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覺現代性：20世紀中國的主體呈現（簡體書）

本書通過對視覺文化、主體理論和現代性批判理論的反省，一方面將中國現代性主體的討論置於具體的歷史關係/結構當中，另一方面又對西方理論自身進行一種自反性的解構。尤其是通過對魯迅的“幻燈片事件”及早期作品、瞿秋白的《多餘的話》、丁玲的《在醫院中》以及當代電影《鬼子來了》、《南京！南京！》的深入解讀，對諸多與20世紀中國歷史相關的重要問題，如啟蒙、革命、中國主體的多重性等做出了新的闡釋，如何理解這份20世紀中國現代性的獨特經驗對當下中國有著重要的意義。

張慧瑜，1980年生于山東。北京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博士，現供職于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藝術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興趣為中國電影史和文化研究。近幾年在《讀書》、《電影藝術》、《當代電影》等處發表文章，并參與1217俱樂部《話題》系列的寫作。

《視覺現代性:20世紀中國的主體呈現》通過對視覺文化、主體理論和現代性批判理論的反省，一方面將中國現代性主體的討論置于具體的歷史關系／結構當中，另一方面又對西方理論自身進行一種自反性的解構。尤其是通過對魯迅的“幻燈片事件”及早期作品、瞿秋白的《多余的話》、丁玲的《在醫院中》以及當代電影《鬼子來了》、《南京！南京！》的深入解讀，對諸多與20世紀中國歷史相關的重要問題，如啟蒙、革命、中國主體的多重性等做出了新的闡釋，如何理解這份20世紀中國現代性的獨特經驗對當下中國有著重要的意義。

緒論
第一節視覺文化與現代性
第二節現代性的內在分裂
第三節晚清現代性的雙重書寫
第四節20世紀中國的主體呈現與“幻燈片事件”
第一章啟蒙者的位置與三重空間轉移
第一節新時期以來魯迅的文化位置
第二節“被看”的“看”，一種被規訓的觀看
第三節“鐵屋子”的寓言與“棺木里的木乃伊”
第四節異鄉人與故鄉的他者化
第五節狂人之家與母親的位置
第六節主體與“影”的倒置：“鐵屋子”與“黑甜鄉”
第二章“看客”的功能
第一節“面面相覷”：沒有“示眾”的“示眾”
第二節“狂人之眼”及被看的焦慮
第三節觀看的權力與現代性空間的區隔：“我”與“看客”的不同
第四節“國民”的形成與“想象的共同體”
第五節自我病理化的主體位置：被凝視的主體
第六節魯迅的“半殖民地”經驗
第三章被遮蔽的被砍頭者與亞洲想象的困境
第一節消失的劊子手與被砍頭者
第二節“我”的形成、分裂與彌合：無法完成的“亞洲想象”
第三節“日本同學”的位置：“亞洲認同”的悖論
第四節作為方法／實體的“亞洲”：反思“日俄戰爭”的世界史意義
第五節缺席的“俄國”：暖昧的亞洲與歐洲
第六節作為教室／影院的現代性空間及內在的暴力
第四章曖昧的空間與革命者／知識分子的主體位置：以《多余的話》和《在醫院中》為中心
第一節再現／代表的危機
第二節“在監獄中”或中國版《獄中札記》：并非“多余”的話
第三節“誰”在醫院中
第四節暖昧或混雜的空間
第五節啟蒙與革命的倒置與轉化
第六節空間隱喻與中國的現代性表述
第五章“現代”主體的浮現與“亞洲”的傷口：以《鬼子來了》和《南京！南京！》為中心
第一節冷戰／后冷戰時代的抗戰敘述：中國主體位置的懸置與填充
第二節西方視角中的中國女人：以《紅河谷》、《黃河絕戀》、《紅色戀人》為例
第三節“我”的缺席與農民作為曖昧的中國主體：以《鬼子來了》、《紫日》為例
第四節角川的主體位置的形成：以《南京！南京！》為例
第五節現代性／亞洲的傷口：日本在中國現代性遭遇中的雙重位置
第六節不可抹去的他者與新的歷史主體浮現
結語
參考文獻
后記 More

第五節 自我病理化的主體位置：被凝視的主體
通過對《吶喊·自序》、《吶喊·狂人日記》、《吶喊·故鄉》等文本的討論，基本上處理了魯迅作為啟蒙者的主體位置是如何獲得以及這種位置所呈現出來的文化癥候及悖論。這種啟蒙者的位置與魯迅的現代教育之旅以及他的留Et經驗密切相關，這種啟蒙／觀看的權力卻往往身處一種被看的焦慮之中，而這種被看的焦慮恰好又呈現了一種把外在視點內在化的過程，或者說把日本人的凝視轉換為看客的圍觀，這種轉換的文化功能是借“狂人之眼”來對中國傳統禮教進行批判，借故鄉之旅把成年閏土呈現為“熟睡的人們”，這樣兩種對于中國傳統的批判及其故土的離別，既是自我放逐，也是內在流放。這樣一種主體經驗的形成，看客充當著極為重要的功能，一方面是被看的對象，即需要被改造的國民性；另一方面又是觀看啟蒙者的主體，是圍觀啟蒙者的視線提供者。我想把這種經驗與另外一位與魯迅同時期的重要作家郁達夫的書寫放置在一起，他們同樣都是留日的學生，在文學史中也占據著重要的位置，前者被作為批判的寫實傳統，后者則是浪漫的抒情傳統。在這里，我主要選取郁達夫的成名作《沉淪》來作為一個與魯迅書寫的參照。與魯迅在“幻燈片事件”中陷入想象中的日本人的凝視相似，《沉淪》也處理了那份被日本同學凝視的深刻焦慮；如同《狂人日記》以迫害狂為中心來展開敘述，《沉淪》也是抑郁癥患者，這種病理化的主體處在一種被他者凝視的幻想之中，而這種書寫不是來自提供凝視的異己（異族或西方殖民者），而是一種自我書寫，盡管這種書寫本身創造了自我的主體位置是一種病態的位置。與魯迅不同的是，郁達夫的敘述中恰好沒有“看客”的位置，盡管“我”和“他”都受到想象中的日本人的凝視，但卻產生了不同的“命運”或結局。從“幻燈片事件”中的“我”受到日本同學的凝視到《狂人日記》中被轉移為“狂人”陷入看客的圍觀（被吃）之中，“我”得以走出“教室”進入或許是“親自”搭建的“獨頭繭”／“鐵屋子”來上演被看客觀看的“復仇劇”，一種外在的凝視被轉化為內部的凝視，從而看客取代日本同學成為“我”的啟蒙對象。而《沉淪））中，“他”則把這種被看的焦慮轉移為一種指向自我的自瀆或自虐，“他”無法真正的走出“教室”，盡管“大自然”是“他”的情人和母親，但是“他”無法把這份焦慮轉移為一份對看客的批判以及鐵屋子式的啟蒙或無法完成啟蒙的悲劇。“沉淪”變成了一種自我沉淪，即最終的自殺，這種殺死自己的“象征”行為，也在想象中殺死作為妒（忌）／羨（慕）對象的他者。或者說，郁達夫的書寫還處在一種主人與奴隸（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二元結構之中，魯迅則借助看客的位置化解或轉移了這種二元結構。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