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破壞者：不同凡想的成功法則

看《偶像破壞者》這本書好像在閱讀各行各業創意人和創新者不同凡想的故事，真的是欲罷不能。
不管是企業的、政府的或教育的組織中，具有不同性格和能力的人能夠在團隊中產生互補作用是必要的……創意、創新、創業、團隊合作、跨領域、跨界、EQ和說故事，是今天幾個關鍵的態度、能力和行為。這本書適合大家「悅」讀。
──吳靜吉，政治大學創造力講座主持人

《偶像破壞者》是一本極重要的著作，它把「從眾行為」和「不從眾份子」的道理，深深的拉到腦神經科學的層次，而使人類的創造行為，脫離了抽象思考的範圍，而進入了更實證的科學研究領域，它引證翔實，對人的思考實在有極大的開創作用。
這個世界我們不能渴求每個人都是偶像破壞者，但每人多少都應有懷疑偶像、懷疑權威的能力，那才是讓人獲得更大自由的關鍵！
──南方朔，文化評論家

天才總是那種在日常世界看見「異象」（vision）的人，因為他看見的世界與眾不同，他所據以提出的對應方案也總是與眾不同。我們當然很好奇天才是什麼材料做成的，但這本以生理學和病理學為基礎探討天才「成因」的書卻告訴我們，天才既是一種能力，也是某種「疾病」，他不但指出使一般人趨於「平凡」的原因是「恐懼」（一種重要的生物自保能力），也指出避開平凡、直達創意的諸種方法，甚至包括藥物在內，這真是令人大開眼界，原來我們這些笨蛋還真是「有藥醫」的呢。
──詹宏志，PChome Online 董事長

《偶像破壞者》令人大開眼界，不只是新知，還帶來啟發。我們大部分人都希望自己能有創新思考，卻不知道是什麼擋在我們通往成功的路上。在這本書中，柏恩斯博士巧妙地結合了引人入勝的個案研究及令人振奮的神經科學發現，告訴我們偶像破壞者是如何突破那些障礙，達到不凡的成就。
──莫布新（Michael Mauboussin），美盛資金管理公司首席投資策略師；《再想一下》《魔球投資學》作者

《偶像破壞者》介紹各個領域的成功人士。這些人從不同的面向來看人生，在不確定的生活中滿足大腦想要得到明確答案的需求。他們問了人云亦云的人想不到的問題。你將受到啟發並且追趕上生命中的偶像破壞者。
──李巴倫（Dean Lebaron），virtualquest公司總裁，《終極投資人》作者

在《偶像破壞者》中，柏恩斯博士說出了藝術、醫療、科技等等方面的不朽創新故事。透過神經科學家之眼，幫助我們瞭解所有阻礙或鼓勵創造力與偶像破壞性觀點的大腦運作方式。在這個時代，我們負擔不起對這些大腦知識或是歷史一無所知的代價。
──艾瑞利（Dan Ariely），《不理性的力量》作者

p.66
南丁格爾和對戰爭傷亡的看法

讓我們來看看戰爭的恐怖。由於受到戰爭中炸彈造成肢體橫飛景象的強化，我們通常會覺得戰爭的傷亡來自受傷。那已經是數千年不變的看法。但是到了上個世紀，現實卻是多數士兵並非因傷而亡。他們死於疾病。這種知覺的改變，要到一八五○年代弗洛倫斯．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來到戰場才出現。她的名字現在已是護理藝術與科學的同義詞，同時她也是一位偶像破壞性女性主義者。她把護理師的形象，由社會地位低下的婦女，轉變為與醫師對時代有同等技術貢獻的專業人士。最後一點，她居然還是當時正在興起的數理統計學的開路先鋒。南丁格爾是三重的偶像破壞者。

對於戰爭傷亡問題，南丁格爾經由她在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的經驗，學會改變她對死亡的知覺。傳統智慧說，多數士兵因傷而死亡，所以治療應當專注於他們的外傷。南丁格爾反對這個教條，並證明為何疾病殺死較多士兵。在一八五四年冬天，南丁格爾和三十八名婦女志工在接近君士坦丁堡的英國營房任職，工作談不上效率，她只能眼巴巴地看著死亡率升高。士兵不是由於受傷而死，而是死於高度傳染性疾病，如傷寒和霍亂。最初，南丁格爾相信這些死亡是由於營養不良，那是當時多數人的解釋，而士兵也的確營養不良；但由於死亡人數實在過多，軍方於是下令調查，就在這過程中，南丁格爾學會了以不同眼光去看待死亡。

當春天來臨，營房的臨時排水溝被清理乾淨，死亡率也開始降低。這對南丁格爾來說是一個關鍵性的事件，使她改變了對於「是什麼在殺人」的知覺。她開始有系統地蒐集資訊來調查死亡原因，以及它們與受傷、營養及衛生的關係。是她高超的數學能力導致知覺的最終改變，而她也以此聞名於世。在一封給維多利亞女王的突破性信件中，南丁格爾使用一種呈現資料的新形式─類似餅形統計圖的極座標圖（polar diagram）。南丁格爾以具體的圖形證實，有多少人的死亡根源於不衛生的疾病，以及他們何時死亡。這是形式方面的偶像破壞精神，很可能是這種圖表的第一次實際應用，也完全改變了病人的照顧方式。

這種圖表也說明單純以新的視覺圖形來記錄並呈現資訊，就是一種改變其他人的因果關係知覺的有效方式。在這個圖表出現以前，軍方假定士兵是死於戰爭相關的併發症。這在過去，乃是來自軍事領袖戰爭經驗的自然結果，但他們缺乏醫療護理經驗。南丁格爾以她的實際經驗粉碎了這個教條，而她的經驗與將領的經驗有根本上的不同，也能很快地以視覺形式傳達。由於她的經驗，她學到以不同眼光看待醫療護理，而且，也反過來教導別人以她的方式去看。
 
p.132
征服恐懼的一堂課

馬丁．路德．金恩可能是民權運動中最偉大的偶像破壞者。他親自體驗到恐懼知覺的破壞性效果，由於倡導黑人的權利，他招惹亞特蘭大市住在他周圍的南方白人的狂怒。金恩和其他人一再遭受恐嚇，和種種設計來將恐懼灌輸給黑人的手段。仔細回顧詹姆士．梅雷迪斯（James Meredith），他在一九六二年成為第一位就讀密西西比大學（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的黑人，引發遍及全州的暴動。畢業後，梅雷迪斯於一九六六年組織從田納西州孟裴斯市（Memphis）到密西西比州傑克遜市（Jackson）的「反恐懼大遊行」，不料就在途中被狙擊手射傷。但早在一九六三年，在「華盛頓大遊行」中，金恩就已在他的〈我有一個夢想〉演講中建立他的哲學。

金恩受到印度聖雄甘地（Gandhi）的啟發，接受非暴力的公民不服從哲學。在它的核心，非暴力的宗旨直接指向克服恐懼的傷害性效果。為了對付黑人對遭受白人報復的恐懼，它顯示人數眾多的和平抗議，可以提供相對的安全天堂，以達到有效的社會改變。不是獨自對抗，這種非暴力策略運用了早已深深燒錄於人類大腦中的「數大即安全」（the safty in num-ber）觀念。不過，更重要的是，金恩堅信非暴力是唯一獲得白人大眾支持的方法。但是並非所有的黑人領袖都同意這種方法，尤其是馬爾坎．Ｘ（Malcolm X），即主張運用更多直接對抗的戰術。

金恩的非暴力策略於一九六五年3月7日到達關鍵時刻，那天在阿拉巴馬州中部偏南的塞爾馬市（Selma）有五百位支持者出來遊行，以抗議白人用恫嚇手段來阻止黑人作選民登記。阿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聲稱遊行會威脅公共安全，並下令警方採取行動對付遊行群眾。在電視實況轉播下，全國人目擊警察以警棍和瓦斯攻擊和平示威者，導致某些遊行者住院治療，故遊行者稱那天為「血腥星期天」。兩天後，金恩又組織了第二次遊行，但在即將過橋進入首府蒙哥馬利市（Montgomery）之前折回，避開了另一次暴力衝突。最終，他的策略得到好的結果。一星期後，聯邦法官裁決阿拉巴馬州無權阻止和平示威。遊行者終於在3月24日到達首府。數個月後，選舉法案由詹森總統（Lyndon Johnson）簽署生效，其中廢止任何投票的資格檢驗。

金恩深深了解，恐懼如何傷害黑人對自己，以及白人對黑人的知覺。如同他在接受諾貝爾和平獎的演說：「非暴力也意味著，我的人民在近幾年折磨人的掙扎中，自己承受痛苦，而非將它強加於他人。如同我過去所說的，那也意指我們不再害怕和退縮。但在某種實質的程度上，它也意味著我們無意將恐懼灌輸給別人或我們身處其中的社會。」

金恩將非暴力主張視為消除恐懼傷害性效果的唯一方式：「我們的方法就是，透過懇求曾經因為無知、恐懼和不理性而容許他們的良心睡著的廣大正派多數人拿出良心，尋求履行公正法律。」
我們開始看到，一些個人為何必須喚起良心和理性思考過程以控制恐懼的線索。那是本章後面我會再回頭探討的主題，但在我們談到這些策略以前，先了解一下威嚇的力量從何而來，相當有助益。
 
p.172

想想最具偶像破壞精神的兩位現代藝術家：文森．梵谷（Vincent van Gogh）和帕布羅．畢卡索（Pablo Picasso），他們的畫作售價都已超過一億美元。他們也都是某些最典型意象的肇始者：梵谷的《自畫像》（Self-Portait，無耳垂那張）和《星夜》（Starry Night），以及畢卡索的《老吉他手》（The Old Guitarist）和《格爾尼卡》（Guernica）。但在梵谷和畢卡索之間有個重大的分野：梵谷死時身無分文，而畢卡索於一九七三年逝世時資產約有七億五千萬美元。雖然兩人都是偶像破壞者，唯獨畢卡索是成功的，至少在生前看來是如此。

社會智能之中有兩種特性，被認定對於偶像破壞者的成或敗最為重要：熟悉感和名聲。這兩者密切相關。一個人為了推銷自己的想法，必須創造正向的名聲，讓人們願意接近某種原本不熟悉甚至可能畏懼的東西。熟悉感對建立名聲有助益。畢卡索精通這兩者，他透過巨大的生產力在藝術界享有盛名。梵谷一生只創作大約九百幅畫作，畢卡索則創作超過一萬三千幅繪畫，和大約三百座雕塑，因而成為有史以來最多產的藝術家。而且，每個人都喜歡畢卡索，大家都被他的魅力吸引。其中有許多是他的愛人，解釋了他行銷藝術所展現的魅力，和吸引別人上床的魅力之間的關聯。由於畢卡索身高只有一百六十公分，所以體格與他的吸引力無關。

相反的，梵谷在藝術方面的才華雖可與畢卡索相提並論，但他排斥與人交往。整個割耳事件是因為與保羅．高更（Paul Gaugin）（梵谷贈送「禮物」的對象）的爭執引起。畢卡索順暢地周旋於許多社交圈，但梵谷甚至為了維持與他最接近的人的聯繫而掙扎。梵谷住在陌生人的國度，反之，畢卡索則是社交磁場中心，而且，由於他認得很多人，世界隨時可供差遣。從他的觀點看來，世界比較小。

畢卡索是個輻輳中心。他擁有一種結合各種社交技術的罕見能力，可以同時扮演暢銷書作家麥爾坎．葛拉威爾（Malcolm Gladwell）所說的「聯結者」（connector）和「說服者」（persuader）。畢卡索的獨特定位，說明了區分偶像破壞者成功或黯淡的關鍵點（梵谷和阿姆斯壯屬於後者，至少在他們生前）。成功的偶像破壞者與其他人聯結，在這過程中，將他們的世界縮小了。

今天要衡量世界有多大，最有意義的方式就是計算一個人找到另一個人的容易程度。地理位置不再要緊，當你能即時送出訊息、文字或以語音和世界任何地方的人通話時，實際距離不再跟溝通成本有任何關係。對於像梵谷這樣的人來說，他在被扭曲的世界裡作畫，只有少數的人認識他，有錢買畫的人離他非常遙遠。梵谷與藝術世界的主要聯繫是透過他弟弟，而這關係並未直接供他足夠的金錢，使他能在有生之年成功。畢卡索的世界則截然不同，他的廣闊社交網，包含藝術家、作家和政治家，那表示他與世界上任何重要人物之間，若要取得聯繫，只有少數幾人之隔。
如何才能縮小世界，畢卡索給了我們深刻的教訓。透過生產力和曝光，增加世界對你的熟悉感，並且建立名聲使別人受你吸引而非排斥。當然，說比做容易。但神經科學告訴我們，有關這兩種作用（熟悉感和名聲）的生物基礎，還有如何將能力發揮到極限的可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