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1978中國文藝界現象輯略

朱汝曈

1939年生，中國浙江省桐鄉市人。浙江省作家協會會員。已出版論文集《文學價值的選擇》、《留耕齋文錄》和專著《新時期文學思潮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流派漫談》、《中國現代文學爭議概述》

第 一 章 武訓及電影《武訓傳》
第 二 章 蕭也牧及其小說〈我們夫婦之間〉
第 三 章 〈《紅樓夢》研究〉及胡適思想
第 四 章 「胡風反革命集團」
第 五 章 「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
第 六 章 馮雪峰及其文藝思想
第 七 章 「有鬼無害」論
第 八 章 「中間人物」論
第 九 章 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第 十 章 「文藝黑線」
第十一章 批林批孔，評法批儒
第十二章 批《水滸》，批宋江
第十三章 批判「四人幫」，徹底否定〈紀要〉 後 記

第十三章 批判「四人幫」，徹底否定〈紀要〉

1976 年10 月6 日中國政壇上出現了驚心動魄的一幕，肆意橫行的「四人幫」在瞬間束手就擒，給中國帶來十年內亂的「文化大革命」畫上了句號。當人們還沉醉在歡慶的喜悅中時，1977 年2 月7 日「兩報一刊」──《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同時發表了傳遞黨中央聲音的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社論在強調「抓綱治國」的同時，正式提出了「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向全國人民宣告了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的執政意志。「兩個凡是」，為廣大人民群眾渴望撥亂反正的願望，設置了不可逾越的禁區。在文藝界經過了二十多年的批判鬥爭，已經遍體瘡痍。而歷次批判運動大多數是在毛澤東批示下進行的，特別毛澤東的「文藝兩個批示」，以及〈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成為文藝界的不可觸及的禁區。

如果不推翻「文藝兩個批示」和〈紀要〉，禁錮文藝界的堅冰就難以打破，文藝解凍回春的氣息就不會到來。要走出這種陰影，文藝界一直在尋找適當的時機。 1977 年7 月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在教育科技界進行艱難的破冰工作，這為文藝界推翻「文藝兩個批示」和〈紀要〉帶來了大好的機會。因為在教育界也有這樣的陰影，那就是1971 年8 月召開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出籠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這個「教育紀要」是張春橋、姚文元修改定稿的，也是毛澤東親自批准「同意」的。「教育紀要」對我國教育戰線的形勢提出了「兩個基本估計」，說解放後十七年，「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教育制度、教育方針和方法幾乎全是舊的一套」；原有教師隊伍中，「大多數是擁護社會主義，願意為人民服務的，但是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鄧小平對「兩個凡是」早有清醒的認識。他未復出之前，1977 年4 月10日就給華國鋒黨中央寫信，提出「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1其寓意所指，自然是「兩個凡是」對毛澤東所採取的迷信做法。其深刻的思想內涵就是撥林彪、「四人幫」破壞之亂，批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回到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上來。5 月3 日黨中央批發了鄧小平這封信。這大大增強了廣大幹部群眾抵制「兩個凡是」的信心和力量。8 月8 日鄧小平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發表了〈關於科學和教育工作的幾點意見〉的講話。鄧小平開宗明義地否定「教育紀要」中的「兩個基本估計」，第一次衝擊了「兩個凡是」所設置的禁區。幾天後，8 月13 日教育部召開全國高等院校招生會議，《人民日報》記者根據與會者座談材料寫了一份內參稿件，報社以《情況彙編‧特刊》的形式上報中央。鄧小平看後就與教育部負責人談話。他語重心長地說：「你們管教育的不為廣大知識份子說話，還背著『兩個估計』的包袱，將來要摔筋頭的」。

「要思想解放，爭取主動。過去講錯了的，再講一下，改過來。撥亂反正，語言要明確，含糊其詞不行。」2這個談話後，教育部、《人民日報》立即聯合召開座談會，向「兩個基本估計」發起攻擊，向「四人幫」迫害知識份子醜惡行徑宣戰。 在鄧小平談話鼓舞下，教育界衝破「兩個凡是」以後，文藝界開始了復蘇的歷程。1977 年10 月19 日《人民文學》編輯部召集了一批劫後餘生的作家在北京遠東飯店開了「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這次座談會是粉碎「四人幫」以後文藝界召開的第一次專題研究創作會議。實際上是對「四人幫」進行政治控訴的會議。與會者從被「四人幫」搞亂的文學創作談起，對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所流行的作品進行了評擊，認為名噪一時的「寫與走資派鬥爭」的作品，是貨真價實的陰謀文藝；而「四人幫」所鼓吹的「三突出」3等創作原則，是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東西。與會者要求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嗚」方針，提倡文藝創作題材的多樣化。會後《人民文學》在11、12 期上以「促進短篇小說的百花齊放」為題，開闢專欄，連續發表了茅盾、周立波、沙汀、王朝聞等人在會議上的發言。與此會議的同時，文化部理論組在禮士胡同召開了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的座談會。這是文藝界最早的一次批判〈紀要〉的會議，從而拉開了戰鬥的序幕。是年11 月21 日《人民日報》召開了更大規模的座談會，茅盾、劉白羽、張光年、賀敬之、謝冰心、李季、馮牧等文藝界人士參加，開展對「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批判。與會者指出「文藝黑線專政」論，「帶來了極其惡劣的後果。不只十七年的社會主義文藝創作成了一片空白，甚至從〈國際歌〉到革命樣板戲的九十多年，包括毛主席詩詞、魯迅作品，以至『五四』以來直到〈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後湧現出來的全部革命文藝創作，統統被他們用『空白』論粗暴地否定了。」與會者義憤填膺地指出，「我們黨多年來培養出來的廣大文藝工作者一律都被誣衊成『黑線人物』，或『修正主義分子』，禁止他們的一切創作活動和藝術實踐。『四人幫』這個『文藝黑線專政』論之所以要扼殺『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切優秀作品，為的是把他們自己裝扮成開創『文藝新紀元』的元勳，是為他們剽竊來的革命現代戲獨霸文壇的陰謀服務的，是為他們首先篡奪文藝界的領導權進而篡奪黨和國家領導大權的陰謀服務的。」與會者還表達了繼續批透「文藝黑線專政」論的強烈願望。

但是，文藝界這個向「兩個凡是」挑戰的會議，受到了黨中央負責意識形態的負責人的指責。認為「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是經過毛主席三次親自修改過的，怎麼能推翻呢？並向《人民日報》提出，凡是關於「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文章，要送中央審查。作為發起和組織這次會議的《人民日報》負責人胡績偉犯難了，在報導中既要能體現對「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批判，又要讓中央通過，是煞費苦心的。於是他給座談會報導寫了一個「編者按」。「編者按」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中，毛主席革命路線在文藝戰線同樣是占主要地位的。儘管受到過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嚴重干擾和影響，但毛主席的紅線一直照耀著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進程。毛主席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和一九六四年六月關於文學藝術的兩次批示，對當時文藝戰線的成績和存在的問題作了全面的評價，批評了文藝工作中的嚴重錯誤，指出了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不能低估。『四人幫』說文藝戰線『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是對毛主席的指示的倡狂篡改和公開對抗，也是對黨領導的革命文藝事業的惡毒誣衊和無恥誹謗。」這個「編者按」雖然通過了審查，但有嚴重缺陷，把毛澤東說成「紅線」，那劉少奇就是「黑線」了。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又冒出了一個「文藝黑線」論。稍後《光明日報》刊登文藝界知名人士座談會發言，在〈打好文藝戰線揭批「四人幫」的第三戰役〉的「編者按」中，把《人民日報》「編者按」的話挑明：「十七年的文藝戰線，黑線是有的，這就是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這條黑線，對我國文藝事業確實有過相當嚴重的干擾破壞。但是，總的說來占主導地位的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1978 年第1 期《紅旗》雜誌發表文化部批判組的文章〈一場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鬥爭──批判「四人幫」的文藝黑線專政論〉。文章又進一步闡發了《光明日報》「編者按」的觀點。它與其說是批駁「文藝黑線專政」論，不如說是為其作辯解。雖然透露出一些尷尬的無奈，但是「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又是無等厲害。在此後一段時間內，文藝界基本上按照這個調子進行批判的。承認劉少奇修正主義「文藝黑線」的存在，肯定毛澤東對於文藝工作的一系列批示，在此前提下小心翼翼地進行。全國各地也召開了各式各樣的聲討「四人幫」，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會議。

《人民日報》用大量的篇幅，報導了上海、湖北、山西、山東、湖南等省市的批判會議和文章，確實造成了一種很大的聲勢，推動了全國對「四人幫」的大批判。然而由於承認「文藝黑線」的存在，即使是轟轟烈烈的大批判，也不免像帶著枷鎖的舞蹈，夾雜著思想鎖鏈的丁當。這是一種既聲討「四人幫」的罪行，又維護毛澤東的威望，貫徹華國鋒「兩個凡是」的兩全其美的做法。由於對毛澤東晚年的文藝思想仍然肯定和頌場，使人們對「四人幫」的理論依然噤若寒蟬。〈紀要〉中對文藝創作進行污蔑的「黑八論」仍是作為「修正主義文藝理論」加以否定。於是在對「四人幫」「文藝黑線專政」論批判的同時，對「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和「周揚文藝黑線」也作為批判的對象，不時見諸報端。至於毛澤東關於文藝的兩個批示，更是不容懷疑。1978 年第5 期《人民文學》甚至推出〈解放後十七年文藝戰線上的思想鬥爭〉，闡述所謂「紅線」和「黑線」的鬥爭。可見文藝界的復蘇依然是那樣步履蹣跚。 形勢轉折是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胡耀邦，在中央黨校辦了一個叫《理論動態》的刊物，專門登一些批判極左思潮的理論文章。1978 年5 月10 日《理論動態》第60 期發表了南京大學哲學系胡福明先生寫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第二天《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在第一版公開發表了這篇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後，在理論界和政界頓時引起了一場大爭論。鄧小平堅決支持了這篇文章，在幾天後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大講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使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人們大為振奮。文藝界原像是一個癱瘓的病人被打開喑門，一下子又恢復了青春的活力，變得生氣勃勃起來。1978 年5 月27日至6 月5 日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次會議是文藝界承前啟後，撥亂反正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一次會議。全國文聯和全國作協恢復活動，《文藝報》正式籌備復刊。會議雖然沒有完全擺脫「文藝黑線」論的桎梏，但是與會者對「四人幫」鼓吹的「三突出」論；「根本任務」論4；「題材決定」論；反「寫真人真事」論；「徹底掃蕩遺產」論等一系列文藝謬論，進行了揭發批判。

這說明文藝界對「四人幫」的批判已經從政治控訴，逐漸轉向對其文藝思想的清算，已經開始從文藝理論上觸及〈紀要〉的要害和基礎。1978 年10 月20 日《人民文學》、《詩刊》、《文藝報》三家刊物召開編委會聯合會議。在這次會議上第一次公開對「文藝黑線」論提出否定和批判。這次會議開了三天，《人民日報》發表的報導說：「林彪、『四人幫』為了篡黨奪權的需要，胡說什麼建國以後十七年的文藝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文藝黑線』。這是徹頭徹尾的誹謗和誣衊。」直接向「文藝黑線」開了火。張光年在會上的發言，以〈駁「文藝黑線」論〉為題，發表在12 月19 日《人民日報》上，這是對「文藝黑線」論發起公開批判的第一篇檄文。整個會議的發言，劉錫城整理成文〈真理標準討論與新時期文學命運──《人民文學》、《詩刊》、《文藝報》1978 年10 月編委聯合會議紀要〉，發表在《紅岩》雜誌1999年第1 期上。這次會議以後，文藝界一些知名人士分赴安徽、廣東等地，參加當地舉行的各式各樣的文藝會議。將批判「文藝黑線」論的精神傳播到各地。1979 年1 月2 日在中國文聯舉行的迎新茶話會上，剛任中宣部部長才幾天的胡耀邦與200 多位文藝界人士見面，由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兼文化部部長黃鎮向與會者鄭重宣佈：文化部和文學藝術界在十七年工作中，雖然犯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但根本不存在「文藝黑線專政」，也沒有形成一條什麼修正主義「文藝黑線」。凡是因為所謂「文藝黑線」錯案受到打擊和誣陷者一律徹底平反。 中央對「文藝黑線」論的徹底否定，使文藝界認識到，在徹底批判「文藝黑線」論的同時，要為一大批仍然認為是「文藝黑線」人物的作家，「文藝黑線」頭目的領導，以及「黑書」的文藝作品，「黑窩」的文藝團體，「黑會」的文藝會議進行平反。於是1978 年5 月《文藝報》與《文學評論》兩個編輯部在新僑飯店召開了「文藝作品落實政策座談會」，為過去在「文藝黑線」論支配下錯批的文藝作品和受到錯誤處置的作家恢復名譽。在這次會議上，被平反的文學作品有：〈保衛延安〉、〈三里灣〉、〈山鄉巨變〉、〈歸家〉、〈賴大嫂〉、〈在橋樑工地上〉、〈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等；在電影方面平反的有：《紅日》、《五朵金花》、《怒潮》、《暴風驟雨》、《紅河激浪》、《不夜城》、《林家鋪子》、《早春二月》、《逆風千里》、《北國江南》等；在戲劇方面平反的有：《海瑞罷官》、《謝瑤環》、《李慧娘》等，實事求是地考察了作品的思想傾向，重新作出科學的評價，推倒強加給它們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

為了推動對文藝作品的平反，12 月23 日《人民日報》特意為這次會議發表了「本報評論員」文章〈加快為受迫害的作家和作品平反的步伐〉。文章的鋒芒直刺「兩個凡是」，要求各級領導採取積極的態度，加快文藝界的平反工作。對文藝作品的平反，在事實上推翻了「文藝黑線」論賴於安身立命的所謂基礎。與此同時，在文藝理論上也開始清算〈紀要〉。1979 年新年伊始，《文藝報》和《電影藝術》同時發表周恩來1961年6 月19 日〈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給徹底清算〈紀要〉的極左思潮提供了思想武器。廣大文藝工作者在批極左思潮的同時，開始從文藝規律，黨對文藝的領導等等方面總結經驗教訓。從而觸及到重新認識和評價〈紀要〉所提及的「黑八論」。「四人幫」把「黑八論」作為炮製「文藝黑線」論的理論基礎，把它說成是「一股資產階級、現代修正主義文藝思想逆流。」這關係到文藝與生活，文藝與政治以及文藝本身的重大理論是非問題。3 月16 日《文藝報》編輯部召開文學理論批評工作座談會，出席會議的有北京和部分省市的文藝理論工作者100 餘人。會議首先對「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口號提出質疑。說：「文藝不是一種可以受政治任意擺佈的簡單的工具，也不應該把文藝簡單化地僅僅當做階級鬥爭的工具。」5就是這個3 月，上海《戲劇藝術》雜誌第1 期發表了陳恭敏〈工具論還是反映論──關於文藝與政治的關係〉一文，率先對流行的文藝「工具論」發起挑戰。緊跟著《上海文學》第4 期發表「本刊評論員」文章〈為文藝正名──駁「文藝是階級鬥爭的工具」說〉。文章直截了當批判了幾十年來無人敢碰，碰則遭殃的權威觀點：「文藝從屬於政治」。「文藝從屬於政治」、「文藝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是〈紀要〉所賴以生存的最權勢的理論基礎。〈為文藝正名〉文章的發表，在全國文藝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展開了大討論、大辯論。這場大辯論，不僅從根本上推翻了〈紀要〉的理論基礎，從此促進了文藝思想大解放。1979 年5 月3日中共中央批轉解放軍總政治部的請示，正式決定撤銷危害全國文藝界的「中發（66）第211 號文件即〈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至此，文藝界開始步入一個新的文藝多元化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