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旅行記：首位深入西藏的日本學問僧河口慧海尋訪佛教經典的究竟之旅 （探險經典中文出版二十周年平裝本回歸）

河口慧海，首位深入西藏的日本學問僧
尋訪佛教經典的究竟之旅
 
 「河口慧海是一位敏銳的觀察者與忠誠的記錄者，他留下的紀錄的深度、準確和全面性，都不是浮光掠影的西方探險者所能比擬。……慧海入藏取經，完全是孤獨來去的鬼影。我必須說，這是法顯、玄奘以降的東方旅行傳統，我們在河口慧海身上，再度看見久逝的古風。」
——詹宏志
 
一八九七至一九○三年，日本僧侶河口慧海花了將近六年時光，進入西藏這塊被嚴密封鎖的大地。這塊祕密王國因天險而與世隔絕，別有乾坤，西藏人自認這裡是佛陀的國度、觀音之淨土，充滿獨特異彩。不過，這位日本僧侶並不是為了仿效勇敢的冒險家，以完成探查大業、促進世界文明為職志，而是因為聽聞該國藏有許多佛教未傳之經典，為了取得這些珍貴典籍而發奮走上這段長旅。
他於一八九七年六月從大阪出發，在大吉嶺停留一年研學西藏語文，於一八九九年一月借道尼泊爾前往西藏，之後在喜馬拉雅山脈的山中小村查藍修習修辭學一年，在一九○○年七月才抵達西藏國境。之後，他為了避開嚴密防守的西藏關哨，不得已往西繞道羌塘高原，徒步跋涉過海拔四、五千公尺的無人地帶，採行鮮為人知的小徑。時值冬季，他不時得涉渡夾雜流水的冷冽河川，又不時經遇大雪紛飛，途中險些凍斃；又遭盜匪掠奪，到達西藏首府拉薩時已一九○一年三月。仔細算來，他從大吉嶺到拉薩共花了兩年三個月時間，共走了近四千公里路。然後，他冒稱羌塘藏人身分進入拉薩色拉寺研讀一年兩個月，期間因醫術高明榮獲達賴喇嘛召見，甚至差點成為法王御醫，後來則因身分曝光而在一九○二年五月匆匆離開西藏，在一九○三年五月返抵國門。
返國之後，河口慧海將這趟旅程的見聞詳盡記錄，以「西藏旅行記」為題在報刊上連載，獲得一般民眾的熱烈迴響，風靡一時。英譯本《西藏三年記》於印度出版後，旋即獲得民族學家、歐洲探險家和西藏學者的肯定。
《西藏旅行記》一書不僅記錄旅途的艱險、各地法會、僧侶的生活百態，同時涵蓋當年西藏地方的政治、經濟、文化、外交及社會風俗、歷史，還有地理上的探險，可謂在近代史和比較文化研究上，留下了豐富又獨特的珍貴素材。
 「我已無計可施，但這樣下去只會在風雪中昏睡，而昏睡就代表死亡。我的兩手都失去了知覺，牽著羊繩的那隻手更是抬不起來，整個人痛苦到了極點，可是不能就這樣停下來等死，我又使盡最後的力量和兩頭疲憊的山羊拉扯奮戰，走了五、六十公尺，他們終於倒了下來。兩頭羊痛苦地喘著氣，我也只能做最壞的打算。……既然無法可想，就將行李從羊背上卸下，拿出禦寒的大袍蓋著牠們，我也從頭到腳包著一件厚厚的雨衣，擠在兩頭羊中間的雪地上開始打坐。」
——河口慧海

河口慧海
慶應二年(一八六六)生於泉州堺(今堺市)，本名定治郎。十五歲讀釋迦傳，感動發心，從此戒酒、禁肉食、戒淫。二十五歲得度，法號慧海仁廣，並任東京本所五百羅漢寺住持。二十六歲起過午不食。
自二十歲起即自學英文、梵文和巴利文，並對世界局勢、各種新知充滿好奇心；二十八歲決定前往西藏求法，三十二歲成行。第一次西藏之旅返國時已是三十八歲。他在返國後，以「西藏旅行記」為題在報刊上發表了這趟旅途的見聞。
一九O四(明治三十七)年秋，在結束第一次西藏之旅返國後次年，再度自神戶首途，前往印度；次年至尼泊爾待了將近九個月後又回返印度。之後在印度長期逗留，直到一九一三年底才又驛馬星動，經由錫金，翻越隆冬的喜馬拉雅山，重返西藏，完成第二次西藏之旅。
第二次旅行歸國後，專注致力於藏文和佛經的教授、研究、翻譯和出版，編纂《藏語辭典》，並宣揚在家佛教。
他逝世於一九四五年二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享年八十；當時手頭上正在編纂《藏語辭典》。


吳繼文
台灣南投人。私立東吳大學外文系畢業、日本國立廣島大學哲學碩士。曾任聯合報副刊編輯、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叢書部總編輯，以及台灣商務印書館副總編輯。著作有長篇小說《世紀末少年愛讀本》、《天河撩亂》、劇本《公園一九九九的一天》；譯作有吉本芭娜娜小說《哀愁的預感》、《蜥蜴》、《廚房》、《白河夜船》等書。

【導讀】
究竟之旅——河口慧海的《西藏旅行記》 詹宏志
西藏神秘國邊境不安
在藏史學者賀文宣所編的《清朝駐藏大臣大事記》（1993，北京）裡，光緒三十年條下正月二十日乙亥（一九○四年三月六日）有分條記載：「裕綱奏陳藏人以英人欺淩無禮，力阻藏臣赴邊與印督會議，難于起程。旨著暫允藏人之請，檄馳委員等力阻入亞東關前進之英兵再進，俟有泰到任徐籌善策。」
這個條目內容展示的是歷史上某一刻一個緊迫危急卻又複雜微妙的處境，當中，心焦如焚向北京中央朝廷急報情勢危殆的是清廷駐藏大臣裕綱，而提兵已侵入錫金、西藏的邊關亞東，並躍躍欲試亟欲東進的是英國印督特使榮赫鵬（Francis Younghusband, 1863-1937），清政府不想與英國發生戰端，要求裕綱親赴邊境與英人談判，西藏十三世達賴喇嘛卻意有未平（他有俄國人在背後搧風壯膽），藏人執意要自行抗英衛土，而大清政府派來即將接替裕綱的新任駐藏大臣有泰已經在路上……。
如果把故事景觀再放大一百倍，這是更大的歷史矛盾的一個小片段。英國設東印度公司始於一六○○年，也就是遠在鴉片戰爭之前，堅船利砲的大英帝國早已在中國一旁（印度）虎視眈眈了兩百多年，期間它逐步吞併了尼泊爾、布丹和哲孟雄（今稱錫金），清廷雖然在一八九○年簽訂中英藏印條約，保住了西藏主權，但西藏南方屏藩盡去，邊陲門戶洞開，鎖國自守的香格里拉神秘國其實已經是岌岌可危，再也保不住了。
同樣的故事，我在〈旅行與探險經典文庫〉收入的另一本書：法國女旅行家亞歷山卓．大衛─尼爾（Alexandra David-Neel, 1868-1969）所著《拉薩之旅》（My Journey to Lhasa, 1927）的導讀中就曾經描述：「在地理上印度緊貼著西藏，英國人想對西藏有更大影響力的念頭從未間斷；尤其到了十九世紀末，英國人擔心俄國人的影響力自新疆南下，恐將危及印度，更覺得需要控制西藏做為緩衝；兩個強權在中亞地區爾虞我詐地暗自角力，被英國作家吉卜齡（Rudyard Kipling, 1866-1936）稱之為『大競局』（The Great Game），更在小說《阿金》（Kim, 1901）中把它不朽地形象化……。」
除了吉卜齡目中無人卻又生動難忘的「大競局」一詞，也許近人英國史家彼得．霍浦寇克（Peter Hopkirk）筆下的通俗史書《世界屋脊的私闖者》（Trespassers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1982）是另一個對當時歷史氛圍最佳的全景式描繪。總之，上面所說的孤獨無援的邊臣急報，背後有一個雄大奇詭的場景；西藏長年的閉關自守（只對中國、布丹、尼泊爾、哲孟雄等地開放），既不准外人入藏，亦不許藏人與外人往來（違者的處罰極其殘酷嚴峻），西藏內部佐國的政教合一高僧們不一定能夠了解十九世紀末世界帝國主義的複雜競爭情勢，對日益衰頹的大清帝國也有不服之心，而俄國人和英國人內心都有不可告人的算計，而其間更穿插了一群立意要探索西藏奧秘的旅行者與傳教士……。
熟悉近代西藏歷史的朋友可能已經知道上面那場「英軍進逼，邊臣告急」故事的下一回合，英人進軍當然不聽清政府的勸阻（他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藉口，不是嗎？），而揮舞著中古世紀武器的西藏僧兵肉身當然也擋不住新式洋槍洋炮，一九○四年四月九日，英軍在骨魯地方大敗藏軍，四月十一日就攻抵江孜，並繼續往拉薩推進，儘管中間清廷與駐藏大臣都做了各種外交上的努力，也攔不住探險家軍人榮赫鵬的部隊和意志，八月三日英軍入拉薩，達賴倉皇逃離布達拉宮，有泰不得不率官員迎英軍，西方人眼中第一位抵達拉薩的探險家榮銜終於落到榮赫鵬頭上（那是他多年的夢想）……。
 
日本學問僧識見不凡
 
包括彼得．霍浦寇克在內的西方旅行史家，都傾向於認定榮赫鵬是第一位進入拉薩的「外國人」，而前仆後繼競相入藏的旅行家也至此終於有了結論，用霍浦寇克的話來說，榮赫鵬是「這場無與倫比大競賽的真正贏家」（really the winner of this extraordinary race）。
但，且慢！如果榮赫鵬是第一位進入拉薩的外國人，他們要如何面對另有一位異人在一九○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喬裝僧人漢醫率先來到了拉薩，整整比榮赫鵬早了三年有半？事實上，如果把印度人算進來，這位異人的藏文老師孟加拉人達思（Sarat Chandra Das）則早在一八七九年和一八八一年就曾經兩度成功抵達拉薩。
這裡說的異人指的是日本僧人旅行家河口慧海（1866-1945），俗名河口定次郎，他是出身黃檗宗五百羅漢寺哲學館（今日東洋大學的前身）的學問僧。他在讀破一切藏經之後，為了追求比漢譯大藏經更古老的梵文經文（日本語佛經都由漢文轉譯而來），發願入藏求經，三十二歲（一八九七年）自神戶出航，先至印度大吉嶺追隨達思習藏文，三年後決意假扮中國僧人潛行入藏。他從尼泊爾加德滿都出發，順利經日喀則進入拉薩。河口慧海在拉薩遍訪聖地、求法問道將近兩年，並以漢醫身分濟世治人。他的醫術高明，又對窮人不取分文，聲名乃逐漸遠播，遍交藏人權貴，甚至連達賴喇嘛十三世都聽聞有此一「中土高僧」，還多次接見了他（漢文流利的達賴十三世喇嘛並未識破這位冒牌貨）。
但薄紙終究包不住火，他的行醫善舉得罪了若干原本地位崇高的藏醫，拉薩又至少有兩位藏人曾經在大吉嶺見過他（他在大吉嶺是個名人，而且並未偽裝中國人的身分），他的秘密就逐漸有隨時走漏的風險。一九○二年五月，他的真實身分傳到達賴喇嘛耳中，河口慧海立即面臨急切如風的追捕；他連夜動身，以十八天的時間迅速逃到錫金邊界，不久後，他就安抵大吉嶺他的師傅達思的住所。一場長達兩年不可思議的旅行就此落幕，只是可憐了在拉薩與他交往的藏人朋友，以及在逃亡路上幫助過他的藏人，後來都受到了嚴刑酷罰。
河口慧海在一九○三年返回日本，隨即在報上連載他的旅行所見所聞，一九○四年更以《西藏旅行記》之名由博文館出版；一九○九年，他又將全書親自英譯為《西藏三年記》（Three Years In Tibet），風行一時，他的冒險行蹤乃為世人所周知，如今此書已經是了解西藏民族風俗與昔日旅行歷史的經典了。
回到旅行史上入藏競賽一事，西方史家主張不該把河口慧海計算在內；他們的理由，河口慧海是亞洲人，身分偽裝有了太大的優勢，而歐洲人不管藏文多麼流利，微服入藏的難度高太多了。譬如正當慧海居停拉薩之際，另一位歐洲大探險家斯文．赫定試著假扮蒙古朝聖者自北方入藏，在距拉薩五天的行程之外被識破，功虧一簣，可見競爭不公平。話雖如此，但我們別忘了稍晚抵達拉薩的女探險家大衛─尼爾，不也是假扮藏人成功混進入了拉薩？
也許我們不要太計較西方史家的小家子氣，河口慧海畢竟是識見、氣度都極不凡的東方旅行家，他的旅行條件也絕不是寬裕容易的，他自稱他的旅行方法是「頭陀乞食」（也就是沿途托缽）的，不是西方探險家那種駱駝成隊、挑伕成群的富人之旅。河口慧海又是一位敏銳的觀察者與忠誠的記錄者，他在西藏所見並不是一個和睦的理想國，而是一個神人合一的恐怖統治；而藏人特有的艱苦生活條件，以及從而衍生的獨特風俗，他也不畏可怖，一一據實以錄，部分內容恐怕不是腸胃不健康的讀者所能吞嚥。但也正是如此，他留下的紀錄的深度、準確和全面性都不是浮光掠影的西方探險者所能比擬。
東方僧侶旅行自有傳統，他們不是垂涎他人國土的侵略者，而是求法問道的自我追尋者；榮赫鵬進出西藏，在他國文獻裡充滿了倉皇恐懼的兵災急報，而慧海入藏取經，完全是孤獨來去的鬼影，他國文獻根本不曾彰顯。從今日生態的觀點來看，那高下是分明的。我必須說，這是法顯、玄奘以降的東方旅行傳統，我們在河口慧海身上，再度看見久逝的古風。

導 讀 究竟之旅——河口慧海的《西藏旅行記》 詹宏志
第一部 出發
第二部 借道尼泊爾
第三部 赴聖湖馬旁雍錯巡禮
第四部 直驅西藏首府
第五部 拉薩府見聞（一）
第六部 拉薩府見聞（二）
第七部 身分曝光
第八部 離開西藏
第九部 大團圓：回歸故里
附錄一 關於河口慧海
附錄二 河口慧海旅行概要
附錄三 河口慧海著作一覽表
附錄四 河口慧海西藏之行示意圖
附錄五 一九○四年的拉薩略圖

第一部 出發

1．決心入藏緣由
我之所以遠赴西藏，主要是希望讓社會大眾能夠方便親近佛教經典。明治二十四年〔一八九一〕四月起，我摒擋一切雜務，專心一意在宇治的黃檗山1開始研讀《大藏經》，以迄二十七年〔一八九四〕三月為止。在那段日子裡我有個感想，就是為了讓一般人比較容易理解經文，我們將漢譯佛經再轉譯為日文，但是它的正確度到底如何呢？我們可以發現種種現象：一部梵文底本有時被翻譯成數種中文版本，當然彼此內容有相近之處，可是差異點也所在多有，甚至還有意思完全相反的，或者在某些版本出現的經文卻不見於他本；排列順序彼此顛倒的也很多。
儘管如此，那些翻譯梵文經典的人絕非有意虛構作假，所以這些現象應該加以重視並充分研究；譯者總是確信自己所譯的版本與原典一致無誤。果真如此，則原典本身或許也有各式版本流傳。還有一種可能，就是譯者為了適合特定地方、民情的需要而做了相應的取捨，以致造成文意上的出入。總之，如果不能見到原典也就無法判別經文的真偽，唯有取得原典才能徹底解決這個問題。
不過據我所知，如今佛經原典在印度已然無存。雖然錫蘭〔斯里蘭卡〕仍保有小乘佛典，卻不能拿來解決當前的問題；此時此地最需要的是大乘佛典。然而大乘佛典在其發祥地印度並未流傳下來，倒是聽說在尼泊爾和西藏還有不少的樣子。為了取得原典，非得去一趟尼泊爾或西藏不可。另外，據歐美的東亞學者研究指出，不管文法或語意，藏譯佛典都比漢譯來得正確而可信。這個說法在歐美學界好像已經被普遍接受。如果佛典被完整譯成了藏文，那麼即使梵文原典已然絕跡於世上，我們仍能從研究藏譯佛典一窺經文原貌。其次，比較研究藏譯和漢譯佛典的異同，在學術上是很有意義且頗具價值的事。
我認為，要做好相關研究，必須到西藏接受語文方面的訓練。這個想法成為我起意前往西藏的原因，時間上正好是明治二十六年四月，距今〔執筆寫作之時〕有十年以上，當時西藏仍然實施嚴厲的鎖國政策，許多有辦法的西洋人花了大量金錢與時間，做了種種萬全的安排與準備，結果仍然不得其門而入，像我這樣一個貧窮的僧侶恐怕更加做不到。而且就我個人而言，即使我不去從事這樁冒險，只要能夠擔任一個黃檗宗2寺廟的住持也能夠過著極其安適的生活。那時我已經是東京本所3五百羅漢寺的住持，其後在宗乘之內河口慧海也是一個常常被提起的名字，如果我的志向只是當一名黃檗宗所屬廟宇的住持，那真是有如反掌之易。放棄這樣的機會而甘冒生死未卜的危險前往一個陌生國度，確實有些令人難以理喻。不過那些都是世間一般人的想法而已；犧牲優渥生活以追求真理這種事是沒有道理可說的。
但當時我從父母、同胞、朋友處得到許多護持，歡喜接受我教示的信徒也不少；棄他們而去實在令人不忍。想來他們認為我此去必死無疑，一定大力勸阻，照說我應該聽他們的勸，可是這樣一來依照原典研究佛法的大事因緣就無法進行了。即使如此，如果不能下定決心說動他們的話，畢竟無法成行。自從我二十五歲出家以來，為了寺廟和宗門的事務，我其實並未在佛法修行上專心用功。即使在研讀《大藏經》期間，我也常常被叫去處理各式俗務，這樣子其實達不到出家的目的。要是能夠到世界最高的喜馬拉雅山中老實修行的話，就可以遠離人情俗務，專心一意修習清靜妙法。這個願望就是促使我翻越喜馬拉雅山入藏的另一個動力。
事之所至，理所當然……非做不可的事情，卻也有許多教人進退維谷之處，尤其是要前往國外，或者是面對難度很高的計畫時，對任何人而言都不是容易下決定的事。由於佛法的關係，世間一般人所困惑的對我倒不造成苦惱。通常若想起創一項事業，首先得有金錢做為資本，所以如果打算前往外國，照說也必須把錢先準備好才能出發。但是本師釋迦牟尼佛曾說過，一個人若是遵行他所教導的戒法，則不管去什麼地方，都不會因為凍餓而喪生。
因此，對一個佛教僧侶而言，持戒就是他的資本，也是他的旅費和通行證。尤其是遵行釋尊的教戒中最最謙遜的頭陀乞食4，根本不用擔憂旅費的有無，這就是我即使身無分文也敢於從事一趟大旅行的理由。特別是想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的釋迦牟尼如來，捨棄了至尊的王位和金殿玉樓也就是天下的富貴，為了眾生拋棄身命、破衣乞食而出家修行，則一時的困頓勞累根本不算什麼，這樣一想也就很容易下定決心了。後來在西藏的旅途中雖然歷盡千辛萬苦，幸好我總是想起釋迦牟尼佛而安度一切苦難。
為了此行必須多瞭解印度，當時有一位剛從錫蘭留學歸來的釋興然法師住在神奈川地方，去他那邊學習的話應該可以知曉印度的一切，於是前往拜謁求教。起先他非常親切地教我巴利語的經文和各式文典；過了一年多時間，他告訴我：「小乘才是純正的佛教。在日本雖然稱之為小乘，其實小乘是大乘修行人所取的名字，小乘的原名絕非如此。純粹的佛教僅限於此〔小乘〕，因此真正的僧侶必須穿著黃色的袈裟。欲正其心者必須先正其容姿，做為僧侶第一就是要穿上黃色袈裟。你最好也穿上黃色袈裟吧。」那時候興然師為了實行他的理念而創立了正風會。
聽了他的話，我回答他說，雖然我也修學小乘的教法，但我沒辦法遵從他的主張和方向，結果兩個人的意見老是不合；我和釋興然師於是產生了衝突。每當我說到大乘的教義，法師就反駁說那是一味空想不足取而與我不斷辯難，我也對興然師的小乘教義不以為然，認為是偏狹無知。因此在巴利語的學習上我以他為師，在教義的主張上則採完全反對立場，對興然師所說的話一句也沒有聽進去。興然師感到很不是味道，就訂下了一個「夸談大乘教義而不知遵從此一真實佛法的人不許常住此寺，未著黃色三衣的僧侶不許常住此寺」的內規並拿給我看。我就說：「如此一來我就不能在寺中繼續掛單了，不過如果今後我自己負擔伙食費、雜費，寺中我該做的工作也照做，能否讓我做一個僅僅是學習巴利語的弟子呢？」結果並未被接受。
這時興然師非常熱心地想說服我，他一再跟我說：「與其不切實際地篤信大乘教義並貿然前往西藏，還不如把握一件確實的事，那就是先去錫蘭學習真實的佛法。學了之後你就瞭解佛教的本旨，再也不會胡謅什麼大乘教義了。如果你以我弟子的身分前往的話，我不但幫你買船票，也幫你出學費，這樣不是很好嗎？我看你不管怎麼拚老命也湊不足出國留學所需費用的！」我則回答他說：「縱使可以得到可觀的資助，我仍無法背棄日本所急切需要的大乘教義而遵從您所篤信的小乘教法。到今天為止您的教誨我非常感謝，但我所接受的僅僅是語學上的教導，至於教義我自始至終都沒有接納。有關您所說的，很抱歉我必須拒絕。」法師聽了非常不高興，很快就將我掃地出門。這是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二月間發生的事。

【注釋】
1宇治：位於京都南方。黃檗山：即日本黃檗宗大本山（總寺）萬福寺別稱。
2黃檗宗：禪宗傳承中臨濟宗之一支派，由福建福州黃檗山萬福寺隱元禪師東渡日本開宗立派。
3本所：位於今東京都墨田區。
4頭陀為梵文dhuta之音寫，有抖落、拂除之意，引申為抖落煩惱、塵埃，捨棄貪欲以清靜之心專志於智慧之增進，原為古印度婆羅門階級人生四住期（學生期、家長期、林住期、遊行期）中，最後階段的遊行期所採行的生活方式，遍歷諸方，少欲乞食，一心求解脫之道。原始佛教僧團也引用同樣的修行型態，衣食住以少欲知足為旨，而行頭佗行，主要分為十二項目。今以頭陀做為托缽乞食之同意詞。

2．出發前的功德
由於被釋興然師掃地出門，我回到了東京，不過待在日本畢竟不可能瞭解關於西藏的一切，於是積極進行前往印度的計畫，也開始拜訪東京的友人和信眾，與他們一一道別。其中有些人提到要舉行餞別宴，問我的意見，我就拜託他們說，如果是個愛喝酒的人，就以戒酒來為我餞行，老菸槍就以戒菸餞行。以這種形式做為餞行的人共有四十位；從那時開始一直到現在都還堅持戒酒、戒菸之餞的還有好幾位，無法堅持的也不少。總之我認為這是一種美好的餞別。其後我又從東京返回大阪，在大阪也接受了很多相同形式的餞別宴。這裡面有三次很特別的餞別宴，我想對後來我在長旅中能夠保全性命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這三次餞別，東京、大阪和堺1各有一次。
在東京發生的事情是這樣子的。這是一位發明瀝青製造、名叫高部十七──現在仍健在──的人。他在東京地區也是個捕魚名手，據說只要這個人經過的地方，所有的魚都會被他一網打盡。他不但工夫了得，而且也真的很愛做這件事，偶爾身體微恙，只要出去撒個網就不藥而癒。當我正要出發之際，由於是非常親近的信眾，我特意去看他，他卻滿面愁容。我問他怎麼回事，才知道他所深愛的兩歲和三歲稚子最近先後夭折，妻子受此打擊瀕臨崩潰，他就算出去網魚也覺得很無趣。於是我再問他：「你因為失去愛子而感到哀傷，如果有人將你的愛兒捆綁起來，把他們殺了後燒烤或水煮來吃，你有什麼感想？」他答道：「這種人是惡魔，不是人！」
「這樣的話，那麼對魚類而言，你恰恰是惡魔啊。雖說是魚類，但它們愛惜生命的想法與人類是一樣的。如果你為失去愛兒而傷痛的心情真實不虛的話，為什麼不停止殘忍的捕魚呢？如果捕魚是你賴以維生的職業，為了生活也許可說是不得已，但若說純為娛樂的話，你不覺得這行為太殘酷、毫無慈悲心嗎？」我慢慢向他詳細開示因果報應的道理，最後我勸他以不殺生為戒，做為我西藏之行的餞別。
他一開始面有難色，非常苦惱地說：「很難吶，除了網魚實在沒有什麼嗜好。」但經過我熱心勸誡，加上告訴他我這次不顧身命前往西藏，如果他能以不殺生為戒來餞別我將是很大的功德，他終於聽進去了，毅然決然站起來，把屋子一角掛著的一面大魚網取下來給我，說：「我聽從您的話，從今以後堅持不殺生戒，以堅持此不殺生戒做為您西藏之行的餞別。我把這面魚網交到您手上以證明我的決心，您要把這面魚網拿去賣了或丟掉聽隨您便。」聽到他這樣說，我就請他的女兒在一具大火缽中點火，然後將魚網丟進去燒掉；在場看到的人都嘖嘖稱奇。等到火勢熾燃，我合十念道：「願起愛護法界眾生以及其他生命的菩提心，盡燃殺生惡具！」接著我又面對高部氏說法：「這把燃燒網具的火，恰是將您的煩惱惡業一併燒卻的智慧之光。今後就以此智慧之光發心，去愛護法界眾生吧。」
這時在場的人中有一位高部氏的親戚叫小川勝太郎，他和高部氏一樣以捕魚為樂事，在一旁看了頗有感觸，當場發了個誓願：「我也以持不殺生戒做為您西藏之行的餞別。如果我違反了這個誓願，不動明王將賜我以死。」當下我好像自己的一條命被救活了般衷心歡喜。
在堺還有一位我青梅竹馬的朋友伊藤市郎，這個人也一向以撒網捕魚為樂；我拿勸戒高部氏的話說服他，所幸他也欣然同意，把魚網燒了來餞別我。大阪安土町的渡邊市兵衛是一位知名富商，現在專門從事股票仲介以及和朝鮮間的貿易，過去則是船場一帶以「泉清」為商標的大型雞肉供應商。這位先生平日熱中於禪學，他即使不做這種殺生的買賣日子也一樣可以過得很好，偏偏還是繼續經營雞肉供應的事業，我不時從東京寫信給他勸他罷手；這次往赴西藏之前也還是想說服他，他回我道：「如今突然要停下這個買賣確實有困難，不過我答應您，假以時日要是找到其他可行的事業，原來的買賣我一定立刻收山。」並以此約定做為餞別之禮。在我出發後一年多，他果然依約結束雞肉大盤商生涯，改行經營如今的事業。
這些事情在一般人眼中也許會覺得有些過度誇張，但對症下藥的時候，用藥量稍稍加重些，病也會好得比較快。應該要知道，對一般人說平常的道理，和對生了重病的人施以良藥的情況是不一樣的。由於這種種不殺生的誓約──燒掉每天取許多魚族性命的網具，或是終止雞肉買賣的事業──日後在西藏高原多次讓我從瀕死的危難中化險為夷。除了諸佛菩薩的庇佑之外，這些信而有徵的餞別方式也為我帶來了難以想像的法益，我永遠感念這些人堅定的信心。
出發在即，沒有旅費也是不能成行。我的存款約有一百多圓2，另外大阪的渡邊、松本、北村、春川，堺的肥下、伊藤、山中等諸位先生，他們總共熱心贊助了我五百三十圓做為送行之禮。我把其中一百多圓用在旅行的各種準備上，剩下的五百多圓帶在身上；終於能出國遠行了。

【注釋】
1堺：日本發音為Sakai，位於大阪市南方的海港城市，面臨大阪灣；今屬大阪府轄下。
2此為十九世紀末日本的幣值，下同。

3．走向探險的人生之路
當我要出發的時候，也有些人譏誚說：「這個人死路一條啦，腦筋有問題，自以為是，他瘋了！」連比較老實的人都當面對我這樣說，我想一定有人在背後預期我的失敗；我想這些人都是與我有緣，才會說出這些不中聽的話來，而且這些難聽的話終究也可以變成善因。在許多人的嘲笑聲中，也有人真心誠意地想勸阻我。在出發前夕，也就是六月二十四日晚，在大阪的牧周左衛門家裡，來了很多想阻止我成行的人。
勸阻我的人當中有一位極其熱心，他就是如今在和歌山擔任法官的角谷大三郎。他懇切地想說服我，說：「不要做一些會讓世人嘲笑的事吧，想想你在佛法的修行上已經小有成就，今後不是當專心一意濟度眾生嗎？何況如今日本宗教界缺少人才，你有必要非得往死裡鑽去嗎？」
我回答道：「我不知道這趟我將一去不返或是能活著回來，但最重要的是，一旦訂下了目標，不管最後達成多少，我都要先全力以赴再說。」
「如果死了呢，死了不就什麼目標都沒有達成嗎？」
「死不死這種事就不用想太多了，留在日本也沒有人保證不會死啊。走這一趟不一定只有死路一條嘛，盡人事、聽天命，有備而去，死了就跟軍人戰死沙場一樣；但為佛法修行而死是多麼值得歡喜的事！這一切都是我自己衷心期待的，死不足惜。」
我們就這樣對談了好久。他知道無論怎麼勸都是徒勞，於是留下一些旅費，在深夜離去。此外也有許多信眾眼見不管怎麼都留不住我了，於是噙著眼淚與我惜別。最後，我還是在六月二十五日早上從大阪出發，翌日在友人肥下、伊藤、山中、野田諸位先生的伴送下，於神戶碼頭登上「和泉丸」。那時曾寫下辭鄉之詩。

得到遙遠月上桂枝
回到天津日出之國

故鄉的親友、信眾站在隨浪濤起伏的小舟上，朝著我搭的輪船搖動帽子或手帕，輪船迅速向西疾駛而去。我從和田海岸一帶遙望東方金剛、信貴、生駒等熟悉的山巒，但我的心已經走得很遠了。船過門司，經玄界灘，航渡東中國海；還沒到香港，我已和船長、船員變得很熟，不時和他們說些佛教的義理。在香港上來一位英國人湯生，他曾旅居日本十八年，日本話說得很流利。他是個虔誠的基督徒，和我往來論辯，而我們在船上也大受歡迎；這真是件愉快的事。尤其船員喜歡親近佛法，使我感到很欣慰，又寫了一首短歌：

搭上航向我佛淨土之舟何其欣喜……

七月十二日抵達新加坡，我暫住一家叫扶桑館的旅舍；十五日那天到日本領事館打聽一些事情。那時的領事名叫藤田敏郎，他在我出發前就已經從和泉丸船長口中得知我前往西藏的路上將會途經這裡。
他一見面就說：「聽說您將前往西藏，不過您將如何前往呢？去西藏很難的。有一位福島先生都到達大吉嶺那邊了，結果說西藏行不得也，最後還是知難而退，我想真是去不得的。您是要帶一團軍隊前往還是一路乞討過去我不知道，到底您是怎麼打算的呢？」
我說：「以我僧侶的身分，想都沒想過帶軍隊前往的事，就算能夠我也毫無此意。出家人一路托缽前往是理所當然的，所以我將乞討而行。反正現在不管設想得多周到，到時管不管用還是疑問，隨機應變，自有方法吧。就此告辭了。」
聽我這麼說，領事拱手與我作別，一臉不安。
七月十八日在我所寄居的旅舍發生了一件意外。說來很危險，我是死裡逃生。做為一個出家人，我總是抱著「一切到處，皆歸道場」的理念，在旅舍裡不時為人說法，因此旅舍的老闆特別禮遇我，每天洗澡水一燒好，就讓我第一個進去洗，成了我寓居期間的慣例。這一天旅舍的女中也依例過來請我入浴。那時我正在讀經，馬上過去其實也不礙事，只是心裡不知道為什麼有些遲疑，於是當女中不久後又過來對我說「如果您不去洗的話，別人就要進去了，您還是請早吧」的時候，雖然我嘴裡應道「知道了，馬上就去」，人卻還坐著不動。
才沒多久，傳來一聲轟然巨響，整棟房子都搖晃了一下。我心想「不知道是不是地震，還是出去比較好」，就起身往外走。感覺並不像地震，但那聲巨響很嚇人，引起一陣騷動。我問了原委，才知道旅舍的浴室塌了。浴室在二樓，新加坡的屋子一般二樓有一丈高，浴室就是從那樣的高度塌了下來。由於我沒有進浴室，一名日本婦人就先進去洗，結果浴缸和那位婦人一起掉下來。又是柱子又是石頭的，以致那位婦人的頭部、身上都受到撞擊而昏死過去，聽說傷得很重，我感到很不忍，雖然去探望她的傷勢對她沒有什麼幫助，我還是去了醫院。後來這位婦人到底有沒有因為傷重而死我並沒有去查問，但知道有人深信凶多吉少。
如果當時我一聽到女中的通知馬上就進浴室去，恐怕非死即殘，西藏之行也變成不可能。所幸避過了這場災厄，事後想想，似乎就是後來西藏之行能夠一路逃過凶險、安返故鄉的前兆也說不定。覺得難過的是，那位婦人替我承受了那場災難。當我在大吉嶺的時候，聽說新加坡那家旅舍的處境非常困窘。原來他們只用泥土和油漆把地板、梁柱腐爛的部分加以遮掩，教人看不太出來，結果警方派人持槍來檢查，只要覺得不可靠的地方就要老闆換掉。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七月十九日，我搭上英國籍蒸汽船「閃電號」（Lightning），途經檳榔嶼，並於七月二十五日抵達加爾各答的摩訶菩提學會（Mahā-bodhi Society），在那裡逗留了若干天。摩訶菩提學會有一位名叫強卓．檗斯的幹事，他問我：「您來此有何目的呢？」
我回答他：「我要前往西藏，我是為了學習藏文而來的。」
他說：「西藏是一個非常美好的地方。有一位曾經在西藏修學、著有《藏英辭典》（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的薩拉特．強卓．達司（Sarat Chandra Das）居士現在正好在大吉嶺的別莊裡。您要是去他那裡，應該會很有收穫才對。」
我拜託他說：「這真是太好的機會了，能不能請您為我寫封推薦函呢？」
於是我拿著推薦函，八月二日在旅居加爾各答的日本人送行下乘火車北上，換搭蒸汽船渡過寬廣的恆河，接著又坐上火車，穿過椰子林和青翠的田野，一直往北方行進。許多故國難得一見的大型螢火蟲在水田上映出有趣的倒影，那是月亮沉入西方平野之後所看到的景象。這也讓我想起了昔日的佛陀：

佛光閃爍闇夜
猶如螢火翱翔

第三天清早，我在西利古里（Shiliguri）車站換搭小型登山火車。火車有如長蛇般迂迴盤曲而行，經過茂密的雨林，朝北方的喜馬拉雅山區緩緩攀爬；蒸汽火車頭發出的巨響像幾千隻獅子同時疾奔，震動了整個山谷。向上走了八十公里山路，在下午五點左右抵達大吉嶺，而這時加爾各答已經在六百公里之外。我從車站坐上轎子，即刻前往薩拉特居士的拉薩別莊。那是一座精美的房舍，我在那裡暫住了一段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