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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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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樂舞》由王雅妮著,為“最美中國叢書”之一,以對美的判斷和感知為出發點,瞭解中國歷史,瞭解中國文化,瞭解中國人曾經的藝術生活,瞭解一個民族的內心世界;從而進一步瞭解世界,瞭解世界的規律,與身邊的一切做到和諧相處,都是大有好處的。也許,這本書的意義就在於此。
序
一直以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從時間上說,是在明朝之前的。明朝之前,占據社會主流的,是清明理性的孔孟之道。崇尚自然、遊離社會的道學,作為主流思想的補充,與儒學一起“相輔相成”、“一陰一陽”,使得社會主流思想具有強大活力。從總體上來說,中國文化的源頭,無論是周公、老子、孔子,還是後來的諸子百家,比如說孟子、荀子、莊子、韓非子、墨子等等,都對人生保持清醒、冷靜的理性態度,保持孔子學說實踐理性的基本精神,即對待人生、社會的積極進取精神;服從理性的清醒態度;重實用輕思辨、重人事輕鬼神的思維模式;善於協調,講究秩序,在人倫日用中保持滿足和平衡的生活習慣……中國文化的源頭如此,決定了漢民族的心理結構和精神走向,包括漢民族理想追求、文化風格以及審美傾向。
中國文化在明朝之前,占據社會主流的,是高蹈的士大夫精神。最顯著的表現在於:人們遵從天地人倫之間的道德,有高遠的理想,講究人格的修煉,反對人生世俗化,鄙視犬儒的人格特徵。從春秋時代起,中國知識分子一直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人生使命,以追求道德、知識和審美為人生歸宿。比如說孔子,從他的言語來看,更像是倡導一種人生價值觀,追求人生的美學意義。又比如說莊子,他的學說,不像是哲學,更像是一種生活美學:道是無情卻有情,看似說了很多超脫、冷酷的話,實際上透露出對於生命、本真的眷戀和愛護,要求對整體人生採取審美觀照態度,不計功利是非,忘乎物我、主客、人己,以達到安詳和寧靜,讓自我與整個宇宙合為一體。這種貫穿著士大夫精神的人生價值觀,讓人忘懷得失擺脫利害,超越種種庸俗無聊的現實計較和生活束縛,或高舉遠蹈,或怡然自適,或回歸自然,在前進和後退中獲得生活的力量和生命的意趣。這就是中國歷代士大夫知識分子一以貫之的藝術清潔精神。英國大哲學家羅素曾經說:“在藝術上,他們(中國人)追求精美,在生活上,他們追求情理。”這是說到關鍵了。
中國人的生活哲學就是如此,一方面高曠而幽遠,另一方面也連著“地氣”,是自發的浪漫主義和自發的經典主義的結合。道家是中國人思想的浪漫派,儒家是思想的經典派。當東漢年間佛教傳入之後,這種以出世和解脫為目的的宗教體系遭到了儒學和道教的抵抗,從而消解了印度佛教中很多寡涼的成分。經過“中庸之道”的過濾,其中極端的成分得到了淡化,避免了理論或實踐上的過火行為。也因此,一種中國特色的佛教觀產生了,佛教在中國更多變身為“生活禪”,變成一種熱愛生活創造人生的方式。中國人一方面避免了極端的“出世”之路,另一方面,由於心靈的滋養、美智的開發,使得東漢魏晉,包括後來的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以及唐宋元產生了很多高妙的藝術,“藝術人生”的觀念也隨之如植物一樣葳蕤生長。可以說,這些朝代,是中國最具審美價值、最開人們心智、也最出藝術珍品的年代。也因此,很多藝術種類都在這個階段達到了高峰,比如說唐詩、宋詞、元曲、書法、繪畫、音樂、舞蹈等等,它們洋溢著一種高蹈的精神追求,境界高遠,潔凈空曠,如清風明月,如古松蒼翠。從審美上看,由於存有或明或暗的觀照,存有人格與事物的交融,主題得到了提升,感悟與生命同在,境界與天地相齊,一種深遠的“禪意”油然而生……從總體境界上來看,這一階段的各類藝術形式,因為主題和境界的破對立、空物我、泯主客、齊生死、反認知、重感悟、親自然、尋超脫等等,達到了各自的高峰。它們是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精髓的。
中國的藝術精神到了明清之後,有低矮化的傾向。明清以後,由於社會形態的變化,專制制度進一步嚴酷;加上統治者出身和教育的局限,以及愚民政策的目的,整體文化和審美呈低俗化的傾向,社會和人生的自由度越來越窄,藝術的想像空間越來越逼仄,藝術作品的精神高度下降。隨著“程朱理學”和科舉制度的推行,人們的想像力、創造力被扼制,審美弱化,藝術更趨“侏儒化”、“弱智化”。大眾普羅的喜好抬頭,剛正不阿的風骨軟化,崇尚自由、自然、提升的審美精神也在喪失。不過盡管如此,在明清時代的中晚期,那種崇尚自然、物我兩忘的高貴精神仍時有抬頭,一批有著真正藝術精神的獨立藝術作品或有出現。盡管如此,士大夫精神已不是藝術美和生活美的主旋律,它只是一種空穀幽蘭的生命絕響。
近現代之後,由於社會動蕩,戰亂連連,再加上西方現代化所導致的實用主義、功利主義的滲入,中國的文學藝術遭到了進一步摧殘,傳統的藝術精神更進一步沉淪。藝術的政治化傾向、實用主義傾向和世俗主義傾向抬頭,這直接導致了真正的藝術精神缺失,藝術的品位下降,高蹈精神向世俗俯首,自然和自由變身為功利和實用,士大夫精神更是變身為犬儒主義。中國近現代上百年的屈辱和戰亂,更使得中國自古以來高潔的審美觀變得扭曲和膚淺:黃鐘大呂變成田野俚語,布衣青衫變成了披紅掛綠,古琴琵琶變成了鑼鼓鞭炮,潔身自好變成了爭相取寵,安詳寧靜變成喧嘩騷動,幽默風趣變成庸俗不堪……如果說是與非、美與醜是人類最基本標;隹的話,那麼,很長一段時間裏,這種基本標準都在喪失,很多人已分辨不了是與非,也分辨不了美與醜。“文革”時期八個臉譜化的樣板戲在左右著中國人的全部精神生活,而到現在,似乎是一場“群魔亂舞”的電視春節晚會代表著最高藝術水準。這樣的現象,又何嘗不令人扼腕嘆息!
如果說中國當代教育存在著諸多問題的話,那麼,以我的理解,當代教育最大的問題,甚至不是傳統丟失、精神扭曲以及弱智低能,而是在美育上的缺失。很多年來,人們喪失了一些最基本的判斷,不知道什麼是美的,什麼是醜的;很多人將美當成醜,將醜當成美,從而失去了美的方向性。這一點,只要觀察我們周圍的人們,就可以得出結論——在我們的周圍,到處都是對於生活沒有感覺,對於美醜沒有鑒別的人。他們所擁有的,只是功利,只是物質,只是金錢,只是對美醜的弱智的鑒別和判斷。這些人不僅僅是一些教育低下的人,甚至一些貌似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也是這樣——他們雖然擁有很高的學歷,有很好的教育背景,但在美醜的辨別力,以及對於藝術、心靈的覺察力、感悟力和理解力上,同樣表現得能力低下、缺乏常識。這樣的現象,實際上是我們多年以來的教育缺乏美育,缺乏精神導向的結果。一個人的審美,是與道德和智慧聯系在一起的,審美的缺失,實際上也是道德和智慧的缺失。一個對美缺乏判斷力的人,很容易在人生中缺乏動力和方向,也很容易被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極端主義、工業主義所奴役,成為過度現代化的犧牲品。在很多時候,這種人不可能是一個豐富的生命,只是一架精神匱乏的機器。現在,這一套由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精心組織的“最美中國叢書”,似乎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一些“尋根”和美育上的缺失。這一套書的第一輯共十本,它們分別是:《最美的思想》《最美的品格》《最美的女性》《最美的詩歌》《最美的文辭》《最美的書畫》《最美的寶藏》《最美的樂舞》《最美的風物》《最美的民俗》,旨在于“重建中國優美形象,重構華夏詩意生活”,通過對古代思想、倫理道德、文學藝術、風景民俗等的重新梳理,重新發現中國特有的美,傾情向世人推介這種美,以期真正的美得到傳承。這套書知識精準,圖文並茂,力求童趣與大美的融合,悅目和感人的統一。對于正在成長的青少年來說,這一套書,應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最起碼它可以讓人知道,什麼是中國的最美,什麼是中國真正的美。
上個世紀初,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經提出過著名的“五育並舉”教育方針,“五育”為: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美感教育。其中,美感教育尤其有特色,蔡先生還以“以美育代宗教”的口號聞名於世。在蔡元培看來,美育是宗教的初級階段,對於沒有宗教傳統的中國人來說,美育教育是一種基礎,並且相對宗教,美育更安全,更普及,也更為人接受。通過美育,可以培育出道德是非的基礎,培育出向上的力量。雖然蔡元培的這一觀點引起過一番爭論,但對於一個人來說,有美的薰陶,有對於美醜的正確判斷,怎麼都不能說是一件壞事。並且,美與是非,與善惡,與道德,與人類的心靈,與這個世界的根本,是聯系在一起的。以對美的判斷和感知為出發點,瞭解中國歷史,瞭解中國文化,瞭解中國人曾經的藝術生活,瞭解一個民族的內心世界;從而進一步瞭解世界,瞭解世界的規律,與身邊的一切做到和諧相處,都是大有好處的。
也許,這套書的意義就在於此。
中國文化在明朝之前,占據社會主流的,是高蹈的士大夫精神。最顯著的表現在於:人們遵從天地人倫之間的道德,有高遠的理想,講究人格的修煉,反對人生世俗化,鄙視犬儒的人格特徵。從春秋時代起,中國知識分子一直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人生使命,以追求道德、知識和審美為人生歸宿。比如說孔子,從他的言語來看,更像是倡導一種人生價值觀,追求人生的美學意義。又比如說莊子,他的學說,不像是哲學,更像是一種生活美學:道是無情卻有情,看似說了很多超脫、冷酷的話,實際上透露出對於生命、本真的眷戀和愛護,要求對整體人生採取審美觀照態度,不計功利是非,忘乎物我、主客、人己,以達到安詳和寧靜,讓自我與整個宇宙合為一體。這種貫穿著士大夫精神的人生價值觀,讓人忘懷得失擺脫利害,超越種種庸俗無聊的現實計較和生活束縛,或高舉遠蹈,或怡然自適,或回歸自然,在前進和後退中獲得生活的力量和生命的意趣。這就是中國歷代士大夫知識分子一以貫之的藝術清潔精神。英國大哲學家羅素曾經說:“在藝術上,他們(中國人)追求精美,在生活上,他們追求情理。”這是說到關鍵了。
中國人的生活哲學就是如此,一方面高曠而幽遠,另一方面也連著“地氣”,是自發的浪漫主義和自發的經典主義的結合。道家是中國人思想的浪漫派,儒家是思想的經典派。當東漢年間佛教傳入之後,這種以出世和解脫為目的的宗教體系遭到了儒學和道教的抵抗,從而消解了印度佛教中很多寡涼的成分。經過“中庸之道”的過濾,其中極端的成分得到了淡化,避免了理論或實踐上的過火行為。也因此,一種中國特色的佛教觀產生了,佛教在中國更多變身為“生活禪”,變成一種熱愛生活創造人生的方式。中國人一方面避免了極端的“出世”之路,另一方面,由於心靈的滋養、美智的開發,使得東漢魏晉,包括後來的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以及唐宋元產生了很多高妙的藝術,“藝術人生”的觀念也隨之如植物一樣葳蕤生長。可以說,這些朝代,是中國最具審美價值、最開人們心智、也最出藝術珍品的年代。也因此,很多藝術種類都在這個階段達到了高峰,比如說唐詩、宋詞、元曲、書法、繪畫、音樂、舞蹈等等,它們洋溢著一種高蹈的精神追求,境界高遠,潔凈空曠,如清風明月,如古松蒼翠。從審美上看,由於存有或明或暗的觀照,存有人格與事物的交融,主題得到了提升,感悟與生命同在,境界與天地相齊,一種深遠的“禪意”油然而生……從總體境界上來看,這一階段的各類藝術形式,因為主題和境界的破對立、空物我、泯主客、齊生死、反認知、重感悟、親自然、尋超脫等等,達到了各自的高峰。它們是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精髓的。
中國的藝術精神到了明清之後,有低矮化的傾向。明清以後,由於社會形態的變化,專制制度進一步嚴酷;加上統治者出身和教育的局限,以及愚民政策的目的,整體文化和審美呈低俗化的傾向,社會和人生的自由度越來越窄,藝術的想像空間越來越逼仄,藝術作品的精神高度下降。隨著“程朱理學”和科舉制度的推行,人們的想像力、創造力被扼制,審美弱化,藝術更趨“侏儒化”、“弱智化”。大眾普羅的喜好抬頭,剛正不阿的風骨軟化,崇尚自由、自然、提升的審美精神也在喪失。不過盡管如此,在明清時代的中晚期,那種崇尚自然、物我兩忘的高貴精神仍時有抬頭,一批有著真正藝術精神的獨立藝術作品或有出現。盡管如此,士大夫精神已不是藝術美和生活美的主旋律,它只是一種空穀幽蘭的生命絕響。
近現代之後,由於社會動蕩,戰亂連連,再加上西方現代化所導致的實用主義、功利主義的滲入,中國的文學藝術遭到了進一步摧殘,傳統的藝術精神更進一步沉淪。藝術的政治化傾向、實用主義傾向和世俗主義傾向抬頭,這直接導致了真正的藝術精神缺失,藝術的品位下降,高蹈精神向世俗俯首,自然和自由變身為功利和實用,士大夫精神更是變身為犬儒主義。中國近現代上百年的屈辱和戰亂,更使得中國自古以來高潔的審美觀變得扭曲和膚淺:黃鐘大呂變成田野俚語,布衣青衫變成了披紅掛綠,古琴琵琶變成了鑼鼓鞭炮,潔身自好變成了爭相取寵,安詳寧靜變成喧嘩騷動,幽默風趣變成庸俗不堪……如果說是與非、美與醜是人類最基本標;隹的話,那麼,很長一段時間裏,這種基本標準都在喪失,很多人已分辨不了是與非,也分辨不了美與醜。“文革”時期八個臉譜化的樣板戲在左右著中國人的全部精神生活,而到現在,似乎是一場“群魔亂舞”的電視春節晚會代表著最高藝術水準。這樣的現象,又何嘗不令人扼腕嘆息!
如果說中國當代教育存在著諸多問題的話,那麼,以我的理解,當代教育最大的問題,甚至不是傳統丟失、精神扭曲以及弱智低能,而是在美育上的缺失。很多年來,人們喪失了一些最基本的判斷,不知道什麼是美的,什麼是醜的;很多人將美當成醜,將醜當成美,從而失去了美的方向性。這一點,只要觀察我們周圍的人們,就可以得出結論——在我們的周圍,到處都是對於生活沒有感覺,對於美醜沒有鑒別的人。他們所擁有的,只是功利,只是物質,只是金錢,只是對美醜的弱智的鑒別和判斷。這些人不僅僅是一些教育低下的人,甚至一些貌似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也是這樣——他們雖然擁有很高的學歷,有很好的教育背景,但在美醜的辨別力,以及對於藝術、心靈的覺察力、感悟力和理解力上,同樣表現得能力低下、缺乏常識。這樣的現象,實際上是我們多年以來的教育缺乏美育,缺乏精神導向的結果。一個人的審美,是與道德和智慧聯系在一起的,審美的缺失,實際上也是道德和智慧的缺失。一個對美缺乏判斷力的人,很容易在人生中缺乏動力和方向,也很容易被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極端主義、工業主義所奴役,成為過度現代化的犧牲品。在很多時候,這種人不可能是一個豐富的生命,只是一架精神匱乏的機器。現在,這一套由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精心組織的“最美中國叢書”,似乎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一些“尋根”和美育上的缺失。這一套書的第一輯共十本,它們分別是:《最美的思想》《最美的品格》《最美的女性》《最美的詩歌》《最美的文辭》《最美的書畫》《最美的寶藏》《最美的樂舞》《最美的風物》《最美的民俗》,旨在于“重建中國優美形象,重構華夏詩意生活”,通過對古代思想、倫理道德、文學藝術、風景民俗等的重新梳理,重新發現中國特有的美,傾情向世人推介這種美,以期真正的美得到傳承。這套書知識精準,圖文並茂,力求童趣與大美的融合,悅目和感人的統一。對于正在成長的青少年來說,這一套書,應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最起碼它可以讓人知道,什麼是中國的最美,什麼是中國真正的美。
上個世紀初,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經提出過著名的“五育並舉”教育方針,“五育”為: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美感教育。其中,美感教育尤其有特色,蔡先生還以“以美育代宗教”的口號聞名於世。在蔡元培看來,美育是宗教的初級階段,對於沒有宗教傳統的中國人來說,美育教育是一種基礎,並且相對宗教,美育更安全,更普及,也更為人接受。通過美育,可以培育出道德是非的基礎,培育出向上的力量。雖然蔡元培的這一觀點引起過一番爭論,但對於一個人來說,有美的薰陶,有對於美醜的正確判斷,怎麼都不能說是一件壞事。並且,美與是非,與善惡,與道德,與人類的心靈,與這個世界的根本,是聯系在一起的。以對美的判斷和感知為出發點,瞭解中國歷史,瞭解中國文化,瞭解中國人曾經的藝術生活,瞭解一個民族的內心世界;從而進一步瞭解世界,瞭解世界的規律,與身邊的一切做到和諧相處,都是大有好處的。
也許,這套書的意義就在於此。
目次
百獸率舞狩獵圖——骨笛與《原始狩獵圖》
帝王歌舞壯威嚴——《大夏》、《大武》
關雎一曲民歌集——詩經《關雎》
屈原問渡歌楚辭——《屈原問渡》
高山流水兄弟情——《高山流水》
雌雄莫辨花木蘭——《木蘭辭》
西洲蓮子清如許——《西洲曲》
斷頭臺上廣陵散——《廣陵散》
梅花三弄費思量——《梅花三弄》
大風起兮雲飛揚——《大風歌》、《垓下歌》
北方絕世有佳人——《佳人曲》
可憐飛燕倚新妝——《歸風送遠曲》
文姬千古傷離別——《胡笳十八拍》、《昭君出塞》
一代梟雄短歌行——《短歌行》
秦王破陣氣雄渾——《秦王破陣樂》
盛世大唐舞霓裳——《霓裳羽衣曲》
柔弱無骨春鶯囀——《春鶯囀》
異域風情胡旋舞——《胡旋舞》
公孫女子愛戎裝——民間大舞《劍器》
永新娘子唱清平——《清平調》
曲終人散斷腸聲——《何滿子》
六么水調家家唱——《綠腰》
西出陽關無故人——《陽關三疊》
春風不度玉門關——《涼州詞》、《關山月》
道是無晴還有晴——《竹枝詞》
看朱成碧思紛紛——《如意娘》、《長相思》
瀟湘水雲煙波渺——《瀟湘水雲》
小紅低唱我吹簫——《揚州慢》
怒發沖冠滿江紅——《滿江紅》
六月飛雪竇娥冤——《竇娥冤》
寶黛共讀西廂記——《西廂記》
野鷗何處更忘機——《鷗鷺忘機》
百鳥朝鳳棲蒼梧——《百鳥朝鳳》
鴻雁來也楚江空——《平沙落雁》
甘泉難解人間苦——《二泉映月》
漁舟唱晚看陰晴——《漁舟唱晚》
落月搖情滿江樹—一《春江花月夜》
春季到來綠滿窗——《四季歌》
有心摘朵茉莉花——《茉莉花》
風雲兒女戍長城——《義勇軍進行曲》
帝王歌舞壯威嚴——《大夏》、《大武》
關雎一曲民歌集——詩經《關雎》
屈原問渡歌楚辭——《屈原問渡》
高山流水兄弟情——《高山流水》
雌雄莫辨花木蘭——《木蘭辭》
西洲蓮子清如許——《西洲曲》
斷頭臺上廣陵散——《廣陵散》
梅花三弄費思量——《梅花三弄》
大風起兮雲飛揚——《大風歌》、《垓下歌》
北方絕世有佳人——《佳人曲》
可憐飛燕倚新妝——《歸風送遠曲》
文姬千古傷離別——《胡笳十八拍》、《昭君出塞》
一代梟雄短歌行——《短歌行》
秦王破陣氣雄渾——《秦王破陣樂》
盛世大唐舞霓裳——《霓裳羽衣曲》
柔弱無骨春鶯囀——《春鶯囀》
異域風情胡旋舞——《胡旋舞》
公孫女子愛戎裝——民間大舞《劍器》
永新娘子唱清平——《清平調》
曲終人散斷腸聲——《何滿子》
六么水調家家唱——《綠腰》
西出陽關無故人——《陽關三疊》
春風不度玉門關——《涼州詞》、《關山月》
道是無晴還有晴——《竹枝詞》
看朱成碧思紛紛——《如意娘》、《長相思》
瀟湘水雲煙波渺——《瀟湘水雲》
小紅低唱我吹簫——《揚州慢》
怒發沖冠滿江紅——《滿江紅》
六月飛雪竇娥冤——《竇娥冤》
寶黛共讀西廂記——《西廂記》
野鷗何處更忘機——《鷗鷺忘機》
百鳥朝鳳棲蒼梧——《百鳥朝鳳》
鴻雁來也楚江空——《平沙落雁》
甘泉難解人間苦——《二泉映月》
漁舟唱晚看陰晴——《漁舟唱晚》
落月搖情滿江樹—一《春江花月夜》
春季到來綠滿窗——《四季歌》
有心摘朵茉莉花——《茉莉花》
風雲兒女戍長城——《義勇軍進行曲》
書摘/試閱
百獸率舞狩獵圖——骨笛與《原始狩獵圖》
我們能聽到的最古老的聲音,來自哪個年代?答案可能會讓你吃驚:近9000年前。
老子說“道法自然”。那麼不妨穿越一下,假設是你,生活在遠古蠻荒時代,要用什麼獲得音樂呢?我猜想,最早的樂器應當是自然界來源廣泛的東西,比如石頭掉在地上,發出悅耳的敲擊聲,遠古人就把它稍加打磨,自娛自樂。這些樂器的雛形,更像是半玩具、半樂器,逐漸衍生出豐富的品種,比如缶、罄、鼓。它們還談不上曲調,主要用處是擊打節奏。
打擊樂器也許還算不上真正的樂器,因為它們缺少音階變化。距今約9000年前,更為高級的吹奏樂器就出現了,中國考古發現最早的樂器——河南舞陽縣賈湖村出土的骨笛。由於有了曲調、有了音符的高低長短變化,吹奏樂器在音樂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就好比人類學會了用火。世界從此煥然一新。
中國人非常幸運,賈湖骨笛有可能是目前已知的人類最早的樂器,而三星堆文字距今只有5000年左右。這實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要知道,一直到1877年,留聲機才第一次出現在世博會上。有了骨笛,我們能夠聽到的歷史,比有文字和影像記載的歷史要悠久多了。
有趣的是,歐洲“最早的吹奏樂器”,與中國的考古結果差不多,原材料都是鳥類的骨頭。德國人曾經發掘出4000多年前的笛子,就是用禿鷹的骨頭製成。而賈湖骨笛,選用丹頂鶴的腿骨或翅骨,每根長約20釐米,整齊排列著7個大小相同的音孔,末端另有一小孔,看起來與現在的豎笛已經非常接近。再晚一些,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的骨哨,每只僅有不超過3個吹孔,距今7000年歷史,出土量竟然有160件之多。同在河姆渡出土的另一種吹奏樂器“塤”名氣更大,其仿製品已經成了現在許多考古遺址出售的旅遊紀念品。
原始舞蹈是什麼樣子的呢?“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這是《尚書》中對於上古時期舞蹈的描述。而《呂氏春秋》在記錄傳說中的“葛天氏之樂”時這樣寫道:“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短短數字,集體狩獵的場景躍然紙上。
最早的“巫”與“舞”為同一個字,也是同一種行為。這不僅是歌舞和禮儀的起源,也是文學、戲劇、詩歌等眾多藝術的起源。在那些看似蒙昧的年代裏,扮演“歌手”和器樂演奏家角色的巫師們十分受人尊敬,社會地位僅次於部族首領。至今,在一些地方的“儺舞”,就是這種遠古巫舞的遺存。
遠古舞蹈的盛況,通過文物記錄的圖像仍依稀可考。1973年,在青海省大通縣的一座墓葬中,出土了一件內壁繪有舞蹈圖案的彩陶盆,考古測定為大約5000~6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相當於傳說中的炎帝、黃帝時期。陶盆內壁上部繪有三組舞者,每組五人,相互牽著手,頭飾與尾飾朝向一致,仿佛有統一的節奏和指揮,又像在朝著野外的獵物前進。
音樂是如此發乎自然的產物,對音樂的欣賞能力,幾乎可看做動物本能。直至今日,在一些國家尚存的宗族部落裏,依然沿襲著率性而歌、隨歌起舞的傳統,音樂和舞蹈天然的融為勞動和生活的一部分,樂器也簡單到與原始人無異。節奏強勁、動作粗粗獷、歌聲充滿野性,主題是敬畏神明,祈求祖先庇佑、風調雨順,記錄勞動生產,表達愛與恨。在物質文明發展到如此精巧繁復的時代裏,人們繼承了祖先對歌舞節拍的熱愛,多出的,只是無數難以描摹的包裝。
在CD合輯《中國古典音樂歷朝黃金年鑒》裏,第一張“古樂遺響”最後一首《原始狩獵圖》,就使用了仿製的骨笛聲音。熊熊火堆旁,手執獸角、羽毛的人們拍手頓足,齊聲高唱,向斬殺獵物的勇士致敬。穿越九千年時空,骨笛的音質依然清脆空遠,刻錄了屬于我們祖先的、獨特的影音記憶。P1-4
我們能聽到的最古老的聲音,來自哪個年代?答案可能會讓你吃驚:近9000年前。
老子說“道法自然”。那麼不妨穿越一下,假設是你,生活在遠古蠻荒時代,要用什麼獲得音樂呢?我猜想,最早的樂器應當是自然界來源廣泛的東西,比如石頭掉在地上,發出悅耳的敲擊聲,遠古人就把它稍加打磨,自娛自樂。這些樂器的雛形,更像是半玩具、半樂器,逐漸衍生出豐富的品種,比如缶、罄、鼓。它們還談不上曲調,主要用處是擊打節奏。
打擊樂器也許還算不上真正的樂器,因為它們缺少音階變化。距今約9000年前,更為高級的吹奏樂器就出現了,中國考古發現最早的樂器——河南舞陽縣賈湖村出土的骨笛。由於有了曲調、有了音符的高低長短變化,吹奏樂器在音樂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就好比人類學會了用火。世界從此煥然一新。
中國人非常幸運,賈湖骨笛有可能是目前已知的人類最早的樂器,而三星堆文字距今只有5000年左右。這實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要知道,一直到1877年,留聲機才第一次出現在世博會上。有了骨笛,我們能夠聽到的歷史,比有文字和影像記載的歷史要悠久多了。
有趣的是,歐洲“最早的吹奏樂器”,與中國的考古結果差不多,原材料都是鳥類的骨頭。德國人曾經發掘出4000多年前的笛子,就是用禿鷹的骨頭製成。而賈湖骨笛,選用丹頂鶴的腿骨或翅骨,每根長約20釐米,整齊排列著7個大小相同的音孔,末端另有一小孔,看起來與現在的豎笛已經非常接近。再晚一些,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的骨哨,每只僅有不超過3個吹孔,距今7000年歷史,出土量竟然有160件之多。同在河姆渡出土的另一種吹奏樂器“塤”名氣更大,其仿製品已經成了現在許多考古遺址出售的旅遊紀念品。
原始舞蹈是什麼樣子的呢?“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這是《尚書》中對於上古時期舞蹈的描述。而《呂氏春秋》在記錄傳說中的“葛天氏之樂”時這樣寫道:“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短短數字,集體狩獵的場景躍然紙上。
最早的“巫”與“舞”為同一個字,也是同一種行為。這不僅是歌舞和禮儀的起源,也是文學、戲劇、詩歌等眾多藝術的起源。在那些看似蒙昧的年代裏,扮演“歌手”和器樂演奏家角色的巫師們十分受人尊敬,社會地位僅次於部族首領。至今,在一些地方的“儺舞”,就是這種遠古巫舞的遺存。
遠古舞蹈的盛況,通過文物記錄的圖像仍依稀可考。1973年,在青海省大通縣的一座墓葬中,出土了一件內壁繪有舞蹈圖案的彩陶盆,考古測定為大約5000~6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相當於傳說中的炎帝、黃帝時期。陶盆內壁上部繪有三組舞者,每組五人,相互牽著手,頭飾與尾飾朝向一致,仿佛有統一的節奏和指揮,又像在朝著野外的獵物前進。
音樂是如此發乎自然的產物,對音樂的欣賞能力,幾乎可看做動物本能。直至今日,在一些國家尚存的宗族部落裏,依然沿襲著率性而歌、隨歌起舞的傳統,音樂和舞蹈天然的融為勞動和生活的一部分,樂器也簡單到與原始人無異。節奏強勁、動作粗粗獷、歌聲充滿野性,主題是敬畏神明,祈求祖先庇佑、風調雨順,記錄勞動生產,表達愛與恨。在物質文明發展到如此精巧繁復的時代裏,人們繼承了祖先對歌舞節拍的熱愛,多出的,只是無數難以描摹的包裝。
在CD合輯《中國古典音樂歷朝黃金年鑒》裏,第一張“古樂遺響”最後一首《原始狩獵圖》,就使用了仿製的骨笛聲音。熊熊火堆旁,手執獸角、羽毛的人們拍手頓足,齊聲高唱,向斬殺獵物的勇士致敬。穿越九千年時空,骨笛的音質依然清脆空遠,刻錄了屬于我們祖先的、獨特的影音記憶。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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