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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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正義論》堅持哲學倫理學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相結合,立足當代社會發展實踐,以社會和諧和人生幸福為目標,全面考察了發展正義的內涵及其凸現的背景,分析了發展的正義維度及其評價標準,確立并論證了發展正義的基本原則,探討了發展正義的基本領域和主要類型。通過對發展正義的內容、基本原則、價值目標和評價體系、制度體系等多個方面進行系統研究,揭示了增長與發展、社會發展與人的發展、發展的歷史價值與倫理價值、發展模式與發展正義的辯證關系,初步構建了發展正義的理論框架。同時,全面分析了中國統籌發展中的正義問題,從發展理念、發展模式、制度機制、社會政策等方面對我國發展實踐進行正義視角的考察與評價,并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立足我國發展實踐,探索發展正義實現的基本目標和路徑,為發展實踐提供倫理價值坐標。
作者簡介
何建華,女,浙江上虞人,復旦大學哲學博士、經濟學博士后。浙江省“151人才工程”第一層次培養人員,浙江省文化系統“五個一批”理論人才,浙江省優秀博士后。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現為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倫理學專業碩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浙江省倫理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經濟倫理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倫理學會理事。在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100余篇。主要著作有《經濟正義論》、《分配正義論》、《道德選擇論》、《市場秩序:從人倫信用到契約信用》等10多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市場邏輯與分配正義》、《發展正義研究》、《馬克思的公平正義思想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研究》,主持省部級重大、重點課題10余項。獲省部級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3項、二等獎2項、三等獎2項,另獲浙江省社聯首屆哲學社學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中國倫理學會首屆學術成果二等獎等多項。
名人/編輯推薦
何建華編著的《發展正義論》堅持哲學倫理學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相結合,立足當代社會發展實踐以社會和諧和人生幸福為目標,全面考察了發展正義的內涵及其凸顯的背景,分析了發展的正義維度及其評價標準,確立并論證了發展正義的基本原則,探討了發展正義的基本領域和主要類型。通過對發展正義的內容、基本原則、價值目標和評價體系,制度體系等多個方面進行系統研究,揭示了增長與發展、社會發展與人的發展發展的歷史價值與倫理價值,發展模式與發展正義的辯證關系,初步構建了發展正義的理論框架。同時,全面分析了中國統籌發展中的正義問題,從發展理念、發展模式制度機制,社會政策等方面對我國發展實踐進行正義視角的考察與評價,并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立足我國發展實踐,探索發展正義實現的基本目標和路徑為發展實踐提供倫理價值坐標。
序
序
人類社會發展已到21世紀,卻似乎正在遭遇原始人類的原始困境:生存還是毀滅?這當然不是哈姆雷特意義上的道德困境,而是人類存在論意義上的現代社會困境,只不過這種存在論困境的背后也有著深刻的道德倫理根源,其根源是:經過了幾千年的文明發展,人類社會卻仿佛突然迷失了它自身的發展目標,如同一艘橫沖直撞的巨輪漂泊在汪洋大海上,沒有了方向,甚至也看不見地平線,只有眼前的滔天巨浪和那些或許更為險惡的、看不見的洶涌暗潮。
也許,沒有人愿意承認、更沒有人愿意相信我們眼前的這種事實。可是,廣大的非洲饑民和流浪世界各地的難民不僅愿意相信,而且深信不疑;遭受特大地震和海嘯災難并仍在經受核輻射威脅的日本難民愿意相信,或者至少開始產生這樣的疑慮;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和眼下的敘利亞等國家和地區的那些生活在——更確切一些,不如說煎熬于——戰火之中的平民百姓對此一定是深有體會;而在我國,不僅是那些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幾千萬弱勢群體,而且包括那些——盡管目前還為數不是很多——生活優裕但卻尚未泯滅憂患意識的仁人志士,也有了類似的疑慮和迷茫。值得欣慰的是,我們的執政黨和政府確乎也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轉變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方式被正式提上政府的議事日程,“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科學發展”成為當代中國政府和民間的社會價值共識,而這種社會價值共識正在不斷凝聚和升華,“人民幸福”正漸漸凸顯為這種社會價值共識的焦點,成為當今中國社會的關鍵詞。
人類社會當然要發展,正如人類社會應當尊重和訴求和平。和平與發展不只是當前世界的主題,而且理應成為人類社會的永恒主題。可是,問題的關鍵似乎不在這里,因為沒有人會天然地憎惡和平和發展。關鍵在于如何發展?為誰發展?前一個問題使得不同的人、不同的群體、不同的民族、國家和地區,對于社會制度——尤其是作為社會發展基礎的經濟制度——的選擇、設計、安排和運作有著不盡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理解和理念;后一個問題則因為人們的觀念和理念——包括關于利益的觀念、關于社會和國家的理念、關于現代化和現代性的觀念、關于“發展”、“進步”和“文明”的觀念等等——的千差萬別,而出現眾說紛紜、乃至茫然不知所措的局面。可以說,現代人類社會——尤其是當代中國社會——最為緊迫和艱難的問題,已然主要不再是尋求如何有效發展的社會發展方式問題,而是為何發展、為誰發展的社會發展目標問題。
長奔之后需要校正奔跑的目標和意義,這是當今人類社會、尤其是當代中國社會需要嚴肅反思的根本性社會主題。它至少內涵兩個基本方面:其一,社會發展究竟為了誰?哲學地問:誰的社會發展?或者,社會為誰發展?其二,社會發展究竟為何?哲學地問:人類建構社會究竟為了什么?前者關乎社會的公平正義目標而非效率目標,也就是說,關乎對“誰”的重新確認;后者關乎社會的本質理解,也就是說,關乎人類社會的原始目的:人類為什么要建立社會并以社會的方式共同生活?前者相關于人和人類群體的利益分割或利益分享;后者相關于人類對自身存在方式的反省,它確乎已然成為人類的常識,仿佛社會天然存在,而且實然如斯。
人類社會的發展目標應當是自明的,如同一個成熟的人應當有其明確的人生目的一樣。自先秦始,中國人便把“國”與“家”視為一體,把江山、社稷和天下置于社會生活的中心。古希臘人將城邦-國家看作每一個“自由民”生存發展的根本保障,因而有亞里士多德的所謂城邦-國家的政治之善高于或優于公民個體的美德之善的論斷。西方近代以降的社會契約論——無論是霍布斯式的消極的社會契約論,還是盧梭式的積極的社會契約論——幾乎都把“福寧”(well-being)和“福利”(well-fare)作為人類締結社會的兩個基本價值目標,它們的實質內容是:人類從“自然人”變為“社會人”,從所謂“自然狀態”進入“社會狀態”,以社會組織的方式生存和發展,是為了確保每個人的安寧,提升他們的福利,尋求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
可曾幾何時,人類社會開始產生了目的遺忘癥并漸漸對自身發展的目標開始模糊不清。自從西方人在發現新大陸、新世界的同時發現新人性、新道德以降,對于金錢、財富、技術、乃至知識等一切價值的追求,就不僅開始急速膨脹,而且“利益最大化”的價值觀很快便占據了社會最高目的的地位,甚至具有了唯一的和終極的目的性價值意味。目的漸漸被手段所遮蔽,或者,手段慢慢凸顯為目的而漸漸遮蔽了目的本身。這一悄然發生的“目的-手段”的價值秩序的顛覆,隨著現代市場經濟的擴張和應用科技的激烈競爭而迅速蔓延開來。最終,現代人和現代社會關于社會發展或文明進步的理念也悄然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蛻變:財富和資源的占有被當成了人生的最高美德。也就是說,現代人越來越相信,人生價值的實現或者人生的成功不得不有賴于他或她實際所獲得的事功價值、甚至是財富金錢的數量這一事實;同樣,衡量一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的終極標準也被逐漸固定在諸如“GDP”和社會人均收入、甚至是人均消費額度等可以量化的實質性價值總量的算計之上。由此,人們便有了足夠的理由宣稱:我們的社會較前大大發展,更加文明、更加進步、更加幸福了。
然而,一個真實的吊詭是:我們的國民經濟總量成倍地增長,人均收入更是今非昔比,消費指數和實質內涵亦前所未有,私人住房、私人汽車、私人存款等所有可以歸結為私人財產權范疇的價值占有量,已然在以我們的前輩難以想象的速度不斷增長著。可是另一方面,我們社會的幸福指數卻并未隨之提升,在許多地方和許多人群那里不升反降。有國際權威機構統計,當今中國人的幸福感指數甚至還不及伊拉克人。這是什么原因呢?借用一句已在我們社會里流行多年的俗語來說,人們為什么會“端著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呢?難道說,物質生活條件的大大改善還不足以帶來幸福生活?!那么,人們所理解的幸福生活又是什么呢?難道社會物質文明的改善不是社會進步發展的基本標志和事實證明嗎?那么,我們究竟該如何來權衡一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質而言之,我們究竟要怎樣的社會發展?我們究竟想要怎樣的幸福生活?
問題的答案并非是與否這樣簡單。馬克思唯物主義的社會歷史哲學并未過時,以“衣食住行”為基本內容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及其改善,當然是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的基本標志和實質內涵,無疑也是人民生活幸福的物質基礎和條件保障。為此,我們當然要大力提高社會生產力,包括運用迄今為止已被歷史經驗所證明是最有效率的市場經濟方式,來發展社會生產,提高生產效率,創造更多更好的物質財富,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這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目的。可是,問題遠不止于此。我們社會的蛋糕的確是做得比以前大得多了,但這并不必然意味著社會的每一個成員一定能夠分享到比以前更多更好的蛋糕份額,相反,實際的情形很可能是——在我國現階段的部分地區和部分人群中也確實是——一些人吃不完丟了,另一些人卻吃不飽餓著。更糟糕的是,“飽漢不知餓漢饑”的現象在我們這個社會還時常出現,且人們還不以為然。讓人們難以理解的還有小沈陽在小品表演中所說的那種情況,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小沈陽說:“人生最痛苦的是,人死了,錢沒花掉。”我們還可以接著說:“人生最最痛苦的是,辛辛苦苦掙到錢了,結果錢有了,自己沒有來得及花,卻被別人拿去給亂花掉了。”面對超萬億美元的國際借貸和幾十萬億的民間存款,人們——尤其是那些沒有吃到蛋糕或者沒有吃飽的饑餓者和貧窮者——自然而然地提出了這樣的質疑和感嘆!這質疑和感嘆決不僅僅是針對我們的政府政策的,而且也是針對我們社會本身的,有些甚至是直接針對我們自身的。因為,許多社會發展中的問題不僅僅是我們政府和社會組織的問題,而且也是我們自己的價值觀念問題,或者說,首先是我們自身的社會意識和價值觀念的問題最終導致了這些問題。
這是我們當前理解和評估社會發展的最大問題,也是引發或導致其他社會問題的根源性思想癥結,我們可以將之概括為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公平正義問題。它既包含社會基本制度安排和運作方面的制度正義和政治正義——它們直接關乎社會再分配的公平正義問題,也包含著市場經濟的原初分配(所謂“第一次分配”)中的非正義問題,以及我們的社會因道德倫理資源的極度匱乏所導致的社會道義再分配(厲以寧先生所謂的“道德分配”或“社會的第三次分配”)低效、乃至失效的問題。由此,人們才會提出“為誰發展?”或“為何發展?”的追問,這是一種關乎我們社會現實卻又不止于此的社會目的論追問,也是一種拷問我們社會團結基礎的社會道義論追問。
何建華教授的《發展正義論》恰好因應了時代和社會的需要,對重新反思和追問現代社會的發展目的或目標這一時代課題做出了有益的探究,尤其是從正義的視角對發展實踐、發展模式和發展目標給予了深度的倫理反思。作為一部較為全面系統研究發展正義問題的專著,《發展正義論》立足當代社會發展實踐,以社會和諧和人生幸福為目標,全面考察了發展正義的內涵及其凸現的背景,分析了發展的正義維度及其評價標準,確立并論證了發展正義的基本原則,探討了發展正義的基本領域和主要類型。作者確信,發展正義是評價和選擇發展模式的倫理之維、價值之維和道義之維;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是發展正義的終極目標。通過對發展正義的內容、發展正義的基本原則、價值目標和評價體系、制度體系等多個方面進行系統研究,作者深入揭橥了增長與發展、社會發展與人的發展、發展的歷史價值與倫理價值、發展實踐與發展正義的辯證關系,初步構建了發展正義的理論框架,拓展和深化了倫理學的基礎理論。
是書中,作者還提出了不少具有新意的理論命題和觀點。譬如,作者認為,發展正義是對發展的正義評價與約束,是體現在發展理念、發展實踐、發展模式、發展機制中的正義理念和正義原則;對發展進行正義評價必須堅持自由與秩序相統一、效率與公平相統一、德性與幸福相統一、個人至善與社會至善相統一、經濟發展與人的全面發展相統一的原則;發展正義原則主要體現為發展合理性原則、人的尊嚴原則、發展權利原則、發展公平原則、發展秩序原則。作者還指出,作為發展模式的倫理之維,發展正義主要體現在公正合理的制度安排、有效平衡的發展機制和健全完善的社會政策體系等方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在其研究中努力將理論維度與現實維度緊密結合,在深厚的學理基礎上進行現實分析,較為全面地分析了中國社會統籌發展中的正義問題,通過分析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和自然的協調發展、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等方面存在的一些不協調、不公正因素,從發展理念、發展模式、制度機制、社會政策等方面,對我國發展實踐進行正義視角的考察與評價,在分析中國現階段發展進程中存在的種種不公正現象的危害及其原因的基礎上,提出了當代中國實現發展正義的目標、要求和基本途徑,為發展實踐提供倫理價值坐標。
作為一部哲學、倫理學與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相交叉的專著,本書還熟練掌握了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論和資料,使其對發展問題的倫理研究與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相關學科實現了具有相當深度和廣度的學術對話和思想溝通,遠遠超逸了傳統的單純哲學思辨的研究路徑,展示了我國當代倫理學研究新的拓展潛力和改進路向。
當然,發展正義問題是一個前沿性的倫理學課題,且涉及哲學倫理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多門學科,許多問題都呈現開放未定的狀態,有待更多更深入的探討。同時,發展正義問題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實踐問題。對于現實生活中的發展正義問題,本書只是提出問題并對此進行了初步探討,至于解決發展正義問題的具體原則和途徑還有待進一步加以研究。我期待著建華教授以此書為平臺,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在不久的將來,有更多更好的關于公平正義問題研究的新成果問世。
余與建華君的博士導師陳根法先生有忘年交誼久矣,故得有結識建華君之機緣,其長期躬身于經濟倫理學研究,從倫理學博士到經濟學博士后,以及隨后日新月異的學術氣象和成就,不獨讓我由衷感佩,亦使我間或得有討教商榷、交流學習心得的機緣。近年來,建華教授在經濟倫理、特別是社會公平正義研究方面成果疊出,頗有影響,其專著《經濟正義論》和《分配正義論》已然我國經濟倫理學研究之名箋佳作,被學界同仁譽為“拓荒之作”,她本人也已成為浙江倫理學界的領軍人物。有感于此,當她囑我為其新作一序時,我欣然從命,借助曾經發表過的一些想法,輔之以是書文稿的初步讀感,綴連成篇,述之如上,既以為鼓呼之言,亦借之為序耳。知我罪我,當由諸君。
萬俊人 謹識
于任辰年入秋白露日,京郊悠齋。
人類社會發展已到21世紀,卻似乎正在遭遇原始人類的原始困境:生存還是毀滅?這當然不是哈姆雷特意義上的道德困境,而是人類存在論意義上的現代社會困境,只不過這種存在論困境的背后也有著深刻的道德倫理根源,其根源是:經過了幾千年的文明發展,人類社會卻仿佛突然迷失了它自身的發展目標,如同一艘橫沖直撞的巨輪漂泊在汪洋大海上,沒有了方向,甚至也看不見地平線,只有眼前的滔天巨浪和那些或許更為險惡的、看不見的洶涌暗潮。
也許,沒有人愿意承認、更沒有人愿意相信我們眼前的這種事實。可是,廣大的非洲饑民和流浪世界各地的難民不僅愿意相信,而且深信不疑;遭受特大地震和海嘯災難并仍在經受核輻射威脅的日本難民愿意相信,或者至少開始產生這樣的疑慮;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和眼下的敘利亞等國家和地區的那些生活在——更確切一些,不如說煎熬于——戰火之中的平民百姓對此一定是深有體會;而在我國,不僅是那些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幾千萬弱勢群體,而且包括那些——盡管目前還為數不是很多——生活優裕但卻尚未泯滅憂患意識的仁人志士,也有了類似的疑慮和迷茫。值得欣慰的是,我們的執政黨和政府確乎也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轉變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方式被正式提上政府的議事日程,“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科學發展”成為當代中國政府和民間的社會價值共識,而這種社會價值共識正在不斷凝聚和升華,“人民幸福”正漸漸凸顯為這種社會價值共識的焦點,成為當今中國社會的關鍵詞。
人類社會當然要發展,正如人類社會應當尊重和訴求和平。和平與發展不只是當前世界的主題,而且理應成為人類社會的永恒主題。可是,問題的關鍵似乎不在這里,因為沒有人會天然地憎惡和平和發展。關鍵在于如何發展?為誰發展?前一個問題使得不同的人、不同的群體、不同的民族、國家和地區,對于社會制度——尤其是作為社會發展基礎的經濟制度——的選擇、設計、安排和運作有著不盡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理解和理念;后一個問題則因為人們的觀念和理念——包括關于利益的觀念、關于社會和國家的理念、關于現代化和現代性的觀念、關于“發展”、“進步”和“文明”的觀念等等——的千差萬別,而出現眾說紛紜、乃至茫然不知所措的局面。可以說,現代人類社會——尤其是當代中國社會——最為緊迫和艱難的問題,已然主要不再是尋求如何有效發展的社會發展方式問題,而是為何發展、為誰發展的社會發展目標問題。
長奔之后需要校正奔跑的目標和意義,這是當今人類社會、尤其是當代中國社會需要嚴肅反思的根本性社會主題。它至少內涵兩個基本方面:其一,社會發展究竟為了誰?哲學地問:誰的社會發展?或者,社會為誰發展?其二,社會發展究竟為何?哲學地問:人類建構社會究竟為了什么?前者關乎社會的公平正義目標而非效率目標,也就是說,關乎對“誰”的重新確認;后者關乎社會的本質理解,也就是說,關乎人類社會的原始目的:人類為什么要建立社會并以社會的方式共同生活?前者相關于人和人類群體的利益分割或利益分享;后者相關于人類對自身存在方式的反省,它確乎已然成為人類的常識,仿佛社會天然存在,而且實然如斯。
人類社會的發展目標應當是自明的,如同一個成熟的人應當有其明確的人生目的一樣。自先秦始,中國人便把“國”與“家”視為一體,把江山、社稷和天下置于社會生活的中心。古希臘人將城邦-國家看作每一個“自由民”生存發展的根本保障,因而有亞里士多德的所謂城邦-國家的政治之善高于或優于公民個體的美德之善的論斷。西方近代以降的社會契約論——無論是霍布斯式的消極的社會契約論,還是盧梭式的積極的社會契約論——幾乎都把“福寧”(well-being)和“福利”(well-fare)作為人類締結社會的兩個基本價值目標,它們的實質內容是:人類從“自然人”變為“社會人”,從所謂“自然狀態”進入“社會狀態”,以社會組織的方式生存和發展,是為了確保每個人的安寧,提升他們的福利,尋求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
可曾幾何時,人類社會開始產生了目的遺忘癥并漸漸對自身發展的目標開始模糊不清。自從西方人在發現新大陸、新世界的同時發現新人性、新道德以降,對于金錢、財富、技術、乃至知識等一切價值的追求,就不僅開始急速膨脹,而且“利益最大化”的價值觀很快便占據了社會最高目的的地位,甚至具有了唯一的和終極的目的性價值意味。目的漸漸被手段所遮蔽,或者,手段慢慢凸顯為目的而漸漸遮蔽了目的本身。這一悄然發生的“目的-手段”的價值秩序的顛覆,隨著現代市場經濟的擴張和應用科技的激烈競爭而迅速蔓延開來。最終,現代人和現代社會關于社會發展或文明進步的理念也悄然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蛻變:財富和資源的占有被當成了人生的最高美德。也就是說,現代人越來越相信,人生價值的實現或者人生的成功不得不有賴于他或她實際所獲得的事功價值、甚至是財富金錢的數量這一事實;同樣,衡量一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的終極標準也被逐漸固定在諸如“GDP”和社會人均收入、甚至是人均消費額度等可以量化的實質性價值總量的算計之上。由此,人們便有了足夠的理由宣稱:我們的社會較前大大發展,更加文明、更加進步、更加幸福了。
然而,一個真實的吊詭是:我們的國民經濟總量成倍地增長,人均收入更是今非昔比,消費指數和實質內涵亦前所未有,私人住房、私人汽車、私人存款等所有可以歸結為私人財產權范疇的價值占有量,已然在以我們的前輩難以想象的速度不斷增長著。可是另一方面,我們社會的幸福指數卻并未隨之提升,在許多地方和許多人群那里不升反降。有國際權威機構統計,當今中國人的幸福感指數甚至還不及伊拉克人。這是什么原因呢?借用一句已在我們社會里流行多年的俗語來說,人們為什么會“端著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呢?難道說,物質生活條件的大大改善還不足以帶來幸福生活?!那么,人們所理解的幸福生活又是什么呢?難道社會物質文明的改善不是社會進步發展的基本標志和事實證明嗎?那么,我們究竟該如何來權衡一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質而言之,我們究竟要怎樣的社會發展?我們究竟想要怎樣的幸福生活?
問題的答案并非是與否這樣簡單。馬克思唯物主義的社會歷史哲學并未過時,以“衣食住行”為基本內容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及其改善,當然是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的基本標志和實質內涵,無疑也是人民生活幸福的物質基礎和條件保障。為此,我們當然要大力提高社會生產力,包括運用迄今為止已被歷史經驗所證明是最有效率的市場經濟方式,來發展社會生產,提高生產效率,創造更多更好的物質財富,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這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目的。可是,問題遠不止于此。我們社會的蛋糕的確是做得比以前大得多了,但這并不必然意味著社會的每一個成員一定能夠分享到比以前更多更好的蛋糕份額,相反,實際的情形很可能是——在我國現階段的部分地區和部分人群中也確實是——一些人吃不完丟了,另一些人卻吃不飽餓著。更糟糕的是,“飽漢不知餓漢饑”的現象在我們這個社會還時常出現,且人們還不以為然。讓人們難以理解的還有小沈陽在小品表演中所說的那種情況,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小沈陽說:“人生最痛苦的是,人死了,錢沒花掉。”我們還可以接著說:“人生最最痛苦的是,辛辛苦苦掙到錢了,結果錢有了,自己沒有來得及花,卻被別人拿去給亂花掉了。”面對超萬億美元的國際借貸和幾十萬億的民間存款,人們——尤其是那些沒有吃到蛋糕或者沒有吃飽的饑餓者和貧窮者——自然而然地提出了這樣的質疑和感嘆!這質疑和感嘆決不僅僅是針對我們的政府政策的,而且也是針對我們社會本身的,有些甚至是直接針對我們自身的。因為,許多社會發展中的問題不僅僅是我們政府和社會組織的問題,而且也是我們自己的價值觀念問題,或者說,首先是我們自身的社會意識和價值觀念的問題最終導致了這些問題。
這是我們當前理解和評估社會發展的最大問題,也是引發或導致其他社會問題的根源性思想癥結,我們可以將之概括為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公平正義問題。它既包含社會基本制度安排和運作方面的制度正義和政治正義——它們直接關乎社會再分配的公平正義問題,也包含著市場經濟的原初分配(所謂“第一次分配”)中的非正義問題,以及我們的社會因道德倫理資源的極度匱乏所導致的社會道義再分配(厲以寧先生所謂的“道德分配”或“社會的第三次分配”)低效、乃至失效的問題。由此,人們才會提出“為誰發展?”或“為何發展?”的追問,這是一種關乎我們社會現實卻又不止于此的社會目的論追問,也是一種拷問我們社會團結基礎的社會道義論追問。
何建華教授的《發展正義論》恰好因應了時代和社會的需要,對重新反思和追問現代社會的發展目的或目標這一時代課題做出了有益的探究,尤其是從正義的視角對發展實踐、發展模式和發展目標給予了深度的倫理反思。作為一部較為全面系統研究發展正義問題的專著,《發展正義論》立足當代社會發展實踐,以社會和諧和人生幸福為目標,全面考察了發展正義的內涵及其凸現的背景,分析了發展的正義維度及其評價標準,確立并論證了發展正義的基本原則,探討了發展正義的基本領域和主要類型。作者確信,發展正義是評價和選擇發展模式的倫理之維、價值之維和道義之維;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是發展正義的終極目標。通過對發展正義的內容、發展正義的基本原則、價值目標和評價體系、制度體系等多個方面進行系統研究,作者深入揭橥了增長與發展、社會發展與人的發展、發展的歷史價值與倫理價值、發展實踐與發展正義的辯證關系,初步構建了發展正義的理論框架,拓展和深化了倫理學的基礎理論。
是書中,作者還提出了不少具有新意的理論命題和觀點。譬如,作者認為,發展正義是對發展的正義評價與約束,是體現在發展理念、發展實踐、發展模式、發展機制中的正義理念和正義原則;對發展進行正義評價必須堅持自由與秩序相統一、效率與公平相統一、德性與幸福相統一、個人至善與社會至善相統一、經濟發展與人的全面發展相統一的原則;發展正義原則主要體現為發展合理性原則、人的尊嚴原則、發展權利原則、發展公平原則、發展秩序原則。作者還指出,作為發展模式的倫理之維,發展正義主要體現在公正合理的制度安排、有效平衡的發展機制和健全完善的社會政策體系等方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在其研究中努力將理論維度與現實維度緊密結合,在深厚的學理基礎上進行現實分析,較為全面地分析了中國社會統籌發展中的正義問題,通過分析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和自然的協調發展、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等方面存在的一些不協調、不公正因素,從發展理念、發展模式、制度機制、社會政策等方面,對我國發展實踐進行正義視角的考察與評價,在分析中國現階段發展進程中存在的種種不公正現象的危害及其原因的基礎上,提出了當代中國實現發展正義的目標、要求和基本途徑,為發展實踐提供倫理價值坐標。
作為一部哲學、倫理學與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相交叉的專著,本書還熟練掌握了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論和資料,使其對發展問題的倫理研究與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相關學科實現了具有相當深度和廣度的學術對話和思想溝通,遠遠超逸了傳統的單純哲學思辨的研究路徑,展示了我國當代倫理學研究新的拓展潛力和改進路向。
當然,發展正義問題是一個前沿性的倫理學課題,且涉及哲學倫理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多門學科,許多問題都呈現開放未定的狀態,有待更多更深入的探討。同時,發展正義問題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實踐問題。對于現實生活中的發展正義問題,本書只是提出問題并對此進行了初步探討,至于解決發展正義問題的具體原則和途徑還有待進一步加以研究。我期待著建華教授以此書為平臺,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在不久的將來,有更多更好的關于公平正義問題研究的新成果問世。
余與建華君的博士導師陳根法先生有忘年交誼久矣,故得有結識建華君之機緣,其長期躬身于經濟倫理學研究,從倫理學博士到經濟學博士后,以及隨后日新月異的學術氣象和成就,不獨讓我由衷感佩,亦使我間或得有討教商榷、交流學習心得的機緣。近年來,建華教授在經濟倫理、特別是社會公平正義研究方面成果疊出,頗有影響,其專著《經濟正義論》和《分配正義論》已然我國經濟倫理學研究之名箋佳作,被學界同仁譽為“拓荒之作”,她本人也已成為浙江倫理學界的領軍人物。有感于此,當她囑我為其新作一序時,我欣然從命,借助曾經發表過的一些想法,輔之以是書文稿的初步讀感,綴連成篇,述之如上,既以為鼓呼之言,亦借之為序耳。知我罪我,當由諸君。
萬俊人 謹識
于任辰年入秋白露日,京郊悠齋。
目次
序
導言
第一章 發展正義及其凸顯的背景
一、正義、發展、發展正義概念辨析
1.正義:對和諧合理的社會關系的價值追求和制度安排
2.發展;人類生存的方式和手段
3.發展正義:人類發展的倫理維度
二、發展與正義:一個歷史與邏輯的考察
1.發展實踐:發展正義的歷史和邏輯起點
2.發展與正義關系的歷史考察
3.發展與正義的邏輯關系
三、發展正義凸顯的背景
1.時代背景: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
2.理論背景: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由分離到融合
3.歷史背景:傳統發展模式的單向度價值取向及其危害
4.現實背景:社會不公正在發展領域中的普遍存在
四、發展正義: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
1.發展正義: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2.發展正義:實施科學發展、統籌發展的倫理基礎
3.發展正義:構建和諧社會的價值準則
第二章 發展的正義維度及其評價
第三章 發展正義原則
第四章 人的全面發展與發展正義
第五章 發展正義諸領域
第六章 發展模式與發展正義
第七章 中國統籌發展中的正義問題
第八章 發展正義與當代中國發展
參考文獻
后記
導言
第一章 發展正義及其凸顯的背景
一、正義、發展、發展正義概念辨析
1.正義:對和諧合理的社會關系的價值追求和制度安排
2.發展;人類生存的方式和手段
3.發展正義:人類發展的倫理維度
二、發展與正義:一個歷史與邏輯的考察
1.發展實踐:發展正義的歷史和邏輯起點
2.發展與正義關系的歷史考察
3.發展與正義的邏輯關系
三、發展正義凸顯的背景
1.時代背景: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
2.理論背景: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由分離到融合
3.歷史背景:傳統發展模式的單向度價值取向及其危害
4.現實背景:社會不公正在發展領域中的普遍存在
四、發展正義: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
1.發展正義: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2.發展正義:實施科學發展、統籌發展的倫理基礎
3.發展正義:構建和諧社會的價值準則
第二章 發展的正義維度及其評價
第三章 發展正義原則
第四章 人的全面發展與發展正義
第五章 發展正義諸領域
第六章 發展模式與發展正義
第七章 中國統籌發展中的正義問題
第八章 發展正義與當代中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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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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