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人文精神（簡體書）

韓星，男，1960年6月出生，陜西藍田人。先后畢業于西北大學中文系、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分別獲文學學士、碩士、歷史學博。士（專門史：中國思想史）學位。現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社會兼職有：中華孔子學會理事、中國儒學研究會（香港）學術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孔子文化全球傳播委員會專家顧問團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儒教研究中心學術委員、孔子2000學術網站顧問、《原道》學術委員、《原道》文叢編委、陜西孔子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哲學研究院（香港）道家道教哲學專題研究室主任、國際南冥學研究會（陜西西安）副會長、陜西中國哲學研究會常務理事等。多年來主要從事中國思想文化史、儒學、儒教等方面的研究，出版有《先秦儒法源流述論》、《儒法整合：奏漢政治文化論》、《儒教問題：爭鳴與反思》、《孔學述論》、《中國文化通論》、《中國思想簡史》等，主編《中和學刊》、《中和叢書》、《國學論衡》第五輯等。近幾年先后赴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韓國等國家和我國的臺灣、香港、澳門等地區進行學術交流活動。

《儒家人文精神》能讓讀者朋友基本了解西部人文學者所研究領域或研究方向的主要內涵、前沿進展，了解西部人文學科的特色及水平，更能了解中國文化及西部地域文化研究的獨特之處。

總序
第一章 以人為本——儒家人文精神概論
一、人文、人文精神
二、天地之間人為貴
三、生生不息的創造精神
四、儒家人文精神與西方人文主義、人本主義的比較
五、儒家的人文精神的基本蘊涵
（一）社會政治方面，以治人為主，以治物為輔
（二）在社會倫理方面，中國人強調以道德為主，以智能為輔
（三）在人神關系中，中國人以重人為主，以敬神為輔
（四）在天命與人事關系中，強調知天命，盡人事
第二章 仁者愛人——儒家的人道精神
一、儒家的“仁愛”含義及其踐行的層次
二、仁者愛人本質上是一種人道思想
三、儒家的仁愛與其他各家的比較
四、儒家仁愛思想的歷史發展及其現代意義
第三章 希賢希圣——儒家的人格理想
一、人格的含義
二、儒家的人格層級
三、儒家的內圣外王之道
四、儒家圣賢與哲學王、上帝、教主的比較
五、圣賢人格的歷史影響與現代意義
第四章 剛柔相濟——儒家的個性品格
一、儒家的剛柔相濟
二、中國文化中的儒道互補與剛柔相濟
三、政治上的剛柔相濟
四、中國古代法律中的剛柔相濟
五、兵法中的剛柔相濟
六、文藝美學中的剛柔相濟
七、中國拳術中的剛柔相濟
八、企業管理中的剛柔相濟
九、男女性格的剛柔相濟
第五章 三綱六倫——儒家的倫理思想
一、倫理的含義及與道德的關系
二、六倫
三、三綱六紀
四、傳統倫理觀念的現代轉換及其意義
第六章 弘道崇德——儒家的道德精神
一、道德的概念及其基本含義
二、道家的尊道貴德
三、儒家的弘道崇德
四、后儒論道與德
五、儒家傳統道德的現代轉化
第七章 修身養性——儒家的修養之道
一、修身之道
二、禮儀禮貌
三、心性修養
第八章 經世致用——儒家的實踐精神
一、“經世致用”的概念及其內涵
二、“經世致用”與儒家的實踐精神
三、“經世致用”精神的歷史發展
四、“經世致用”精神的近代轉換與現代意義
第九章 和而不同——儒家的和諧精神
一、和而不同的含義與發展
二、儒家和諧思想的多層次建構
（一）天人和諧——天地人（宇宙）的整體和諧
（二）群己和諧——人與社會關系的和諧
（三）人際和諧——人與人關系的和諧
（四）身心和諧——人的形體與精神的和諧
三、儒家和而不同和諧思想的現代價值和意義
第十章 天下大同——儒家的社會理想
一、“大同”概念及其淵源
二、天下大同：儒家社會理想的集中表現
三、儒家探索社會理想的艱難歷程
四、儒家大同社會理想的歷史作用與現代價值

在西周禮樂文化傳統中，等級制度把不同的人限定在嚴密的范圍之內，是不可能來探討人的價值、人的完善、人的理想、人際關系、人與自然關系等屬于人本主義范疇的思想觀念的。但是，到了孔子，春秋人文主義思潮興起，孔子站在人道立場上開始深入地思考禮樂文化的精神實質問題。孔子主張“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一方面試圖在原始人道主義基礎上，用道德上的自我更新，即通過樹立人格理想，施惠于人，克制己欲，來達到社會的共榮與安寧；另一方面，則希望用周代分封制，重新明確上下之等級秩序，使社會成為有森然分層系統的組織，來阻止戰爭與掠奪，反對動亂與陵替。值得注意的是，用周代分封制穩定社會秩序，只是孔子在新的社會分層系統尚未明朗時對周代社會等級的認同。如果這種認同的內容是將庶民百姓作為“人”來對待，給人民以一定地位，那么認同本身就有了質的變化，不再是歷史上真正實行過的周禮，而是孔子將原始人道混合而造就的另一個理想化的周禮。孔子還超越當時社會的一般思潮，把學術研究的重點放在對“人”的研究上，提出了“仁”這個概念，以“仁”作為理論探討的中心，把人從天命神學中解放出來，在中國思想史上首次系統地形成了一套人學思想體系，為中華文化的人文精神奠定了基礎。
孔子從對西周政治文化模式的核心——禮樂的思考入手，他說：“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乎云哉？”（《論語?陽貨》）強調指出禮絕不只是人們表面上看到的那些玉帛鐘鼓之類，而是有其內在精神的。又“林放問禮之本”，得到了孔子的贊揚，“大哉問”（《論語?八佾》），這里禮的本質就是指的禮精神實質，也就是以“仁”為支柱的道德體系。孔子又將禮與刑、德與刑的關系進行了新的調整，在以人為本的哲學基礎上重建全新的政治文化模式，這樣開啟了儒家人本理性的思維路向：即站在“人之為人”的高度來反思春秋社會禮樂崩壞過程中人與人（包括君臣、諸侯卿大夫、父子等方面）的關系變化。正如有學者所論：“《論語》中多處為‘仁’規定界說，其特點是：‘仁’不是以祖先神的崇拜為出發點，而是以人的理性為基點；不是以氏族群體為出發點，而是以個人修身為基點；不是以維護一方而犧牲另一方為出發點，而是力求照顧到人際雙方的利益為基點。孔子將‘仁’解釋為‘愛人’就顯示了這樣一些特點。”孔子不僅反對暴政、苛稅，反對戰爭對人民生命財產的破壞，而且主張“使民如承大祭”、“使民以時”的仁義政治。孔子到衛國，冉有御車。孔子說：“庶矣哉！”冉有問：“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答：“富之。”冉有問：“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答：“教之。”孔子到衛國去，冉有為他駕車。孔子說：“人口真多呀！”冉有說：“人口多了之后，該做什么呢？”孔子說：“使他們富起來。”冉有說：“富了以后再做什么呢？”孔子說：“對他們進行教化。”這表明他對民眾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同樣關心。“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這是孔子激烈批評他的學生依附于季氏在經濟上盤剝人民，表達對民眾的聲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