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拉斯聳聳肩(全2冊)（簡體書）

1957年，《阿特拉斯聳聳肩》首次由蘭登書屋出版。據說，這部小說當時已被12家出版社退稿，出版以後，惡評如潮但暢銷無比，對美國大眾的影響僅次於《聖經》，作者也因該書幾乎激怒了整個成人世界：父親、母親、左派知識分子、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他們貶低她：“只有十幾歲的青少年醉心於她的學說。”咒駡她：“她患上癌症完全是她在哲學上和精神上犯錯的結果。”在政治上，蘭德是一個失敗者，自由主義者不喜歡她擺出的自我為中心的姿態；保守派不喜歡她的無神論；雙方同時都反對她的個人主義。然而，與青年馬克思一樣，蘭德也是“不怕閃電、不怕霹靂、不怕天空中的驚雷”——或許，安．蘭德是美國文學史上最具爭議的作家之一，她提倡自私的美德，公開為資本家辯護，而且毫不掩飾她對龐大政府的憎惡。《阿特拉斯聳聳肩》在美國的銷售已達千萬，被稱為“自私聖經”——在書中，與《資本論》對資本的批判一樣，她對空想社會主義進行了批駁：在20世紀發動機公司，實行了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制度，開始人們都歡欣鼓舞，覺得這樣就可以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結果能幹的人工作越來越多，懶惰的人的需求越來越多，工廠很快就倒閉了。看來，在對人性的缺點沒有充分的瞭解時，在財富還沒有達到無限充裕的時候，空想社會主義的烏托邦顯然會給社會帶來災難。在《阿特拉斯聳聳肩》中，蘭德試圖解決這個矛盾，在她看來，財富是人類思想力的結晶，妨礙競爭、扼殺創意、執意維護既得壟斷利益的資本家是可恥的；而通過自己的創造性勞動賺取的金錢則值得尊重。作為一部烏托邦小說，《阿特拉斯聳聳肩》描繪了一個由自私而精明的商人、科學家、藝術家等社會精英組成的世外桃源，有著田園詩般的詩意和現實社會中的欲望的滿足。在這裡，維繫著一切的不是道德而是金錢，金錢被視作為崇拜的偶像，是自由交換和公平正義的象徵，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創造者和思考者。小說結尾，由於強者罷工、拋棄了弱者，世界陷入了無邊的黑暗，而烏托邦裡則是一片和諧幸福。同時，蘭德借書中主人公約翰．高爾特之口來說明瞭她的客觀主義哲學：財富觀——財富是人類生活的一種工具，是人類思想力的結晶。當你判斷某人德性的時候，請聽他對金錢的理解：詛咒金錢的人通過不正當的手段獲取金錢，尊敬金錢的人則依自己的本事賺取金錢。金錢是社會美德的氣壓計，遠離告訴你錢是萬惡之源的人。歷史觀——文明就是一個逐步將個人解放出來的過程。人天生便會思考，讓那些叫囂說人的思想自由在創建工業文明後便毫無用處的吃人者從大學的經濟系主任的位置上退下來，讓他們拿起弓箭，穿起獸皮。每個獨裁者都是神秘論者，每個神秘論者都是潛在的獨裁者。道德觀——你生命中的道德的唯一目的是去獲得幸福，讓自己得到快樂便是他的最高道德目標。“犧牲”就是為了你並不在乎的東西而放棄你所看重的。人的生命是道德的標準，在生命裡，快樂是成功的狀態，痛苦則通向死亡。正如你不能對大自然進行偽裝一樣，你同樣也不能對人的品格進行假造。武力與頭腦是截然對立的；槍聲一響，道德無存。價值觀——人類是真正的英雄：以自己的幸福作為生活的道德準則，以實質性的成就作為最高貴的行動，以理性為自己唯一的主宰。人不應該為他人而活，也不應該要求他人為自己而活。思考是人的唯一最根本的美德，其它的一切皆因它而生。自豪就是承認你是自己的最高價值，這和一個人所有的價值一樣，需要去贏得。哲學觀——Ａ就是Ａ，一個東西就是它本身。存在是特性，意識是鑒明。存在是存在著的。每個問題都有兩面，一面是正確，一面是錯誤，夾在對與錯中間的則是邪惡。2006年，好萊塢明星安吉妮亞．朱莉爆出希望出演即將拍攝的影片《阿特拉斯聳聳肩》（atlas shrugged），並自稱是安．蘭德（Ayn Rand，1905-1982）的粉絲，還希望男友布萊恩．匹特出演男主角，頓時吸引了不少眼球，也使得這部在半個世紀前出版的小說又一次回到了公眾的視線之中，2007年，這條消息已經得到證實，影片《阿特拉斯聳聳肩》最後確定的男、女主角為布萊恩．匹特、安吉妮亞．朱莉。對於所有發現了《源泉》，並且就進一步擴展它的思想向我提出許多問題的讀者們，我想說，我是在這部小說中對這些問題做出回答，《源泉》只是《聳肩的阿特拉斯神》的序曲而已。

安.蘭德（1905—1982），俄裔美國作家、哲學家。青年時代從蘇聯流亡美國，以其小說和哲學聞名於世。小說《源泉》（The Fountainhead）1943年出版後立即成為暢銷書，並為她贏得了巨大的聲譽，至今仍以每年超過10萬冊的數量再版。1957年《阿特拉斯聳聳肩》（Atlas Shrugged）出版，成為美國歷史上僅次於《聖經》的超級暢銷書，被譽為對美國影響最大的10本書之一，全球累計銷售近億冊。安.蘭德推崇理性，認為人的最高美德便是理性；她不顧傳統輿論的偏見，力倡個人主義，認為不能使個人利益得到最大伸張的社會，就不是理想社會。她的客觀主義哲學自20世紀50年代起風靡美國，影響了幾代美國人，她本人也成為美國青年崇拜的偶像。安.蘭德一生著述百餘種，根據她的生平拍攝的紀錄片和故事片曾獲奧斯卡獎。1982年安?蘭德去世，此後美國創立了許多蘭德書友會和專門研究安?蘭德思想的機構。

三十五周年再版序言
安•蘭德認為藝術是一種“藝術家依照自己純粹的哲學價值觀而對現實的再創造”。因此，就其本質來說，小說（就像雕塑或交響樂一樣）不需要也不允許有解釋性的前言。它本身疏離評論，自成一體，召喚讀者走入、感知和回應。
安•蘭德歷來不會同意在她的書前加上說教性（或者讚美）的序言，而我也無意拂逆她的願望。作為替代，我想為她做個鋪墊，使你瞭解她在準備寫作《阿特拉斯聳聳肩》（AtlasShrugged）時的一些想法。
在寫小說之前，安•蘭德就主題、情節和角色做了大量的筆記。她的筆記不是為別人，而是嚴格地為了自己——使她有清晰的理解。同《阿特拉斯聳聳肩》相關的筆記，便是她內心與行動的有力說明：探索中的自信，阻力下的執著。儘管未加整理，依然珠璣閃亮。這些筆記同樣是那些不朽的藝術作品一步步誕生的絕妙記錄。
適當的時候，安•蘭德的所有作品都將出版。在為《阿特拉斯聳聳肩》面世三十五周年所出的版本中，我選擇了她的四篇有代表性的筆記，作為額外的禮物呈給她的書迷。請允許我提醒第一次閱讀此書的讀者們，筆記中的內容披露了書中的情節。在瞭解故事之前就讀筆記，會使欣賞這部小說的樂趣大減。
據我回憶，《阿特拉斯聳聳肩》是直到1956年在蘭德女士丈夫的建議下才成為小說的名字。貫穿整個寫作階段的題目是《罷工》（TheStrike）。
蘭德女士最早為《罷工》做的筆記日期是1945年1月1日，大約在《源泉》（Fountainhead）出版一年之後。不過，她當時自然是在想如何使眼前這部小說與後者區分開來。

主題：當主要的推動者們罷工後，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
這意味著——一個失去動力的世界。表達：什麼，怎樣，為什麼。具體的步驟和事件——從人的角度，他們的情緒、動力、心理和行為——接著，從人展開，從歷史、社會和世界的角度。
主題要求：展現出誰是推動者的主體，他們為什麼及如何起作用。誰是他們的敵人，為什麼。仇視和奴役推動者的人們背後的動機是什麼；究竟是什麼妨礙著他們，以及原因。
《源泉》完整地包含了上面最後這一段，洛克（Roark）和托黑（Toohey）對上述這些問題作了完整說明。因此，這不是《罷工》的直接主題——但卻是主題的一部分，必須記住並且再次重申（儘管很扼要），以使主題清晰完整。
首先要決定的問題是重點放在誰身上——推動者，還是這個世界的寄生者。答案是：這個世界，故事主要展現的必須是一幅整體的畫面。
就這一點來講，《罷工》與《源泉》相比，更具有“社會”意味。《源泉》是有關人們靈魂中的“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它揭示了創造者和寄生者的本質和作用，主要圍繞著洛克和托黑——表現出他們是什麼。餘下的角色是自我與他人關係這個主題的演變——是洛克和托黑這兩個極端的不同比例的混合體。故事主要關心的是角色，是人物本身——是他們的本性。他們彼此的關係——也就是社會和人、人和人的關係——是次要的，是洛克對抗托黑的一個無可避免的直接後果，但它不是主題。
現在，關係必須是主題。因此，人物成為次要。就是說，人物只是用來理清關係。在《源泉》裡，我讓洛克推動這個世界，吉丁（Keatings）靠他生存並因而恨他，而托黑們則有意出來毀滅他。但是，主題是洛克，而不是洛克與世界的關係。而現在，主題將會是關係。
換句話講，我必須用實在的、具體的方式表明這個世界是被創造者推動的，確切地說明寄生者如何依賴創造者生存。這兩者都是在精神的層面——而且（最特別的是）也是在實實在在的具體事件中（專注於具體而實在的事件，但要時刻記住它們是如何從精神上開始的）。
然而，為了達到這個故事的目的，我不以表現寄生者如何在日常的現實中剝削推動者來開始，也不去刻畫一個正常的世界（它只出現在必要的回憶、倒敘或事件本身的暗示中）。我是以假想推動者們罷工的預設做開始。這是小說實際的心臟和中樞。在此，要小心地留意一種差別：我並不是開始讚揚推動者們（那是《源泉》）。我在一開始，是在表現出這個世界多麼迫切地需要推動者們，又是多麼刻薄地對待他們。我用一種假想的情況來表現——當世界失去了他們。
在《源泉》裡，除了暗示，我沒有表現世界多麼迫切地需要洛克。我的確展現出了這個世界如何，以及為什麼惡毒地對待他。我主要表現的是他，這是洛克的故事。和主要的推動者們的關係才必定是這個世界的故事（幾乎就是——講述軀體和心靈之間關係的故事——一個貧血而亡的軀體）。
我不直接表現主要的推動者們在做什麼——那只是通過暗示來表現。我表現的是當他們不做這一切時會發生什麼（通過這一點，你看到他們工作時的情景，他們的環境和角色。這是構建故事的重要指導）。

為了完成小說，安•蘭德必須完全瞭解主要的推動者們為什麼會接受寄生者寄生在他們身上——為什麼創造者從來沒有罷工——他們當中的人，甚至是最優秀的人，犯了什麼錯誤使他們被束縛在最底層。部分原因通過達格妮•塔格特（DagnyTaggart）——一個向罷工者宣戰的鐵路公司的女繼承人，戲劇性地體現出來。下面這一段描述了她的心理，記於1946年4月18日：

她的錯誤——以及造成她拒絕加入罷工的原因——是過分樂觀和過分自信（特別是後者）。
過分樂觀在於她把人們想得太好了，她並不真正瞭解他們，而且十分慷慨。
過分自信在於她覺得自己能夠比任何人做得更多。她覺得可以獨自撐起鐵路（或整個世界），可以僅憑一己之力，讓人們做她希望的、需要的，以及正確的事；她不強迫他們，當然更不用奴役和發號施令，而是通過自己旺盛的精力。她做給他們看，教育和說服他們，她太能幹了，他們一定會被她感染的（這還是對他們的理性、對理智的萬能所抱的信心。錯在哪裡呢？理性不是天生的，拒絕理性的人同樣無法被理性征服。別指望他們，隨他們便好了）。
達格妮在思考這兩點時犯了嚴重的（但可以原諒和理解的）錯誤，這是個人主義者和創造者們常犯的錯誤。這錯誤始自他們最善良的天性和原本正確的準則，只是這個準則被錯誤地運用了……
錯誤在於：由於創造者相信仁慈的宇宙和依此建立的機能，他們發自心底的樂觀並沒什麼不對。只是，把這種樂觀擴展到其他某些人就錯了。首先，這沒有必要。創造者的生活和本性並不要求他如此，他的生活並不依賴別人。其次，人是有自由意志的生命，因此，每個人都可能善良或邪惡，想成為哪一類人完全、並且只取決於他自己（通過他的邏輯）。這樣的決定只影響他自己，而不是（並且不能、也不應該是）其他人所主要關心的。
因此，創造者固然必須崇拜人（指人自我的最高境界和天性中的自我崇尚），但他絕對不能犯那種認為必須崇拜人類（作為一個集體）的錯誤。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有著完全（巨大而相反的）不同的後果。
人的最高境界，是自我實現和滿足……無論創造者只有一個、幾個還是很多，這都無關緊要。人數與此無關。自己也好，和幾個志同道合者一起也好，他們都屬�人類，都是對人的本質的正確認識，對達到最極致、最純粹、最高境界的人的證明（行為依照與生俱來的理性存在）。
一個人、許多人，甚至身邊所有的人都缺乏人類的理想，這對創造者來說，都不要緊，就讓他自己恪守理想吧。這才是他所需要的對於人類的“樂觀”。但是，做到這一點異常艱難和複雜——達格妮自然而然地一直錯誤地希望人們更好（或者變得更好，或者她會教他們變得更好，再或者，其實是她渴望他們變得更好）——並且被這種希望束縛在了這個現實之中。
對自己和自己的能力無比自信，確信能從生活中得到自己所希望的一切，可以、並且只靠自己做成任何自己想做的事，這對創造者來講很正常（因為他是理性的，才會有這樣的感覺……），［但是］他必須銘記：不錯，創造者的確能夠心想事成——前提是他要依循人的本性、世間的規律以及他自身高尚的品行，就是說，他不要一廂情願地期望別人，而且不要對那些有集體性質的、和他人相關的，或主要借助他人的意志才能完成的事有所企圖和幻想（這會是一種不道德的願望和嘗試，與創造者的本性背道而馳）。如果他做這樣的嘗試，他就不再是創造者，而會成為集體主義者和寄生者。
因此，他絕不能對他想對別人做的事，以及依靠和通過別人做的事抱信心（他不能——甚至不該希望去做這樣的嘗試——哪怕是嘗試就已經不對了）。他絕不能認為他可以……以某種方式用自己的熱情和智慧感染他們，令他們符合他的期望。他必須面對原本的他們，認可他們生來就是本性獨立的個體，不受他的影響。［他必須］用自己的方式獨立地和他們交往，處理那些根據自己的判斷適合自己的目標或標準的事（是他們自發、獨立於他所做的事）——同時，不要指望別人。
達格妮現在的迫切願望是經營塔格特運輸公司。她看出身邊沒人符合她的目標，沒人有這個能力、獨立性和資格。她覺得自己可以同那些無能的寄生蟲共同經營，可以通過培訓他們，或者只當他們是接受她命令、缺乏主動性和責任感的機器人。而她自己，事實上則成為萌發一切創意的火花，所有責任的承擔者。這根本無法做到。這是她的決定性錯誤，失敗的根本原因。

作為小說家，安•蘭德最終要表現的並非是壞人或是有缺陷的英雄人物，而是理想的人——堅定如一、完整、完美。在《阿特拉斯聳聳肩》裡，這個人物是約翰•高爾特（JohnGalt），一個直到小說的第三部分才出現，卻推動社會和情節發展的高大形象。按他（以及小說）的特點，高爾特有必要成為所有人物生活的中心。在蘭德女士1946年6月27日所寫的一篇筆記《高爾特與其他人物的關係》中，她簡要說明了高爾特對每個人物的意義。

對達格妮——理想。是她的兩個追求的答案：既是天才，也是她愛慕的人。第一個追求通過她尋找發動機發明者表現出來。第二個的表現則是通過她日益堅定的信念：自己永遠不會陷入愛情……
對裡爾登（Rearden）——朋友。這種理解和欣賞是他一直都需要，但又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或者他覺得自己已經得到了——他曾在周圍的人，他的妻子、母親和兄妹身上尋找）。
對弗蘭西斯科•德安孔尼亞（Franciscod’Anconia）——貴族。唯一給他挑戰和激勵的人——幾乎就是“屬�他的那種”觀眾。生活中只要有如此的快樂和色彩就足以令人眩暈。
對丹尼斯約德（Danneskjold）——依靠。對於這個不安和魯莽的漂泊者，他是唯一代表土地和根的人，如同拼命抵達的目標，瘋狂出海遠航後的港口——他唯一能夠尊敬的人。
對作曲家——靈感和出色的聽眾。
對哲學家——他的抽象結果的具體化身。
對神父阿瑪杜（Amadeus）——他的矛盾的源泉。痛苦地意識到高爾特是他一切努力的終點，一個品德高尚的人，一個完美的人——而在這個終點，他的方法並不適合（他正屈從于那些罪人，毀滅這終點，毀滅他的理想）。
對詹姆斯•塔格特（JamesTaggart）——永恆的威脅，神秘的恐懼，恥辱，負罪感（他自己的罪孽）。他與高爾特並無特別的聯繫——但他有那種持續不斷的、毫無來由的、莫名的、歇斯底里的恐懼。在他聽到高爾特的講話和初次見到高爾特後，他覺察到了這種恐懼。
對教授——他的良知、恥辱和提醒，時刻折磨他的幽靈，對他的一生說“不”的那個東西。

關於以上的一些注解：裡爾登的妹妹斯苔西（Stacy）是一個小角色，後來從小說中刪去。
弗蘭西斯科（Francisco）在當時那個年代被拼寫成“Francesco”；丹尼斯約德的名字為伊瓦爾，大概是沿用了瑞典“火柴大王”伊瓦爾•克魯格的名字，後者是劇本《一月十六日夜》中的人物比約恩•福克納的真實原型。
神父阿瑪杜是塔格特的牧師，塔格特向他做懺悔。牧師本應該是獻身善事、始終奉行仁慈道義的正面人物。當蘭德女士發覺不能令這個人物有說服力時，她告訴我，她捨棄了這個人物。
教授是羅伯特•斯塔德勒（Robert Stadler）。
現在要介紹最後一個摘選。由於蘭德女士思維活躍、觀點層出，她常常被人問到她首先是哲學家還是小說家。到後來，對這個問題她已不勝其煩。然而，在1946年5月4日關於創造性本質的論述的筆記中，她為自己做出了回答。

看起來，我既是一個哲學理論家，又是一個小說作家。不過，還是後者更令我感興趣，前者只是後者的工具，絕對有必要，但只是工具而已，小說的故事才是最終。如果沒有對適當的哲學原則的理解和說明，我無法創作出合適的故事；但對原則的發掘之所以令我感興趣，是因為可以在我的生活裡用到發現的這些知識。而我生活的目的是對我喜歡的世界（人和事）的創作——也就是說，它代表著人類的完美。
定義人類的完美需要哲學知識。但是，我對做這種定義沒有興趣。我只是想使用它，把它運用於我的作品（還有我的生活——而我生活和全部生命的核心與目的，就是我的作品）。
我想，寫非虛構的哲學作品的念頭令我感到乏味，原因就在這裡。這種書的目的其實是教導他人，是要把我的觀點表達給他們。而小說則是為我自己創造一種我寫作時願意生活於其中的世界；如果可能，也間接地讓人們在他們能及的範圍內享受這個世界。
也許有人說，哲學書籍的目的是把新的知識先向自己做出澄清和說明，然後把你的知識提供給其他人。然而，我所知道的區別在於：我需要得到並向自己說明我用過的新的哲學或概念，使其能夠通過小說具體地表現出來。我不介意把故事建立在舊有的知識主題或論點上，或者別人已經發現或說明的知識，也就是別人的哲學上（因為那些哲學是錯誤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是一個抽象的哲學家（我想表現完美的人和他完美的一生——而且我還必須發掘出自己的哲學觀點及這種完美的定義）。
不過，當我一旦發掘出了這樣的新知識，那麼對於用抽象、泛泛的辭令，也就是知識化的形式來表達它，我毫無興趣。我感興趣的是使用它，應用它——也就是用人和事件的具體形式，用小說的形式來表達。這一點也是我最後的目的，我的終點。哲學知識或新發現只是通向它的手段。就我的目的而言，抽象知識的非虛構形式無法引起我的興趣，而最終在虛構和故事中的應用形式卻可以（儘管我要向自己說明這些知識，但在這個歸根結底又回到人的循環過程中，我選擇最終的形式——表現）。
我不知道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這方面的一種特殊的現象。我想，我代表的是一個完整的人的提煉合成。總之，這應該是我創作約翰•高爾特這個人物的線索。他同樣是抽象哲學家與實用發明家的結合，是思想和行動兩者的共同體……
在學習時，我們從具體的物體和事件中歸納出一種抽象。在創作時，我們從抽象中塑造出具體的物體和事件。我們把抽象復原回它的特定含義，回到具體中去。但是，抽象幫助我們得到了我們想要的那種具體。它幫助我們去創造——去根據我們的意圖重新勾畫這個世界。

我忍不住再引用一段，這是出現在幾頁後的相同的論述。

作為旁觀者，偶然想到：如果創造性的小說寫作是一個將抽象轉化為具體的過程，那麼這種寫作就有三種可能的等級：通過舊的小說手法（人物、事件或情景曾在同樣的意圖中被同樣地轉化使用過）轉化一個舊的（已知的）抽象（主題或論點）——這是最常見的垃圾；通過新的、獨特的虛構手法轉化舊的抽象——這是大部分的優秀文學；創造全新的、獨特的抽象，並通過新的獨特的手法轉化它。這，就我所知，才是我——我的小說寫作。如果這是錯誤的自負，請上帝寬恕我吧（隱喻！）。就我目前看來，應該不是（第四種可能性——通過舊的手法轉化一種全新的抽象——從定義上就行不通：如果抽象是新的，就不可能存在別人曾用過的轉化手法）。

她的結論是“錯誤的自負”嗎？她寫下這篇筆記已經有四十五年了，而此刻，你的手中正捧著安•蘭德的名著。
你來判斷吧。

裡奧那多•佩克夫
1991年9月

■ 三十五周年再版序言　
■ 第一部　矛盾律
1　主題　
2　鎖鏈　
3　天上地下　
4　堅定不移的推動者　
5　德安孔尼亞家族的巔峰　
6　非商業化　
7　剝削者和被剝削者　
8　約翰•高爾特鐵路線　
9　神聖與世俗　
10　威特的火炬　
■ 第二部　排中律
1　地球之子　
2　靠關係的貴族　
3　白日敲詐　
4　被害者的認可　
5　透支的賬戶
6　神奇合金　
7　大腦停轉　
8　以我們的愛　
9　無痛無懼無疚的面孔
10　美元的標誌　
■ 第三部　同一律
1　亞特蘭蒂斯　
2　貪婪者的烏托邦　
3　反貪婪　
4　厭惡人生　
5　情同手足　
6　救贖的協奏　
7　“我就是約翰•高爾特”　
8　自我主義者　
9　發動機　
10　以我們最崇高的名義　
■ 後記　
■ 附錄　
客觀主義的要素

她坐在火車車廂的窗前，向後仰著頭，一條腿伸出去，搭在對面的空座位上。窗框隨著運行的節奏搖動，窗玻璃懸掛在空曠的黑暗之中，不時，點點的燈光如同明亮的條紋劃過車窗。
她的腿被包裹在緊繃的閃亮絲襪裡，修長的線條筆直地經過弓起的腳背，停在高跟鞋內的足尖。這種女性的優雅似乎並不屬�充滿灰塵的車廂，與她渾身上下也極不和諧。她穿著一件雖然曾經價格不菲、此刻卻已經松垮走形的駝毛大衣，隨意地包裹著她那瘦削而緊張的身體。衣領豎起，碰到她帽子的斜邊。一襲快要及肩的褐發垂在腦後。她的臉瘦而有棱角，嘴部輪廓分明，富有肉感，緊緊地閉著。她的手始終在衣袋裡，姿勢僵硬，沒有女人味的溫柔，似乎她討厭固定不動，似乎她對自己的身體，一個女性的身體，毫無意識。
她在坐著聽音樂，這是一個勝利的交響樂。音符洶湧著升高，不僅是在表現上升，它們本身就是上升，它們是向上的本質和形式，把人類的每一個以向上做動力的行為和思想都體現了出來。它是烈日噴薄而出的聲音，衝破黑暗，廣播四方。它有著釋放的自由和目的性的嚴謹，把空間蕩滌得乾乾淨淨，只留下不受羈絆的努力的快樂。聲音中只有一個微弱的回音，音樂擺脫了它，表達了一旦發現沒有醜惡和痛苦、而且從來就不必有醜惡和痛苦時的那種驚奇。它是一首寬廣無際的救贖之歌。
只是那麼一小會兒，她想到了——在它還繼續時——完全可以徹底放棄——忘掉一切，聽任你自己去感受。她想著：去吧，放下束縛，就是這樣。
在她心底的某個邊緣，在音樂後面，她聽到了列車車輪的聲音，以均勻的節奏敲打著，每到第四下都敲出一個重音，好像在有意強調著一個目的。因為聽到了車輪聲，她就可以放鬆，她邊聽交響樂邊想：這就是車輪必須保持轉動的原因，這就是它們要去的地方。
她以前從未聽過這首交響樂，但知道它是理查德•哈利寫的。她聽得出那種激烈和極度的緊張，聽得出主題的風格。在人們不再寫歌的年代，這是一首清澈、精妙的曲子……她坐在那兒，仰望著車廂頂部，卻視若無物，渾然忘記自己身在何處。她不知道自己是在聽一部完整的交響曲，或者只是一個主題，也許，她是在聽自己心中的交響樂。
她隱約感到，理查德•哈利的所有作品中都預示般地迴響著這個主題，並貫穿在他漫長的掙扎——直至人到中年，名利從天而降並擊倒了他，而這——她一邊繼續聽著交響曲一邊想著——就是他為之奮鬥的目標。她記起了他的音樂中帶有暗示的內容和承諾性的樂句，旋律中斷續的、有了開頭卻不能如願以償的音符。理查德•哈利在寫這個作品的時候，他……她一下子端坐起來，理查德•哈利是什麼時候寫的這部作品呢？
與此同時，她意識到了自己所在的地方，也第一次開始納悶這音樂從何而來。
幾步以外的車廂盡頭，一個修閘工正在調節空調的控制裝置。他很年輕，有著一頭金髮，他吹的口哨，正是交響樂的曲子。她意識到，他已經吹了有一陣子，這也正是她剛才所聽到的一切。
她懷疑地注視了他一會兒，然後高聲問道：“請告訴我你吹的是什麼？”
那小夥子向她轉過身來，一個直視過來的眼神和她相遇，她看到了一抹坦蕩、熱情的笑容，似乎他正在與朋友分享著信心。她喜歡他的臉——線條結實硬朗，沒有她已經習慣從別人臉上看到的那種讓臉走形的鬆弛肌肉。
“是哈利的協奏曲。”他笑著回答。
“是哪一個？”
“第五。”
她有意停頓了一下，然後一字一句地緩緩說：“理查德•哈利只寫過四首協奏曲。”
小夥子的笑容消失了，就像她剛才一樣，似乎猛然間驚醒，回到了現實。如同快門被猛然按下，只留下一張沒有表情、毫無人氣、漠然而空洞的面孔。
“對，是這樣。”他說，“我錯了，我搞錯了。”
“那麼，這究竟是什麼？”
“是我在什麼地方聽到過的。”
“什麼？”
“我不知道。”
“你在哪兒聽到的？”
“記不得了。”
她無望地停住了問話。他轉過身去，也不再有興致。
“它聽上去像是哈利的調子，”她說，“但是，我清楚他譜的每個音符，他從沒寫過這個。”
小夥子轉回來面對著她，除了臉上的一絲注意，依舊無所表示，他問：“你喜歡理查德•哈利的音樂？”
“是的，”她說，“非常喜歡。”
他端詳了她一會兒，似乎在猶豫，然後走開了。她看著他幹活時熟練的動作，他只是悶頭幹著。
她已經兩個晚上沒合眼了，可是，她不能讓自己入睡。有太多的問題要考慮，時間已經不多了：火車一大早就會抵達紐約。她需要時間，但她希望火車能夠再快些。不過，這是塔格特彗星號——全國最快的列車了。
她儘量去思考，但音樂依舊縈繞在心中，總是能聽到，是飽滿的和聲，如同某種執拗的腳步，無法停下來。她惱怒地搖晃著腦袋，一把拽下帽子，點燃了一根煙。
不能睡，她想，她要堅持到明天晚上……車輪發出有節奏的撞擊聲，她對這聲音已經熟悉得可以充耳不聞，但這聲音卻成為她身體裡的一種安詳……在她熄滅香煙的時候，她知道自己還需要一根，不過，她想還是等一分鐘，就幾分鐘，然後再去點燃它……
她睡了過去，然後，突然驚醒，儘管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但她明白一定出了什麼事：車輪停了下來。在夜晚幽藍的燈光下，列車無聲地停在那兒，影子模糊。她瞧了一眼手錶：不該停車啊。她向窗外望去，列車靜靜地停在空曠的原野之中。
聽到有人在過道另一側的座位上移動著，她就問：“我們停下有多久了？”
一個男人漠不關心的聲音回答：“大約一個小時。”
那個男人睡眼蒙矓，吃驚地看著她，因為她一躍而起，沖向了車門。
外面，是寒冷的風，和空曠的天空下空曠綿延的荒野。她聽到野草在黑暗中瑟瑟作響。遠處，她看見了站在機車旁的人們的身影，在他們上方，一個紅色信號燈高掛在夜空。
她迅速走過一排排靜止的車輪，向他們走去。沒人注意到她走過來。車組人員和幾個乘客聚在紅燈下，他們已經不再說話，似乎只是在平靜中等待著。
“出了什麼事？”她問道。
司機驚愕地轉過身。她的問話聽上去像是命令，不是乘客那種業餘的好奇。她站在那兒，手揣在口袋裡，衣領豎起，在寒風的吹打下，幾綹頭髮在面前飛揚。
“紅燈，女士。”他說，用大拇指向上指著。
“亮了有多久？”
“一個小時。”
“我們不是在主軌上，對不對？”
“沒錯。”
“為什麼？”
“我不知道。”
列車售票員開口了：“我覺得我們不應該被導入到副線上，那個切換裝置有問題，而這個東西是徹底壞了。”他沖紅燈揚揚頭。“我看，那個信號燈是不會變的，我覺得它是完蛋了。”
“那你們在幹什麼？”
“等著信號變。”
她又驚又怒，還沒說話，司爐工竊聲笑著說：“上星期，大西洋南方的那個什麼特別破爛兒被晾在副線上兩個小時——就是出了錯。”
“這是塔格特彗星號，”她說，“彗星號從來沒晚點過。”
“這是全國唯一沒有晚點過的了。”司機說。
“總會有第一次的。”司爐工說。
“這位女士，你不懂鐵路。”一個乘客說，“全國上下的信號系統和配車員是最不值錢的。”
她沒有掉頭搭理那個乘客，繼續對司機說：“如果你知道那個信號燈壞了，你打算怎麼辦？”
他不喜歡她那種權威的語氣，也不明白她怎麼就那麼自然。她看上去很年輕，只能從她的嘴和眼睛看出她已經三十多歲了。那深褐色的眼睛直率而令人不安，似乎能穿過不合理的東西，看透一切。那張面孔隱約有點熟悉，但他想不起在哪裡見過了。
“女士，我可不想把脖子伸出去。”
“他的意思是，”司爐工說，“我們的職責是等候命令。”
“你的工作是開這列火車。”
“但不能違反紅燈。如果信號叫停，我們就停。”
“紅燈意味著危險，女士。”乘客說道。
“我們不會去冒險，”司機說，“如果我們動了，無論是誰該負責，他都會把責任推給我們。所以，除非有人讓我們走，我們就停在這裡。”
“那如果沒人這麼做呢？”
“遲早會有人的。”
“你建議等多久？”
司機聳了聳肩膀，“誰是約翰•高爾特？”
“他是說，”司爐工解釋道，“不要問沒人能回答的問題。”
她看了看紅燈和浸沒在遠方未知黑暗裡的鐵軌。
她說：“小心開到下一個信號處，如果那裡正常，上主軌道，然後在第一個開門的辦公室停下。”
“哦？誰說的？”
“我說的。”
“你是誰？”
一個短得不能再短的停頓，她被這個自己沒有料到的問題弄呆了。可是，當司機靠近看了看她的臉後，便在她回答的同時，用力地喘了口氣，“我的天啊！”
她並沒有不悅，只是像一個很少聽到這個問題的人，回答道：“達格妮•塔格特。”
“那，我就——”司爐工說道，然後他們全都不出聲了。
她還是以同樣自然而然的權威語氣繼續說道：“開到主軌道上，然後停在第一個開門的辦公室等我。”
“是，塔格特小姐。”
“你們必須把時間趕回來，就用天亮前剩下的時間，保證彗星號正點。”
“是，塔格特小姐。”
她正轉身要走，司機問：“如果出了任何問題，你會負責嗎，塔格特小姐？”
“我會。”
售票員一路跟著她，向她的車廂走去。他不知所措地說著：“可是……就這麼一個普通的坐票嗎，塔格特小姐？怎麼會呢？你怎麼不告訴我們呢？”
她隨和地一笑，“沒時間講究了。我自己的車廂是安排掛在從芝加哥開出的22號車上，後來在克裡夫蘭下了車，但22號車晚點了，我就沒坐它，坐了後來的彗星號，已經沒有臥鋪了。”
售票員搖著頭，“你哥哥——他可不會坐普通座兒的。”
她笑起來，“是呀，他才不會。”
機車旁的人們看著她走過去，那個修閘的年輕人也在其中。他指著她的背影，問：“她是誰？”
“那是塔格特泛陸運輸公司的老闆，”司機的語氣裡透出由衷的尊敬，“她是負責運營的副總裁。”
當列車猛地向前一晃，汽笛聲消散在原野上空時，她坐在窗前，點了另一根煙，心想：像這樣的漏洞在全國隨時隨地可以碰到。不過，她感覺不到生氣或焦慮，她沒時間感覺。
這只是等待處理的又一件事情。她知道，那個俄亥俄分部的負責人根本就不行，可他是詹姆斯•塔格特的朋友。她之所以沒有很早就堅持撤掉他，只是因為沒有更好的人選。奇怪的是，合適的人太難找了。不過，她必須換掉他，她想，而且她會把這個職位交給歐文•凱洛格，紐約塔格特車站經理的年輕助理之一。他幹得很出色，實際上是歐文•凱洛格在管理這個車站。她觀察他的工作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如同采鑽人在毫無希望的荒野上，她一直在尋找富有才能的活力。凱洛格做一個分部的負責人還太年輕，她曾經想再等一年。但是已經沒時間等下去了，她一回去就會和他談。
窗外，依稀可辨的大地現在一片片移動得更快了，不斷融合成一道灰靄。經過大腦裡枯燥的計算，她發現還是有時間去感受些什麼：就是艱苦、令人振奮的行動的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