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革命的歷史分析：庫恩和他的理論（簡體書）

早在2世紀8年代，復旦大學歷史系世界史學科就編輯出版過“世界文化史”研究叢書，在當時的學術界產生了重大的反響，既推動了文化研究和世界歷史研究的深入，同時也對國內世界史學科的建設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在一定意義上，本研究叢書當然是這一學術傳統的承續，也是其光大和發揚。將史學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三者融為一體，側重於在思想觀念、儀式象徵以及話語表達等方面展開，既討論精英的思想，也探討大眾的觀念、情感和心態；既研究個人的思想和概念的形成，也關注某個群體以及社會思潮和社會觀念；既注重文本的分析，也考察儀式、象徵和話語表達；既在史學演進的層面來研究其思想觀念和不同流派的演進，又將史學本身也看成為文化和思想觀念的一種表達。由此，在研究內容上，我們不囿於以往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的獨立劃分，而是在新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逐漸合一、互有交叉的背景下，拓展其思路。這也就意味著從前思想史和文化史各自進行獨立的分支研究已經過去，兩者之間的融通已為學界之主流，更值得關注的是，目前的新文化史研究大有取代以精英和文本為主的思想史研究之趨勢。難怪國外有學者稱，是思想史還是文化史？正是在研究內容不斷擴展和研究理論與方法不斷推陳出新的學術背景下，我們將之冠名為“西方思想文化史研究叢書”也凸顯和呼應著這樣一種國際學術界的新變化。並且，我們還設想在這一學術視野中形成學術研究的新路徑，打造一套具有特色的學術叢書，進而也推動著我們自身研究領域的深化，改變歷史研究的實踐方式與提升學科隊伍的建設水準。
在編輯和出版這套叢書的過程中，世界歷史學科，特別是從事思想文化史研究方向的各位同仁全力參與，奉獻出了各自的學術成果；復旦大學出版社的諸位編輯也為此花費了很多時間與精力，並且為本叢書成功地申請到上海市文化發展基金的資助，這不僅是對這套叢書設想的肯定，同時也賦予了我們更多的責任來回報如此高規格基金的支持。同樣，復旦大學和歷史系在進行“211三期”學科建設的過程中，也將本叢書列入其計劃予以支持。在本套叢書即將面世之際，我們對上述提及以及沒有提及的個人和機構表示衷心的感謝。這種謝意並非是一種常規的客套，實際上也印證了，在學術性知識生產的過程中，需要這一生產鏈或者說學術共同體的多個環節相互配合和支持，可以設想，沒有這些支持和幫助的話，這些知識無法得以面世和進入市場來進行展示與流通。
本套叢書的面世還僅僅只是一次啟動，後面的工作還有很多，也許更為沉重的壓力在等待著我們，但可以相信，在全球化不斷加深的今天，正在成長中的中國比以往任何時刻都需要理解外部世界，特別是西方世界。而在這種理解中，從思想文化入手是比較好的路徑。因為思想文化既是引領行動的基礎，又作為獨立的存在而建構其實踐性內容，塑造著實體性存在本身。正因為如此，復旦大學歷史系世界史學科的諸位同仁將會在今後更加努力地工作，並將此叢書的編纂堅持下去，以取得新的進展。

《科學革命的歷史分析:庫恩與他的理論》是西方思想文化史研究叢書。

詹姆斯·柯南（James B.Conant），1893年生于新英格蘭的一個小城，從小就是優秀學生，l914年以優異成績畢業于哈佛學院。他的興趣在化學方面，所以盡管20世紀最初十幾二十年對于歐洲的優秀學生說來是理論物理的黃金時代，柯南還是用比較實際的美國方式選擇了應用化學。兩年以后獲博士學位，并被留在母校作為輔導教師。當時歐洲的情形正是越來越緊張，戰爭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柯南因此有機會加入了一個秘密計劃，研究制造毒氣。這種研究工作使得他這樣一個年輕的有機化學家得以接觸最優秀的大學教授、軍事指揮人員、工業家和軍火商。這種經驗無疑大大擴張了他的視野和社會交往。
歐戰結束，柯南回到哈佛，先任助教授，旋遷副教授，再遷化學系主任。他不同于其他教授之處在于他與化學工業的密切聯系。從那時起，他一直任杜邦（DuPont）公司的顧問，并兼洛克菲勒醫學研究院的科學顧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還擔任過負責制造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的顧問。
這一類的行政和人事管理工作引發了柯南對于教育的興趣。1933年，他出任哈佛大學校長。以后的時期中，他不遺余力地宣傳、推行科學教育。在柯南看來，科學教育當然在于科學知識自身，但更重要的是“科學方法”或“科學精神”。而此二端，非通過對于科學史的深入了解，不能做到。
他的這種觀念在《論對科學的理解》一書中闡述最為詳盡。這本書寫于1947年，最初是柯南在耶魯大學的一個學術講座。當校長柯南在著意發揮他認為對于“美國”以后幾十年有頭等重大意義的主題時，24歲的庫恩正坐在哈佛的教室里聽課。根據庫恩日后的說法——比如在下文要討論的《哥白尼革命》和《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所再三強調的，柯南的影響對庫恩后來幾十年的工作方向有決定性的作用。
《論對科學的理解》的緣起是耶魯大學的坦瑞（Dwight HarringtonTerry）講座。按照捐款人坦瑞的規定，這個講座的內容應當是“在科學和哲學的背景上對宗教的研究”，特別注重于對科學成果的“消化和吸收”過程的研究。柯南認為，對于美國這樣一個非宗教化國家，對于現在這樣一個“機器和技術專家”主導的時代，進行科學，尤其是“科學精神”的教育，是“美國民主制度”取得成功的一大關鍵（第3頁），也是提高一般非科學專業的各界人士思維水準的一種需求（第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