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均衡發展條件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構研究（簡體書）

《非均衡發展條件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構研究》認為，在區域非均衡發展的現實國情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可持續發展必須選擇非均衡模式。基於此，《非均衡發展條件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構研究》研究的主要內容包括：傳統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興盛與衰落的演變軌跡、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斷裂與重構的建構進程、非均衡發展條件下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構實踐與運行機制實證和比較研究、非均衡條件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可持續發展的政策建議。構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是我國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題中應有之義。當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表現出較大的制度性優勢，並在改變我國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非均衡發展條件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構研究》是“十二五”上海重點圖書，由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出版。

并在全社會產生了強大的輿論宣傳效果，發展進程迅速。基層政府——社隊也直接承擔了合作醫療制度的管理和監督職能，例如，生產隊一般在每年年終個人收入分配前，從社員應得收入中先扣除應該上繳合作醫療制度的費用額。
第二，集體所有制是維系和發展合作醫療的體制保障和經濟基礎。當時，由于集體經濟力量強大，這就使得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資金支持可以得到有力保障。在計劃經濟時代，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資金來源主要由集體和個人共同承擔，并且已規定農民個人的具體繳費金額，由集體組織在分配前扣除相應金額，所以農民不用自行繳納。例如，在農村合作醫療資金籌集方式上，浙江杭州l臨安縣橫溪公社規定每人每年交3元錢，由生產隊從一年三次分配中集體繳付。而安徽蕭縣芋集公社則規定“以生產隊為單位，每人每年從生產隊公益金中拿出2元5角，作為醫療費用，由公社集中管理使用”。由此可見，在計劃經濟時代，由于農村經濟和剩余分配的控制權掌握在集體組織的手里，集體經濟力量較強，集體組織在進行剩余分配以前就從賬戶中直接扣除農村合作醫療的相關費用，這種帶有強制性色彩的社會保障資金籌集方式，有效避免了每戶上門收繳醫療費用的難題，從而在我國當時的廣大農村地區實現了較高的參合率。所以，集體經濟的強大是計劃經濟時代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得以迅速發展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三，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運行成本較低。計劃經濟時代，我國農村合作醫療主要采用中醫的治療藥物和治療手段，使得醫療成本大大降低，這體現在大量使用中草藥以及采用民間的偏方、土方和針灸、推拿等。例如，廣東曲江縣群星人民公社采取了“動員廣大農民采集本地豐富中草藥資源作為治療藥物，同時推廣民間行之有效的治療方法，針對輕病輕傷按照簡易方法治療，從而降低醫療費用和成本”。在當時，我國實行的《農村合作醫療章程》也有明確規定：“積極開展采、種、制、用中草藥工作，充分利用當地藥源防病治病。”除此以外，赤腳醫生作為當時農村合作醫療的主要醫務人員，同樣采取半農半醫的方式來降低人工成本。例如，廣東東莞縣大嶺山公社楊屋大隊規定農村醫生的報酬采用工分代替工資，這樣就可以有效減輕農村群眾和集體的經濟負擔。1979年，衛生部門對于赤腳醫生的報酬也作出了規定：“赤腳醫生要亦農亦醫并參加集體分配。”
第四，農民基本醫療需求的一致性。在計劃經濟時代，尤其是人民公社時期，在平均主義的分配體制下，廣大農民及其家庭的經濟收入很微薄，因此農民非常迫切地需求基本醫療保障，而且需求層次基本一致，即低水平的初級醫療保障。所以，在農村合作化大潮的帶動下，廣大農民對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寄予了厚望，從而實現了較高的參合率，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對廣大農民的醫療保障作用得到了有效發揮。在這種背景下，恰恰是由于平均主義分配體制下的農民基本醫療需求的一致性，促使中國有限的醫療資源在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框架內得到了高效利用，為緩解廣大農村居民“缺醫少藥”的境況作出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