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墨哲學之比較研究（簡體書）

在先秦時代，孔子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墨子是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在戰國時代，儒墨並稱“世之顯學”。墨家雖然源於儒家，但卻是從儒家陣營出走第一個反對派。西漢以下，儒家依然稱顯天下，成為國家意識形態，而墨家式微。歷史為什麼選擇了孔子，而冷落了墨子？儒顯墨微對中國文化造成了怎樣的影響？《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尼山文庫（第1輯）：孔墨哲學之比較研究》試圖通過儒墨兩家尤其是孔子與墨子思想的比較，從其理論形態、結構本身去揭開這一歷史之迷。《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尼山文庫（第1輯）：孔墨哲學之比較研究》共十一章：第一章，導言；第二章：孔子思想略說；第三章：墨子思想略說；第四章：即內在即超越與即外在即超越：天命與天志之比較；第五章：道德理想主義與愛的理想：仁愛與兼愛之比較；第六章：文質合一與質而後文：孔墨禮樂觀之比較；第七章：差等稱宜與漫差等：孔墨社會治理方式之比較；第八章：征伐與非攻：孔墨戰爭觀之比較；第九章：遠鬼神與明鬼：孔墨鬼神觀之比較；第十章：儒顯墨微與中國文化之缺失；第十一章：儒墨對立走向儒墨之互補：中國現代文化之展望。

《尼山文庫:孔墨哲學之比較研究》試圖通過儒墨兩家尤其是孔子與墨子思想的比較，從其理論形態、結構本身去揭開這一歷史之迷。

雖然墨子認為他非樂的根本原則是“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但他亦不能否認古圣王有樂的事實。他與程繁曾討論過這個問題。《墨子?三辯》載：
程繁問于子墨子日：夫子曰：圣王不為樂。昔諸侯倦于聽治，息于鐘鼓之樂；士大夫倦于聽治，息于竽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于聆缶之樂。今夫子日圣王不為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茅茨者，且以為禮，且以為樂。湯放桀于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后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又修《九招》。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后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日《騶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
墨子所謂的“圣王不為樂”顯然不合事實。當程繁問及這個問題，他的回答是“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以此得出“樂非所以治天下”這個結論。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答非所問，程繁亦不滿意，辯論進一步展開：
程繁曰：子日圣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圣王無樂也？子墨子曰：圣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為無智矣。今圣有樂而少，此亦無也。
墨子到底無法否認古圣王有樂的事實，他的回答是將“少樂”同于“無樂”。從某種意義上看，這種回答近似強詞奪理。但是根據論辯的理路，墨子似乎認為，人從某種程度上需要一些樂，就需要的這些音樂而言不能稱作樂，而是對生命的一些補充。只有超出這些正常需要之外的樂方能稱作樂，而非樂正是非的這部分“樂”。從這個角度看，墨子“非樂”，并非反審美，即反對音樂的藝術性，而是反奢靡。韋政通說：“樂在當時仍是貴族的專利品，玩這一套是很費錢的，貴族的財富主要來自萬民，墨子并不反對‘厚措斂乎萬民’，但必須為萬民之利才合理。”所以，墨子非樂，就是對這種耗靡民財的活動的合法性的質疑。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這種意味在墨子整個“非樂”論述中是很薄弱的，彌漫整個“非樂，，論述的是質樸的實用主義氣息。另外，程繁在此還涉及了一個重要的問題：人是否能夠以血肉之軀而像機器一樣勞作不休？換句話說，人是否有完全異化為工具的司能性？墨子對此沒有回答，他那種質樸的生命氣質是無法理解樂的人文價值的。
從歷史的眼光看，正是由于“禮崩樂壞”或“周文疲弊”，才會有墨家對于“樂”的一番態度。西周以來的禮樂制度強調樂的教化功用，這一點為儒家所繼承。可以說，墨子非樂的思想固然針對時弊，可是從文化的意義上看，是對周代禮樂以及儒家思想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