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鑑《夢境圖》研究（簡體書）

《王鑑<夢境圖>研究》作者圍繞《夢境圖》生成語境這根主線，考察了王鑑在朝代更替之際的行跡與遭遇，以及其所在太倉文化圈的地域文化特征與藝術創作世界，最終對《夢境圖》的創作背景進行分析。

順治四年丁亥（1647）秋月，王時敏借賞菊為名，邀吳偉業等友人在西田別墅興會雅集，吳偉業即興吟詩二首：“不扶自直疏還密，已折仍開瘦更妍。最愛蕭齋臨素壁，好因高燭耀華鈿。”“坐來艷質同杯泛，老去孤根僅瓦全。苦向鄰家怨移植，寄人籬下受人憐。吳詩以吟菊花起興，借物言事，以吟嘆折節之菊，來隱喻他與王時敏等人堪憐的失節之痛，以及寄人籬下的不幸遭遇。
在江山易祚之際，梅蘭竹菊之類的題材，在士人的精神世界里有著菟絲附女蘿的關系。以“詠菊”寄寓故國哀思，以及寄人籬下的屈辱無奈，實為清初士人遺民情結的一種宣泄方式。雖則尚無跡象顯示王鑑參與此次雅集，但毋庸置疑的是，王縊作為該文化圈的重要人物，勢必也會染有這種令人難以超拔的抑郁。譬如，壬子年（1672）的一個冬夜，王鑑與梅清、笪重光、惲南田等興會于毗陵（常州）西郊舟中，諸友相繼為王暈《雪圖》題詠。王鑑即興題七絕二首，抒發其對高隱意象的憧憬。其云：
城中翠館沸歌鐘，城外霜林葉正紅。拋卻豪華對幽寂，先生高跡許誰同？
輞川筆跡少陵詩，泛泛輕舟興所之。閑與沙鷗定盟處，莫叫笑我不追隨。
王朝的更迭，使王鑑、王時敏輩心緒紛亂，矛盾重重。客觀地說，“二王”在明代皆為仕宦，入清后不仕，表面上是為保全不事二主的儒家名節，實質上則因未獲清廷起用。他們在清初與達官顯宦交接頻繁，其中尤以鼎食明清兩朝的貳臣居多，如吳偉業、錢謙益、龔鼎孳、梁清標、曹溶、宋犖等。王鑑、王時敏在清初雖無出仕經歷，但迎降失節行為卻成為其一生的夢魘與暗傷，從此角度來看王縊、王時敏的文化身份，與嚴格意義上的遺民顯然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倘若將“二王”的迎降行為擱置一邊，僅僅從他們在清初出處上看，他們又具有一般遺民的特征一一其言行充滿了對故國的懷思與對歸隱山林的渴望。因此，今人在定位王鎰與王時敏的政治身份時頗多分歧，特別是將其定位為遺民則基于一種籠統的立場。163按照一般的理解，遺民與貳臣是屬于兩個不同世界中的人物，二者之間似是漢賊不兩立的。然事實上，在清初即便像顧炎武、黃宗羲、傅山那樣耿直的遺民，也居然能夠與身為貳臣的清廷大吏相視為莫逆，亦不足為奇，更不消說王鑑、王時敏輩有著如此微妙的“兩截人”身份。正如謝正光指出：“事實上，遺民與貳臣被推向于兩個極端，并不只限于道學家的催化，也由于一些專門為遺民立傳的‘明遺民錄’的史家于有意無意之間為之定型。”故而，如果將政治操守的量尺暫時擱置起來，而從一個較宏觀的文化觀點去考察遺民與貳臣之間的行誼，則有其社會倫理之基礎。蕭啟慶將宋元之際的遺民分為“激進”、“溫和”與“邊緣’’三種類型，其中“邊緣型”遺民，乃指其人政治態度模棱兩可：不宋不元又亦宋亦元，此如王時敏、王鑑輩既附降清朝，又未有出仕行為。故而在清初的明遺民中，耿亮守節者，不必盡是山野或田園中人，亦不必都是伯夷、叔齊式的，或陶淵明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