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南朝文人接受佛教研究（簡體書）

《東晉南朝文人接受佛教研究》作為文化傳播的佛教與文人接受視域中的佛教實際上是存在一定差異的，而在對文學的影響方面後者顯然更為重要一些。基於此，《東晉南朝文人接受佛教研究》從接受視角切入，對東晉南朝文人接受佛教的群體特徵、基本方式、基本內容和主要原因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並對這一時期文人接受佛教的代表性個案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分析。．

高文強，1969年生，湖北孝感人，文學博士。2009年3月至2010年2月曾任韓國嶺南大學中文系助教授，現為武漢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文學批評史和佛教文化研究，已出版著作有《佛教與永明文學批評》、《中國古代文論范疇發生史〈老子〉卷：道法自然》等。．

《東晉南朝文人接受佛教研究》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序 前言 上 編 第一章 東晉南朝文人接受佛教的時代背景 一東晉南朝佛教傳播之基本狀況 二東晉南朝佛教與政治之關係 三文化的衝突與融合 第二章 東晉南朝文人接受佛教的群體特徵 一晉宋時期的個人化特徵 二南齊時期的集團化特徵 三梁陳時期的國家化特徵 第三章 東晉南朝文人接受佛教的主要方式 一交遊名僧 二參與佛事 三辯護佛理 第四章 東晉南朝文人接受佛教的主要內容 一 《奉法要》：奉佛之要道 二 《辨宗論》：悟道之法門 三 《三宗論》：性空之體認 四神不滅：佛法之理解 ．

競陵集團所組織的佛事活動中，最為常見的便是請高僧講經說法，有時帝王也會親自講說。在這些講經活動中，若需文章，則皆出于名家之手。而且許多時候這些佛事都伴有文人賦詩贊揚佛教的活動。根據現有文獻，我們略舉數例競陵集團所開展的講法活動。
沈約《齊竟陵王發講疏并頌》：“乃以永明元年二月八日，置講席于上邸，集名僧于帝畿，皆深辨真俗，洞測名相，分微靡滯，臨疑若曉，同集于邸內之法云精廬，演玄音于六宵，啟法門于千載，濟濟乎實曠代之盛事也。”這次法會是競陵王親講，沈約為此事而作頌。
《出三藏記集?略成實論記》：“齊永明七年十月，文宣王招集京師碩學名僧五百余人，請定林僧柔法師、謝寺慧次法師，于普弘寺迭講，欲使研核幽微，學通疑執，即座，仍請韋占及安樂智稱法師，更集尼眾二部名德七百余人，續講《十誦律志》，念四眾凈業還白。”
《比丘尼傳?凈暉尼傳》： “齊文惠帝、競陵文宣王莫不服膺。永明八年，競陵王請于第講《維摩經》，后為寺主。”
《續高僧傳?明轍傳》：“齊永明十年，競陵王請沙門僧祐，三吳講律。”
《續高僧傳?僧曼傳》：“文宣嘗請柔次二法師于普宏寺共講《成實》……永明十年始于興福寺講《成實論》。”
這些都是記載了確切時間的活動，未記載確切時間的講法活動還有不少。從上述記載知，竟陵集團大開講席，天下聞名，四方僧眾，紛紛云集。其時講法之盛況，可想而知。在這些法會中，人們常行懺悔及發愿。如競陵王蕭子良便有《發愿疏》；沈約有《懺悔文》、 《千僧會愿文》；王僧孺有《禮佛唱導發愿文》、《懺悔禮佛文》等。
除了舉行講經活動外，召集學士名僧抄撮、刪略佛經，也是競陵集團常常舉行的佛事活動。據《出三藏記集》卷五《新集抄經錄》所載，記于竟陵文宣王蕭子良名下的抄經有《華嚴經》、《方等大集經》、《菩薩經》等經律凡三十六部，又《為法舍身經》六卷亦疑為文宣王所抄。此外，“永明七年十月……公每以大乘經淵深，滿道之津涯，正法之樞紐。而近世陵廢，莫或敦修，棄本逐末，喪功繁論。故即于律座，令柔次等諸論師抄比成實，簡繁存要，略為九卷，使辭約理舉，易以研尋。八年正月二十三日解座，設三業三品，別施獎有功勸不及，上者得三十余件，中者得二十許種，下者數物而已”。且請周頤為此節本作序。
竟陵集團所舉行的另一類較常見的佛事活動是布施持戒。大乘“六度”以布施、持戒為首，常為在家修行者所重視。竟陵集團舉行佛教事活動亦特重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