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影像背後的民國社會1911-1928（簡體書）

楊紅林編著的《經典影像背後的民國社會（1911—1928）》選取民國時期最著名、最經典的一系列老照片壓題，由此分別引出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歷史話題。在深入詮釋每個話題的同時，正文中插入相關歷史照片，旨在以圖文結合的方式分析民國社會一系列重大事件背後的故事。從而使讀者更加客觀地認識當時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在《經典影像背後的民國社會（1911—1928）》的切入點上，綜合攝影史、近代史、人物評傳等角度，突破傳統歷史類圖書的模式。在敘述風格上，雅俗結合，觀點新穎。

楊紅林：畢業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歷史學碩士，現供職于中國國家博物館，兼任北京鄭和與海洋文化研究會常務理事、副秘書長，主要從事中外文化史研究，發表學術論文多篇，某雜志與報刊特約撰稿人，出版歷史著作十幾部。

楊紅林編著的《經典影像背後的民國社會（1911—1928）》講述了在武昌城頭的隆隆炮聲中，封建帝制迅速成為歷史的云煙，一個全新的共和國時代降臨了。然後人民很快發現，與前清比起來，這個猝然建立起來的中華民國并不令人省心。這邊廂，剛剛收獲勝利果實的革命黨人已開始內訌，而那邊廂，在權利中心唱主角的，依然是前清時期的國家“棟梁”們。轟下去一個袁大頭，又上來了一群北洋武夫，更有個別不識時務的小丑前來插科打諢……

“那是最好的時代，那是最壞的時代；那是智慧的時代，那是愚昧的時代；那是信仰的時代，那是懷疑的時代；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1859年，英國文豪狄更斯在其名著《雙城記》的開篇這樣寫道。狄更斯肯定想不到，時隔60年後，在遙遠的中國，同樣會出現這樣一個令人感到矛盾困惑的時代——北洋政府時期。
嚴格意義上說，將中華民國的前半期（1912～1928）稱為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或者北洋政府時期，本身就帶有貶義色彩，犯了先入為主評判歷史的毛病。在學術界，則通常稱為北京政府時期。然而不得不承認，就其實際情形而言，北洋時期這個名詞也準確地反映了當時的歷史特色。自從1912年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以後，一直到張作霖退出關外（1928年6月），北京的中央政權就掌握在北洋軍閥手中。短短17年間，這個政權經歷了太多的動蕩與變遷：宋教仁遇刺、袁世凱稱帝、護國戰爭、府院之爭、張勛復辟、巴黎和會、五四運動、直皖戰爭、兩次直奉戰爭、曹錕賄選、北京政變、新文化運動、民族資本繁榮……甚至可以說，在中國歷史上，幾乎還沒有哪個時代能在如此狹小的時空內如此密集地上演大場面。
毫無疑問，北洋政府是20世紀初中國社會轉型期的必然產物。一方面，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造成大量封建傳統因子繼續在新制度下發酵，于是便出現了軍閥割據、政局動蕩；另一方面，由于中央政權的虛弱，造成巨大的權力真空，從而為經濟文化的發展提供了一定自由度，于是又出現了民族資本繁榮、文化復興。正因如此，當試圖給這個時期作出一個簡單的結論時，後人往往會陷入到矛盾與困惑之中。這究竟是一個好時代，還是一個壞時代？或許在經過認真的考察後，許多以往我們從教科書中獲得的知識就要被顛覆了。
透過那些發黃而模糊的照片，我們往往會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種感慨：這個時代不簡單，這些人物更不平凡。是啊，無論是孫中山還是宋教仁，袁世凱還是黎元洪，段祺瑞還是吳佩孚，北大教授還是五四青年，軍閥土匪還是風塵女子，超級富豪還是落魄文人……他們都是歷史的見證者，他們曾經奮斗過、勝利過、失敗過，他們哭過、笑過、彷徨過、吶喊過。此時，審視這一張張照片的我們似乎反倒成了局外人，手里拿著所謂的“歷史標簽”不知所措。這正是：
陰陽相隔一線間，是非功過總難斷；
莫道成王勝敗寇，從來黑白難分辨。
比之于文字，影像無疑更生動、更具有說服力。幸運的是，雖然現存關于北洋時期的歷史影像在質量上要遜色于晚清時期和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國民政府時期，但數量還是相當可觀的，而其中一些與重大歷史事件相關的經典影像，更以其紀實性而準確地還原了歷史現場。例如“中華寫真隊”拍攝的反映民國初年革命進程的照片，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戰地記者拍攝的大量新聞照片，在紀實性方面都是晚清時期照相館作品所無法媲美的。
感謝國家博物館提供了部分館藏歷史影像資料，感謝中國青年出版社的李師東和顧申先生，沒有各方同仁的鼎力支持，就沒有該書的順利出版。
楊紅林
辛卯年仲夏于北京

第一章 陰陽亂象
一、革命者的困惑
二、一言難盡袁世凱
三、元首走馬燈
四、大辮子的誘惑
五、卑微的“戰勝國”
第二章 曙光初見
一、“憤怒青年”的裂變
二、第一次向世界說“不”
三、武夫原來是秀才
四、教授的黃金年代
五、新文化的痛與癢
第三章 三教九流
一、亂世督軍
二、“匪”比尋常
三、風塵傳奇
四、西洋客卿
五、我是記者我怕誰
第四章 舊瓶新酒
一、小腳的解放
二、快離婚吧
三、民國的“福布斯”
四、摩登時代
五、前朝遺夢

中華民國元年（1912）1月14日凌晨兩點鐘左右，位于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的廣慈醫院205病房突然傳出一陣槍聲，將周圍的人們從睡夢中驚醒。第二天，一條令人震驚的消息迅速傳遍了上海灘——辛亥革命元勛、光復會領袖陶成章被刺身亡！關于這一重磅新聞，當時國內影響頗大的《民立報》（于右任創辦）是這樣報道的：“會稽陶煥卿先生成章，盡瘁革命事業，歷有年所。此次浙省光復，功績在人耳目。最近浙湯督改任交通總長，浙督頗有與公者，而公推讓不退，其謙德尤可欽佩。昨晚二時許，公在廣慈醫院醫室靜宿；忽有二人呼陶先生，公寤而外視，二人即出手槍，擊中公太陽部……”
陶成章的遇刺雖然在當年也算一件大案，但實際上，在整個清末民初，類似的政治暗殺事件幾乎是層出不窮，甚至成為了那個年代所特有的社會現象。而此類事件的頻繁發生，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革命黨人的困惑。
眾所周知，隨著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統治中國268年的大清王朝迅速走向崩潰。短短幾個月之後，眾叛親離的滿清皇室便被迫宣布退位，隨即南北議和成功，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中國由此進入了共和時代。然而明眼人都知道，辛亥革命從發生到成功，都帶有相當的偶然性，這也注定了此次開創新紀元的革命不會一帆風順。
想當初，雖然武昌起義一舉獲得了成功，但意氣風發的革命者卻很快發現，自己的陣營里竟連一位上得臺面的領導人都沒有。于是在倉促之下，他們將清朝軍官黎元洪揪來，逼使其出任湖北軍政府都督。之後，又幸虧湖北咨議局議長湯化龍等立憲派人士發揮自己的影響力，多方周旋，才使大局初定。可以說，在整個辛亥革命過程中，各地的立憲派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不管怎樣，在各種復雜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革命政權總算建立起來了，中華民國也由此成為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但是接下來怎么辦？這是個問題。面對從西方引進的共和制度，又有多少人能吃透它的核心精神？更可怕的是，這個問題還沒解決，革命陣營內部原本就存在的爭斗卻更加尖銳了。
早在革命勝利之前，在同盟會內部以及同盟會與其他革命團體之間就紛爭不斷。特別是圍繞著國旗樣式以及經費等問題，幾乎使得革命陣營四分五裂。先是在1895年廣州起義前後，孫中山極力主張使用由其戰友陸皓東設計的青天白日旗作為將來的國旗。盡管陸皓東本人在此次起義中壯烈犧牲，但黃興等人卻反對采用青天白日旗，認為其形式不美且與日本太陽旗相近，并主張采用“井”字旗，以表達平均地權的革命理念。一時之間，雙方爭執不下，性情剛烈的黃興甚至以退出組織相威脅。好在經過章太炎、劉揆一等人的多方調解，這場國旗風波才勉強平息。不料僅過了兩年，一場更嚴重的經費風波再度上演。
原來在清末，革命者成立了一系列旨在推翻滿清王朝的團體，其中最著名的當屬光復會、興中會與華興會。後來為了整合革命力量，孫中山發起成立了同盟會，興中會和華興會隨即合并到同盟會，光復會也成為同盟會的一個加盟團體。不過由于在革命理念上的差異，導致光復會與同盟會之間始終矛盾不斷。盡管這只是革命內部矛盾，但也為日後更加激烈的>中突埋下了禍根。尤其是身為光復會領袖的章太炎與陶成章，更是長期與孫中山之間齟齬不斷。其中陶成章作為光復會革命行動的具體操盤手，最終競遭到革命兄弟的黑手。
陶成章（1877～1912年），字煥卿，浙江紹興人。清末著名的革命家，光復會主要領袖，辛亥革命元勛之一。1902年，陶成章赴日本留學，開始投身革命。1904年回國後，他積極聯絡會黨，策劃舉事。10月，他與蔡元培、龔寶栓等在上海成立光復會，後又在東京建立分部，章太炎、徐錫麟、秋瑾、魯迅等著名人物隨即先後加入該組織。作為一名職業革命家，陶成章經常以麻繩束腰，腳穿芒鞋，奔走于浙江各地。光復會成立後，曾發動過幾次影響頗大的起義。1907年，徐錫麟、秋瑾先後因起義失敗而就義。在遭到清政府通緝後，陶成章潛赴南洋繼續革命宣傳活動。就在此時，他與孫中山之間爆發了激烈的矛盾，并在革命陣營內部掀起了轟動一時的“倒孫”風潮。P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