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思想史講義(第2版)（簡體書）

《經濟學思想史講義》（第2版）是汪丁丁在北京大學講授“經濟學思想史”課程的講義。這本講義超越了經濟學的專業化視角，結合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學科來對經濟學進行反思，在更高的層次上思考和研究經濟學的基本問題，如價值、價格、均衡、貨幣等。作者的思想並未滿足於停留在這些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學基本問題”，而是將這些問題與我們每個人以及全社會的生存狀態一起討論：“善與幸福”、“情感與心靈”、“社會正義”都是作者的關注所在。·

汪丁丁，中國著名經濟學家。1953年生於瀋陽，成長於北京，祖籍浙江淳安。北京師範學院數學系理學學士（1981）。中國科學院系統科學研究所數學與控制理論專業理學碩士（1984）。美國夏威夷大學經濟系經濟學博士（1990）。曾任教于香港大學和德國杜伊斯堡大學。現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浙江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學教授及浙江大學跨學科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席，東北財經大學行為與社會科學跨學科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席，並擔任《財經》《新世紀週刊》及“財新傳媒”學術顧問。著作包括《經濟學思想史講義》《制度分析基礎講義》《市場經濟與道德基礎》《串聯的敘事》《盤旋的思想》等20多種。教學研究廣泛涉及經濟學思想史、制度分析基礎、行為經濟學、新政治經濟學、演化社會科學等重要的前沿學科領域。·

《經濟學思想史講義(第2版)》編輯推薦：1.著名經濟學家汪丁丁經典課程講義，全新修訂；2.高屋建瓴，追根溯源；以思想史方法思考和反省經濟學，為經濟學基本概念尋找知識合法性。

學術與學術思想史
面對人類所積累的知識的整體，每一位愿意獨立思考的學生都可能問他/她的老師：我憑什么相信你講授的這一課程所代表的極細小的知識片斷是真確的呢？推而廣之，在我以有限生命追逐無限知識的過程中，我憑什么相信我所追逐的那一極細小的知識片斷不是虛幻的？如果很不幸地，我畢生閱讀的核心部分事后表明是虛幻的，我的生命意義是否消失？
諸如此類性命攸關的問題，老師們通常不會在所授課程的第一講里披露給學生，他們擔心會壓抑了學生的求知欲望。但是，難道老師們可以不允許學生懷疑他們武斷地講授的那些極細小的知識片斷嗎？難道當代的教育，其宗旨不是要開發學生們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嗎？既然如此，我們就不應回避上列的那些問題。
開篇所述的問題，我稱之為“知識的合法性問題”，或者，遵循哲學認識論的傳統，稱之為“知識的定義問題”。柏拉圖曾問：什么是“知識”？對柏拉圖的這一問，西方學者提供了三種解答：其一，知識是主觀觀念與客觀事實的符合，稱為“符合論”；其二，知識是邏輯自洽的觀念體系，稱為“融洽論”；其三，知識是有根據的確信。這第三種解答其實試圖包容前兩種解答，故稱為“符合—融洽”論。我以為金岳霖先生追求“真且通”的知識論，也屬于上列第三種。
根據我的觀察，學生們及其家長們，由其行為所揭示出來的他們對上述的知識合法性問題的解答，可概括為下列三種：其一，凡時髦的知識，就值得學習和信賴。也就是說，他們為他們喜歡學習的知識片斷找到的根據，是社會時尚——因為時髦的知識或許在最近的將來也是可以帶來可觀收益的知識。其二，凡權威認可的，就值得學習和信賴。也就是說，他們為他們喜歡學習的知識片斷找到的根據，是學術權威——因為經過權威認證的知識在未來足夠長遠的時間里產生的回報或許足以抵消學習知識所支付的成本。其三，我覺得這是笛卡爾在《探究真理的指導原則》里最早闡明了的一種知識態度，即“學究天人之際”的態度。根據這一知識態度，沒有什么知識是長期可信賴的，學習知識的目的僅僅在于全面地開發心智，讓心智在一切方向上充分涌流。
上列三種解答，我向學生們和他們的家長們推薦的，通常是第二種。因為它比較穩妥，不似第一種那樣浮躁，也不似第三種那樣令人無所適從。換句話說，他們應遵循每一學科的知識共同體長期認可的那些權威認可的標準，凡符合這些標準的知識片斷，就具有可以信賴的知識合法性。
于是，我們在每一門課程里學習的知識，往往是人類最新獲得的知識片斷。但為了求證這些知識片斷的知識合法性，我們應追溯這些最新知識的學術源流，務求確信它們是出自學術權威或可邏輯地追溯至權威們的思想。
學術的主題固然可以而且往往是與最新獲得的知識相關的，但學術主題的知識合法性卻必須從學術思想史當中求得。我以為，這就是我當初堅持開設一門“經濟學思想史”課程的理由。
我觀察中國和西方各經濟學院系所設的課程，有“經濟學”，有“經濟史”，有“經濟思想史”，有“經濟學說史”，甚至可有熊彼特所論的“經濟分析史”，卻似乎沒有“經濟學思想史”。
對經濟活動的分析與預測，是經濟學的論域。對經濟活動的觀察和記錄，是經濟史的論域。對經濟活動的思考和反省，是經濟思想史的論域。對經濟理論的觀察和記錄，是經濟學說史的論域。對經濟分析方法的觀察和記錄，是經濟分析史的論域。對經濟學的思考和反省，是經濟學思想史的論域。
阿倫特論證過，思想總是事后發生的，它沒有能力預測未來。通常所謂“思想史”的視角，其特征是將研究對象X（一個觀念、一項事件、一位作者）置于X由之發生的那一歷史情境S內，從而研究者可以理解二元關系{S，X}的意義。
經濟學思想史是將思想史方法運用于經濟學，于是這里出現了許多二元關系{{S，X}}，所謂二元關系的集合。
這里收錄的講義，根據我在北京大學為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雙學位”本科生講授經濟學思想史的錄音，由助教丁建峰和部分聽課同學整理。在這里，被研究的對象X，可以代表某一經濟學家，或經濟學的某一基本概念，或某一經濟學理論。與X對應的歷史情境S，需要根據我自己的理解加以選擇。其實，歷史從來就是被選擇和被建構的。我選擇的{{S，X}}，當然也就反映了我的個人偏好。這一講義，也就成為“我的”講義了。
不論如何，其他人的或我的經濟學思想史講義，這些講義的匯總，就是我們這一代學者為經濟學基本概念提供的知識合法性論證。我曾反復修正過經濟學基本概念的清單，現在列出的，或許是最近一次更新的：財富、效用、增長、價值、價格、幸福、正義、自由。
應當感謝參與整理了這套講義的同學們，他們的名字是：
丁建峰（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博士生）、王維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雙學位）、韋環偉（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雙學位）、劉云波（北京大學元培實驗班）、劉澤宇（東北師范大學）、張慧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雙學位）、李鑫（中國政法大學）、肖珊珊（北京大學心理系碩士生）、周子堯（北京大學元培實驗班）、易如（北京大學環境學院）、趙賽一（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雙學位）、袁慧詩（北京大學環境學院）、麻劍鋒（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蔣帥（中央財經大學）。
讀者應當明白，這本講義是寫給本科生的。事實上，我在北京大學講授的“經濟學思想史”早已從本科生課程改為研究生課程。所以，我希望盡快為研究生們撰寫一部經濟學思想史講義。

第一講（上）：日常生活與經濟思想第一講（下）：物質活動與精神訴求第二講：思想史方法引論第三講：善與幸福第四講：財富與效用第五講：情感與靈魂第六講：價值理論第七講：成本、收益和利潤第八講：價格與貨幣第九講：一般均衡第十講：社會正義第十一講：情境理性第十二講：總複習附錄一：經濟學思想史期末考試樣題一附錄二：經濟學思想史期末考試樣題二·

第一講（上）：日常生活與經濟思想
（2004年9月11日）
對日常生活的反思
今天我們上“經濟學思想史”的第一課，這一講的題目叫做“日常生活與經濟思想”。談到這里，我需要提醒大家，今天是9月11日——一個有著特殊意義的日子。“9?11”提醒我們的是什么呢？是生存困境，生存困境總是讓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到日常生活上來。“日常”，也就是“現在”或者“當下”，所以，一個很自然的問題就是：“歷史是什么？為什么要關心歷史？”另一個問題——也是這門課的主題——就是“思想史”：思想史和歷史的關系是什么樣的？歷史如何沿著時間的路徑展開，而同時又和思想交匯在一起呢？
從古希臘到康德，西方知識傳統主要分為這樣幾個類別：第一類是“物理世界”的知識，古希臘文里以φ為第一個字母；第二類是“心理世界”的知識，在古希臘文里以ψ為第一個字母；第三類是一切“過去世界”的知識，即Ιστορι＇α，它在古希臘文里有“穿越”的意思，但是，希臘文字典沒有告訴我們穿越的是什么，是穿越時間，還是穿越表層。這樣一種分類到康德以后有人有異議，所以我們只說到康德。給各位一個思想史的議題——康德之后的知識傳統是怎樣分類的，或者說，還有沒有分類？在上述分類中，自然是“物理”的，但同時也蘊涵著自然史，是發生學的、歷史的；意識是心理的和歷史的；我們的身體，在笛卡兒之前，或者康德以前，是物理的，而今天，我們說它是物理的、心理的和歷史的，是這三個集合的交集。日常生活是什么呢？是我們的身體在當下的活動和在過去的活動——而思想是對當下的反省和對過去的反省。
這是我們的開場白，下面是一些故事——或許能引發大家對這門課的興趣，其內容出自現在的一本暢銷書——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的《財富千年》，該書的作者辛西婭?克羅森是《華爾街日報》的資深編輯。我摘錄了一些，給大家念一下：
……1436年，英國最富有的工業巨頭年收入為865英鎊，而商人只能掙12英鎊。1688年，一個領主的家庭年收入大約為3200英鎊，而一個仆人只能得到15英鎊（牛頓1667年就任三一學院研究員的時候，每年掙24英鎊，比一個仆人也多不了多少——作者）……所以，并不奇怪，富人的平均壽命一般高于窮人。然而，拋開某些特定指標，并沒有證據表明幸福程度的提高與財富的增加成正比。在許多富有的男女的病歷上，充斥著精神崩潰、家庭沖突、酗酒、自殺等故事。……早餐麥片大王查爾斯?威廉?波斯特遭遇精神崩潰，最后自殺身亡。柯達膠卷創辦人——今天在柯達膠卷盒子上還寫著他的名字——喬治?伊斯特曼也有著同樣的結局。……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學原理》中寫道：“顯然，一個人將什么稱作‘我’，將什么稱作‘我的’，這中間的界線很難畫出來。”……深植內心的不安全感在折磨富人。“如果我是我的所有，而假如我失去了我的所有，那么我是誰？”弗洛姆詢問,“因為我可能失去我的所有，我就有必要不斷擔心我將要失去的我的所有。我害怕盜賊、經濟波動、革命、疾病、死亡、愛情、自由、變化與未知因素。”……弗洛伊德寫道：“人們一直讓金錢與污物保持最密切的聯系。……最廣泛的聯系，好像存在于各種不明顯的排便情結和對金錢的興趣之間。”……米爾斯寫道：“如果說富人不快樂，那是因為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快樂。”……在歐洲各地，饑荒有時會造成人吃人的現象，甚至發生父母吃掉子女的慘劇。雖然難以想像，但是在1000年前，人肉確實能夠在歐洲某些地方的市場上找到。……人性中是否存在某種正常的占有欲？是占有欲強的人天生就具有神經質和不安全感呢，還是實際上是自然選擇過程中長期積累的結果？……黑猩猩一旦得到兩三塊錢，就會停止工作。毫無疑問，動物也有財產：巢穴、地盤、儲藏的食物等。然而，1931年對昆蟲、鳥類、嚙齒類動物和猿的占有行為進行研究得到的結論是，動物對物品的占有十分局限……人類表現出的貪欲幾乎是無限的。
這就是日常生活引出來的問題，對于這些日常生活的反省提供了那些辨識根本問題的機會。
經濟學思想史：概念梳理
零散的經濟思想有別于系統的經濟學
我從中國的經濟思想史資料里摘錄了一些中國人的反思——思想是對日常生活的反省，而經濟思想則是對日常經濟活動的反省，例如《論語》的“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墨子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孟子》的“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就是關于經濟倫理的論述。楊朱是當時非常重要的思想家，據說，那時天下的學人,“不歸楊則歸墨”。他說：“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這是一種利己思想。《管子》的“地不均平和調，則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則事不可理也”，論述了政治和經濟的關系問題。《墨子》的“王刀無變，耀有變。歲變耀，則歲變刀”1出自《墨子?經說下》：“買，刀耀相為賈。刀輕則耀不貴，刀重則耀不易。王刀無變，耀有變。歲變耀，則歲變刀。”1，據說，這是中國最早的貨幣理論。刀，指貨幣；耀，指糧食的價格；歲，是收成。他是說，既然貨幣的樣式、量都沒變化，為什么糧食的價格總是變化呢？因為糧食收成變了，“歲變耀，則歲變刀”，這句話說得非常玄。你說它是貨幣理論？那比弗里德曼或者那些貨幣理論的先驅人物至少早了1500年，但這些只是零零散散的經濟思想，不是經濟學。
非核心議題的數據分析不是經濟學思想
經濟學是對經濟活動的核心議題的反省所導致的知識，不是簡單的思想。比如說，如果我們反省的主要的日常活動是市場經濟，那么，價格理論就成為核心議題。在斯密以前的時代，甚或斯密本人的時代，很多人這樣認為，農業是經濟活動的主要形式，那什么是核心議題呢？地租和賦稅。圍繞這兩個主題，古典政治經濟學開展了一系列研究。如果奴隸與城邦國家是經濟活動的主要形式，那么，政治就成為核心議題，就是亞里士多德給我們的命題，經濟學其實是政治的一部分，并且叫做“家政”、“家政學”。今天，服務業是主要的經濟形式，像貝克爾說的，我們進入了人力資本的時代，人力資本成為核心議題，在這個核心議題的基礎上，知識理論就成了經濟學理論的新的形式和發展方向。這些是經濟學的例子。
上面是《貨幣經濟學雜志》（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1年）上的一篇論文的摘要，兩位作者非常有創新精神，他們用傅立葉變換來研究經濟周期——最早觀察經濟周期的人專門觀察太陽黑子活動，他的名字叫做杰文斯（W. S. Jevons），你們以后會有很多人對他感興趣的。你們如果學過電工學原理，就會對頻譜分析比較了解，其實，這篇文章應該寫給清華大學經濟系的學生們。例如：Xi是中國GNP時間序列，它的自相關函數是γ(t)，對此做傅立葉變換得到f(ω)，把它分解為基波，一次的和二次的，四次的……這樣疊加起來。傅立葉變換的結果，那就是f(ω)，ω是頻率。然后在ω的一個相對的、預先設定的帶寬之內，我們看到了有一個能量的儲備。能量的波動，這兩位科學家認為，就是經濟周期的實質。你想想看，從一個火星人的角度看，地球上的經濟周期，無非是能量轉換的速率發生了變化。有沒有道理呢？要看對歷史數據的擬合，所以他們用了歐洲各國的多年的數據——19世紀末葉歐洲13國的工業生產數據——用已經建立起來的模型，來解釋已經公認的關于商業周期的特征性事實。
在上圖中靠近原點π/4附近出現的第一個峰值，對應于大約3年到5年的商業周期，乘上2，變成π/2，就是新的商業周期。你們自己可以畫一組正弦和余弦曲線，會發現可以逼近任何波形，不管是經濟周期的，還是商業周期的，還是說話的波形。
再看下圖，
在RUN（俄羅斯）的圖中，兩排最高的波形，對應的是π/2，也就是7—10年的商業周期，而里面小的波形代表3—5年。在AUS（澳大利亞）的圖中，小的商業周期是比較顯著的。這兩張圖挺有意思，而作者的結論是什么呢？下面是兩張匯總的圖。
左邊的圖中，第一個最大的峰值，對應著7.94年的peak to peak（從峰值到峰值）的經濟周期，第二個稍小一點的，對應著4.29年的周期，最小的那個，是2.35年，很顯著，至少7—10年的商業周期非常顯著。右邊的圖是各國之間的相關的頻譜分析、波動，分別是7.87年、4.24年和2.34年的周期。
作者的主要結論是：頻譜分析可以揭示出兩個周期的類型，一個是7—10年的，一個是3—5年的。次要的結論是：農業占比重較大的歐洲各國之間的經濟周期的相關性比較小，而發達的工業國家，比如德國、英國、美國等，它們受到匯率聯系的影響，因而其商業周期的相關性比較明顯。
我們憑直覺就知道這篇文章不是經濟學思想史的文章，為什么呢？因為知識不同于思想。前者是科學建構，而后者提供問題意識——這是不可或缺的，我們經常看到，從海外歸來的學富五車的學者，由于缺乏本土問題意識，提出一些很可笑的問題，所以，問題意識非常重要。表達問題意識的一個例子，就是剛才引的墨子的話，所謂“歲變耀，則歲變刀”，它是經濟思想，但不是經濟學，因為它首先就缺乏一種建構，即一步一步地構造出“歲變耀”和“歲變刀”之間的因果關系，如牛頓力學一樣。更進一步來說，墨子的語言都不是科學語言，因為沒有任何定義。什么是“耀”，什么是“刀”？刀到底是名詞呢，還是動詞，還是形容詞？很多用漢語表達的經濟思想，受到這方面的局限，而科學建構首先需要科學話語，其次需要主體間客觀性的表述——由于陳述有主體間客觀性，所以它是可檢驗的。這兩點正是知識不同于思想的地方。什么叫主體間客觀？就是不僅僅是你知道這件事是真的，你還要讓別人知道這件事是真的，而如果你講的這件事是你夢里面發生的，那么你想讓別人相信就非常的困難，所以，主體間共識的記錄、歷史事件的記錄，才滿足科學的第二個條件。陳述，不能是純主觀的。
經濟史不同于經濟學思想史
埃文斯（Evans）是“二戰”前美國很重要的一位經濟史家，下面的圖出自他1941年發表在《經濟史雜志》（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上的一篇文章，刻畫了1870—1940年美國東部各州注冊公司的數量的變動情況：
不同的線，代表不同的州，而每個州在各個時間段內注冊公司的數量都在圖中表示出來了，這就是一種記錄。記錄，就是有記可查。在這種具有主體間客觀的記錄基礎上，作者進一步推測。
他把公司數量的波動和商業周期結合起來討論。在商業周期的圖里，向上的箭頭代表商業周期的景氣時期，向下的代表不景氣時期；而在公司數量的圖里，向上升的線代表公司數量的增加，反之則代表減少。他把公司數量的波動，對應到另一套有據可查的數據里面，就是商業周期的年代。比較這些箭頭的方向，他得到一個結論，這個結論很有意思，我們今天學習經濟周期理論都知道這個結論，就是企業家在接近每一次蕭條的底部的時候，就開始組織新的公司，這時候，公司的注冊數量就上升。為什么？我引用一位教我中國經濟最多的老師的話——誰在冬天把冰棍賣得最火爆，誰就是企業家。這就是為什么在不景氣達到極點的時候，企業家，真正的企業家，開始籌劃新的產品，注冊新的公司。從這篇文章可以看出，在上個世紀中期，美國的經濟學家就有這個觀點了。到谷底時公司注冊數目增加，當然還有一個因素，就是Push-on，實在堅持不下去了，沒有頭寸了，如現在的券商一樣，紛紛倒閉。倒閉以后一定有人接盤，不過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谷底之前的幾個月，新公司的數量就以增速開始上升。這是一個主體間客觀的陳述，是經濟史的，但不是經濟思想史的。
進一步的，埃文斯的第三個研究步驟，是要看在長時段里的趨勢。剛才我們看到的是1870—1940年的，顯然，在20世紀初的時候，公司數量有一個總體的上升，這不能用商業周期來解釋，所以，他把更早一些時間段的畫出來。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1840—1920年的中間時間段，公司注冊的總量忽然上升。我們現在知道，100年之前，就是在1740—1820年間，英國的公司數量也發生了同樣的迅速上升，這被稱為“公司爆炸”。100年后，在美國，發生了類似的事情。作者隨后給出了一些解釋。
這是經濟史作為經濟思想的反省對象的一個典型，這篇文章提供了一個案例。埃文斯把三個主要工業州的六個基礎產業狀況，在剛才那個時間段，也就是最關鍵的20年里面，畫出了曲線——水、電、煤氣、采礦、不動產等，然后給出了他的一些解釋。他解釋的內容，對我們來說是不重要的，但他解釋的樣式給我們提供了經濟史的研究方法。這還不是經濟學思想。
經濟學思想是對經濟學核心議題的反省
經濟學思想是對經濟學核心議題的反省。對價格理論的反省導致“價值”學說，對“資本—勞動”關系的反省導致“馬克思主義”，對稅收理論的反省導致布坎南的“立憲經濟學”。下面的文章，是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它發表在1996年的《社會經濟學雜志》（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上。這篇文章是要批評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對資本主義的商業企業提出的商業倫理觀，作者反思了全部的商業倫理和自由主義、自由主義經濟學，列出了下列七條自由主義商業倫理觀，這里說的自由主義是Liberalism。形象地說，Liberalism就是克林頓主張的自由主義。它不同于哈耶克等人主張的古典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
自由主義的ethos，也就是倫理觀，由下列七個方面來刻畫，我翻譯一下：自由主義，不同于古典（保守）自由主義，主導著美國政治經濟制度的發展和價值塑型；社會以原子個人的自由為基礎；個人僅僅是自利的；所以，經濟社會的一切關系都是工具性的（相互利用的）；自由市場就其本質而言是穩定的和自矯正的；在政府與商業之間有天然（合理）的勞動分工；商業的惟一倫理責任是實現經濟資源有效配置并且最大化股份持有者的財富（利潤），這一責任被表述為所有者與管理者之間的“委托—代理”關系。這是自由主義的商業倫理觀念，然后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