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慰安婦（簡體書）

20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對亞太地區發動了法西斯式的侵略，其軍隊的燒殺搶掠，可謂罄竹難書。設置“慰安所”，強征“慰安婦”，就是日軍罪惡鏈條中的一環。時至今日，在鐵證與事實面前，日本政府面對“慰安婦”的起訴，仍舊抵賴、否認、抹殺、掩蓋其歷史罪惡，拒不認罪。
在朱德蘭編著的《臺灣慰安婦》中，作者借用歷史學和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對臺灣“慰安婦”苦難遭遇，進行了細致的調查，對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灣的專制統治，設置日軍“慰安所”的過程、實況，以及與島內外“慰安所”諸多關系等，做實證性的分析。
日本政府在臺灣，用強迫、欺詐、引誘等手段征調“慰安婦”，是日本政府的“勞軍”舉措之一，旨在滿足日軍的獸性欲望需求，驅使日軍為征戰效命，這是日軍的性暴力罪行。《臺灣慰安婦》通過對臺灣“慰安婦”的調查研究，揭開了日本殖民臺灣的罪惡黑洞。

日本政府在臺灣，用強迫、欺詐、引誘等手段征調慰安婦，是日本政府的勞軍舉措之一，旨在滿足日軍的獸性欲望需求，好驅使日軍為征戰效命，這是日軍的性暴力罪行。朱德蘭編著的《臺灣慰安婦》通過對臺灣慰安婦的調查研究，揭開了日本殖民臺灣的罪惡黑洞。

1994年，我在日本攻讀博士學位的最後一年，母親擔心我忙著寫論文，不好好照顧身體，故專程赴日為孤單奮斗的我打理生活瑣事，在福岡陪住了半年。母親長期觀察日本人，發現日本人普遍很守法、愛干凈、有禮貌，他們在公眾場所交談多輕聲細語，家長對頑皮哭鬧的子女，多用溫和的語氣、堅定的眼神，勸阻孩童停止不當的率性行為。母親在日常生活中，看見日本學友幫我修改論文，和我交往總是言行守禮，對日本人的印象極好，因而問我：“這么懂禮貌的民族為何會侵略鄰國？”
凡事都是一種機緣。
1999年以前，我的專業領域為旅日華商貿易史、中國海洋發展史，對于日本殖民臺灣51年史的認識相當淺薄。然而，自1999年我兼任臺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董事以來，因聞知許多艱苦生活的阿嬤（指原臺籍慰安婦）戰時受害的故事，遂對臺灣史、日本殖民史，尤其是日本帝國動員婦女充當“慰安婦”問題，興起強烈的研究動機。
誠如讀者所知，近二十年間，亞洲“慰安婦”以各種形式抗議日本政府，狀告日本，要求其謝罪、賠償、反省罪行，這也是國際社會矚目、媒體爭相報道的議題。但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戰前屬于日本殖民地的臺灣，既具有地域社會的特色，又與各族“慰安婦”有著共通的時空背景，臺灣學者的反應卻頗為冷淡，不僅鮮少予以關注，甚至認為：“她們本來就是妓女，自愿賣淫……不須要浪費力氣，為‘慰安婦’問題做研究。”
而我投入“慰安婦”的研究領域，也有黑函指責我為何“為‘娼妓’辯護？”“為何否定日本殖民臺灣的貢獻？”擔任我博士學位評委的一位口試老師更驚訝地說，“原來你是反日分子”，對我接受日本師長栽培，恩將仇報，改變研究方向很不以為然，產生極大的誤解。
盡管如此，可我見到八十余歲病歪歪的臺灣阿嬤，經常頂著火紅紅的太陽向駐臺日本代表抗議，忍受寒風冷霜到東京法院出庭，就不禁暗想，隨著歲月流逝，她們一旦都辭世了，未來我們將如何讓世人知道她們的歷史傷口？
為了重現臺灣“慰安婦”的歷史真相，揭露日本殖民臺灣的歷史黑洞，我四處查訪，網羅文獻、口述資料，閉門專心寫書，期間為了紓解沉重的研究壓力，而拾起畫筆，以五十余幅水彩畫為自己進行了心理治療。本書收錄了幾幅和本研究議題吻合的繪畫，便是我整理研究思緒的體現。
2005年東京明石書店出版拙作《臺灣總督府與慰安婦》一書，日本京都大學夫馬進教授（1999年獲得最高學術榮譽學士院賞）讀了該書，來信稱贊我做了“很棒的研究”，給正處于身心疲憊狀態的我帶來極大的鼓舞。
2008年臺灣中興大學黃秀政教授向臺北五南圖書公司推薦，邀我重新撰寫一本《臺灣慰安婦》。該年12月為我寫序的臺灣日本綜合研究所許介鱗所長（東京大學法學博士）說道：“臺灣終于也有人艱辛地完成一部巨作《臺灣慰安婦》。在臺灣屈曲的歷史上，留下值得長久教育下一代的作品。”荷蘭萊登大學（University Leiden）包樂史（Leonard Blusse）教授在推薦序中，也給我諸多肯定。他們贊同拙作的論點：“無論‘慰安婦’是不是職業娼妓，日本政府都不應計劃性地動員，制造日軍買春、婦女賣春市場。”
皇天不負苦心人，2009年臺北五南圖書公司出版拙作第二版，即反映臺灣讀者對此研究議題的支持。
臺灣“慰安婦”乃探索中日、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帝國實施諸多戰爭暴行中重要的一環。承蒙五南圖書公司同意本人保留簡體字版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步平所長審閱後推薦拙作，并與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著名學者蘇智良教授慨允寫序，使拙作簡體字版得以付梓問世。
本書的出版，除了感謝他們的玉成外，還應感謝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在編輯業務方面付出了辛勞。
另，對長期支持臺灣“慰安婦”控訴日本政府、不辭辛苦的日本義務律師公會，秉持正義的專家學者、民間社團，與協助臺灣阿嬤勇敢面對歷史傷口的臺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以及全力支持我從事研究工作的家母辛子萍女士、嫂嫂李春子女士，均一并表示最高的敬意與感謝。 More

導論
第一篇 統治篇
第一章 一君萬民
第二章 警察大人
第三章 國家認同
第四章 扶助皇運
第二篇 慰安所篇
第五章 戰爭與日軍慰安所
第六章 慰安所承包會社
第七章 慰安所融資公司
第三篇 慰安婦篇
第八章 慰安婦的出國與募集
第九章 閩南籍慰安婦
第十章 客家籍慰安婦
第十一章 原住民慰安婦
結論 More

1895年日治臺灣以前，明治政府在求知識于世界，全面模仿西方文明的過程中，相當重視學習列強國家的警察制度。1872年鹿兒島武士出身的川路利良赴歐考察警政歸國後，1874年日本政府就根據他的“警察國家”方案，在東京設立警視廳，任用川路利良擔任大警視直接掌管首都的警察權，將地方政府的警察權交給府、縣知事管轄。依照川路利良的規劃，平均每2．3萬人的住宅區應設一個派出所，配備數十名警察。1890年，日本設有692個警察署、774個警察分署、1400個派出所，儼然形成一個全國性的警察網。警察人員多來自沒落的武士，大批武士進入警察系統中，對鞏固國家基礎、平息各地叛亂、鎮壓農民運動、管制國民生活產生不小的作用，此後增設警察也成為近代日本加強君權政治的要素之一。
反觀臺灣，清治時期雖然已有維護社會治安的機構和官吏，但警察及其相關制度的出現源于日治時代。日治之初，臺灣總督府相當借重本地士紳的力量出面維持治安。設置警察始于總督府內務部警保課課長千千巖英一的建議。也就是說，1895年，千千巖英一主張，日軍一旦完成占領全島後，就要從軍政回歸民政，而據日本本土的經驗，維護治安與推行內政的主力是警察。臺灣總督府贊同警政即內政重要部門的見解，便于同年6月派遣千千巖英一到日本內地招募警察。1896年臺灣總督府結束軍政，實施民政後不久，就確立以“警察政治”統治臺灣的施政方針。
日治時期臺灣人通稱日本警察為“大人”，有關警察制度的發展過程、警察來源、任用與培訓方式，以及警察官紀與社會觀感等問題，茲探討于後。
P6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