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疑偽佛經的語言學考辨研究（簡體書）

方一新，男，1957年10月生，祖籍浙江黃巖。1978年10月考入杭州大學中文系，1982年6月畢業。1985年7月、1989年12月先后畢業于杭州大學中文系漢語史專業，獲碩、博士學位。1985年暑假留校任教，1995年評定為教授。主要從事漢語詞匯史和訓詁學研究。與王云路合著《中古漢語語詞例釋》、《中古漢語讀本》，獨著《東漢魏晉南北朝史書詞語箋釋》、《訓詁學概論》、《中古近代漢語詞匯學》，發表論文百余篇。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項目等多項課題。曾獲北京大學王力語言學獎、浙江省哲社優秀成果二等獎（三次）、國家級教學成果獎二等獎；2007年被評為浙江省優秀教師。現為浙江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兼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主任，國家“985”創新基地浙江大學語言與認知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大學漢語言研究所所長。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評審組成員，浙江省社科基金評審組成員，全國訓詁學會理事，浙江省語言學會副會長，浙江省文史館館員。
高列過，女，1974年5月生，陜西盩厔人。1996年畢業于西安文理學院（原西安聯合大學師范學院），獲學士學位；1999年畢業于貴州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專業，獲碩士學位，導師王鏌教授；2003年畢業于浙江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專業，獲博士學位，導師方一新教授。1999年7月-2003年8月在西安文理學院（原西安聯合大學）任教，2003年8月-2009年2月在廣西師范大學任教，2009年2月迄今在浙江外國語學院任教。2007年評定為教授。主要從事中古漢語和漢譯佛經語言研究，發表論文20余篇。

《東漢疑偽佛經的語言學考辨研究》從語言的角度考察、鑒定翻譯佛經的譯者和年代，是一項前賢較少涉及的工作，得探討的問題還很多，疑點和困難也還有很多。我們也是邊摸索，邊前進。

前言
凡例
上編 疑偽佛經考辨概說
第一章 中古早期可疑佛經概貌及相關研究
第一節 佛教的傳人與中古早期佛經
第二節 佛經翻譯的興起與著錄
第三節 東漢譯者及譯經
第二章 中外學者對早期可疑佛經的考辨
第一節 國外學者的相關研究
第二節 國內學者的相關研究
第三章 從語言角度鑒別早期可疑佛經的方法和步驟
第一節 比照對象的確立
第二節語言標準的提取
第四章 早期可疑佛經語言鑒別標準的選取原則
第一節 中土疑偽文獻辨考的語言鑒別標準
第二節 早期可疑佛經語言鑒別標準的選取原則
中編 譯者題署有誤的譯經考辨
第五章 安世高譯經考辨（上）
第一節 《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考辨
第二節 《佛說阿難問事佛吉兇經》考辨
第六章 安世高譯經考辨（下）
第一節 《楏女只域因緣經》考辨
第二節 《太子墓魄經》考辨
第七章 支婁迦讖譯經考辨
第一節 一卷本《般舟三昧經》考辨
第二節 《雜譬喻經》考辨
第八章 康孟詳譯經考辨
第一節 從文獻記錄看《興起行經》的時代
第二節 從詞匯看《興起行經》的時代
第三節 從語法看《興起行經》的時代
下編 失譯經考辨
第九章 《大方便佛報恩經》考辨
第一節 從佛教詞語看《大方便佛報恩經》的時代
第二節 從普通詞語看《大方便佛報恩經》的時代
第三節 從語法現象看《大方便佛報恩經》的時代
第十章 《分別功德論》考辨
第一節 從文獻記錄看《分別功德論》的時代
第二節 從譯名看《分別功德論》的時代
第三節 從普通詞語和習語看《分別功德論》的時代
第四節 從語法看《分別功德論》的時代
引用書目
附錄一：東漢譯經目錄
附錄二：舊題譯經、失譯經匯總
附錄三：語法數據
附錄四：考辨詞絳索引

釋迦牟尼創立佛教以后，率領弟子主要在印度恒河中上游地區傳教，影響有限。公元前4世紀中葉，在恒河流域和印度中部地區建立了摩揭陀國的難陀王朝。公元前324年，旃陀羅笈多推翻難陀王朝建立了孔雀王朝，到旃陀羅笈多的孫子阿育王（前273-前232年在位）時，建立了全印度統一的奴隸制中央集權國家。阿育王善于利用宗教來鞏固奴隸制統治秩序，他對佛教特別崇信，竭力扶持，曾派遣大量佛教傳教師到印度各地及周邊國家傳教，遠及安息、大夏、埃及和希臘等國家，這為佛教傳人中國作了很好的鋪墊。大約自公元前1世紀起，佛教已陸續傳人大月氏、安息、康居、廁賓、于闐、龜茲，“并越過葸嶺傳人中國西北地區，最后傳人中國內地。”自公元前后起，大月氏勢力迅速擴張，統治區域包括中亞廣大地區以及整個恒河和印度河流域。貴霜王朝的迦膩色迦王（約78-120年）采取了鼓勵、扶植宗教的政策，佛教因此得到迅速發展。
（一）翻譯方式
隨著佛教的傳人，佛經翻譯工作就開始了。早期的佛教經典采用口頭傳誦的方式，不用文字記載。與此相應，最初的佛經翻譯也采用口授和口譯的方式進行。口譯的佛經由信徒們記誦，口耳相傳。后來，印度本土佛經逐漸整理成文（大約到公元前1世紀以后，才逐漸形成了用文字寫的經典），西域各國和中國才有了用本國語言翻譯的佛經。
從口譯到筆譯，是佛經翻譯方式的一個很大轉折。東漢以來的漢譯佛經都是筆譯的產物。就筆譯而言，也可分為不同的門類。一為獨自翻譯。如來自安息的早期翻譯家安世高，他所翻譯的二三十部小乘經典都屬于個人獨自筆譯。二為合作翻譯，通常為西域高僧和內地信徒合譯。束漢大月氏高僧支婁迦讖、安息高僧安玄等都興人合譯過佛經。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印由天竺僧人竺佛朔口授（誦出原典），支婁迦讖親自傳言（口譯成漢語），漢士孟福筆受（記錄、潤色）。安玄口譯，嚴佛調筆受，兩人合作翻譯了《法鏡經》。三是組織譯場。從前秦苻堅開始，官方開始組織佛經翻譯的機構——譯場，開展大規模的佛經翻譯工作。后秦的鳩摩羅什、唐代的玄奘等都曾通過譯場翻譯出大量佛經。如后秦主姚興對鳩摩羅什極為重視，為他提供逍遷園內的西明閣，并在長安大寺設譯場，跟隨羅什譯經的有三百多人。每次譯經，羅什“手執胡本，口宣秦言”，弟子斟酌取舍，潤色成篇。譯場翻譯也是一種“合作譯經”，只是合作者更多，規模更大一些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