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和他的時代：李四光書信簡集（簡體書）

《李四光和他的時代：李四光書信簡集》收錄了李四光先生自20世紀20年代至70年代，近半個世紀以來，他與學界、政界、社會各界重要人士的往來書函及其手稿，其中許多名家手跡大都首次面世，史料價值彌足珍貴。《李四光和他的時代：李四光書信簡集》從李四光與各個時期名人鴻雁往來的這些歷史瞬間，讀者可以感受到，無論是在軍閥混戰、民族危難、國共紛爭的年代，還是在黑白不分、是非顛倒的歲月，作為一名科學家，李四光始終保持一顆赤子之心，以追求科學真理為使命，秉承科學報國之志，堅貞不渝地將學術活動與國家前途、民族命運和人民事業緊密相連，為祖國建設和地球科學作出了卓越貢獻。這些文字和手稿反映出李四光的治學精神、高尚人格和藝術修養，是他留給人們一筆珍貴的精神財富。本書由馬勝雲等編著。·

馬勝雲，李四光紀念館館長，研究員。1930年11月出生，四川康定人，回族。1955年畢業於北京地質學院，分配到原地質部辦公廳任李四光部長學術秘書，在李四光先生的指導下，從事地質力學和第四紀冰川研究工作。《湘南地質構造系統分析》、《武都山字型的構造特徵及其對某些重要礦產的控制作用》兩項成果，獲得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重大科技成果獎，對第四紀冰川遺跡調查有突出貢獻。編著《穿過地平線》、《李四光年譜》、《李四光》等專著，參編《李四光全集》等。·

《李四光和他的時代:李四光書信簡集》編輯推薦：20世紀初至40年代，中國的知識分子隨時局動蕩和風云莫測，發生著相應的變化。李四光拋開了安逸生活，深入野外進行地質考察，在地質學領域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發現我國第四紀冰川的存在，創立了交叉科學——地質力學）。
有一些人無論身在哪里，處境如何，堅信科學技術是人類文明和社會進步的巨大推動力，卻在崎嶇的科學道路上奮斗不息，李四光如是。

1921年1922年1923年1925年1926年1928年1930年1931年1932年1933年1934年1935年1938年1939年1940年1941年1942年1943年1944年1945年1946年1947年1948年1949年1950年1951年1952年1953年1954年1955年1956年1957年1958年1959年1960年1961年1962年1963年1964年1965年1966年1967年1968年1969年1970年1971年·

李四光和他的時代
——李四光書信簡集前言

時間是天然的作者，它會寫出每個人的歷史和命運；而命運的顛簸又像一面鏡子，它能照出每個人的靈魂與氣節。
20世紀初期至40年代，中國的知識分子隨著時局的動蕩不安和風云莫測，發生著與之相應的明顯變化——
有人獻身于共產主義，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家；
有人投身于愛國運動，成為熱血的民主志士；
有人攀高結貴，成為顯赫一時的官場政客；
有人安身立命，成為知足的職業謀生者；
……
當然，還有一批人，他們無論身在哪里，處境如何，堅信科學技術是人類文明和社會進步的巨大推動力，因而在崎嶇的科學道路上奮斗不息，李四光就是其中之一。
李四光獻身于地質科學研究工作，因此，他拋開了家庭和個人的安逸生活，經常冒嚴寒、頂烈日，在人煙稀少的戈壁、荒山、窮鄉僻壤中，跋山涉水，攀懸崖，臨深淵，登峰探谷，進行野外地質考察，通過現象、抓住本質，掌握客觀事物發展的規律，做出正確的判斷，提出獨創的見解。此期，他在地質學的許多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貢獻。他對蜓科化石精湛的研究，奠定了海相石炭二疊紀地層分界、分層和對比的基礎。他發現我國第四紀冰川的存在，為第四紀地質、地理和氣候等方面的研究，揭開了新的篇章。他應用力學原理，解釋地質構造，創立了一門新的交叉科學——地質力學。
李四光踏過多少平原峻嶺？大地知道。
李四光登上過多少中外講壇，發表過多少震撼人心的學術講演？有中外各國科技檔案可查。
李四光出版和發表過多少論著？有中國和世界科技文庫可考。
大地之子——來自大地，奉獻大地，回歸大地。
他走了——面含微笑，兩袖清風，無怨無悔。
作為現實生活中的李四光，免不了與這個時期的形形色色知識分子打交道。那么，他的一言一行也就必然體現出自身的人格和情懷。
李四光，名仲揆，1889年10月26日生于湖北省黃岡縣回龍山鎮下張家灣村，一個靠私塾學費和開荒農耕為生的家庭，他從小就讀于父親李卓侯執教的私塾。時值清廷腐朽，帝國列強紛紛入侵，中華民族痛遭凌辱、備受壓迫。李卓侯是愛國反清人士，童年的李四光在父親的教導下，逐漸懂得了什么是民族恥辱。反帝反封建斗爭日益高漲，激發了少年李四光強烈的愛國熱忱。當時，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湖北省城武昌開辦官費新學堂，有著強烈求知欲望的仲揆聽到此消息，便向父母提出去省城報考上學的要求。父親支持他，向鄉親借了路費，李四光只身離鄉赴武昌，考上高等小學堂。李四光學習勤奮、成績優秀,張之洞在武昌辦的幾所高等小學堂里有一個規定：1908年在日本大阪高等工業學校學習的李四光凡在高等小學堂學習的學生，成績優秀的,不受學制限制，都可以保送到美國、英國、日本去留學。盡管鄙視貧窮子弟的當局阻撓,但在李四光的奮力抗爭下，他獲得去日本留學的機會。李四光按照中國留學生會館監督的指定，進東京弘文書院學習日語。結業后，李四光因親眼看到帝國列強的輪船在長江橫沖直撞欺壓漁民，知道甲午中日戰爭失敗和日本訂立了可恥的《馬關條約》，決定選造船專業繼續學習，以求船堅炮利救祖國。因此，他考入大阪高等工業學校。
正在學習之時，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等發起的革命組織同盟會在日本東京秘密組織。李四光聞訊，立即參加在東京赤坂區檜町三番黑龍會，內田良平宅中舉行的中國同盟會籌備會。孫中山被推選為會議主席，主持討論，確定政綱：推翻清政府、建設共和民國、維護世界真正和平、主張土地國有、要求世界列邦贊成中國革命事業。誓詞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
孫中山主盟，眾人陸續自書誓詞，李四光的自書誓詞：聯盟人湖北省黃州府黃岡縣李四光，當天發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眾處罰。
天運乙巳年七月三十日（1905年7月30日）
中國同盟會會員李四光宣誓完畢后，李四光就成為同盟會創建會員之一，也是同盟會第一批會員中年齡最小(16歲)的一位會員。
孫中山領著當時只有16歲的李四光宣誓后，摸著他的頭親切地說：“你年紀這么小就參加革命，很好，有志氣……你要努力向學，蔚為國用。”并親自傳授他一些聯絡手勢和暗號。
經過三年的勤奮學習，李四光于大阪高等工業學校舶用機關科畢業，結束了在日本留學六年的生活，立即和湖北籍同學萬家壁、黃瀛元、方興楚、錢懋勛、劉先騖、祝長慶一行七人回到祖國。
1911年初在武昌的李四光清政府對官費留學畢業回國者規定：“進京赴部考試”，李四光被清廷勒令赴京考試。
李四光考試成績為最優等，授“工科進士”。此時，他不以進士謀名圖利，相反，立即投入推翻腐敗、落后的當政——清王朝的辛亥革命。
經孫中山領導的革命者奮戰，清朝帝制垮臺，革命政府建立，李四光被委任為湖北軍政府實業部部長（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改為實業司），他的職責是掌管全省的農、林、工、商、礦及一切實業行政事務。湖北的實業當時在國內還比較發達，但因戰事影響，一些實業單位遭受嚴重破壞，特別是漢口被清兵焚掠，損失尤為慘重。李四光極力恢復、建設首義之區的武漢，正當湖北各項實業逐漸步入正軌的時候，狡猾善變的北洋軍閥首領袁世凱趁南京臨時政府部分領導熱衷于議和之機，1912年李四光被推選為湖北軍政府實業部部長在北京竊取臨時大總統職務。南京臨時政府僅存三個月就把政權拱手送給了袁世凱。孫中山雖然進行了不懈的斗爭，終于被迫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讓位給竊國大盜袁世凱。
孫中山讓位后，應湖北軍政府大都督黎元洪邀請來到武漢，隨同的有章太炎、居正、龐青巨、胡漢民、谷鐘秀、程明超等。
李四光赴武昌軍政府都督府，與湖北省軍政界代表迎接孫中山并合影。
李四光與湖北軍政府總稽查處處長牟鴻勛（共進會會員，曾兼湖北軍政府實業部副部長）、湖北軍政府參議熊繼貞（日知會會員）等人前去探望孫中山。孫中山聽取了李四光對振興首義之區的實業計劃和經過恢復、整頓后的企業及廠礦生產情況。
孫中山離鄂，黎元洪開始打擊和排擠革命黨人。李四光眼看自己的理想已成幻想，對未來中國的前途十分憂慮。在此情況下，想要發展實業，造福人民，建設新湖北，已不可能。于是以“鄂中財政奇絀，辦事棘手”為由，堅辭實業部長職。黎表面上“溫語慰留”，實已呈報袁世凱予以批準。李四光辭職后，眼看革命首義地區的勝利果實落到了袁、黎之手，革命力量被分化瓦解，自己的理想不能實現，造反不成，計算年齡還不太大，決心再讀書十年，準備一份力量，于是即向孫中山提出繼續到國外留學的要求。孫中山認為，他們(受打擊排擠的革命黨人)“有功民國，向學甚誠，未便淹沒”，便指令列為特案全數派遣( 第一批李四光等25名，分別派往英、美、德、法、日等國學習)。李四光基于礦產，尤其是煤、鐵在工業發展中的重要性考慮，選擇到當時工業最發達的英國去學習。李四光離開祖國，迎風溯流，破浪前進，走科學興國之路。他選了采煤業很著名的英國伯明翰大學，學習采礦。因為礦產資源的開發必須依靠地質科學，李四光轉而攻讀地質專業，從此獻身地球科學。

上學期間，為了實踐，李四光常到伯明翰大學附近的煤礦做臨時工，以掌握煤礦生、存、采的資料。
經過七年的艱苦努力，學業結束。正在畢業考試期間，李四光的小腿上長了一個膿瘡，影響活動，還經常疼痛。為了不耽誤考試和節省醫藥費用，他決定自己動手，用消毒后的刮胡刀片，忍著劇痛，把膿瘡和周圍的腐肉剔掉，包扎好傷口，繼續參加考試。從此，在他的小腿上就烙下了代表他堅強意志的一個大疤痕。
完成畢業論文《中國之地質》（英文），在緒言中引證了中國古籍，以說明地球上重大的地質過程和地球內部的物理狀態，早已為中國古代思想家所記述，諸如：滄海桑田、火行于地及水利、冶煉等有關地學方面的事件。對當時老一輩地質工作者，李四光也十分尊重，他列舉了我國的地質學者和二十幾位西歐、日本地質學者。他還談了地質學的現狀和自己的觀感，緒言中說：“近幾十年來，科學普遍迅速的發展，影響所及，促使地質學家也要作出應有的貢獻。古老景觀神奇般的再現，地球有史以來各個時期古地理的多種推測，自然而然地喚起了地質學家擴大知識范圍的渴望；加上開發礦藏的需要日益增長，使得許多西方地質學家把注意力轉向新的角逐場——遠東。現今，我們所有為量不多的有關亞洲大陸上幅員遼闊的中國的地質知識，大都是在這種時代召喚之下，由那些熱心的考察者努力作出的結果。”他提出：“今天，我們要求新興一代的‘黃帝’子孫，認識到自己肩負的責任，也許并非為時過晚。”（原文為： It may not be too early for us today to appeal to the rising generation of the “Middle Kingdom” to realize their responsibility …… ）“一方面，要為純科學的發展而盡力；另一方面，要用得來的知識，直接或間接地去解決有關工業的問題。就地質學而言，需要的是發揮我們的聰明才智，去傾聽和研讀自然界早已為我們準備好了的‘古樹殘葉的語聲和古河道的瘞文’。”［原文為：“Tongues in the leaves of ANCENT trees and books in the BURIED brook”（引號系原有的）］論文除緒言外全篇分為地形、地質概況和經濟地質三個部分，論文經伯明翰大學答辯，通過，授予自然科學碩士學位。
李四光自伯明翰大學畢業后，他的老師鮑爾敦教授見李四光勤奮、聰慧，想留他在身邊繼續深造，對他說：“你可以留在我身邊，繼續從事研究，爭取博士學位，經費由我提供。”鮑爾敦見李四光不應聲，又和另外幾位教授對李四光說：“假如你想出去干一番實際工作，我們可以介紹你去印度（當時印度還是英國的殖民地），到我們英國人開辦的礦山去當地質工程師。你作為我們英國政府的雇員，你的社會地位和工資都會很優厚。”李四光婉言謝絕了鮑爾敦等教授的厚意， 堅決回國。李四光深知，此時雖然當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凱憂懼而死，但國內仍然是軍閥混戰；國際上列強的明爭暗斗不止，萬千民眾掙扎在痛苦的深淵中，國內前進的道路崎嶇、險峻，舉步維艱。在國外苦讀近七年，目的“蔚為國用”，決心回國，奮力拼搏，走實業興國之路(開發礦產資源)。
蔡元培到北京大學任職后，非常重視北京大學的師資隊伍建設。此時，地質學系初期畢業生到農商部地質調查所去找工作，地質研究所所長丁文江親自考他們，考試的結果使他大為不滿。他就帶了考試的成績單去找胡適。
見到胡適，丁文江說：“適之，你們的地質系是我們地質調查所的青年人才的來源，我親自給他們一個簡單的考試，每人分到十種巖石，要他們辨認，結果是沒有一個人及格的！”胡適看那表上果然每人有許多零分。胡適問丁文江怎么辦。他說：“我本是想同你商量，我們同去看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請他老人家看看這張成績單，我要他知道北大的地質系辦得怎樣糟。你想他不會怪我干預北大的事吧？”胡適說：“蔡先生一定很歡迎你的批評，決不會怪你。”胡適同丁文江去找蔡元培，蔡先生聽了丁文江批評地質系的話，也看了那張有零分的成績單，不但不生氣，還很虛心地請丁文江指教他怎樣整頓改良的方法。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蘇泰興縣人，地質學家。1911年，獲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地質學、動物學雙學士學位。1921年與翁文灝、章鴻釗共同創建地質研究所。1925年，任北票煤礦總經理。1926年任孫傳芳統領區的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總辦。1934年，任北京大學地質學研究教授。1936年任中央研究院總干事。與翁文灝、曾世英合編了《中國分省地圖》和《中華民國新地圖》。著有《蕪湖以下揚子江流域地質》、《豐寧系的分層》和《中國造山運動》等。
蔡元培（1868—1940），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教育家。清光緒進士，翰林院編修。1902年與章炳麟等發起組織中國教育會，創辦愛國學社和愛國女校。1904年與陶成章等組織光復會，次年參加同盟會。1907年赴德國留學。1912年回國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191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1927年任國民黨政府大學院院長，后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九一八事變后主張抗日，又與宋慶齡等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教育論著有《蔡元培教育文選》、《蔡元培教育論著選》等。蔡元培立刻想方設法多方探尋具有真才實學的人員，聘請來北京大學任教，委托胡適了解海外人員。胡適自此時起，就常托赴海外的友人替北京大學物色新教員。陶孟和、任鴻雋出國時，胡曾托他倆關心此事，因此，他倆也曾多次寫信報告訪詢人才的情況，如陶孟和自歐洲致胡適信說：
“此間學生，有專門地質者李君四光，曾在伯明翰充助教，若能延至吾校，當能勝任。又有丁君燮林，年只二十四歲，在倫敦充物理之助教，亦不覯之材。望與校長一商，如能得兩君來吾校，則大佳矣。”此時胡適對在英留學的李四光、丁燮林有所了解，并推薦給蔡元培校長。
北京大學畢業到英國倫敦留學的傅斯年也受蔡元培委托。他查訪后，給蔡校長信中說：
“………我不消說是竭力勸他（指李四光）去的（指應聘去北大），”并說：“李君(李四光)及丁君（丁燮林），乃英學界之‘兩科學家’不特學問大家佩服，即學問以外的事情，也是留英的精粹。他們所學的科學，真能脫離了機械的心境，而入于藝術的心境。……李君（李四光）生平，不僅學者，更是義俠之人。此間的留學界很多稱道。”“李君不甚愿應北大之聘（欲就西南），我看先生還是竭力聘去好，定于北大有多少益處。”
此時，蔡元培已對李四光有所了解。
巴黎和會期間， “五四”運動反對巴黎和會偏袒日本、犧牲我國主權的行徑，才組建了中國巴黎和會考察團(中國巴黎和會考察團團長梁啟超，團員丁文江、徐新六、蔣百里、劉子楷、張君勱和楊維新）。隨歐洲考察戰后狀況兼中國巴黎和會代表團顧問的考察團團員、中國地質調查所所長丁文江，在巴黎時得知李四光在英國留學攻讀地質學的情況后，特地找到李四光，說明中國迫切需要自己培養地質人才的問題。他說：“培養地質人才，是當務之急，希望李四光回國到北京大學任教。”還了解了古生物學家葛利普，欲請他來中國任教。丁文江回國后，向蔡元培校長建議：第一，請李四光先生來北京大學地質系任教授，主講巖石學等課；第二，北大與地質調查所合聘美國古生物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先生到中國來，一面在北大教古生物學，一面主持地質調查所的古生物學研究工作（顧問技師，后任古生物研究室主任）。蔡元培校長接受了丁文江的建議。丁文江立即委托其弟丁文淵（丁文江的四弟，在英國學習）到倫敦請李四光回國到北大任教，丁文淵到倫敦后，李四光正在英國東部實習。丁文淵就和丁燮林一道到英國東部的錫礦山康為瓦爾（Cornwall）找到李四光，談了請他回國任教之事。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1870—1946），地質學家。生于美國威斯康星州塞達堡。1896年，獲麻省理工學院地質系理學學士學位，留校任古生物學助教。1900年，獲哈佛大學理學博士學位。1901年，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1920年，應聘到中國，任農商部地質調查所古生物室主任，兼北京大學地質系古生物學教授。1929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通訊研究員。1934年，任北京大學地質系主任。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他被侵華日軍送進北平集中營。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恢復自由。發表了《中國古生物志》專著，《中國地質史》（直譯應為《中國地層學》）和36幅亞洲古地理圖，《年代的韻律——脈動理論，地球歷史的新觀點》、《由脈動學說論古生代地層之分類》和《中國地層學上間脈動期的意義》等。
蔡元培校長立刻應允，隨即聘請李四光與丁燮林來北大任教。
此時，李四光離開英國到法國、德國等地區考察地質（考察了有關礦山和地質構造，并到柏林等地察看了戰后景況），又從德國橫跨法國、瑞士、意大利、奧地利的阿爾卑斯山（Alps）登上了主峰勃朗峰（海拔4800多米。許多高峰終年積雪，山谷冰川發育）考察冰川地質。當時攝下的有關阿爾卑斯山冰川的照片，他一直保存著。李四光在德國主要是在某些地區察看一般認為典型的地質現象和學習德文。在此期間，還由地質學家史蒂勒（Stille）介紹加入德國地質學會。
秋末，李四光在柏林接到由倫敦轉來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聘請電報。
李四光從德國給剛從北京大學畢業到英國倫敦留學的傅斯年去信，詢問北大的情形。
李四光考察結束，回到英國伯明翰大學。
冬初，李四光從傅斯年的回信中，已了解到一些蔡元培校長整頓北京大學的情況，因此決定接受北大之聘，準備回國教書。從伯明翰攜行裝到倫敦，會見了丁燮林（受聘北大物理系）、王世杰（受聘北大法律系）一道籌劃回國。
此時，留法勤工儉學同學會邀請李四光去作演講，李四光應允，并及時赴法國巴黎，開始準備演講稿。
李四光準備講演稿時（1919年11月22日），囯內情況浮現在眼前……1916年打著擁護共和幌子的袁世凱，卻干著復辟帝制當皇帝的勾當；云南蔡鍔起義，組織“護國軍”討袁，各省紛紛響應，在全國人民的聲討中，當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凱憂懼而死，但國內仍然是軍閥混戰；國際上列強的明爭暗斗不止，萬千民眾掙扎于痛苦的深淵，所謂西方的文明也不過如此而已；在國外苦讀近七年，現在就要返回苦難深重的國土，深知國內前進的道路崎嶇、險峻，舉步維艱……激情迸發的小提琴曲涌上心來，李四光即在隨身攜帶的八開12行五線譜紙上，毅然提筆，譜成一首名為《行路難》的小提琴曲——中國第一首小提琴獨奏曲由此誕生了。這首樂曲的曲調與其曲名是一致的，它低沉的主調中帶著亢奮的強音，起伏交錯之間伴隨著奔放向上的旋律：“………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鮮明地抒發了他在舊中國黑暗的社會環境中，履行孫中山先生囑托“努力向學，蔚為國用”的堅強信心和艱難歷程。
講演稿準備好，題目是《現代繁華與炭》（《太平洋》第2卷，第7號，1920年），題目就明確了能源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在報告中，他首先指出：“學術問題，不能人云亦云，真正科學的精神，就是為真理而奮斗。”接著談了能源與繁華的關系。他列述了國內的煤田和開發情況，并精確地估算了我國煤炭的儲量。可見李四光對祖國能源傾注的心血。他接著說，愈趨于繁華，煤炭、石油的消費量必然年年增加。有什么東西什么方法替代有限的煤、石油以維持人類的繁華？進而談了利用天然能源的問題，他把天然能源從其由來分為：一、源于天體的運轉者（天體轉動的，如潮汐力）；二、源于原子的爆裂者（原子裂變）。他把“原子裂變”作為天然能源之一提出，與當時英國物理學家盧瑟福1919年開始原子核反應研究，幾乎同時；三、由太陽送來的勢力（包括直接的太陽輻射能和間接的水力、風力等）以及蘊藏于地球中的熱能等，進行了廣泛系統的論述。這就是他一直惦記著的持續發展及如何持續發展的問題，之后，隨著這個問題又提出了“節煤和煤的綜合利用”問題。

報告結束，李四光就同伯明翰大學同學丁燮林、王世杰一道，從英國倫敦經法國巴黎、德國柏林、波蘭華沙、蘇聯莫斯科、西伯利亞回國到達北京。

1932年
“九一八”事變后，中央大學師生抗日情緒高漲，時任中央大學校長的國民黨中央執委朱家驊，多方壓制，引發了“驅朱運動”，朱家驊被迫辭職。國民政府任命科學家任鴻雋為中大校長，任堅辭不就。行政院遂決議由教育部政務次長段錫朋為中大校長，但因遭到學生的反對而未能履職。近半年不能解決，國民政府下令解散中央大學，教師解聘，學生一律離校“聽候甄別”。國民政府立即組成中央大學整理委員會，聘請蔡元培為委員長，李四光為副委員長，顧孟余、周鯁生、俞大維、竺可楨、錢天鶴、張道藩、羅家倫、譚伯羽等為委員。經中央大學整理委員會會議商定：（一）整理委員會為咨詢的組合，對整理中大的方案，雖決定原則，但須經行政院決定。（二）解散學校為最后辦法，倘經解散仍不得徹底解決，則教育破產，不堪設想。（三）中大風潮為錢與人兩問題，政府決定自八月起，十足發放，經費穩定，再談人選。（四）校長人選，內定與黨政關系較少之純學者，整理委員會征求同意后，由行政院決定發表。（五）整理委員會工作已畢。
中央大學整理委員會委員長蔡元培擬聘李四光為中央大學校長。
《時事新聞》1932年7月19日報道說：中央大學校長聞又內定李四光，蔡元培已電北平：整理委員會副委員長李四光先生代行中央大學校長職務，聘竺可楨先生為教務長。錢天鶴先生為總務長，征李同意。李四光在北平接到整理委員會委員長蔡元培1932年7月20日，來電，催促離平去寧，負責甄別中央大學學生、聘任教授等事。李四光接電后在北平談話：余非中央大學代校長……余乃商承該會（整理委員會）執行整委會計劃。……俟期滿任命正式校長后，仍繼續研究地質工作，實不愿停止該項工作。……余一周內赴京。李四光在蔡元培再三催促下，允就中央大學校長職。
《時事新報》1932年7月22日，報道說：從國民政府教育部獲悉：蔡元培由上海拍來電報說，李四光已同意擔任中央大學校長一職。中央大學的教授、學生得悉此事后，對李四光應允來校任職俱表歡迎。……此次決定李氏繼長中大，整理委員會委員長蔡元培推薦甚力、并已征得李氏同意，不致辭職。李四光到職后，根據整理委員會的意見，決定將設在上海的商學院、醫學院劃出，分別定名為國立上海商學院、國立上海醫學院。
8月4日，李四光乘夜車由寧赴滬，向整理委員會委員長蔡元培報告整理中央大學近況，商討繼續進行方針。并擬請蔡元培來寧，主持中央大學整理委員會會務。
8月5日，中央大學農學院教授陳國榮、夏德甫等二十一人給蔡元培和李四光發來電報：蔡孑民、李仲揆兩先生：
農院不幸，亦在整之列，今竟以煽動風潮者，暫維院務，殊失公允，洵與整理本意相違，務請主持公道為荷。

陳國榮、夏德甫等
八月五日接著，該院教授等推派代表四人來滬，向蔡元培面陳詳情，并對整理委員會將原有農藝、墾植、森林、畜牧獸醫、蠶桑園藝、農藝化學等六科改為植物生產、動物生產、農業化學三系提出意見。
8月10日，中央大學整理委員會委員長蔡元培致整理委員會成員顧孟余、張道藩、竺可楨、錢天鶴、羅家倫等人函：孟余、道藩、藕舫、安濤、志希諸先生鈞鑒：
中央大學整理方案，雖經開會議決，而近據李仲揆先生報告，實施甚為困難。李先生現已向行政院辭職，弟等亦除辭職外無他策，特繕辭函一通，弟已簽名，請諸先生次第簽名后，并代周鯁生、譚伯羽、俞大維三先生代行簽名，即送行政院。周、譚、俞三先生處，弟容即致函說明決辭及代簽之故，想必荷諒解也。如尊意不以為然，請示。專此，并祝
公綏

弟蔡元培敬啟
八月十日

李四光辭中央大學整理委員會副委員長及代行中大校長職。
8月14日，蔡元培致行政院院長汪精衛辭職函。敬啟者：
委員等自承命為中央大學整理委員會委員以來，曾開會兩次，議定整理方案，復承任李四光為副委員長兼代行校長職務，俾實施整理在案。現據李副委員長報告困難太多，不能勝執行整理方案之任，已向鈞院辭去副委員長及代行校長職務之職云云。凡李副委員長所感之困難，即整委會全體之困難，委員等實不能勝整理中大之任，謹辭整理委員之職，祈俯如所請，實為公便。此上
行政院院長汪。

蔡元培敬啟
八月十四日8月16日，李四光致函胡適。適之兄：
八月十日手書于今晨收到，時局至此，你一定坐在書案上發愁發悶，我早已料到。提起精衛先生辭職事，真是一本二十四史，從何說起。照最近的趨勢看來，他的行政院長再也不能干下去。不過我們總想想出一個方法不要使他辭職而釀成無政府，至少也要做出一個假政府，支持到國聯大會。現在有若干人正奔走此事，不久你必有所聞。
關于中大事，慚愧極了。我不能整理，也覺著無法整理。一面是整委會，一面是老教授，一面是政府，又一面是學生，四把尖刀好像都集在我一人身上。自從到了南京以后，終日活埋在人叢禍結中，打不開一條出路。你想我是什么人，那會干這種玩意，誤人害己，罪惡難逃，想來想去，終只有辭職一途。現在已經辭職了。我雖然擺脫，學校的問題還在那里。今天大家討論的結果，除了請夢麟來干，別無辦法。北大的事當然又要麻煩你了。請夢麟有請夢麟的途徑，請你現在不要告訴他。
小三完全好了嗎？念念。祝你平安，并請問候太太。

光
八月十六日
1932年8月16日李四光致胡適信手稿（1）
1932年8月16日李四光致胡適信手稿（2）
1932年8月16日李四光致胡適信手稿（3）
8月24日，國民政府行政院召開院務會議，會上議決：（一）中央大學整理委員會委員蔡元培等辭職照準。（二）中央大學代行校長李四光辭職照準。
李四光就辭去中央大學整理委員會副委員長兼代執行校務經過，發表談話：余對教育行政向無經驗，尤乏興趣。此次行政院因中央大學風潮日巨……故有整理委員會之設，并請蔡孑民先生任委員長，蔡先生年高事繁，猶冒暑出任艱巨，余何敢自逸，故亦勉任副委員長，并兼執行校務，冀為蔡先生稍分征勞。乃任事未及兩星期，困難叢生，校內各部，意見復雜……整理委員會預定之計劃，十未行一。當時欲為蔡先生分勞，出任此事；其結果，不特未分蔡先生之勞，且增蔡先生之憂，故決定辭去所任……之職，蔡先生及其他整理委員會委員，因整理委員會原為咨詢及計劃機關，對校內行政，本不當過問，故亦決定全體辭職。……今行政院已準同人辭職，并任羅志希（羅家倫）先生為校長，此后校務負責有人，誠中央大學前途之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