鯉魚洲紀事（簡體書）

; 回首煙波浩渺處 ——《鯉魚洲紀事》前言 陳平原 煙波浩渺的鄱陽湖，位于江西省北部，乃目前中國最大的淡水湖。面 對此古稱彭蠡、彭澤、彭湖的大湖，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唐代詩人王勃的 “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滕王閣序》)，也不是宋代詩人蘇軾的“ 山蒼 蒼，水茫茫，大孤小孤江中央”(《李思訓畫長江絕島圖》)，而是讓四千 北 大、清華教職工“夢牽魂繞”的鯉魚洲。 據北京大學《教育革命通訊))第3期報道：“我校近兩千名教職員工 家屬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要準備打仗’和‘教育要革命’的偉大號召， 沿著‘五七’指示的光輝道路，于·(1969年)十月底奔赴教育革命第一 線——江西北大試驗農場。”從1969年7月10日先遣隊23人赴江西南昌 縣鯉魚洲籌建農場，到1971年8月16日“從江西分校返回的教職工357 人于14日和16日分批到京”，大約兩年時間里，鯉魚洲成了北大教職員 的主要棲居地。 因系匯集贛江、修水、鄱江、信江、撫河等水系經湖口注入長江，鄱 陽 湖水位升降幅度很犬，“夏秋一水連天，冬春荒灘無邊”，這就給特定年 代迷 信“人定勝天”的人們提供了舞臺。于是，“五七戰士”奉命在此荒灘上 戰 天斗地，圍湖造田。當年所造的“萬畝良田”，如今為了恢復自然生態環 境，大都成為碧波蕩漾的鄱陽湖區的一部分；這就好像歷史，“主角”早 已 沉人“湖底”，你只能遠遠地眺望、沉思、馳想，再也無法重睹舊顏容了 。 一、北大的“五七干校” 北京大學的官修“正史”，目前只有前半部；至于後半部，只能參閱 王 學珍等主編的《北京大學紀事》——此書上下兩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發行內部版，2008年推出修訂本。涉及“鯉魚洲”故事時，或稱“北京 大學江西試驗農場”，或稱“北京大學江西分校”。編者是查過檔案的， 可即 便如何，我還是認定，與其這么遮遮掩掩，還不如直截了當地承認：這就 是北大的“五七干校”。因為，只有將此舉放置在當初的“干校”潮中， 才 能理解眾多蹊蹺之處。實際上，當初下放鯉魚洲的北大教師，平日里自稱 “五七戰士”，而“農場”為解決子女入學而創辦的學校，也叫“五七中 學”、 “五七小學”；更能說明問題的是，1970年5月9日《人民日報》刊發《知 識 分子改造的必由之路一記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廣大革命知識分子堅持走毛 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開篇就是：“去年，兩個學校的革命師生員 工， 在駐校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領導下，滿懷革命豪情，到了江 西鄱陽湖畔的鯉魚洲，白手起家，艱苦創業，辦起了教育革命的試驗農場 ， 在毛主席指引的‘五七’大道上，奮勇前進！”可見，離開了“文革”中 “五七干校”的興衰起伏，無法談清楚北大、清華的鯉魚洲。 故事的肇端，雖有1966年“五七指示”的伏筆，但真正得以展開， 卻是在1968年下半年。各省革命委員會建立，從“走資派”手中奪權的任 務已經完成，毛澤東于是希望通過知青下鄉與干部下放，逐步恢復秩序， 穩定局面，實現自己的政治改革理念。具體說來，1968年10月5日(《人 民日報》頭版發表《柳河“五七”干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 編 者按稱：“毛主席最近指出：‘廣大干部下放勞動，這對干部是一種重新 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干部也應分批下放勞 動。’毛主席的這個指示，對反修、防修，對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 大 的意義。”此後，全國各地的黨政機關、高等院校、文教科技戰線等響應 號 召，紛紛在農村創建“五七干校”。如中宣部的“五七干校”在寧夏賀蘭 縣，中共中央黨校的“五七干校”在河南西華縣，全國政協機關的“五七 干校”在湖北沙洋，外交部的“五七干校”在湖南茶陵，對外文化聯絡委 員會的“五七干校”在河南明港，北京師范大學的“五七干校”在山西臨 汾，中國人民大學的“五七干校”在江西余江，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 部的“五七干校”在河南信陽羅山，文化部的“五七干校”在湖北咸寧向 陽湖畔……最後兩個干校特別有名，這與楊絳的散文集《干校六記》廣受 贊譽，以及臧克家的詩集《憶向陽》引起爭議大有關系。 若沒有當事人的追懷以及後人的記載，這些散布全國各地的“五七干 校”早就被世人遺忘了。以北大為例，後人很難想象，被送到鯉魚洲接受 勞動改造的，竟然有66歲的心理學家周先庚(1903—1996)和語言學家岑 麒祥(1903—1989)，62歲的史學家鄧廣銘(1907—1998)和史學家商鴻 逵(1907—1983)，61歲的法學家芮沐(1908—2011)，60歲的哲學家張岱 年(1909—2004)，59歲的邏輯學家王憲鈞(1910—1993)，58歲的歷史地 理學家侯仁之(1911— )等。事過多年，這些曾經的“五七戰士”，或撰 文，或口述，或借由友人的描寫，呈現出鯉魚洲的日常生活。 先看張岱年《曲折的道路》： 名單上有我，我就整理行裝隨著隊伍乘火車前往江西。到鯉魚洲 之後，哲學系與歷史系共組成第八連。住大草棚。初到鯉魚洲，參 加運石子、編草簾、插稻秧、修水壩等勞動。因年過六十，遂編入 老年組，從事種菜勞動。同組還有王憲鈞、周先庚、桑燦南、吳天 敏、李長林等。鯉魚洲土地是紅土，有雨是泥，無雨如銅，泥地很 滑，我經常摔跤，有一次滑倒，傷了左脛，痛了一百天才好。八連 常讓老年人值夜班，夜間坐在草棚外守望。我經常值夜班，夜閑人 靜，萬籟俱寂，一片寧靜，頗饒靜觀之趣。仰望天空，星云皎然。 接下來是侯仁之的口述： 特別艱苦啊！最苦的活兒讓我干。我記得很清楚。就穿一個褲衩，拿 塊破布墊在肩上，背那個大水泥袋，壓在身上。水泥一口袋很重啊！從湖 里的船上背到岸上。河灘地，下來都是泥，扛著水泥袋走那個跳板，一顫 一顫的，得特別當心。走一段路以後，還要爬四十四個臺階。……都是罰 我。我那時已經快六十歲了，照常干。 至于兩位歷史系教授，沒有留下直接資料，好在有學生或子女的描述 。 請看張廣達筆下的鄧廣銘： 就在這樣一片土地上，北大數千教職工受命建立干校，走“五七道 路”。干校實行軍事編制，由軍、工宣隊領導。鄧師和我被編入八連的後 勤 排，鄧師放鴨子，我在蔬菜班種菜，師生情誼走向更深厚的一步。那時鄧 師已年過花甲，頭戴草帽，腳穿膠鞋，挽著褲腳，手里拿著一根細長的竹 竿，在暑氣蒸人的田野上放鴨子，條件極其艱苦。像他這樣的老教授在全 干校也沒有幾個，可是鄧師秉持素有的開朗樂觀，能吃能睡，不改本色。 商傳、商全在《學者之路》中，是這樣談論父親商鴻逵的： 1969年，父親被送到江西鯉魚洲北京大學的“五七”干校。史學家成 了放牛翁。每當水牛吃草嬉戲時，父親便坐下來，望著眼前茫茫的水鄉田 舍，有時寫下幾首記景抒情的古詩。這里雖然脫離了校園中那無休止的批 判斗爭，但也離開了書屋，離開了講臺，他感到自己的生命在這田野間消 溶、耗逝。 因需要充當大批判的“活靶子”，僥幸留在京城的季羨林，在《牛棚 雜 憶》第十八章“半解放”中，也有一段談及鯉魚洲： 不知道是出于哪一級的決定，北大絕大多數的教職員工，在“支左” 部隊的率領下，到遠離北京的江西鯉魚洲去接受改造。此地天氣炎熱，血 吸蟲遍地皆是。這個部隊的一個頭子說，這叫做“熱處理”，是對知識分 子 的又一次迫害。我有自知之明，像我這樣的“人”(？)當然在“熱處理” 之列。我做好了充分的精神和物質準備，準備發配到鄱陽湖去。 這段話除了提醒我們，當初之所以選擇環境特別惡劣的鯉魚洲，是有 意對知識分子進行“熱處理”；還有就是，1969年的北大師生，其實有好 幾種去向。 查王學珍等主編《北京大學紀事》，1969年10月20日的大會上，宣 傳隊及校革委會宣布：“師生員工分赴江西、陜西漢中和北京遠郊區，走 與 工農兵相結合的大道，做‘舊教育制度的批判者，新教育制度的探索者， 社會主義社會的普通勞動者’。”具體如何分配，見當年《戰備、教育革 命 情況》第八期的記載：去江西鯉魚洲的2037人，全部是教職工及家屬；去 陜西漢中的1247人，其中教職員工440人，學生807人；去北京遠郊區 農村的3493人；留校人員1569人中，老弱病殘416人、後勤及辦事人員 997人，在校籌建工廠76人，其他80人。包含中文系在內的文科教員， 大都去了鯉魚洲，但也有因老弱病殘或作為建設“無產階級新北大”的基 本力量而留下來的。 二、為何告別鯉魚洲 既然是思想改造的“重鎮”，全國各地的：五七干校”，生活條件大 都 窘困。但是，像北大、清華鯉魚洲農場那么艱苦的，確實不多。比如，全 國政協機關的“五七干校”雖然原先是勞改農場，但為了辦干校，當局將 勞改犯合并他處，騰出一塊土地肥沃氣候適宜的好地方；中共中央黨校的 “五七干校”所在地是離黃泛區農場場部不遠的大躍進時辦起來的“紅專 大學”舊校舍，有磚木結構的瓦頂房，還有禮堂、籃球場等；山西臨汾原 本就有北京師范大學的分校，建在這里的“五七干校”自然是有房有田有 菜園。中宣部的“五七干校”設在寧夏賀蘭縣立崗鎮外，原本也是勞改 農場，條件卻比鯉魚洲好多了——龔育之在《干校探親瑣記》中提及妻子 孫小禮被分到了鯉魚洲：“在江西鯉魚洲辦干校，可比我們在寧夏辦干校 艱 苦多了。地點是鄱陽湖邊的荒洲，住房要自己蓋，幾十人住一間草棚、兩 條長鋪，十天才有半天休整，勞動強度大，雙搶(搶種搶收)時尤甚。” 到底是偶然因素，還是有關部門對北大、清華教師格外關照，給予特殊待 遇？作為過來人，嚴紹璗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是這樣說的： 最初，江西省推薦的干校地點在九江邊上的一所農場，有關同志看 過之後認為，農場守著九江，有魚有蝦，不利于知識分子改造。江西省 又推薦了一個地方，在贛南的茶陵，也是個農場，半山腰，整天日霧氣 騰騰，交通不便。有關同志還是不滿意，煙霧繚繞的，知識分子容易胡 思亂想。最後，有人推薦了鯉魚洲，這是鄱陽湖的一個圍堰，方圓七十 里沒有村子。 如此“刻意虐待知識分子”，只是口耳相傳，未見諸專門文件或檔案 ， 但從日後北大、清華的匆促撤離看，此說并非無稽之談。因為，除了自然 環境十分惡劣，此地更是出名的血吸蟲病高發區。這不是事後才知道的， 之所以被農民遺棄，就因為不適合于居住乃至耕作——圍湖造田而成的灘 涂，釘螺叢生，血吸蟲橫行。明知此中危險，奈何“軍令如山”，只好就 此 安營扎寨。眾多博學多識的“臭老九”，雖然也做了若干自我防護，值基 本 上無濟于事。不到兩年時間，危機全面爆發，最終促成了北大、清華的迅 速撤離。 全國范圍的“五七干校”，在九一三林彪事件(1971年)發生後，陸 續有所調整乃至關停。但極左思潮并沒有得到真正抑制，“五七道路”依 舊 光芒萬丈。1976年5月7日，在毛澤東發表“五七指示”十周年之際，郵 電部還專門發行了一套紀念郵票，第一枚“認真讀書”，第二枚“生產勞 動”，第三枚“插隊鍛煉”。一直到1979年2月7日國務院發出《關于停 辦“五七”干校有關問題的通知》，“五七干校”才真正進入歷史。相對 來 說，北大、清華的撤退是最早的。1971年8月6日，也就是說在林彪出逃 之前，北大已開始布置撤離鯉魚洲了。此後就是請示江西省委，要求運回 自己生產的糧食25萬斤，木材500立方，鋼材80噸，以及與江西省國營 南昌市鯉魚洲第二農場簽署《基建資產移交清單匯總書》等。所有移交工 作完成，已經是第二年5月了；在這個意義上，說辦場共34個月也沒錯。 只是對于絕大部分北大教師來說，鯉魚洲生活只有兩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