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語“聯”珠：中國古代哲學研究（簡體書）

《妙語“聯”珠：中國古代哲學研究》選擇了中國古代哲學21個命題集中予以詮釋和闡發，以命題為切入點研究中國古代哲學，通過不同哲學家的經典命題揭示中國古代哲學一以貫之的思維方式、價值旨趣和基本特徵。在翻譯《穆勒名學》時，嚴複將三段論法Syllogizing翻譯為聯珠，意指三段論法是將三個命題珠聯在一起，《妙語“聯”珠：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之名即采此意，試圖在採擷中國古代哲學精華：珠的基礎上，將它們聯為一體，共同展示中國古代哲學的精神風尚。概括地說，《妙語“聯”珠：中國古代哲學研究》具有鮮明特徵：第一，以“妙語”：命題為切入點，奠基於個案研究之上。第二，試圖在個案研究的基礎上，將分散的“妙語”聯接起來：“聯珠”，在呈現各個命題的淵源出處、意蘊內涵和來龍去脈的同時，將之置於整個中國哲學史的沿革中加以審視和考察。第三，所選擇的命題時間跨越了從先秦、漢唐到宋元明清各個不同時代，內容包括儒家、道家和墨家，基本上統攝了中國古代哲學的基本內容。第四，在保證學術性的同時，兼顧通俗性和趣味性。

魏義霞，黑龍江大學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獨立出版《中國近代哲學的宏觀透視》（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七子視界：先秦哲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理學與啟蒙：宋元明清道德哲學研究》（商務印書館2009年）、《儒家的和諧理念與建構》（人民出版社2010年）、《中國人的命運哲學》（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平等與啟蒙：從明清之際到五四運動》（中華書局，2011年）等學術專著9部。並在《哲學研究》和《中國哲學史》刊物發表學術論文近200篇。多次被《新華文摘》等刊物全文轉載。

《妙語"聯"珠:中國古代哲學研究》由魏義霞著。哲學是以命題的形式呈現的，漢語特有的一詞多義使中國哲學的表達充滿詩意，不是歧義叢生、晦澀難懂，而是言簡意賅，妙趣橫生，令人回味無窮。一個好的命題不僅集中展示或濃縮了哲學家的深邃哲思和睿智，而且令人過目不忘、耳熟能詳。中國有妙語連珠一詞，意謂口吐蓮花，妙語一個接著一個，似連在一起的珠子。《妙語"聯"珠:中國古代哲學研究》采擷21個妙語，聯結成中國哲學之珠。

自序第一章“有生於無”：老子之道與中國哲學的特徵一、“有生於無”之濫觴二、“有生於無”之續寫三、“有生於無”與中國古代哲學的特徵四、“有生於無”與中西哲學的差異第二章“學而優則仕”：儒家的仕途情結與哲學王構想一、“學而時習之”與學二、“學而時習之”與政三、“學而時習之”與仕四、“學而時習之”與教第三章“以尚賢使能為政”：墨子政治哲學研究一、“尚賢使能”與為政之本二、“尚賢使能”與功利旨歸三、“以尚賢使能為政”與政治原則和行政措施四、“以尚賢使能為政”與聖賢情結和人治傳統第四章“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孟子與宋明理學一、“仁義禮智根於心”二、“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三、“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與宋明理學第五章“兼以易別”：儒家之仁與墨家兼愛比較一、愛的交往原則和立論根基二、“愛人”與“兼相愛”三、“兼以易別”與儒、墨榮辱懸殊的歷史命運第六章“物物者非物”：莊子與老子哲學比較一、“物物者”與道之別名二、“物物者非物”與道和萬物的關係三、“物物者非物”與人和動物的關係四、“物物者非物”與老莊哲學的異同第七章“明於天人之分”：荀子哲學研究一、“明於天人之分”二、“人道莫不有辨”三、“禮者，人道之極也”四、天與人究竟相分還是相合第八章“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韓非人性論辨正、“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與人性一、“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與法治一、“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與韓非思想的主旨第九章“人副天數”：董仲舒哲學研究一、“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一、“人副天數”三、“同類相動”四、“以君隨天”……第十章“萬物之生，皆稟元氣”：王充元氣自然論探究第十一章“孰不樂生而畏死”：葛洪道教哲學研究第十二章“神遇為夢”：《列子》夢幻哲學釋義第十三章“民胞物與”：張載對宋明理學的奠基第十四章“安於義命”：二程的命運哲學及其道德旨趣第十五章“理一分殊”：朱熹理學研究第十六章“心即理”：陸九淵哲學的獨特性第十七章“知行合一”：王守仁與宋明理學知行觀的共同本質第十八章“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宋明理學的仁學新境界第十九章“未嘗離行以為知”：王夫之的知行觀及其啟蒙意義第二十章“以實藥其空”：顏元哲學一以貫之的宗旨第二十一章“理者存乎欲者也”：戴震對“以理殺人”的解構參考文獻後記

在墨子那里，“尚賢”就是利用多才、善行之賢者治理國家、官府和邑里。從功利的角度看，“尚賢”不僅可以獲取天賞，而且可以使國家、百姓得利。因此，他強調，任用賢者、“以尚賢使能為政”能使賢者、國家和個人多方獲利。如此說來，“尚賢”對于政治、經濟、宗教、外交和國家、官府、邑里以及天鬼人都有利，是有百利而無一害之舉，難怪墨子奉之為政事之本：“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墨子?尚賢下》）
由此可以看出，與其說墨子偏愛“尚賢”，毋寧說墨子對任人唯賢與任人唯親后果的鮮明對比更感興趣。這表明，“尚賢”在墨子那里充其量是一種理性的選擇而非情感好惡；確切地說，“尚賢”的功利因素遠遠大于道德因素——這一點是墨家與儒家尚賢的根本區別。正是基于正反兩方面的考察，出于利的權衡，墨子最終選擇了“以尚賢使能為政”。
其次，從具體措施和實際操作來看，為了不分親疏、門第擢舉賢能之士，墨子呼吁撇開門戶、等級觀念，力排任人唯親，建議對賢德之人“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墨子?尚賢上》），給予他們令人羨慕的地位、待遇、榮譽和權利。在此，墨子強調：“過予之（指賢者、下同——引者注）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墨子?尚賢中》）否則，“爵位不高，則民不敬也；蓄祿不厚，則民不言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墨子?尚賢中》）有鑒于此，墨子把爵高、祿厚和令斷視為“尚賢使能”之三本。透過這些議論可以看出，在“尚賢使能”的具體方法和行政措施上，墨子的一個指導思想便是提高待遇，用利來籠絡人才，其中有優厚的經濟待遇，也有社會地位的提升，卻偏偏沒把政治抱負的施展、政治氣氛的寬松和政治環境的自由等考慮在內。與此相聯系，在賢者的待遇中，墨子始終把經濟待遇和物質利益看得很重，反復申明只給賢者空名，有名分而無實際好處還不夠，賢者的社會地位一定要伴著經濟地位的提高才有意義，這便是：“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墨子?尚賢中》）關于治國方法，正如追求道德完善的儒家青睞禮樂教化一樣，熱衷于功利的墨子把利之誘導視作為政之方。他指出：“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墨子?節用中》）如此看來，治理國家非常簡單——“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墨子?尚賢上》）一物即利。這再次表明，在墨子的治國措施和行政方略中，利是一個重要的砝碼和手段。當然，在被示以利的人群中，賢德之士占據顯著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