子自由結社的傳統，另一頭則通向「文革」中的「地下沙龍」。在那些「地下沙龍」中，一批青年遠離塵囂，悄悄傳看著「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灰皮書」、「黃皮書」，秘密從事著批判現實主義和「現代派」風格的寫作，並且經常聚在一起遊山玩水、聚餐、傳唱外國歌曲，討論一些與當時的「革命」話語相悖的話題。 由此可見，從一九六○年代初的「太陽縱隊」到「文革」中的「地下沙龍」，「小資情調」一直頑強地生存著，在時代的邊緣。這，便是人性的證明。
這，便是人心的證明。後來，隨著「文革」的烈火勢頭漸漸減弱，那些具有「小資情調」的「老歌」在知青中重新流傳，那些明顯帶有「小資情調」的「朦朧詩」的悄悄流行，都不約而同地顯示了「小資情調」已經在「文革」中的悄然涅槃。民間的「小資情調」與官方的「無產階級革命話語」的周旋無疑是「文革」中最耐人尋味的思想景觀之一。如果說，遇羅克、張志新、李九蓮、王申酉等人為了捍衛「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而向「文革」發起了悲壯的挑戰並最終犧牲了自己的生命，那麼，民間的「小資情調」則是以「以柔克剛」的方式一點點蠶食了「無產階級革命話語」的地盤的。這樣的蠶食無疑具有喜劇的意味。它證明了人性的堅韌、頑強，不可戰勝；證明了「小資情調」的生命力柔中有剛，「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到了一九七○年代後期，隨著「文革」的壽終正寢，隨著鄧麗君的「靡靡之音」和臺灣「校園歌曲」在大陸青年中的迅速傳播開來，隨著「傷痕文學」、「朦朧詩」經過激烈的鬥爭終於成為文壇的旗幟，隨著瓊瑤的「言情小說」、席慕容的婉約詩歌在青少年中間的風靡，隨著追求現代生活方式成為世人的共識，「小資情調」漸漸成為現代化進程中不可忽視的一股思潮，並必然地成為廣大青年學生、「白領」階層的共同精神旗幟。正所謂：「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只是，由於西方「後現代」狂歡思潮的影響漸漸高漲，今天的許多「小資」比起當年的「小資」來，似乎明顯少了一些優雅的風度，而多了一些「波希米亞風格」。叛逆、潑辣、粗鄙的生活態度和精神氣質正在從另一個方面衝擊著傳統的「小資情調」。而當我們注意到：當搖滾樂、牛仔裝、粗鄙風格的詩歌和小說以及「黃色笑話」也已經成為相當一部分青年學生和「白領」階層的重要生活標誌時，我們是否意識到：它們其實與社會底層的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有的甚至就是直接來自社會的底層？這的確是當代文化思潮的又一奇觀：當「小資」終於掙脫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壓迫，而在現代生活中重新獲得了自由發展的廣闊天地時，今天的「小資」們好像已經無意重返清高、寧靜、典雅的傳統知識份子生活方式，而是在擁有了「小資」的身份與地位以後，對「波希米亞風格」生活方式表現出特別的興趣。也許是緊張的現代生活需要「波希米亞風格」生活方式去釋放；也許是人性中「取熊兼魚」、「得隴望蜀」的天性使然；也許是多元文化思潮註定要在這個和平共處的年代裏彼此交融（就像超越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第三條道路」的主張已經為許多國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所認同一樣）……不管怎麼說，沒有被政治暴力滅絕的「小資情調」正在現代化進程中發生著悄悄的變化。這，恐怕也是今天的「小資」們沒有意識到的吧！ 作為底層群眾反抗壓迫的一場運動，無產階級革命對於改變世界格局、改變人際關係發揮了歷史性的作用。平等的觀念，民本的觀念，消滅剝削和壓迫的人道主義理想，都在這場運動中深入人心。另一方面，無產階級革命在激進情緒的支配下產生的仇恨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心理，又導致了極左思潮的蔓延。經過殘酷的鬥爭，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極左思潮才被人類拋棄。取而代之的，是和平共處的寬容心態和理性觀念，是多元文化思潮在碰撞中彼此交融。人類對貧困的恐懼、對富裕生活的嚮往的本能，使人們最終認同了「小資情調」。這，應該是現代思想史留給我們的一個重要啟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