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緣與人緣

序
胡菊人

唐德剛先生把他的文章交遠流出版，承出版社的游奇惠小姐叫我寫序，我答應了。此次出版一共兩部，就是《史學與紅學》與《書緣與人緣》。猶記得在二十多年前，我為唐先生的《五十年代底塵埃》寫序，那是他的散文集，我還在《明報月刊》工作，正是精力最旺盛的壯年時期，此後歷經《中報》和《中報月刊》，再經《百姓半月刊》，至今退休在溫哥華，真是歲月滄桑。如今讀唐德剛先生這些文章，感到像是讀歷史一樣，然而又不像是在讀歷史，卻是像觀劇一樣，慨作者唐德剛先生，寫歷史猶如重現人物和事件，使讀者讀來有如親身目擊。

這是很不容易的，這種成就，來自於作者也喜歡文學，並且也曾從事文學創作，像他早期所寫的散文，也就是《海外論壇》上的文章，便是他的文學創作，收在《五十年代底塵埃》一書裏。現在這本《史學與紅學》則是學術著作，談的是重大的歷史事件，由於作者唐德剛的文筆有文學筆底，寫得靈活，因而讓讀者不忍停下來，這就是文學筆法的功勞。

作者在本書裏特別有〈文學與口述歷史〉的文章以及〈小說和歷史〉的講稿，據作者的見解，歷史和小說是很難分別的，以魯迅所創造的阿Ｑ為例，社會上本來並無阿Ｑ其人，可是又似乎是實有其人，每個中國人都有阿Ｑ的特性，所以作者說「歷史是根據實人實事所寫的社會現象，小說則是根據實有的社會現象而創造出的虛人虛事，二者是一個銅元的兩面。」

作者創作了一部六十萬字的長篇小說《戰爭與愛情》，那是記述他的友人所說的大陸見聞，都是實人實事，衹是格於這位友人的要求，不能用真名和實地，在一九八五年六月一日開始，在紐約《北美日報》連載。這是作者所言歷史與小說有時候不可分的證明，因為除了人名和地名之外，所說的都是事實，完全符合作者所說「小說則是根據實有的社會現象而創造出的虛人虛事」的通則。

《戰爭與愛情》這部小說，是說中國大陸上的人和事的，是從事實來反映中共的治國之道，充滿辛酸與離奇，而本書卻不是小說，而是論述，但論述當中卻可讀性甚高。其中〈「惑」在哪裏？──簡論中共政權四十年〉及〈論中國大陸落後問題底秦漢根源──一九八七年在西安「周秦漢唐史學研討會」宣讀之論文〉，難得的是，雖然是在西安，唐先生仍照直講話，批評馬克思主義及中共之史學觀，是極為難得的。例如說：「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中有許多概念，例如『階級鬥爭』，便是中世紀『上帝』這一絕對真理的延續。概念既然絕對化，衹容『信仰』，不許『探索』，則科學就變成了神學。」這樣大膽的說話，是要有學術求真的勇氣的。

唐先生雖然在美國紐約居住了數十年，然而對於中國卻是一刻也不能忘情，這固然是生為中國人的應有之義，然而如果中國不能興盛，沒有民主和自由，於海外的中國人也是心裏不安的。因此，在中共政權四十年的日子，便不得不發而為文，寫成〈「惑」在哪裏？──簡論中共政權四十年〉的文章。在這篇文章裏，作者直斥毛澤東個人崇拜之不是。

作者是歷史學家，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及紐約市立大學教書，而在哥大之時就負責口述歷史的工作，曾獲胡適、李宗仁、顧維鈞等親自口述其生平，這是非常有價值的。本書收輯有〈撰寫《李宗仁回憶錄》的滄桑──一篇迄未發表的《李宗仁回憶錄》中文版代序〉，撰述《李宗仁回憶錄》事成及出版的經過。李宗仁能有機會暢談他的歷史故事，成為他晚年最重視並快樂的事件。如果不是唐德剛先生主其事，李宗仁能夠暢所欲言、深自欣慰的機會就沒有了，李宗仁與中國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唐先生是做了很有意義的工作。

《李宗仁回憶錄》是唯一有中文稿的，其他的哥大口述自傳，包括胡適、孔祥熙、陳立夫、顧維鈞、張發奎　蔣廷獻、陳光甫、蔣彝、吳國楨、李漢魂、何廉等人，均無中文稿，這是唐德剛先生個人循李宗仁之請，在正常英文撰述工作之外的「額外工作」。然而，無論英文稿及中文稿之出版，都經過相當的周折，作者在文中已經詳細的說明經過，在此就不複述了。

不過，有一點卻不能不敘述的，卻是李宗仁的口述跟胡適的絕不相同。胡適是一位「無徵不信」、「九分證據不講十分話」的大學者、考據家，所以他向唐先生所講的話，絕大部分是可信的，可以照錄的。但李宗仁的口述卻不然，他「信口開河，不能入書」，但他有堅強的信心，認為他所講的，無一不可以寫下。

這就要唐先生先做說服的工作。唐先生是用了極大的耐性，心平氣和，轉彎抹角，慢慢解釋。把與史實不符的地方，全給他「箍」掉了，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寫而補充之。最初因為箍得太多，他老人家有點怏怏然，但是經過唐先生的耐心解釋，李宗仁後來也接受了。我們可以想想，這一定費了唐先生的許多功夫，而像唐先生這樣精通近代史、而又有資料可以稽查的人，才能勝任，否則，口述歷史的人又怎能心服口服呢？

李宗仁是不應回到中國的，在毛澤東治下的歲月返回中國，實是愚蠢之極，然而李宗仁畢竟於一九六五年七月間回去了，回去的那一天及其後的數天，當然熱鬧，成為世界性的轟動新聞，北京方面亦由毛、周歡讌並妥為照顧。然而這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中共內部是非常緊張的，而李宗仁夫婦完全不知。及至幾個月之後文革發生，李宗仁就被利用了。

據說，文革一起，李宗仁被迫交出「名單」，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竟被稱為「國特」，一度被判「死刑」，而李宗仁本人竟是被慢性毒藥毒死的。此說如果屬實，真是千古奇冤。因此，李宗仁夫婦如果留在美國，或再等遲至文革發生之後，看中共更能清楚一些　當不至蒙此不白之冤　不幸李宗仁以為毛澤東的世界是新世界，他回去以後又可能有高職位，可以貽養天年，結果卒成悲劇。

除了《李宗仁回憶錄》的成書過程做了清楚的交代以外，有篇文章也值得一提，這便是〈殺一個文明容易建一個文明很難－－對漢字拉丁化的意見〉一文，這是唐先生的講演，由湯晏先生整理的。在這篇講演中，唐先生是反對漢字拉丁化的，認為是「這是大膽假設，但沒有小心求證，太誇大了，太渲染了。這種說法，我以前相信，但自從哥倫比亞大學轉來紐約市立大學教書後，就不再相信了。」

作者舉出了很有說服力的例證，是令人欽佩的。其中以羊字為例，英語裏羊總稱為sheep，公羊叫ram，母羊叫ewe，山羊叫goat，羔羊叫lamb，羊毛叫wool，羊肉叫mutton，中文我們一看字組便知字義，但在拼音文字裏便各個字不同，令人難以記認。而且主張漢字拉丁化的理由是方塊字不能搞電腦，作者認為似是而非。唐先生這篇演講作於一九八一年的年末，電腦之漢字化已經實現。

唐先生以幽默的口吻說：「如果一定要廢漢字，則辦法很多，但漢字拉丁化或拼音化方案是最不足取的一種辦法，是最壞的一種途徑。因為創造一個拼音文字很難，不如來學一種現成的拼音語言，來得更方便。」這最後一點意見是消滅中文、否棄中文了，當然為唐先生所不取。

本書還有多篇文章未及一一介紹，如論述《紅樓夢》的著作，如論讀《資治通鑑》，以及論《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及桃園縣的「下中農」的生活，等等，都是極可一讀的文章。前面說過，唐先生文筆好，極枯躁的題目也寫得十分動人，容易閱讀，這種優點是極難得的，而每篇每個問題都是為人關心的，足以為我們解惑，這是作者的高明之處。

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溫哥華

自序

記得胡適之先生以前告訴我他讀書和作文的要訣。他說讀書有心得，一定要寫下來。寫下來之後，才能變成你自己的知識。

胡老師這句話，真是深得我心。因為我自己很早便有相同的體驗。回憶自己的青少年期，我識字不久，便由雙親和塾師的引導，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寫日常見聞和讀書札記很自然的就會變成「日記」的一部分。真的，寫日記、札記最能幫助記憶。縱是忘記了，也能一索即得。

寫讀書心得的小品，其內容有的是選自人家的著作，有的則是自己的意見。世態所見既多，書又讀得五花八門，札記也就寫得七零八落。長的札記往往變成一篇小論文，乃至自我欣賞的小創作，最短的則可能只是一兩句雋語名言。閱讀的範圍漸次擴大到古今中外、文法理工，那末下筆的興趣也就隨遇而安了。

抗戰期間讀大學，害了「發表慾」，每把這些小札記，分類編纂，然後按其性質，分別向有不同好惡的報刊上去投稿。這些小稿件，往往也被一些有好心腸而又有相同好惡底編輯們採納了，並寄來少許稿費。在那一碗豬肝麵便立刻可以減輕夜盲的歲月裏，小小的稿酬，實在是大大的鼓勵──漂母一飯，終生難忘。

大學畢業後，在海內外也做過一陣子期刊編輯什麼的。助編、合編、輪編、主編都幹過。值得一提的是五十年代之末，在民主聖人胡適之的策動之下，我們十來個碩士博士者流，為著宣揚民主、提倡新學，曾在美國紐約辦了三年的中文月刊叫做《海外論壇》，由大家「輪編」。那時海外作家既少，又發不起稿費，本社社員停筆不寫，外界就拉不到稿子。為趕印刷限期，輪編者就只好自己動筆了。最糟的稿荒時期，有時甚至從頭到尾，從社論到副刊，往往出於一人手筆。在這一窘迫情況之下，有寫雜文習慣的人就可大派用場了。

我們籌辦《海外論壇》的原始目的，本是針對時艱，提倡民主。這家小刊物，雖然胡適之、雷儆寰諸前輩對它都呵護備至──雷先生竟把它列為《自由中國》的海外姊妹刊，但是《論壇》的本身確是一樁很痛苦、很深刻的失敗經驗──它失敗的基本原因是起於中國知識分子不能民主合作的傳統劣根性。

古人說，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事實上正相反。中國知識分子之「絕」，是我們對下既能發「令」，對上也善於「受命」。可是我們彼此之間卻不能「平等合作」。我們平等合作的結果必然落得個「拳腳交加」（像台灣今日的立法院）或「按鈴控告」。所謂「中國知識分子」事實上個個都是「單幹戶」。單幹戶找不到「伙伴」（company），組織不了「公司」（company），《海外論壇》也就關門了。

「提倡民主政治？」我們生為「中國知識分子」，「我們配嗎？」──這問題太大了，學問太深了。哪是「全盤西化」這四個字可以解決得了的？個人自慚不學，自慚淺薄，也就不再造次以漢語來寫「時文」了。是「失敗主義」在作祟吧，一停筆便幾乎停了二十年！

二十年不是個短時間。任何一種文字，你如丟下二十年，重提筆桿你會覺得這枝筆其重無比；用這枝重筆你也會寫得別字連篇。

既然拋荒二十年，為什麼又重董舊業、再作馮婦呢？這就不能不感激劉紹唐、胡菊人這兩位與我有「相同好惡」的大編輯了。

紹唐最初派給我的是一項中文翻譯工作。他要我把早期用英文寫的《胡適自傳》翻譯成漢語。這項翻譯工作，我原先是不想幹的。但是這位長於辭令、善於派工作的劉傳記卻說，胡適是位歷史人物啊！也是你的老師，別人如把他的英文自傳譯糟了，你不好說，同時對你也不太好。

我仔細想想紹唐之言實在大有道理，心裏一直很矛盾（我不想把時間浪費在翻譯自己的著作上），最後還是承擔下來了。一翻兩年，竟然變成劉傳記「野史館」內的「野史作家」了。「野史」原是寫不盡的。在紹唐兄不斷的鼓勵和領導之下，胡適傳記之外，歷年治史心得，想到適之老師「寫下來」之遺訓，一時亦竟如脫韁野馬，一發難收，十餘年來又寫了數十萬言。

這些不成系統的隨筆札記之作，值不值得選輯成書、保留下來？我自己一直也是很矛盾的。個人數十年之所學，不及先師適之先生之什一。胡適二十來歲便暴得大名，思想已成定型，從心所欲不逾矩，一輩子沒有變動，死而後已。然而我這個不爭氣的學生，雖已年逾古稀，而思想卻時時「逾矩」。

個人學殖淺薄，固然是主要原因，然數十年來歷經憂患，國破家亡，閱歷之多也一言難盡，而古今中外，名儒碩彥又插架琳琅，做到老、學到老，我掌握過幾家學說呢？值此諸子起、百家爭鳴的開放年代，余小子如不知輕重，自覺對國事民生已掌握到答案，自己思想已有定型，豈非妄自尊大？

我個人雖不敢說像梁任公「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然在此十年千變的大時代中，不斷觀察、不斷思考、不斷摸索、不斷讀書的求答案心情，則數十年未稍輟也。既然尚在摸索，難成一家之言，則「藏之名山」亦且大可不必，自出選集就更是犯不著了。此吾心理之所以矛盾也。

但是「人」畢竟是社會動物。你自己個人之外，還有家庭、親友和社會大眾對你的影響。劉紹唐先生是我的摯友、編者和發行人。多少年來，他一直要為我出本「唐氏四書」（因為他已替我出了三本書）；而我個人則因為事忙人懶，始終把好友諍言當成耳邊風，沒有抽出時間，和他認真合作。

最近我的另一位老友陳宏正先生也要替我「出書」。他這出書的行動，比我這位疏懶的作者本人，更要認真十倍。宏正是一位有至高成就的企業家，而近年來在海峽兩岸的文化界卻是無人不知的怪傑和「文化大護法」。他把他辛勤得來的企業利潤，不用之於吃喝玩樂（他個人生活實在簡樸不堪），而用之於文化事業──尤其是推動「胡適學」的研究。

近年來海峽兩岸所召開大型的有關胡適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講演會」、「論文競賽」和「胡適百歲紀念郵票」之發行等等，幾乎都是陳君一手推動的。在這「七十子亡而大義乖」的沉悶時代，胡老師地下有知，對這位與他毫無關係的小崇拜者的義舉，該會由衷的感激吧。

宏正知道我是一個頗招物議的「胡適小門生」，因而他也就極力勸我把零星舊作，拼起來「出書」。他甚至主動地把拙作搜出若干篇，編好目錄，弄到「萬事俱備」的程度，真令我惶愧不盡。我的這些不成系統的舊作，泰半都是在《傳記文學》上發表的，《傳記文學》享有版權；劉紹唐兄乃請該社執事先生再事搜羅，由紹唐親自主持，分編為兩卷。有關史學與紅學者，編入《史學與紅學》；有關傳記、書評諸纇，則編入《書緣與人緣》。這兩卷書名也是紹唐代取的。

傳記文學社諸執事都是當今最有效率的出版工作者，他們不但把拙著雜文編排妥當，並打出清樣，三校竣事，登出預告。如撳動電鈕，則旦夕之間便已書在坊間矣。然社長先生客氣，純為禮貌問題，他要我這位作者於出版前看一下大樣。孰知他卻高看我這個馬虎文人。我把這萬事俱備的出版樣品帶回了美國。一旦走入課堂，教起書來，便把我自己的書稿擱下了，一誤經年。

紹唐知我拖拉的個性，倒未迫催，而宏正則是個著重效率的現代企業家，他對我催書則函電交馳。有些對我過譽的讀者，看見預告之後，也寫了些熱情洋溢的催書信函，讀之令我臉紅。本年十月，我又攜眷返台。自知實在不能再拖，乃把沉重的樣稿揹到北京、揹到瀋陽和避暑山莊，最後揹回台北，原封未動的還了劉紹唐。

紹唐沒有責我。然而我自己卻每好事後自悔自責。承兩位老友及讀者如此高看，而我個人則「不識抬舉」一至於此。因此寫這篇小序算是向老友磕頭賠罪。並向愛護我的讀者們報告這兩本拙著遲遲出版的來龍去脈，敬祈海涵，並請嚴厲指教。

至於胡菊人先生替我在香港出版的那本小書《中國之惑》，那就更說來話長了。

我認識菊人三十多年了。在五十年代末期，他還是個青年。那時他和他那位美麗而甜蜜多才的女友，原是我們「海外論壇社」在香港編輯發行的總代理。我和他二人真是魚雁常通、情同手足。菊人「妻宮」極好。後來他和另一位甜蜜美麗而多才的劉美美嫂結婚，他以前的女友也嫁了我的一位極好的朋友，我們三家仍保持著通家之好，直至今天。

《海外論壇》之後，當菊人接編《明報月刊》時，不久我們又有了職業上的聯繫。原來我在五十年代末期曾寫了一部《李宗仁回憶錄》的中文底稿（是專給李宗仁看的）。這一底稿後來由於李宗仁自美「潛逃」而被哥倫比亞大學所「查封」。一封十餘年。至七十年代中期哥大當局恩高德厚，竟將原稿發還予我，並允許我「覓商出版」。這一下我同菊人才又搭線了。

菊人這時正主編《明報月刊》而譽滿海外。他得到有關李稿的消息乃爭取該稿的首印權和連載權。我們雙方都安排好了，可是哥大當局則因此稿部頭太大、複印困難而遲遲未能交出。在我二人都有點失望的情況下，我們也時時提起了《海外論壇》的往事。菊人說，暫時拿不到李稿，你也可單獨替《明月》寫寫稿子嘛。

這是一九七六年的春末。也是「無巧不成書」，我這時剛有位搞圖書館的朋友送我一本大陸上（文革時代）官方出版、「內部發行」、每本書都編有特別號碼的「秘籍」，叫《毛澤東思想萬歲》，分上下兩卷，都百餘萬言。

這本大書太精采了。它所記載的才是貨真價實的「毛澤東思想」，它所規劃的才是具有原來面目、亂頭粗服的土老兒毛澤東。這本「禁書」太可愛了，以它和坊間精裝的《毛澤東選集》相比，則《毛選》只是一部裝模作樣、令人作嘔的偽書。

愛不忍釋之餘，這年暑假我攜妻女去加拿大度假，乃攜此書為唯一「度假書」。當妻女去市場購物、樂園玩耍或夜晚就寢之後，我就陪「毛主席」娓娓傾談了。這本書是毛皇帝晚年的「實錄」。毛氏晚年被人捧昏了，不知自己多麼睿智偉大。信心大了，嘴巴也大了。原先作詩還怕人笑話。作起來講四聲、工對仗，不敢馬虎。現在「放屁」也可入詩了。以前談馬列、攻胡適還吞吞吐吐，怕露出馬腳來，現在胡說亂語，也自覺無傷大雅了。

總之，這本書展示出真正的毛澤東。它也幫助了我們更深的去探索「中南海」的真相。文革時期，毛公口口聲聲的說，文革只預備搞半年就結束。但是文革終於演變成「十年浩劫」。何以由「半年」延長到「十年」呢？讀實錄之後才恍然大悟－－噢！原來是毛氏膽大妄為，發得出，收不了。「十年浩劫」是「收不了場的結果！」嗚呼！

搞歷史的人，抓到一本「奇書」或「秘籍」、「禁書」，是放不下去的。我把這百萬言鉅著細細的咀嚼了。從紐約咀嚼到渥太華，再從渥太華咀嚼到紐約。習慣支配我寫點「札記」。一動筆，不得了，也變成了老毛的文革──「收不了場」，一下便寫了六萬五千字。

「寫了這大堆垃圾幹嘛呢？」靈機一動，小胡不是要我寫稿子嗎？這不是稿子嗎？──這是一包大垃圾，但其中或有點可用的材料──有「新聞價值」嘛。足下可選用則選用之，不可用則拿去抹抹桌子，丟掉它。

函去不久，我就收到菊人的回信。菊人說，他把這包稿子和「他的老闆」一道看了。他二人決定「全部採用」。菊人的來信使我感到驚奇，也感到尷尬。驚奇的是編者和作者臭味相投到如此程度。尷尬的則是，哪有這樣長的「書評」呢？縱使是評「毛主席的書」。再者，我評了些啥子，我自己也糊塗地記不清了。

我這篇書評後來在《明報月刊》竟然連載了半年，才由《李宗仁回憶錄》出來接班。還有，當我撰此稿時，毛澤東還健在；四人幫的鋒頭正健。到《明月》刊載時，毛是已短命而死，四人幫也已鋃鐺入獄。因此在行文口氣上，就要煩編者酌量修正了。

在編排次序上，菊人也做了新安排，以配合每期的文氣而避免「連載」的枯燥。至於作者姓名，我們也同意保密。因為我的「八十老母」還健在故鄉。在海外亂評「毛主席的書」不是鬧著玩的。

一轉眼十來年過去了。國事滄桑幾變，而菊人亦自《明報》轉《中報》，後來自辦《百姓半月刊》。在「六‧四」的前一年，菊人兄忽然提議要把我當年那篇「書評」配上若干近作來出個單行本。說做就做，他編排、打字、校樣，一切也都弄到「萬事俱備」的程度。也是為著循例送作者一觀把校樣寄給了我，而我事忙人懶，竟至一拖兩年。最後還是原封未動還給了菊人。其後由陸鏗兄寫了篇序，並代取書名《中國之惑》，兩個禮拜就出版了，但是這部校樣在我的辦公室卻躺了兩年，為此我自己也無法原諒我自己。真也要向菊人伉儷磕頭才對。書此以誌吾過，並感激老朋友們的好意。

以上便是這三本小書《史學與紅學》、《書緣與人緣》及《中國之惑》從撰稿、發表到編印成書的大略。它們都是作者平時意到筆隨、札記性的零星作品之彙積。沒有顯明的系統，也談不到深度。不過筆者漸入老境之時，數十年國仇家難的煎熬，和千百卷中西典籍的浸潤；半輩子教讀異邦、心懷故國的感慨，發而為文，也不能說沒有發憤之作。只是我祖國文明深厚，當前世界學問無邊。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終日栖栖遑遑，追隨群賢，日夜進修之不暇，何敢以愚者點滴之得，故步自封？賢達讀者批覽我書，如不遺在遠，隨時惠函辱教，則企拜不盡矣。是為序。

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三日於台北南港

序／胡菊人
自序
胡適時代，捲土重來
──胡適先生逝世二十五週年紀念演講會講稿之一
胡學前瞻
──《胡適秘藏書信選》再版序

千家駒論胡適

胡適父親鐵花先生無頭屍疑案
──重讀適之先生《四十自述》有感
〈芻議〉再議
──重讀適之先生〈文學改良芻議〉
〈附錄〉文學改良芻議／胡適
論三位一體的張學良將軍
──序傅虹霖女士《張學良的政治生涯》
張學良將軍的赤子之心
民國史「每兩月一章」
廣陵散從此絕矣
──敬悼顧維鈞先生

《顧維鈞回憶錄》的撰寫秘史
「西安事變」、「六一事變」五十週年
──兼談劉廷芳「說服蔣介石先生的一段內幕」
錢昌照與劉廷芳
──「口述歷史」側記
關於朱經農與劉廷芳兩函
代劉廷芳先生說幾句話
泰山頹矣
──敬悼岳丈吳開先先生
《滬上往事細說從頭》遲來的導論
──珊瑚壩迎候吳開先感賦詩史釋
「以一人敵一國」
──為劉紹唐先生創辦《傳記文學》二十年而作
最大的阿Ｑ，最兇的閻王！
──試論《傳記文學》的責任
楊振寧‧傳記文學‧瓦礫壩
──賀《傳記文學》創刊二十五週年
陳其寬畫學看記
──兼論國畫現代化
又是一部才女書
──讀何慶華著《紅星下的故國》
書中人語
──序劉著《渺渺唐山》
父子之間
──殷志鵬博士編著《三地書》序
王瑩是怎樣「回國」的
白馬社的舊詩詞
──重讀黃克蓀譯《魯拜集》
知客和尚的「十一字真言」
──集「印象、半抽象、抽象、無象」於一身的卓以玉
「紐約東方畫廊」觀畫記感
──十大畫家，永不再有
讀三老「感逝」詩
《淺探》底淺探
──朱文長著《唐詩淺探》讀後
我的氣功經驗說
──從一泓止水到手舞足蹈
「公子哥」和「老闆娘」
「我犯罪了！並無解說。」
──向謝扶公與蘇阿姨致意

廣陵散從此絕矣
──敬悼顧維鈞先生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上午，我正拿著粉筆走向教室，系秘書忽傳有「臺北電話」，那原來是金恆煒先生打來要我寫一篇「悼念顧維鈞先生的文章」。

「顧先生去世了！？」心頭為之一怔。臺北已知道了，而我近在咫尺，卻未見消息，所以感到愕然也。

顧先生自民國元年（一九一二）他二十五歲在哥倫比亞取得博士學位回國，出任外交部和袁世凱大總統的機要秘書始，至一九六七年近八十高齡，自海牙國際法庭退休止，盤旋於中國政壇底最高階層，先後五十餘年，未嘗間斷。直是一生顯赫、福壽全歸，不特是中國近代史中所未有，即在世界近代史中，除邱吉爾一人之外，恐怕也難找到第二人了。

先生今以九九高齡，無疾而終，這在傳統中國，原叫做「白喜事」。親友晚輩，本無悲傷之必要。祇是顧公的門生故吏、晚輩親友，近數月來，正準備明年為老人慶祝「百齡嵩壽」，孰知餘時不過數月，老人卻「避壽」而去，終不能不使晚輩感其哀悼也。

筆者之認識顧先生，進而成為顧氏的助手，還是由我那老本行「口述歷史」開始的。在五十年代之末，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口述歷史學部」一共只有兩個「全時」研究員，那便是已故的夏連廕（蓮英，英文名 Julie How）女士和我。但是這時正在大陸變色之後不久，寓居紐約附近、頭一號的中國政治難民，真是一列地道車，如何載得起！這對我們搞中國近代史的來說，也真是多彩多姿、美不勝收──只要這批歷史製造者，紆尊降貴，有意與我們合作，那我們無不歡迎，工作再繁重，也得撐持下去。

顧維鈞先生在一九六○年初有意參加我們「口述歷史學部」之後，校方原是指定 Julie 擔任訪問。Julie 工作本就相當重，加以她又是位美而多財的千金小姐，家資萬貫，不靠薪金過日子。搞歷史本是她底「消遣」，弄得做工如救火，她是不肯幹的──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連廕在訪問了顧少川先生童年事蹟以後，她嫌太忙太累，就輟工不幹了。

我那時比連廕還要忙。但是「顧維鈞」這個名字，對我的誘惑力太大了。搞中國近代史怎能和「顧維鈞」失之交臂呢？加以在「北洋」時代，顧總長、顧總理和黃蕙蘭夫人，還住在「鐵獅子胡同」、「陳圓圓的故居」時，我家的一些長輩，包括我那在法國留學的姑母和姑丈，都認識他們。自我家長輩口中，不知聽了多少顧總長的「傳奇」──那時的「顧總長」這三個字，對個小孩子是多麼遙遠啊！？

如今這位「鐵獅子胡同的顧總長」就近在眼前，這項傳奇，何能放過？我自連廕處取過錄音帶，就和「顧總長」攀談起來了。顧總長對我的接班，也大為高興──因為我對「民國史演義」也大有研究。搞起「直系」、「皖系」，尤其是後者，也能如數家珍。顧總長提到吳景濂，我就說「吳大頭」；他說「國會議員」，我就說「八百羅漢」；他說「張嘉璈使他過不了中秋節」，我就把《張公權回憶錄》拿給他看，並告以張公權先生親口對我所說的，關於「中秋節」事件的經過；他提到馮玉祥「倒戈」──此事當時傳說是「顧維鈞假扮婦人，逃往天津」，我便告訴他黃郛是主謀，黃沈亦雲夫人則躲在北京公館做「內應」。

「黃沈亦雲夫人告訴我，這件事是『首都革命』呢？」我以英語向當年的總長、攝閣，提出如上情報。

「黃太太那時也在北京？」顧公始終以英語問我。

「怎麼不在呢？」我說，「黃夫人徹夜不眠，還不時把電燈開關扭動，看看北京是否斷電呢？」

「啊！原來黃太太也是叛徒的『共犯』！」他說了也笑起來。總之，顧總長對我這位助手，對稗官野史之熟悉，足使他大為欣賞──他底故事，也找到了如響斯應的傳人。

一次顧氏把「金佛郎案」當中一段故事張冠李戴了。我更正了他的錯誤，顧公不服，並說「事如昨日」也。我取出「顧總長」當年自己簽署的文件，來再次反證，顧公才服輸。

「唐博士，」顧總長安慰我說，「這一章是錯了。下禮拜，我倆重行寫過。」

顧總長和胡適大使及李代總統不同。胡、李二公遇我如晚輩、如子姪，親如家人。顧公可能是久做外交官的關係，對任何人都文質彬彬地，保持一段禮貌上的距離。我隨顧公三年有奇，他未叫過我一聲「德剛」或「ＴＫ」。每次我往謁見，他總是站起來和我握手，叫我Dr. Tong，顧公告我，當年他的上司陸徵祥對他總是如此。做職業外交官的人多半是如此吧。

不過顧先生對我這個助手，則顯然頗為賞識。他那時在海牙，每年回紐約三數月至半年不等。每次回紐之前，他總是寫信告訴哥大當軸，盼能調我這位「唐博士」繼續做他的「助手」。一次他還把我向宋子文先生推薦呢。退休之後他和哥大的狄百瑞和國際銀行總裁Eugene Black等，圖重整美洲最老的華美組織China Society，我還在他這位會長之下，又做了四年的「執行副會長」的苦工呢。

我替顧先生當助手，搞「口述自傳」是他自哥大博士那一段開始的。他那時是哥大的真正底超級高材生。老師們一致認為他是位了不起的人才。辛亥革命一旦成功，「老朋友」孫逸仙博士做了總統，古老的中國現代化了，需才孔亟。老師們乃勸「威靈頓」（顧氏的洋名字）立刻回國報效。

「我的博士論文才寫了一半呢？」威靈頓認為他還未「學成」，應暫緩「歸國」。

「夠了！夠了！」老師們說。

其實這篇論文實是「不夠、不夠」的，有待補充。據說幾位老師大家分工，補充補充，就由哥大出版部出版了。胡適之老師和在下，都是哥大的「博士」，都知道顧氏所得的是一份殊榮。

顧君回國時翩翩一表，給「宰相」唐紹儀看中了，以女妻之，他就在相府招親，做了國務總理的女婿，出任外交部秘書，旋升參贊。那時雖是民國，然帝制還是去年的事，官儀官箴，仍從舊習。

「每次梅蘭芳見到我，都『打千』呢。」顧氏說得很平淡，而我這位〈梅蘭芳傳〉的作者卻心裏有數──我知道我的「英雄」、可愛的「梅郎」，那時對這位「相府女婿」的新貴，是怎樣「打千」請安的。

顧氏在外交部工作不及數月，「大總統府」出事了。

原來那時日本正在「洋化」。新天皇（裕仁的爸爸）搞洋規矩，新年期間向全世界各國元首發出「恭賀新禧」的通電，各國元首亦電覆新年發財。這個天大的新聞裏卻獨缺北京，袁大總統不安了，內閣和外交部更感惶惑，又不便去電東京質問──不知如何是好。

這時顧秘書想出政府裏郵電放發可能有誤。外交部、國務院既未收此電，則此電可能逕發「大總統府」──顧秘書乃奉命往總統府「查卷」。這一查，不得了。此電赫然在焉。只是電報上有大總統府秘書的批註說：「東京來電，姓名地址不詳，免覆。」

原來這位秘書不知道英文電報裏的「YOSHIHITO」即是日本大正天皇也──一個天大的烏龍！

「這位秘書怎能如此粗心！」筆者也曾幹過短期小型的「機要秘書」，知道吃這行飯是既「機」又「要」，大意不得的。

「他是哈佛畢業的。」顧氏微笑。

「是誰？」我追問。

「不必說名字吧。」顧先生是外交官，是忠厚的人，更是聰明人，他知道他這位「助手」是會自己知道的。

哈佛畢業，回國任「大總統機要秘書」，是比哥倫比亞畢業，任「外交部秘書」，要「機要」得多啊！

「袁大總統如何處理這一過失？」我問。

「罰薪一月，」顧微笑地說，「不久就調職了。」

「哈佛畢業的」調了職；這位「哥倫比亞畢業的」，就奉大總統手諭，兼任雙重秘書了。

袁大總統和蔣老總統不同。蔣公選擇「幕僚」，尤其是管「機要」一類的人，務求其謹小慎微、鞠躬盡瘁，像陳布雷先生那樣的謙謙君子。袁世凱則反是，他取其精明強幹，遇有要事，拿出主張，任其艱鉅──這一來，這位精明強幹、才大心細的顧少川，登高而招，順風而呼，不久便錐處囊中、脫穎而出了。年方二十七，一位翩翩美少年、渾世佳公子便被大總統逾格超升，以「頭品頂戴、三眼花翎、賞穿黃馬褂，欽差大臣」的同等官階和榮譽，出使美利堅合眾國的「全權公使」。

顧少川那時在冠蓋如雲的華盛頓外交圈中，是一位最年輕、最漂亮，可能也是最有風度、最有才華、最有學問的外交官，更是白宮主人早期的忘年之交、英雄識英雄的「老朋友」──真是出盡鋒頭，雖然他所代表的國家卻是當時列強的一個最老大、最腐朽、最貧困、最愚弱的「次殖民地」。

在此三數年前，一位哥大的東方學生威靈頓‧顧曾率領了一個哥大辯論團，遠征普林斯頓大學，擊敗該校的辯論團之後，由普林斯頓校長烏德奴‧威爾遜，在官邸歡宴，賓主盡歡，相約「再見」。又有誰知道，數年之後，彼此真的「再見」了。「再見」之時，彼此都穿上大禮服，一位是美國的大總統，另一位則是古老中國的「欽差大臣」呢。

呈遞國書之後，這兩位忘年老友，握手一笑──這是外交史上的國際佳話呢！？還是英雄識英雄、「使君與操」的煮酒話舊呢！？這件事，為以前史書上所未有，今後的外交史恐怕也難得五百年一遇了。

「現在的國民政府外交部，對我們外交使節行文，總是叫『訓令』，」顧先生偶爾也同我講幾句不上紀錄的華語，說，「在滿清時代的總理衙門和外務部，只能用『咨文』──因為外交使節是代表國家的，代表皇帝的，是欽命官、欽差大臣──是和六部尚書『平等』的……」顧先生向我說這話，並無感嘆之意，他只是說明一件歷史事實，和行政制度上的變革而已。

顧少川先生自二十七歲時，從「欽差大臣」做起，兩度入閣「拜相」，一直做到八十歲退休為止。

他是世界上的第一流外交幹才、舉世聞名的國際政治家。但是他搞的卻是個「弱國外交」──他個人在外交界所代表的份量，往往超過他所代表的政府。檢討起來顧氏一生的成就，讀歷史的人，或許會惋惜他「事非其主」，為其才華抱不平。

「辦外交，不比打仗，」顧氏心平氣和的告訴我這位後輩，「打仗有百分之百的勝利，也有無條件投降。辦外交能辦到百分之七十的成功，就是最大的勝利了……，哪有百分之百的勝利！？」

這是顧先生辦五十年弱國外交的肺腑之言。五十年中凡他所經辦的外交事件，多半可說是百分之七十的成功吧──至少他沒有喪權辱國，在國際上丟人現眼。

他曾替「軍閥政府」服務，遭到國民政府的「通緝」（這點顧氏一直向我否認）。他也替國民政府當過外交部長、當過大使，而被共產黨宣佈為「戰犯」。但據我所知，他老人家晚年卻有好幾位北京駐外大使的訪客，他老人家也是他們的非正式的顧問和教師呢。

顧先生的才華真是國內國外，一時無兩。他是位功不可沒的愛國外交官。他本身傳記便是現代中國的一部外交史。筆者不學而有幸，竟能襄贊長者，留下他一生最光輝的階段，自一九一二到一九三七年中，最光輝的紀錄，和最豐富的史料。我曾替他那三十七大箱個人文件，和三十五年的英文日記，做過「引得」，在哥大圖書館闢專室保管之。

緬念先賢，我想像顧先生這樣的才華和功業的巨人，他一死只可說是「廣陵散從此絕矣！」對一個教外交史的教師來說，顧先生在現代外交史上，實在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

寫顧先生，筆者可文不加點，一下便寫出三二十萬字來──他的故事太豐富了，也太有傳奇性了。姑且應金恆煒兄之囑，暫時就寫到此處吧。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晨八時匆草

──原載《傳記文學》第四十七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