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技術產業集聚研究（簡體書）

產業集聚由於其外部經濟性、網絡經濟性、規模經濟性等集聚效應，日益引起政府、企業界和學術界的高度關注。然而，實踐中諸多的高新區建設並未形成集聚效應。高技術產業集聚的特徵和動因、產業集聚促進高技術產業成長的規律等問題亟待理論探索。《高技術產業經濟叢書：高技術產業集聚研究》從規模經濟、知識溢出、交易成本等視角，結合國內外高技術產業集聚發展的典型案例，深入分析高技術產業集聚的內在動因與成長路徑。《高技術產業經濟叢書：高技術產業集聚研究》揭示了高技術產業集聚動力和成長規律性，為政府制定高新區的管制政策提供了決策的依據，為高技術產業集聚發展提供理論指導。 《高技術產業經濟叢書：高技術產業集聚研究》可供科技工作者、高技術企業和產業管理人員、高等院校師生以及對高技術產業有興趣的人員閱讀和研究參考。．

《高技術產業集聚研究》可供科技工作者、高技術企業和產業管理人員、高等院校師生以及對高技術產業有興趣的人員閱讀和研究參考。產業集聚由于其外部經濟性、網絡經濟性、規模經濟性等集聚效應，日益引起政府、企業界和學術界的高度關注。然而，實踐中諸多的高新區建設并未形成集聚效應。高技術產業集聚的特征和動因、產業集聚促進高技術產業成長的規律等問題亟待理論探索。

序前言第1章 國內外相關研究概況1.1 關於產業集聚的研究1.2 關於高技術產業集聚的研究1.3 關於高技術產業集聚成長的研究1.4 簡要述評第2章 產業集聚的基本理論2.1 產業集聚的理論內涵2.2 產業集聚的動因2.3 產業集聚的測度2.4 產業集聚對經濟增長的貢獻2.5 產業集聚對區域經濟增長的貢獻2.6 本章小結第3章 高技術產業集聚發展的國內外趨勢3.1 高技術產業集聚的典型區域3.2 高技術產業集聚的典型模式3.3 高技術產業集聚的主要特徵3.4 本章小結第4章 高技術產業集聚成長的規模擴張機制4.1 高技術產業集聚的規模經濟4.2 現代高技術產業集聚規模經濟存在的案例4.3 高技術產業集聚的規模經濟形態4.4 集聚的規模經濟性促進高技術產業成長的過程機制4.5 實證分析4.6 本章小結第5章 高技術產業集聚成長的績效提升機制5.1 高技術產業集聚的知識溢出5.2 高技術產業集聚中的企業學習5.3 知識溢出促進高技術產業成長的機制5.4 我國高技術產業知識溢出效應的實證研究及對策建議5.5 本章小結第6章 高技術產業集聚成長的組織優化機制6.1 節約交易成本是促進高技術產業集聚的重要動因6.2 高技術產業集聚降低交易成本的優勢6.3 交易費用降低促進高技術產業集聚成長的必然性分析6.4 交易費用降低促進高技術產業集聚成長的聯動機制6.5 實證研究：中國高技術產業集聚降低交易費用6.6 本章小結第7章 高技術產業集聚成長的協同互動機制7.1 高技術產業集聚成長協同互動的內涵7.2 高技術產業集聚成長協同互動動因分析7.3 協同互動促進高技術產業集聚成長的路徑7.4 本章小結第8章 實證研究：武漢．中國光穀高技術產業集聚成長8.1 武漢．中國光穀的發展概況8.2 武漢．中國光穀高技術產業集聚成長實證分析8.3 綜合評價與政策建議8.4 本章小結結束語參考文獻．

第1章 國內外相關研究概況
產業集聚是現代產業發展的趨勢和特征之一，由于外部經濟性、網絡經濟性、規模經濟性等產業集聚效應，產業集聚日益引起政府、企業界和學術界的高度關注。學術界對產業集聚的概念內涵、特征、形成動因、經濟效應等進行了諸多研究，這為本書研究高技術產業集聚奠定了理論基礎。本章對學術界關于產業集聚的內涵、形成機制、集聚的度量、創新網絡、分析模型等相關研究成果進行了梳理和文獻綜述，指出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本書的研究重點。
1.1 關于產業集聚的研究
1.1.1 產業集聚內涵的界定
產業集群（industrial cluster）概念的提出與系統研究是邁克爾?波特完成的。邁克爾?波特（1990）把產業集群定義為：在某一特定領域內互相聯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機構的集合。產業集群包括一批對競爭起重要作用的、相互聯系的產業和其他實體。李小建（1997）評述了20世紀90年代國際經濟地理學界關注的新產業區和經濟活動全球化問題，在此基礎上，提出從區域的形成時間、規模部門結構、聯系程度和根植性等方面來判別產業集聚區（即新產業區）的觀點。曾忠祿（1997）認為產業集群指同一產業的企業以及該產業的相關產業和支持該產業的企業在地理位置上的集中。徐康寧（2001）認為產業集群是指相同的產業高度集中于某個特定地區的一種產業成長現象。魏江（2004）以地理聚集和產業特性作為標準界定集群，認為地理集聚是指所有成員企業和相關成員要素在地域上相互鄰近，并且共同“鎖定”于一個區域；產業集聚的特性是指該地域集聚的成員企業只從事某一產業和相關產業的生產和服務。王輯慈（2005）認為，產業集群是一組在地理位置上靠近的相互聯系的公司和關聯機構，它們同處在一個特定的產業領域，由于具有共同性或互補性而聯系在一起。產業集群具有專業化的特征。產業集群也可以定義為：在某一特定的領域及其相關的領域中，大量聯系密切的企業以及相關支撐機構，如行業協會、金融機構、職業培訓和科研機構等，在空間上集聚并形成強勁、持續競爭優勢的現象。復旦大學李怡博士（2005）認為，所謂集聚（agglomeration），是指同一類型或不同類型的企業（或產業）及相關支撐機構在一定地域范圍內的集中、聚合。與此相關的另一概念——產業集群（cluster）是指大量專業化的企業（或產業）及相關支撐機構在一定地域范圍內的柔性集聚（flexible production agglomeration），并結成密集的合作網絡，植根于當地不斷創新的社會文化環境。
總的來說，國內外學者對產業集聚內涵的研究已經較成熟而且趨向一致。
1.1.2 產業集聚機制
20世紀90年代后，克魯格曼（2000）深入研究了產業集聚背后的三個重要要素，認為生產本地化帶來的規模報酬遞增是產業集群研究的邏輯基礎。克魯格曼通過其新貿易理論，發展了集聚經濟觀點，其理論基礎仍然是收益遞增。他的工業集聚模型假設一個國家有兩個區位，有兩種生產活動（農業和制造業），在規模經濟、低運輸費用和高制造業投入的綜合作用下，通過數學模型分析，證明了產業集聚將導致制造業中心區的形成。另外，他的壟斷競爭模型在融合傳統經濟地理學理論的基礎上，綜合考慮了多種影響因素諸如收益遞增、自組織理論、向心力和離心力的作用，證明了低的運輸成本、高的制造業比例和規模經濟有利于區域集聚的形成。同時克魯格曼認為集聚形成有三個方面的原因：需求、外部經濟、產業地方化。
我國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集群產生的機制進行了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有意義的研究成果。仇保興（1999）根據我國沿海地區產業集群發展的現實，分析了小企業集群的內在機制及外部條件。他認為集群內的每個小企業都可以獲得集群外的企業所沒有的競爭優勢，小企業集群的形成源于小企業為謀求改變自身的生存環境所結成的“結盟”，并強調了人文之網的重要性。安虎森（2001）從信息角度研究經濟活動的空間聚集機制。他認為空間距離提高了信息生產成本；信息量的多少，與信息甄別能力、不確定性的降低是正相關的，降低不確定性是經濟活動空間聚集的主要和本質內容；集群分橫向和縱向兩種基本形式，其形成機制有所不同。杜宇和趙藝學（2005）提出了產業集群形成三維度影響因素的設想，認為產業集群的成長是宏觀（產業成長環境）、中觀（產業發展角度）與微觀（集群內企業業主體）三個維度相互作用的結果。
葉建亮（2001）運用新增長理論分析了浙江省的企業集群現象，認為知識溢出是導致企業集群的重要原因。與此觀點相近，郭曉林等（2006）認為，產業共性技術是促使產業集群形成的一個重要因素。由于技術獲得的困難性，在學習和共同研發新技術的過程中，形成產業集群和向產業集群靠攏成為企業追尋產業技術的一個有效方式，在集群中，企業可以很容易地獲得共性技術。他們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橫向上的集群的形成機制。符正平（2004）從集群形成的內外部條件出發分析了集群形成機制。他認為，集群的產生需要供給條件、需求條件和社會歷史條件，同時強調了網絡效應在企業集群形成中的作用。陳雪梅（2003）研究了形成因素、形成方式和集群內部的互動機制。她認為產業集群的形成受到多種因素影響，包括社會文化和歷史條件、市場需求條件和生產要素條件、自然條件、基礎設施及配套體系、宏觀經濟條件等。魏江和魏勇（2004）認為產業集群各要素之間，通過人際網絡關系、價值鏈關系和競爭合作關系形成了特殊的產業生態系統，包括內部核心網絡、輔助網絡以及由外部支持要素構成的外圍網絡等三個子系統。他們進而從人員流動、技術知識溢出、管理信息溢出、設備轉移四個方面分析了我國產業集群內部的學習機制。
梁琦（2004）在揭示產業集聚機制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她考察了一般的產業集聚，從一個全新視角，深入而系統地揭示出產業集聚過程的內在規律。根據克魯格曼的理論，她把產業一般聚集的因素歸結為兩大類：基本因素和市場因素。其中，基本因素包括運輸成本、收益遞增和知識溢出；市場因素包括地方市場因素、產品差異性、市場垂直關聯和貿易成本。在此基礎上，針對高技術產業集聚中的知識溢出問題，她進一步提出產業集聚水平與產業生命周期有關，知識密集型的高技術產業的產業集聚水平應該更高。
1.1.3 產業集聚內涵的界定實證研究
Henderson（1997）利用面板數據模型估計了美國資本品產業的動態外部性，利用赫芬達爾指數對產業多樣化進行了測度，并將赫芬達爾指數滯后項加入模型進行了回歸，發現多樣化作用在論文所用的樣本中可以持續7年。Duranton和Puga（2000）用赫芬達爾指數倒數作為多樣化的測度對城市專業化和多樣化的優勢與劣勢進行了考察。Naude和Krugell利用赫芬達爾指數的倒數作為城市化經濟（多樣化經濟）的度量計算了南非19個城市的該指數，得出擴散只與開放的城市規模和低廉的交通運輸成本有關的結論。Batisse（2002）利用中國29個省的30個工業產業在1988～1997年的數據，探討了產業專門化、多樣化、競爭度和一省發展初始水平等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使用赫芬達爾指數的倒數作為多樣化的測度，結果表明在該樣本期間，產業外部工業環境和產業內的競爭度有利于產業的增長，但產業專門化的影響為負。
Krugman（1991b）等用基尼系數來測算美國制造業聚集程度的度量，他們計算了美國三位數行業的空間基尼系數。Audretsch和Feldman（1996）計算了美國兩位數行業的空間基尼系數，并對12個創新型行業地理集中的原因進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表明創新活動會使企業趨向于聚集，強調知識溢出是產業空間聚集的主要因素。Henderson（1997）利用1983～1993年韓國制造業數據和人口數據對韓國經濟外部性的大小進行了估計，對基尼系數進行了簡單的變形，用某地區某產業在國家該產業所占的份額減去某地區人口在國家總人口中的比重的平方和來測度，這樣就控制了聚集的時間趨勢。Amiti（1998）計算了歐盟10國三位數水平的27個行業的基尼系數，以檢驗歐盟國家在1968～1990年的工業是否更為集中。Henderson（2003）利用生產方程對美國機械產業和高科技產業規模外部性進行了估計，考慮到來自產業內的溢出效應（專業化效應）和產業間的溢出效應（多樣化效應），利用空間基尼系數對多樣化效應進行了測度，沒有發現關于多樣化效應存在的證據。梁琦（2004）利用區位計算公式計算了中國制造業3位數分類的171個行業的2001年的區位基尼系數，同時也計算了這些產業的主要分布區域。張同升等（2005）利用1980～2000年中國制造業的工業增加值數據，計算并分析了各行業的區位基尼系數即變動趨勢，研究了各工業行業在省區之間分布的不平衡性和變動趨勢。分析結果發現：1980～1990年，我國26個制造業工業行業在總體分布上趨于集中，12個分散分布型工業行業中有9個分散程度有所收斂，9個集中分布型行業對生產的地域集中有較大的影響。
Ellison和Glaeser（1997）通過建立利潤最大化的區位選擇模型以及自然優勢和產業內溢出效應模型，得出了總溢出系數；然后構造了產業聚集測度的條件期望，在此基礎上推導出滿足logit模型的溢出系數。
趙果慶和羅宏翔（2009）總結分析了已有的產業集聚測量的方法，并且提出了可以進行顯著性檢驗的普適性產業集聚指數，并對我國制造業1994年的860個樣本和2004年的800個樣本進行了測量和檢驗。羅勇和曹麗莉（2005）利用EG指數對中國20個制造業1993～2003年的聚集程度進行了測度。結果表明1993～1997年的聚集程度有所下降，而1997～2003年的聚集程度呈增長的態勢。聚集程度由高到低的行業依次是技術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制造業的地域分布極不平衡，江蘇、廣東、山東、浙江、上海五省（直轄市）的集中度很高，西部邊遠地區則遠遠落后，兩極分化很嚴重。但他們沒有對產業聚集變動的因素進行分析。
從以上的文獻綜述中可以看出，國外學者對產業集群現象的研究開始較早，并充分意識到產業集群對企業發展和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在實證分析的基礎上進行了系統的理論探討，從不同角度對產業集群進行了分析與研究。但有關產業集群實證的研究，國內外學者都只是得出研究性結論，并沒有給出過多的理論解釋。
1.2 關于高技術產業集聚的研究
1.2.1 高技術產業集聚形成機制的研究
周文（1999）系統歸納了馬歇爾及韋伯對產業集聚原因的分析，同時指出在高技術產業中，對勞動“質量”與“有效性”的要求遠勝于對勞動“成本”的考量。成功的高技術產業集聚都無一例外地伴隨著一種協同作用。趙玉林（2004）在枟高技術產業經濟學枠中指出高技術產業本身帶有集聚功能，高新帶是一個極富生命力和競爭力的新的增長中心，是吸引高技術、高科技人才、資金、原材料、勞動力、商品、信息等優勢資源在區域內趨向于集中的“磁極”。羅勇和曹麗莉（2005）利用Ellision和Glaeser（1997）建立的產業地理集中指數和自定義的5省（直轄市）集中度對中國20個制造業近些年的集聚程度進行了精確測定，在此基礎上分析得出，集聚程度由高到低的行業分布依次為技術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這充分說明高技術產業集聚是高技術產業特性的內在要求。綦良群和李楠（2007）分析了高新技術產業集群形成的機理后認為，大量高質量與高有效性勞動的存在、技術開發的配套支撐能力，在集群成長方面取決于相關技術水平的高低及創新周期等因素。同時指出高新技術產業集聚具有知識溢出、創新吸聚、技術的后發優勢三大效應。王磊和孫文建（2006）運用系統動力學的理論分析了高新技術產業的集聚機制，得到了影響其發展的6個基本反饋環，并以此為基礎選取了22個評價指標，他們運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對江蘇省高新技術特色產業基地進行了實證研究，最后得到5個主要影響因子：人才與教育環境、創新能力、科研環境、集聚效益和創業環境，并計算了各因子的得分和綜合得分，為各基地的規劃提供了依據。
梁琦（2004）考察了知識溢出與高技術產業集聚的關系并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知識的黏性特征和緘默知識的存在是知識溢出的地域性原因所在。正因為這種空間局限性，以高技術為紐帶的產業集聚才得以形成。阿羅（1962）最早用外部性解釋了溢出效應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他認為新投資具有溢出效應，不僅進行投資的廠商可以通過積累生產經驗提高生產率，其他廠商也可以通過學習提高生產率。羅默提出了知識溢出模型。羅默模型描述了資本存量K、勞動力L，以及創意技術的存量A與產出Y之間的函數關系。知識溢出效應的主要因素有四個：空間距離、市場結構、接受能力和社會網絡。Lundvall（1992）、Friedman（1999）和Von Hippeel（1994）認為，知識可分為編碼化知識和非編碼化知識，隨著交通及通信的發展，前者可不受空間的限制（或者受很少的限制）快速傳遞和擴散，傳播成本比較低，而后者只能通過面對面的交流獲得，隨著距離的增加傳播成本急劇增加。創新過程涉及大量非編碼化知識的輸入，而這類知識必須通過面對面的人際交流才能有效獲取。為了提高創新收益，創新主體需要在地理上與相關知識源鄰近，從而能夠與之進行頻繁互動來獲得所需的知識。Carrincazeaux等（2001）認為產業的聚集程度與技術的復雜程度正相關，企業技術源在空間上的接近程度隨著學習難度的增加而提升，那些涉及新興技術和復合技術的創新活動尤其具備地理集聚的內在動力。Baptista和Swann（1998）也指出，由于非編碼化知識具有很強的社會根植性，它與企業家特殊的生活環境、歷史根基以及文化底蘊有關，區域內形成的相互信任與合作關系促進了創新，集聚產生的企業外部學習機會增加，加快了技術轉移、擴散的速度，推動了創新。同時，技術的可編碼化程度越低，相關創新主體的地理集聚就越迫切，因而產業集聚程度與技術的可編碼化程度負相關，這就很好地解釋了高技術產業集群形成的原因。Jaffe（1996）的研究表明，知識溢出更可能在地理上相互靠近的地區內發生，而不是跨區域自由流動，正是這種區域知識流動的加速，加快了技術創新的步伐。知識溢出理論認為高技術產業集群形成的原因在于高技術產業知識技術含量高，而這種知識一般都很難進行編碼，并且這種知識不便于遠距離傳播，這樣區域內的知識技術溢出必然加快技術創新的過程，從而就產生了相關技術產業的區域集聚現象。孫強和朱亞杰（2009）認為產業集聚是高技術產業發展的內在要求。高技術產業的內在功能聯系是高技術產業集聚的重要因素。高技術產業群內部分工與協作是一種網絡化的組織結構，它們的功能聯系主要由兩種技術關聯關系形成：一是基于垂直技術的關聯關系，由上游企業的創新技術向下游企業擴散，下游企業利用上游企業創新中溢出的一般性知識和共用專門知識來進行創新；二是基于水平技術的關聯關系，即生產同類產品的企業相互模仿并創新而形成的聯系。
這些研究從不同的層面和角度對高技術產業集聚產生的機制進行了研究，都有其合理性。
1.2.2 關于高技術產業集群創新網絡環境理論
20世紀70年代早期在熊彼特創新理論的影響下，人們認為技術創新的過程遵循發明—開發—設計—中試—生產—銷售等簡單的線性過程，對創新的研究基本停留在單個企業內部的技術過程本身。Asheirn（2002）認為企業與外部信息的交換與協調對其創新非常重要，它可以有效克服單個企業在從事復雜技術創新時的能力局限，降低創新活動中的技術和市場的不確定性，由此，技術創新網絡環境研究興起。“創新環境”是由歐洲創新環境研究小組提出，該小組從創新環境、創新網絡、集體學習等方面闡述高技術產業集群內技術創新的條件和機制等問題。Adylot（1985）認為歐洲和北美洲一些新產業區的競爭優勢得益于區域內的創新環境，企業的創新和發展依賴于在其區域內結成的網絡。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