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公民權與國家：1949-2009年的湘西農村

【徐勇】（著名政治學家，「三農」問題研究專家）
張英洪所著的《農民、公民權與國家》是一部很有學術意義和現實價值的著作。張英洪有很好的理論功底。在本書中，作者從歷史進程中提煉出一些很有獨創性的學術觀點。特別是有一些很精煉的概括，能夠給人以深刻的啟迪。

【黨國英】（著名三農研究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把農民當公民，把國家當人民共和國，「三農」的事就好辦。張英洪先生的著作講清了這個道理，指出了具體操作辦法。他的書值得一讀。

【于建嶸】（著名三農研究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賦權於民是現代國家構建的核心，張英洪的著作對農民的公民權發展作了深度思考和探索。

【李連江】（著名中國農村研究學者，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結束專權需要以權力制約權力，建設民主需要以權利制約權力。張英洪博士克服種種不利條件，多年專心研究中國大陸農民的權利問題，他的思考和見解，值得學術界同仁關注，也值得社會大眾關心。

【向繼東】（著名文史專家、資深記者）
從世界潮流來看，張英洪的書說的都是常識。但在一個不尊重常識的專制國度，唯有重複常識，才有可能使我們看到現代國家的曙光。

後記

我出生於湘西農村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在文革中度過了童年，並與改革的進程一起成長和思考。我很慶幸自己能夠經歷了文革，並生活在改革的年代。出生在農村，使我切身體會到農民的底層生活境況；經歷過文革，使我對極權主義的政治恐怖並不陌生；與改革一道成長，使置身於改革進程中的我能夠切身體悟到改革的波瀾起伏與成敗得失。這是我能夠完成本書的生活背景之一。

我能夠完成本書的第二個重要背景，是活生生的現實促使我獨立思考和博覽群書。托馬斯‧傑斐遜說過，在人的福分中，第一是心地誠實，第二是博學多才。雖然我絕不敢自詡已擁有這種福分，但我敢說，為了更多地增進這種福分，我一直在努力。早在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六年間，我的思考範圍就跳出了教科書的框架和束縛。對政治的觀察和思考，使我對當代政治的認識有了某種悟性與靈感，並對政治學產生了特別的鍾愛，這最終使我獲得了政治學博士學位。

一九八○年代，是中國改革的「春天」，經過極權主義磨難的中國社會，萬物復蘇，開始煥發出勃勃生機。但一九八九年的政治事件，頓將改革的銳氣、社會的正氣打入悶水之中。在人類文明進程中，正義並非始終戰勝邪惡。一九九○年代，雖然中國的市場化改革突飛猛進，但缺乏社會正義的市場化航船，迅速將中國拖入泛市場化的社會之中。剛剛經歷了幾十年極權主義肆虐的社會，又遭遇了原始資本主義的野蠻橫掃。

這就是為什麼改革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卻帶動了社會不滿的快速增長。對革命、對改革，我們都需要全面而深刻的社會反思。社會反思的不足或淺薄，會滑向以文革思維和方式解決改革問題的危險陷阱。

直接促成我研究農民問題的是一九九○年代日益突出的農民負擔問題。與眾不同的是，我在涉足農民問題研究之初，就將農民權利問題作為自己的主要研究旨趣，不管風雲如何變幻，我都執著地堅持為農民要求「人權和公民權」。梭羅認為，為國家服務的人有三種：第一種是用他們的身體為國家服務，如軍人、警察等；第二種是用他們的頭腦為國家服務，如立法者、政治家等；第三種是用他們的良知為國家服務。第三種人常常被國家當作「敵人」。

我發現，在一個對人權和公民權缺乏深刻認識甚至存在巨大偏見的社會中，為農民要求「人權和公民權」存在著巨大的社會政治風險。但我確信，為農民要求「人權和公民權」，是我忠誠地為國家服務的重要方式。為農民要求「人權和公民權」，也是為我們自己、為我們的子孫後代、為每一個炎黃子孫要求「人權和公民權」，也就是為國家的長治久安和人們的自由幸福服務。

作為一個農民的兒子，一個農民問題研究者，一個共和國公民，我日益感悟到，中國農民問題的解決過程應該是每個農民不斷獲得完全公民權的過程。

本書初稿完成於二○○八年四月，在此後的一年裏，我對湘西農村又做了跟蹤調查，補充了部分調查內容。本書定稿時間截止於二○○九年四月。為此，我將本書副標題由原來的「一九四九―二○○八年的湘西農村」更改為「一九四九―二○○九年的湘西農村」。本書除了補充部分新的調查內容外，還從篇幅上作了較多刪節，使電腦統計的字數從四十多萬字精簡到三十多萬字。我主要刪去了一些詳細的腳註和詳盡的參考文獻，同時還刪去了正文中的部分敘述內容，但全書的基本內容和主要觀點都未作改動。

能夠完成本書，有許多的人值得衷心感謝。我不能不提及的諸位大名是：香港中文大學李連江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熊景明女士及各位工作人員、華中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院（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的徐勇教授、項繼權教授、唐鳴教授、陳偉東教授、鄧大才教授、吳理財教授、賀東航教授、李芳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的黨國英研究員、于建嶸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的張鳴教授，湖南師範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周作翰教授，《湘聲報》資深編輯、記者向繼東先生等。

我在湖南調查時，得到了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湖南省委宣傳部、湖南省委政法委以及湖南省委、省政府信訪接待室、湖南省檔案館、湖南省圖書館、懷化市史志辦、漵浦縣委辦公室、漵浦縣委政策研究室、漵浦縣人大辦公室、漵浦縣政協文史委、漵浦縣文明辦、漵浦縣統計局、漵浦縣教育局、漵浦縣財政局、漵浦縣經管局、漵浦縣檔案局、漵浦縣史志辦、漵浦縣農辦、漵浦縣新農村建設辦、漵浦縣試驗區辦、漵浦縣公安局、漵浦縣民政局等單位領導和幹部的大力支持，漵浦縣觀音閣鎮、漵浦縣低莊鎮、漵浦縣譚家灣鎮、漵浦縣黃茅園鎮等諸多鄉村領導幹部，以及所有接受我調查訪談的農民和其他人士，對我的調研給予了大力支持和配合，在此表示由衷的謝意！

需要特別申明的是：儘管許多師友對我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支持和幫助，但只能由我對全書負責。如果讀者發現書中有任何錯誤和不足之處，責任均在我而與任何師友無關。同時，為了保持全書調查的真實性和研究的獨立性，我沒有對書中涉及到的一些真人真事進行所謂的技術處理。我坦誠地說，我沒有對任何單位或個人持有個人偏見，我只是思考和探求在既有的社會環境和體制下所發生的社會問題，我希望通過對真實社會問題的調查與思考，來促進社會問題的解決，從而保障每個人的自由和尊嚴，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與和諧。在此乞望讀者諸君見諒。

本書的出版頗費周折。為此，我要特別感謝向繼東先生，感謝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是他們的努力使本書得以出版問世。

張英洪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推薦序
摘　要

第一章　導論
　一、選題的緣起和意義
　二、研究的回顧與評述
　三、理論假設、分析框架和敘述結構
　四、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
　五、有關概念的簡要說明

第二章　土地改革、階級劃分與農村政治分層
　一、革命政權的建立：嵌入性政治與強制性變遷
　二、劃成份：農民身份的階級化
　三、鬥地主：革命專政和暴力再分配
　四、怨恨：階級敵人的武器
　五、小結

第三章　集體化、城鄉隔離與農民結構化
　一、強制集體化：從階級身份到社員身份
　二、城鄉隔離：農民與市民的制度分野
　三、大饑荒：公民權缺失綜合症
　四、民意表達成本：以武文俊信訪案為例
　五、小結

第四章　家庭承包、社會發育與公民權生長
　一、平反與摘帽：農民內部身份的平等化
　二、承包責任制：農民身份的社會化
　三、農民負擔：中央、地方與農民的多邊張力
　四、小結　

第五章　討論與結論：農民公民權成長與現代國家構建
　一、從農民到公民：農民身份的演進邏輯
　二、農民與國家關係的演變模式與前景
　三、公民權：現代國家最基本的公共品

參考文獻
後記

〈鬥地主：革命專政和暴力再分配〉

國家是政治學研究的核心。在國家理論研究中，美國學者諾思（Douglass.C.North，一九二○—）將國家存在的兩種理論解釋作了分析。契約國家理論認為國家是公民達成契約的結果，契約界定國家公權力行使的邊界，也限定著每個人相對於他人的活動邊界，這就為個人自由提供了空間。國家契約理論有著悠久的歷史。國家掠奪理論或剝削理論認為國家是某一集團或階級的代理者，它的作用是代表該集團或階級的利益向其他集團或階級的成員榨取收入。馬列主義是堅持這種理論的代表。諾思認為這兩種關於國家的理論都不全面。

為此，他提出使兩者統一起來的暴力潛能分配理論，假如暴力潛能在主體間的平等分配，就產生契約國家，而暴力潛能在主體間的不平等分配，就產生掠奪國家。在諾思看來，現代國家提供的基本服務是「博弈的基本規則」，如果沒有這樣的規則和約束，「我們將生活在霍布斯主義的叢林中，也就不可能有文明存在。」

馬列主義創始人將掠奪國家或剝削國家理論發展到極致。恩格斯指出：「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列寧進一步強調：「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器，是迫使一切從屬的階級服從另一個階級的機器。」正是在這種剝削國家理論的指導下，中國實現了國家政權的一次歷史性更替。

（一）訴苦：預熱革命鬥志

共產黨所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政權，通過服務於階級鬥爭的政治分層，確立了農村社會中的階級敵人―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即罪犯）。貧雇農則被黨積極動員起來，向著階級敵人進行最殘酷的鬥爭。訴苦是新政權將貧苦農民納入到黨所規劃的農村階級鬥爭的心理動員技術。

郭於華（一九五六—）、孫立平（一九五五—）討論了新政權重塑下層農民國家觀念重要機制的訴苦。在西歐，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同時也是現代公民形成的過程；而在中國，貧苦農民是通過訴苦以確認自己的階級身份來形成國家觀念的。這種國家觀念是一種「感恩型國家觀念」。每個個體形成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公民」，而是「階級中的一份子」和相對於「國家」的「人民」或「群眾」。

新政權通過訴苦這種國家儀式和權力技術，在貧苦農民心中植入階級仇恨，從而預熱革命鬥志，為徹底撕裂傳統鄉村社會的秩序結構埋下伏筆。在訴苦過程中，一方面，通過把苦難的一切根源歸咎於「萬惡的舊社會」而建立「消極的國家形象」，地主階級則是這種消極國家的罪惡總代表；另一方面，通過「翻身」意識等建立「積極的國家形象」，毛主席、共產黨是貧苦農民翻身得解放的「大救星」。

漵浦縣土改運動一般經過訪貧問苦、紮根串連、鬥爭地主、分配勝利果實等步驟。漵浦縣委先在大江口搞土改試點，經過一個多月的土改試點後，隨即在全縣開展激烈的土改運動。毛澤東後來對土改的經驗作了一個總結：「我們形成了一套具體的辦法，就是：訪貧問苦，物色積極分子，紮根串連，團結核心，進行訴苦，組織階級隊伍，展開階級鬥爭。」

曾擔任漵浦縣橋江區土改工作總隊副總隊長的郭靜秋（一九二二—），一九四八年六月畢業於湖南大學，一九四八年十月隨南下工作團回漵浦工作。他回憶當年土改時說，土改工作隊幹部進入村莊，要求與貧雇農實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進行訪貧問苦，以贏得貧苦農民的信任，再摸清底子，為鬥爭地主、順利開展土改做準備。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漵浦縣委在棗子坡省立九中（引者按：現漵浦一中）召開三級幹部大會，佈置了全縣土改工作。大會結束後，一千多名土改幹部奔赴各區鄉，開展土改運動。這時，我從（縣政府）文教科抽出派到橋江區擔任土改總隊副總隊長，諶鴻章（引者按：時任縣長）任總隊長，橋江區委書記於永起也是副總隊長。不久，我下到址坊村蹲點。

 址坊、油洋一帶是窮山溝，過去曾是土匪出沒的地方。這地方的農民很窮很苦，一年到頭難得吃上幾頓白米飯。這裏的貧苦農民受地主、土匪的剝削和壓迫極深，苦大仇深。
 
工作組到達址坊村的第二天，即召開全保貧雇農群眾大會，宣傳土改政策，佈置安排工作。散會後已近傍晚，北風呼嘯，且雨夾著雪。我的住戶是個窮得叮噹響的貧農，一家四口人只有一場破棉絮。我自己帶的被子很薄，一件大衣蓋在被子上，半夜被凍醒了。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我才知道夜裏下了一場大雪。我穿上從財政科借來的一件棉大衣，又去訪貧問苦。一些低矮的貧雇農家被埋在大雪中了。我踏著深深的積雪，一步一個洞，挨家挨戶向貧雇農問寒問暖。那時天氣雖然寒冷，但心裏是熱乎乎的。

 經過幾天的訪貧問苦，便召開訴苦會，從小組訴苦到大會訴苦，用活生生的事實教育農民。
 逢到夜晚開會，農民提著燈籠來參加。訴苦是為了引導群眾進入鬥地主階級的氛圍中來。群眾倒盡了苦水，鬥爭情緒高漲了，就可以由農會幹部打鑼召開鬥爭大會了。記得每次鬥爭大會，全場憤怒；在這種情況下，容易發生打人的事。這時幹部必須善於引導，使運動健康發展下去。

訴苦是黨對貧苦農民的一種強制性動員。土改幹部深入到村莊後，通過訪貧問苦、紮根串連，培養土改根子或積極分子，為批鬥地主作準備。群眾認為地主有三種：「草鞋地主、勞動地主和剝削地主。」有的貧苦農民剛開始時認為地主並不壞，在鄉村與大家相處和諧，沒有必要批鬥。因而土改幹部進入鄉村社會後，開始並不為鄉村社會所認同。有不少土改幹部一開始就遭遇到農民的防範和冷淡，一些貧苦農民並不歡迎土改幹部在他家裏吃、住。

這使那些來自大城市的土改幹部多少有點灰心喪氣。但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他們必須硬著頭皮堅持宣傳和動員下去。「對於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來說，知道階級鬥爭就是生活的全部內容以及共產主義社會將為人們帶來巨大的幸福就足夠了。」那些被幹部著力動員和培養的根子，在黨的革命鬥爭思想的啟發下，很快成為土改中的急先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