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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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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家族,係指基於血緣、婚姻、生命共同體構成的利益集團,通常表現為以一個家庭為主構成的中心。
台灣自清領以來,閩粵移民日增,繁衍出不少大家族,其中以五大家族著稱,從日治時期揚名全台,由北至南分別為基隆顏家、板橋林家、霧峰林家、鹿港辜家和高雄陳家。其中以板橋林家發跡最早,從18世紀末的清乾隆晚期即迅速興旺;霧峰林家和高雄陳家次之,約發跡於19世紀中後期;基隆顏家和鹿港辜家發跡最晚,是進入日治時期後,透過日本官方支持而發展其經濟事業的家族。
近百年來,他們跨越日治與戰後,政、經、社會局勢,歷經多次變革,在台灣歷史發展與朝代嬗遞中,扮演舉足輕重的關鍵角色。他們有共通的特色,都會審時度勢,透過「門當戶對」的政商、商商聯姻或合作,金錢與權力水乳交融,相互扶持,可說是血脈、人脈、錢脈交織成的華麗一族。
本書運用豐富的文獻,探究台灣大家族如何赤手空拳在困阨的環境打造家族事業王國,以其經濟實力為基礎,發展政治、社會、公益等影響力。
本書特色
運用豐富的文獻,探究台灣五大家族:基隆顏家、板橋林家、霧峰林家、鹿港辜家和高雄陳家,如何赤手空拳在困阨的環境打造家族事業王國。
台灣自清領以來,閩粵移民日增,繁衍出不少大家族,其中以五大家族著稱,從日治時期揚名全台,由北至南分別為基隆顏家、板橋林家、霧峰林家、鹿港辜家和高雄陳家。其中以板橋林家發跡最早,從18世紀末的清乾隆晚期即迅速興旺;霧峰林家和高雄陳家次之,約發跡於19世紀中後期;基隆顏家和鹿港辜家發跡最晚,是進入日治時期後,透過日本官方支持而發展其經濟事業的家族。
近百年來,他們跨越日治與戰後,政、經、社會局勢,歷經多次變革,在台灣歷史發展與朝代嬗遞中,扮演舉足輕重的關鍵角色。他們有共通的特色,都會審時度勢,透過「門當戶對」的政商、商商聯姻或合作,金錢與權力水乳交融,相互扶持,可說是血脈、人脈、錢脈交織成的華麗一族。
本書運用豐富的文獻,探究台灣大家族如何赤手空拳在困阨的環境打造家族事業王國,以其經濟實力為基礎,發展政治、社會、公益等影響力。
本書特色
運用豐富的文獻,探究台灣五大家族:基隆顏家、板橋林家、霧峰林家、鹿港辜家和高雄陳家,如何赤手空拳在困阨的環境打造家族事業王國。
作者簡介
戴月芳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專研明史、台灣史、文化創意產學。
投入出版界與學術界已有30年,代表作品有:
《五千年人類大史蹟》、《中國名著選譯叢書》、《中國建築》雜誌企畫、《再現台灣》套書(榮獲金鼎獎)、《20世紀全紀錄》、《中國全紀錄》、《台灣全紀錄》、《20世紀中國全紀錄》、《放眼世界》、《中國名畫之旅》、《空中巴士》、《我如何弄垮霸凌銀行》、《台灣三國志》、《明華園》、《中共軍頭點將錄》、《荷蘭人在台灣》、《西班牙人在台灣》、《板橋林家與霧峰林家》、《台灣錢淹腳目――台灣的行郊》、《台灣文化協會》、《霧社事件》、《蔣渭水》、《國語彩色辭典》(榮獲課外優良讀物)、《世界古文明之旅》、《小小理財家》、《世界歷史》、《英漢日小辭霸基礎型彩色圖解綜合字典簡體版》、〈明太祖太常寺官員陞遷之研究〉、〈明太祖太常寺官員陞遷之研究〉、〈明代皇家機構天文科技管理之研究〉等。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專研明史、台灣史、文化創意產學。
投入出版界與學術界已有30年,代表作品有:
《五千年人類大史蹟》、《中國名著選譯叢書》、《中國建築》雜誌企畫、《再現台灣》套書(榮獲金鼎獎)、《20世紀全紀錄》、《中國全紀錄》、《台灣全紀錄》、《20世紀中國全紀錄》、《放眼世界》、《中國名畫之旅》、《空中巴士》、《我如何弄垮霸凌銀行》、《台灣三國志》、《明華園》、《中共軍頭點將錄》、《荷蘭人在台灣》、《西班牙人在台灣》、《板橋林家與霧峰林家》、《台灣錢淹腳目――台灣的行郊》、《台灣文化協會》、《霧社事件》、《蔣渭水》、《國語彩色辭典》(榮獲課外優良讀物)、《世界古文明之旅》、《小小理財家》、《世界歷史》、《英漢日小辭霸基礎型彩色圖解綜合字典簡體版》、〈明太祖太常寺官員陞遷之研究〉、〈明太祖太常寺官員陞遷之研究〉、〈明代皇家機構天文科技管理之研究〉等。
序
自序:台灣巨姓大族各領風騷
17世紀清領台灣以來,先民陸續渡海來台尋找他們未來希望的夢土,赤手空拳,篳路藍縷,每位開台祖在陌生待墾的環境,憑著他們的意志力和機遇,為其後代子孫奠立在台第一份事業。
家族,是由一些具有血緣關係的家庭組成,經過幾個世代以後,這些擁有共同祖先的族人,進而發展成為宗族。中國自古以來,尤家庭、家族形成至宗族,自然形成一股血濃於水的向心力,成為維繫社會安穩的一股定力,他們有其族譜、訂立族長族規,管理家族成員。不過從清領台灣以來,來台發展的宗族卻少有立族長、訂族規之舉,又經歷日治時期傳統宗法制度的式微,家族成員分散各地,故一些巨姓大族在習慣上稱為家族較多,而少稱為宗族。
筆者興起撰寫這本書的念頭,起因於筆者與板橋林家後代林柏壽先生的女兒林蕙芳女士為高中同學,從她的一言一行讓我了解台灣大家族對其子女的身教和言教十分重視,另外,在西元2011年12月筆者因公務出差北京,因緣際會認識了霧峰林家後代林湞棋女士,從林女士的長相和氣質讓我彷如見到林獻堂先生一般,從這些機緣堅定了筆者想要撰寫這本書的決心。回顧近代台灣各重要的家族的發展,大都以土地開發、商業經營、科舉功名等起家模式,有時透過聯姻、商業合作等方式,累積財富,發展為富豪世家。
錢脈和人脈是這些富豪世家引以為傲的兩大命脈,我們從基隆顏家、板橋林家、霧峰林家、鹿港辜加、高雄陳家可以看出這兩項特質,從清領時期的發跡到日治時期的發揚光大,延續到現在的枝繁葉茂,這五個大家族已經打破了「富不過三代」的俗見,足證他們的子孫還是很認真的傳承他們祖先們留下的勤業精神。
《台灣誌記》書系係五南文化集團楊榮川董事長邀請筆者在西元2008年總策畫的,各界專家學者共襄盛舉,至今已出版了10本,主筆已撰寫了《明清時期荷蘭人在台灣》(2012年3月出版),本書《台灣大家族》為第二本,出版的目的一則當作筆者投入史學界、出版界31年的紀念;二則作為對同學林蕙芳女士、朋友林湞棋女士兩人的敬意;三則謹以本書紀念先父先母,感激他們的教養之恩。最後,感謝台灣書房蘇美嬌女士、蔡明慧小姐的襄助、美編李文順先生的設計,學弟陳志杰先生的支援,他們的專業背景提升了這本書的價值,如有未逮之處,尚請讀者與各方先進不吝指正,待再版時復以修正。
17世紀清領台灣以來,先民陸續渡海來台尋找他們未來希望的夢土,赤手空拳,篳路藍縷,每位開台祖在陌生待墾的環境,憑著他們的意志力和機遇,為其後代子孫奠立在台第一份事業。
家族,是由一些具有血緣關係的家庭組成,經過幾個世代以後,這些擁有共同祖先的族人,進而發展成為宗族。中國自古以來,尤家庭、家族形成至宗族,自然形成一股血濃於水的向心力,成為維繫社會安穩的一股定力,他們有其族譜、訂立族長族規,管理家族成員。不過從清領台灣以來,來台發展的宗族卻少有立族長、訂族規之舉,又經歷日治時期傳統宗法制度的式微,家族成員分散各地,故一些巨姓大族在習慣上稱為家族較多,而少稱為宗族。
筆者興起撰寫這本書的念頭,起因於筆者與板橋林家後代林柏壽先生的女兒林蕙芳女士為高中同學,從她的一言一行讓我了解台灣大家族對其子女的身教和言教十分重視,另外,在西元2011年12月筆者因公務出差北京,因緣際會認識了霧峰林家後代林湞棋女士,從林女士的長相和氣質讓我彷如見到林獻堂先生一般,從這些機緣堅定了筆者想要撰寫這本書的決心。回顧近代台灣各重要的家族的發展,大都以土地開發、商業經營、科舉功名等起家模式,有時透過聯姻、商業合作等方式,累積財富,發展為富豪世家。
錢脈和人脈是這些富豪世家引以為傲的兩大命脈,我們從基隆顏家、板橋林家、霧峰林家、鹿港辜加、高雄陳家可以看出這兩項特質,從清領時期的發跡到日治時期的發揚光大,延續到現在的枝繁葉茂,這五個大家族已經打破了「富不過三代」的俗見,足證他們的子孫還是很認真的傳承他們祖先們留下的勤業精神。
《台灣誌記》書系係五南文化集團楊榮川董事長邀請筆者在西元2008年總策畫的,各界專家學者共襄盛舉,至今已出版了10本,主筆已撰寫了《明清時期荷蘭人在台灣》(2012年3月出版),本書《台灣大家族》為第二本,出版的目的一則當作筆者投入史學界、出版界31年的紀念;二則作為對同學林蕙芳女士、朋友林湞棋女士兩人的敬意;三則謹以本書紀念先父先母,感激他們的教養之恩。最後,感謝台灣書房蘇美嬌女士、蔡明慧小姐的襄助、美編李文順先生的設計,學弟陳志杰先生的支援,他們的專業背景提升了這本書的價值,如有未逮之處,尚請讀者與各方先進不吝指正,待再版時復以修正。
目次
自序:台灣巨姓大族各領風騷
1.礦業世家:基隆顏家
(1)顏浩妥家族來台
(2)顏家投入採煤、採金
(3)顏雲年的礦業王國
(4)顏國年兄終弟繼
(5)顏家子孫的事業版圖
(6)顏家的親家女婿
2.北台大地主:板橋林家
(1)林平侯來台發跡
(2)林維源避走廈門
(3)政商資源飛龍在天
(4)林本源投入糖業
(5)林柏壽投入現代產業
(6)戰後林家子弟
3.中台首富:霧峰林家
(1)林甲寅發跡阿罩霧
(2)定邦、奠國兄弟展才華
(3)下厝和頂厝
(4)林朝棟率眾抗法
(5)林獻堂投入抗日運動
(6)戰後林家後代
(7)兩個林家的網絡交點
4.水泥金融世家:鹿港辜家
(1)辜顯榮的產業經營
(2)辜振甫的政商格局
(3)辜濂松與中信
(4)辜偉甫與辜寬敏親兄弟
5.製糖先驅:高雄陳家
(1)陳家崛起的恩人
(2)陳中和的商業頭腦
(3)陳家子弟的事業規模
參考書目
1.礦業世家:基隆顏家
(1)顏浩妥家族來台
(2)顏家投入採煤、採金
(3)顏雲年的礦業王國
(4)顏國年兄終弟繼
(5)顏家子孫的事業版圖
(6)顏家的親家女婿
2.北台大地主:板橋林家
(1)林平侯來台發跡
(2)林維源避走廈門
(3)政商資源飛龍在天
(4)林本源投入糖業
(5)林柏壽投入現代產業
(6)戰後林家子弟
3.中台首富:霧峰林家
(1)林甲寅發跡阿罩霧
(2)定邦、奠國兄弟展才華
(3)下厝和頂厝
(4)林朝棟率眾抗法
(5)林獻堂投入抗日運動
(6)戰後林家後代
(7)兩個林家的網絡交點
4.水泥金融世家:鹿港辜家
(1)辜顯榮的產業經營
(2)辜振甫的政商格局
(3)辜濂松與中信
(4)辜偉甫與辜寬敏親兄弟
5.製糖先驅:高雄陳家
(1)陳家崛起的恩人
(2)陳中和的商業頭腦
(3)陳家子弟的事業規模
參考書目
書摘/試閱
1.礦業世家:基隆顏家
(1)顏浩妥家族來台
西班牙天主教道明會修士艾斯奇維(Jacinto Esquivel)在1631年到1633年(明崇禎元年到六年)在台灣客居時寫了兩篇報告, 這兩篇報告是西班牙治理台灣時最豐富的文字紀錄,內容大致說在雞籠灣附近,稱為金包里(Taparri)和大雞籠社(Kimaurri)的兩組人群一起享有同樣一種語言和文化,是台灣唯一非農業也非漁業採集的南島人種,平常會拿硫磺、黃金和漢人交換琉璃球、鐵器、織品,然後再拿這些交易品向其他更內陸的原住民交易黃金、鹿皮等物品,他們會製造鹽、箭頭、農具、衣物、小刀等物和漢人、其他原住民進行以物易物的活動,懂得粗淺的記帳,不容易受漢人欺騙,他們以雞籠(今基隆)為根據地,對外從事交易的活動。
正因為在17世紀雞籠扮演貿易中樞的角色,所以在雞籠建立商業基地應該有很大的發展性。西元1626年(明熹宗天啟六年)5月5日,西班牙菲律賓施爾瓦(Fernando de Silva)總督率領軍艦沿著台灣島東岸北向航行。5月10日西班牙首先在雞籠東北方的Santiago(今三貂角)下錨,此處就是西班牙人稱呼的聖地牙哥,然後再向雞籠行進。5月16日,在雞籠入口的小島社寮島(今和平島)進入台灣,這個時候社寮島已有金包里和大雞籠社人入住了,在社寮島的對面陸地可以看見漢人的足跡,常見中國的帆船、舢舨在這裡下錨。
當天,西班牙占領了社寮島,舉行占領儀式,並且展開築城,取名為「聖薩爾瓦多城」(San Salvador),後人稱為「雞籠城」或「紅毛城」,在大沙灣(今中正區)一代修建中國人的街市,稱為「澗內」,於是招徠了很多漢人來此行商。從此西班牙控制了雞籠地區、淡水河下游、北部沿海、蛤仔難一些地方,另以雞籠為中心,招商進行中日貿易,且積極開採硫磺,促成基隆港在1634年至1635年(明崇禎七年至八年)榮登華南和馬尼拉的貿易中心之地位。
平常,西班牙人每一年派遣兩次補給船從亞洲總部馬尼拉到雞籠的聖薩爾瓦多城,載送守軍的薪水、購買中國貨物的美洲銀幣、軍火、糧食等物資,然後再把購買的中國貨物運返馬尼拉。不過,到了晚期西班牙的補給船並沒有如預期載來雞籠港需要的補給,致使中國商人等不到從馬尼拉運來的美洲銀幣,逐漸地就不再和西班牙人做生意了,致使雞籠港的貿易額沒有辦法達到西班牙人當初預期的數據。
到現在,教會史學家和晚近的史學家討論西班牙馬尼拉當局撤出北台灣據點的決定,是柯逵拉(Sabastian Hureado de Corcuera)總督的決策所致,主因在於沒友達成原來擬定的政治目標,又馬尼拉的經濟發展不如預期,殖民雞籠對西班牙在亞洲發展貿易沒有多大幫助,何況雞籠全賴馬尼拉的財政挹注,所以當馬尼拉在1630年代至1640年代景氣不佳時,雞籠城為裁撤的第一首選了。
1640年(明崇禎十三年)9月中旬起,南台灣的荷蘭人兩次派人偵察淡水、雞籠,了解西班牙人以消極經營北台灣,而且只剩400人駐守雞籠、淡水,故於1642年(明崇禎十四年)8月17日大舉進攻雞籠,西軍守軍祇剩320人,經過一番激戰,荷軍獲勝,在8月26日正式進入聖薩爾瓦多城,終結西班牙占領北台灣15年又3個月的統治,從此北、南台灣全部落入荷蘭人的手中,但因為荷蘭人的殖民重心放在台南,故並未積極開發北台灣。到了明鄭時期,鄭氏王朝除了派遣軍隊驅趕少數居住在雞籠的荷蘭人,拆毀荷蘭人修建的城堡外,仍然以台南為主要發展重鎮,對於北台灣的經營可以說微乎其微。
清康熙二十三年(西元1684年),清廷將台灣納入版圖,設立一府三縣,當時的基隆屬於諸羅縣,但是除了戌兵防守外,很少有漢人的足跡踏到基隆開發。一直到清雍正初年(西元1723年),才有第一批漳州人在港灣南邊,旭川河南岸(今仁愛區、興里忠三、忠四路、孝一、孝二、孝三、孝四路一帶)開發崁子頂街,這就是今日基隆市街的起源地。在清乾隆年間,今日的仁愛區新店、文昌里附近開闢了新店街、暗街仔街,吸引了大批人潮,日復一日地繁榮起來。清嘉慶年間,因為打通了基隆到噶瑪蘭的道路,開發了噶瑪蘭平原,間接促進基隆的發展。到清嘉慶十三年(西元1808年),在艋舺設立水師游擊,在基隆設立塘兵10名。
由於漢人移民越來越多,官方決定填築海濱,增加住居面積,增建房舍。清道光二十七年(西元1847年),英國海軍少校戈敦(Lient R. N. Gordon)來基隆實地勘查,且撰成一份報告,2年後美國也派遣一艘東方艦隊雙桅船「海豚號」(Dolphin)探勘基隆的煤礦。5年後,即清咸豐四年(西元1854年),美國艦隊司令培里(Mathew C. Perry)遠征日本後,派遣阿波特(Abbot)上校指揮「馬其頓號」(Macedonian)、辛克雷(Sincláir)少校指揮「補給號」(Supply)2艘軍艦到基隆勘察煤礦。雖然英、美兩國陸續提出開採煤礦和開放台灣通商口岸的要求,但是都被保守的清廷拒絕,一直到清咸豐八年(西元1858年),清廷因為英法聯軍之役,不得不簽訂《天津條約》,同意開放安平、淡水兩港,於是清同治二年(西元1863年)八月十九日基隆開關起徵,歸淡水「正口」管轄。
其實,基隆的港口條件比淡水好,可惜貿易量太少,外國人僅設立「費爾、哈士迪斯洋行」一家,探究其因,主要原因在於基隆外貿的結構,由於北部地區的出口貿易貨物以茶、樟腦為主,主要產地分布在淡水河系區域裡,故大部分集中在大稻埕、淡水出口,但基隆主要出產煤炭,但卻遭清廷禁止開採,加上民間對煤炭的價值認知有限,大都不願意採用西式的器材與方法開採煤礦。
發展到清同治九年(西元1870年),因為福州船政局提出需求的煤礦可由台灣就近提供,而且台灣民間盛行私採,促使清廷派人實地探勘,到頭來只好開放採礦。在清同治十年至十二年(西元1871至1873年)之間,基隆煤產量倍增,也讓出入於基隆港的貨船頻繁進出。
(1)顏浩妥家族來台
西班牙天主教道明會修士艾斯奇維(Jacinto Esquivel)在1631年到1633年(明崇禎元年到六年)在台灣客居時寫了兩篇報告, 這兩篇報告是西班牙治理台灣時最豐富的文字紀錄,內容大致說在雞籠灣附近,稱為金包里(Taparri)和大雞籠社(Kimaurri)的兩組人群一起享有同樣一種語言和文化,是台灣唯一非農業也非漁業採集的南島人種,平常會拿硫磺、黃金和漢人交換琉璃球、鐵器、織品,然後再拿這些交易品向其他更內陸的原住民交易黃金、鹿皮等物品,他們會製造鹽、箭頭、農具、衣物、小刀等物和漢人、其他原住民進行以物易物的活動,懂得粗淺的記帳,不容易受漢人欺騙,他們以雞籠(今基隆)為根據地,對外從事交易的活動。
正因為在17世紀雞籠扮演貿易中樞的角色,所以在雞籠建立商業基地應該有很大的發展性。西元1626年(明熹宗天啟六年)5月5日,西班牙菲律賓施爾瓦(Fernando de Silva)總督率領軍艦沿著台灣島東岸北向航行。5月10日西班牙首先在雞籠東北方的Santiago(今三貂角)下錨,此處就是西班牙人稱呼的聖地牙哥,然後再向雞籠行進。5月16日,在雞籠入口的小島社寮島(今和平島)進入台灣,這個時候社寮島已有金包里和大雞籠社人入住了,在社寮島的對面陸地可以看見漢人的足跡,常見中國的帆船、舢舨在這裡下錨。
當天,西班牙占領了社寮島,舉行占領儀式,並且展開築城,取名為「聖薩爾瓦多城」(San Salvador),後人稱為「雞籠城」或「紅毛城」,在大沙灣(今中正區)一代修建中國人的街市,稱為「澗內」,於是招徠了很多漢人來此行商。從此西班牙控制了雞籠地區、淡水河下游、北部沿海、蛤仔難一些地方,另以雞籠為中心,招商進行中日貿易,且積極開採硫磺,促成基隆港在1634年至1635年(明崇禎七年至八年)榮登華南和馬尼拉的貿易中心之地位。
平常,西班牙人每一年派遣兩次補給船從亞洲總部馬尼拉到雞籠的聖薩爾瓦多城,載送守軍的薪水、購買中國貨物的美洲銀幣、軍火、糧食等物資,然後再把購買的中國貨物運返馬尼拉。不過,到了晚期西班牙的補給船並沒有如預期載來雞籠港需要的補給,致使中國商人等不到從馬尼拉運來的美洲銀幣,逐漸地就不再和西班牙人做生意了,致使雞籠港的貿易額沒有辦法達到西班牙人當初預期的數據。
到現在,教會史學家和晚近的史學家討論西班牙馬尼拉當局撤出北台灣據點的決定,是柯逵拉(Sabastian Hureado de Corcuera)總督的決策所致,主因在於沒友達成原來擬定的政治目標,又馬尼拉的經濟發展不如預期,殖民雞籠對西班牙在亞洲發展貿易沒有多大幫助,何況雞籠全賴馬尼拉的財政挹注,所以當馬尼拉在1630年代至1640年代景氣不佳時,雞籠城為裁撤的第一首選了。
1640年(明崇禎十三年)9月中旬起,南台灣的荷蘭人兩次派人偵察淡水、雞籠,了解西班牙人以消極經營北台灣,而且只剩400人駐守雞籠、淡水,故於1642年(明崇禎十四年)8月17日大舉進攻雞籠,西軍守軍祇剩320人,經過一番激戰,荷軍獲勝,在8月26日正式進入聖薩爾瓦多城,終結西班牙占領北台灣15年又3個月的統治,從此北、南台灣全部落入荷蘭人的手中,但因為荷蘭人的殖民重心放在台南,故並未積極開發北台灣。到了明鄭時期,鄭氏王朝除了派遣軍隊驅趕少數居住在雞籠的荷蘭人,拆毀荷蘭人修建的城堡外,仍然以台南為主要發展重鎮,對於北台灣的經營可以說微乎其微。
清康熙二十三年(西元1684年),清廷將台灣納入版圖,設立一府三縣,當時的基隆屬於諸羅縣,但是除了戌兵防守外,很少有漢人的足跡踏到基隆開發。一直到清雍正初年(西元1723年),才有第一批漳州人在港灣南邊,旭川河南岸(今仁愛區、興里忠三、忠四路、孝一、孝二、孝三、孝四路一帶)開發崁子頂街,這就是今日基隆市街的起源地。在清乾隆年間,今日的仁愛區新店、文昌里附近開闢了新店街、暗街仔街,吸引了大批人潮,日復一日地繁榮起來。清嘉慶年間,因為打通了基隆到噶瑪蘭的道路,開發了噶瑪蘭平原,間接促進基隆的發展。到清嘉慶十三年(西元1808年),在艋舺設立水師游擊,在基隆設立塘兵10名。
由於漢人移民越來越多,官方決定填築海濱,增加住居面積,增建房舍。清道光二十七年(西元1847年),英國海軍少校戈敦(Lient R. N. Gordon)來基隆實地勘查,且撰成一份報告,2年後美國也派遣一艘東方艦隊雙桅船「海豚號」(Dolphin)探勘基隆的煤礦。5年後,即清咸豐四年(西元1854年),美國艦隊司令培里(Mathew C. Perry)遠征日本後,派遣阿波特(Abbot)上校指揮「馬其頓號」(Macedonian)、辛克雷(Sincláir)少校指揮「補給號」(Supply)2艘軍艦到基隆勘察煤礦。雖然英、美兩國陸續提出開採煤礦和開放台灣通商口岸的要求,但是都被保守的清廷拒絕,一直到清咸豐八年(西元1858年),清廷因為英法聯軍之役,不得不簽訂《天津條約》,同意開放安平、淡水兩港,於是清同治二年(西元1863年)八月十九日基隆開關起徵,歸淡水「正口」管轄。
其實,基隆的港口條件比淡水好,可惜貿易量太少,外國人僅設立「費爾、哈士迪斯洋行」一家,探究其因,主要原因在於基隆外貿的結構,由於北部地區的出口貿易貨物以茶、樟腦為主,主要產地分布在淡水河系區域裡,故大部分集中在大稻埕、淡水出口,但基隆主要出產煤炭,但卻遭清廷禁止開採,加上民間對煤炭的價值認知有限,大都不願意採用西式的器材與方法開採煤礦。
發展到清同治九年(西元1870年),因為福州船政局提出需求的煤礦可由台灣就近提供,而且台灣民間盛行私採,促使清廷派人實地探勘,到頭來只好開放採礦。在清同治十年至十二年(西元1871至1873年)之間,基隆煤產量倍增,也讓出入於基隆港的貨船頻繁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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