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閥：有錢人如何利用國家賺錢並阻止其他人翻身

※2013年全國商業圖書獎（National Business Book Award）
※2013年吉爾伯圖書獎（Lionel Gelber Prize）
※《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2012年度好書
※《書單》雜誌（Booklist）2012年編輯特選
※《紐約時報》（ The New York Times）專文介紹

大財團綁架無能政府，左右國家政局，
99.99%的人無論怎麼努力，都注定無法翻身！

貧富差距愈來愈大，已經成為世界趨勢！
貧富之差始終存在，但過去數十年間，富有的定義出現了巨變。
最大的財力懸殊不是介於頂端1%和剩下的99%之間，而是在最富有的1%裡面──
超級新富豪的財富迅速膨脹，把其他的富人遠遠拋在後面。
這些金字塔頂端的0.1%，正以極快的速度，狠狠地把其他人甩在後頭。

貧富不均，是「全球化」現象！
新時代的超級富豪，掠奪財富的手段比以前更徹底！
這些寡頭精英是橫跨全球的成功專業人士，他們在各國的金字塔頂端呼風喚雨，絲毫不受限制。
這群媲美「強盜大亨」的全球新貴遍及印度、巴西、中國等動盪的經濟體，
這些都是市場競爭激烈、政局不安的地方。
但是國界已攔不住財富、腐敗和民粹主義，這個新鍍金時代也正改變著西方國家的經濟。

真正的無國界，真正的無遠弗屆，只發生在超級富豪身上！
對超級富豪來說，世界不再以國家來區分，而只分成富人和窮人。
他們像燕子一樣，夏天最愛聚集到英國避暑。
他們已經變成一個環球族群，彼此之間的相同點遠多過於自己國家的同胞。
不管超級富豪的主要住宅是在紐約、香港、莫斯科或孟買，如今它們逐漸自成一國。
除此之外，連心裡想的也漸趨一致，這些超級富豪除了欣賞其他的富豪以外，
相對來說，也對其他人缺乏同情心，甚至有時會對底層感到不屑。
他們覺得自己是憑實力贏得成就，導致他們只顧自身利益，
再加上周遭都是志同道合的有錢人，更讓他們對別人的痛苦漠不關心。
這樣的超級富豪們，卻如統治者般，漸漸左右著現在的世界！

金字塔頂端0.1%的超級富豪將告訴你：「機會從來不是均等，努力也未必能致富！」

本書特色

世界知名財經記者弗里蘭深入追蹤報導全球超級富豪近二十年，
為我們揭開這個關係緊密、自成一格的圈子。

※解析花旗集團內部的備忘錄，裡頭呼籲客戶針對國際「超級富豪」設計產品組合，別在意各國的「餘眾」。
※描述俄羅斯、墨西哥、印度等地的寡頭權貴如何趁著國營事業私有化之便，利用權力霸占在地經濟。
※說明中國最富有的全國人代，如何掌控國內政經體制，累積了比美國三大體系的所有成員（總統與內閣，最高法院、國會兩院）還要驚人的財富。

作者弗里蘭以智慧、洞見與同理心深入剖析全球超級富豪的生活，
佐以犀利的文筆、翔實的研究，以及精彩的富豪專訪。
本書是縱貫社會與經濟史的磅礡力作，更是檢閱當代不平等的權威撰述。

超級富豪的崛起，正主宰著你我的未來！

克里斯蒂雅・弗里蘭（Chrystia Freeland）

出生於加拿大，美國哈佛大學畢業，英國牛津大學聖東安尼學院碩士。1991年獲得有「全球本科生諾貝爾獎」之稱的羅德獎學金，是羅德學者的一員。歷任路透社總經理，《金融時報》總編輯、加拿大《環球郵報》的副主編，長期為《金融時報》、《經濟學人》、《華盛頓郵報》撰寫報導和評論，著有《世紀大拍賣》（Sale of a Century: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Second Russian Revolution）一書。

最新著作《財閥》自出版以來廣受好評，不僅《紐約時報》（ The New York Times）專文介紹，更獲得《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2012年度好書、《書單》（Booklist）2012年編輯特選，2013年更榮獲有「世界最重要的非文學類著作獎」美譽的吉爾伯圖書獎（Lionel Gelber Prize）及加拿大全國商業圖書獎（National Business Book Award）。

2013年夏天，為了實現理想和貢獻加拿大家鄉的人民，弗里蘭離開奉獻多年的新聞業，從美國紐約搬回加拿大多倫多，角逐當地國會議員席次。

譯者簡介 
洪慧芳

國立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畢業，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MBA，曾任職於西門子電訊及花旗銀行，目前為專職譯者。

國內名人推薦
史嘉琳（台大外文系副教授）、
吳惠林（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南方朔（知名評論家）、
馬凱（社會企業公約基金會創辦人）、
湯錦台（作家、歷史研究者）、
楊照（作家、評論家）、
瞿海源（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董事長）
──聯合推薦（依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國外重量推薦

「日益嚴重的不平等是當代最迫切的問題，本書帶大家一窺超級新富豪的生活，以及他們崛起的背後那些令人不安的社會背景。對想瞭解金字塔頂層的人來說，這份精彩翔實的紀錄是入門的首選。」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約瑟夫・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

「結合簡潔的經濟資料，豐富的史實，再加上一點八卦，就成了這本妙不可言的精彩著作。從一八九七年奢華的布萊德里‧馬丁舞會（Bradley Martin ball），到現代與之媲美的太陽谷（Sun Valley）和達沃斯（Davos）盛會，本書記錄了上流社會的習性，舉凡對英國私立精英學校的偏好、浮誇的慈善事業、無根無國界的身分意識等等。弗里蘭在描述這群富豪時，也提出矛盾的警語。開放社會允許這些超級富豪累積驚人的財富，他們覺得那些財富多多少少是自己應得的，但是這些憑實力爬上頂層的精英愈是成功，愈有可能幫自己的後代鞏固頂層的地位，進而阻礙當初讓他們憑實力勝出的唯才主義。在美國，如今想從大學畢業，家財萬貫比高中成績更重要。當階級比努力讀書更有用時，我們都必須認真看待弗里蘭傳達的警訊。」
──《富可敵神》（More Money than God）的作者
薩貝斯群‧馬拉比（Sebastian Mallaby）

「我們的世界日益繞著全球超級富豪運轉，他們不僅對我們的政治有很大的影響，也主導趨勢，壟斷主流論述。在這本引人入勝的書中，弗里蘭帶我們了解這演變的過程，以及現代超級富豪和歷代富豪有何不同。最重要的是，她解釋了為什麼這些超級富豪主導世界時，即使是良性的，對我們的體制來說仍是一大挑戰，並提供我們線索，指引我們如何克服這一點。」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作者、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
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

「全球富豪比以前更富有，彼此的關係更緊密，與家鄉的同胞更疏離，可能也比以前更強大。這本重要的著作描述他們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說明了他們的生活對我們有什麼影響。這是任何關心世界發展的人都該閱讀的好書。」
──美國前財政部長、哈佛大學艾略特講座教授
勞倫斯・桑默斯（Lawrence Summers）

「弗里蘭以精彩生動的筆觸，描述當代最重要的經濟與政治發展──全球超級富豪的崛起。她說明當代的超級富豪有別於歷代富賈，他們的能力更強，更全球化；他們不見得是老闆，更有可能是員工，尤其是在金融和高科技業裡。弗里蘭結合個人案例和學術實證，清楚勾勒出一個很多人不樂見的美麗新世界。」
──《金融時報》的首席經濟評論家
馬丁・沃夫（Martin Wolf）

前言

「窮人享受以前富人負擔不起的東西，以往的奢侈品變成生活必需品，勞動者比前幾世代的農民享有更多的舒適設備，農人比以前的地主擁有更多的奢侈品，穿著更體面，住得更愜意。地主擁有更珍貴稀有的書籍和圖畫，享用比歷代帝王更有藝術感的傢俱。」
──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

布蘭科・米蘭諾維克（Branko Milanovic）是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一九八○年代在祖國南斯拉夫攻讀博士學位時，開始對貧富差距的研究感興趣，那時他發現那是當地的「敏感」議題，亦即執政者不希望學者太深入研究的議題。其實那也不令人意外，畢竟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就是想要塑造無階級的社會。

但是當米蘭諾維克搬到美國華府特區後，他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美國人很樂於為超級富豪喝采，偶爾會擔心一下窮人的境遇，但是把兩者合起來，談到貧富懸殊的現象時，大家又有所忌諱，不願多談。

「華府有個知名智囊團的負責人告訴我，那個智囊團的董事會不太可能撥款贊助標題出現『所得不均』或『貧富不均』等字眼的研究計畫。」米蘭諾維克留著大鬍子，前額髮際微禿，略顯福態，他在最近出版的著作裡提到：「他們會資助濟困扶貧的研究，但是說到貧富不均的研究，那完全是另一碼事了。」

「為什麼？」他問道，「因為關切貧困給人一種溫馨良善的印象，那表示我準備出些錢幫助他們。慈善是好事，即使只是小額捐款，也可以讓人的自尊大為提升，又能贏得大善人的美名。但是貧富不均就不同了，每次提起這個話題，就會牽涉到個人收入是否合理或合法的問題。」

重點不在於超級富豪不願展現其財富，畢竟遊艇、高級訂製服、豪宅、高調的慈善活動不就是為了炫富嗎？但是當討論從喝采轉向分析時，超級富豪就緊張了。某位華爾街的民主黨員身兼華府及數個美國大型金融機構的重要職位，他告訴我，美國總統歐巴馬就是因為碰了「富人」議題，才會疏離工商界。那位銀行家說，最好就是完全不談貧富不均，但是萬一總統免不了要挑富豪出來講，他應該稱他們是「經濟寬裕者」。直接稱他們是「富人」，聽起來像在搞階級分裂，有錢人不希望被這樣突顯出來。柯林頓在二○一一年的著作《重回工作崗位》（Back to Work）裡也提到類似的論點，他批評歐巴馬談論富人的方式：「我不會像他那樣攻擊他們的成就。」他覺得在讓富人接受更高的稅率方面，他做得比較成功，因為他的方式比較婉轉。

波士頓的心理學家羅伯・肯尼（Robert Kenny）專門為超級富豪提供諮詢，他也認同那說法。他受訪時表示：「『有錢』（rich）一詞常語帶貶義，跟『犯賤』（bitch）押同韻。我遇過一些人說：『我是某某某，我有錢。』然後就哭了。」

不只超級富豪不愛談貧富懸殊的議題，對許多普通人來說，那也可能是個令人不安的話題，因為即使在最熱切支持資本主義者的眼中，全球資本主義也不該是那樣運作的。

在數十年前，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工業化革命以前，貧富差距很小，因為整體財富和生產力相當小，社會頂層能搜刮的好處不多。工業化革命期間，實業家和產業勞工把農民遠遠拋在腦後（想想現在的中國），貧富差距因此大幅擴大。最後，在全面工業化或後工業化的社會裡，當教育日益普及，國家強化其重新分配的角色後，貧富差距又再次縮小。

白俄羅斯籍的美國移民西蒙?顧志耐（Simon Kuznets）率先提出這種經濟發展與貧富差距的關係，他以經濟學中出名的顧志耐曲線（Kuznets curve）說明這個理論：隨著經濟日益複雜及生產力的提升，社會呈倒U曲線發展，從貧富差距小逐漸變大，之後又縮小。

工業化革命初期，亞歷希斯・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不知顧志耐的資料及統計分析下，也提出類似的預測：「仔細檢視社會形成以來的世界發展，很容易看出平等只出現在文明的歷史極點。野人很平等，因為他們一樣勢弱無知。高度文明的社會也很平等，因為他們都能隨心所欲地運用類似的方法獲得舒適與幸福。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則是條件、財富、知識的不平等──少數人掌權，其他人貧窮、無知、勢弱。」

如果你相信資本主義（目前幾乎全世界都信了），顧志耐曲線是美好的理論。經濟進步雖然殘酷無情，過程顛簸，導致不少人敗陣而退，但是一旦達到托克維爾所謂的「高度文明」，我們都會一起受惠。在一九七○年代末期以前，美國是全球資本主義的典範，也是顧志耐曲線的具體化身。經濟學家把戰後的大幅擴張稱為大壓縮（Great Compression），這時貧富差距縮小，多數美國人開始以中產階級自居，套用哈佛經濟學家賴瑞?凱茲（Larry Katz）的說法，這是「美國人聚合」的時代。那似乎是工業資本主義的自然形態，連雷根革命（Reagan Revolution）都趁著這個典範的勢頭而起，畢竟下滲式經濟（trickle-down economics）強調的是效益涓滴而下，雨露均霑。

但是一九七○年代末期，情況開始變了。中產階級的收入停滯不前，社會頂層的收入開始突飛猛進，把眾人遠拋於後。這種轉變在美國最為明顯，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紀，貧富懸殊惡化已成了全球普遍的現象，在多數已開發的西方國家及新興市場都可以明顯見得。

美國從「大壓縮」轉變成「1% vs. 99%」的對立是最近幾十年的事，所以我們直覺上理解的資本主義運作，還跟不上現實的狀況。事實上，貧富差距急速惡化與我們的預期大相逕庭，所以多數人並未意識到這種事正在發生。

這就是杜克大學的行為經濟學家丹．艾瑞利（Dan Ariely）與哈佛商學院的邁克‧諾頓（Michael Norton）在二○一一年的實驗中發現的現象。艾瑞利讓大家看到美國的財富分佈，金字塔頂端的20%囊括了全民財富的84%；相較之下，瑞典頂層的20%只擁有36%的總財富。92%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比較喜歡瑞典現在的財富分配狀態，於是艾瑞利請受訪者提出他們理想中的美國財富分配狀況。受訪者表示，他們希望頂層的20％只擁有32％的總財富，比瑞典的實際狀況更公平。說到財富不均的議題，美國人比較想生活在瑞典，或一九五○年代末期的美國，而不是現在的美國，他們最喜歡顧志耐式的平等主義。

但是，即使實際資料與我們直覺之間有所落差，這並非忽略現況的好理由。想瞭解美國（與世界各地）資本主義的改變，你必須看社會最頂層正發生什麼事。那樣的聚焦不是階級鬥爭，而是算數問題。

曾任美國財政部長的哈佛經濟學家賴瑞・桑默斯（Larry Summers）幾乎稱不上是激進派，但他也指出過去十年美國的經濟成長極其不均，以至於「從經濟大蕭條以來，中產階級第一次覺得，把焦點放在財富重分配上，比放在成長上更有意義。」

財富大舉傾注到社會頂層的現象如此明顯，如果不考慮財富傾斜的狀況，根本無法通盤瞭解整體經濟的成長。就像全校的考試成績進步大多是因為少數資優生拉高平均一樣，社會頂層的財富暴漲也掩蓋了中下階級財富停滯的事實。以美國二○○九到二○一○年的經濟復甦為例，那段期間的整體所得成長是2.3％，那漲幅的確不怎麼樣，但是相較於當時社會普遍低迷的現象，那漲勢比你臆測的強勁多了。

不過，經濟學家艾曼紐・賽斯（Emmanuel Saez）更進一步細看資料後，發現一般的美國人的確有理由懷疑經濟復甦了，因為對99%的美國人來說，收入僅增加0.2%，但是對金字塔頂端的1%來說，收入大增了11.6%，那肯定是復甦了──至少對頂端1%來說是如此。

在新興市場蓬勃發展的背後，也有類似的故事。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為了蟬聯執政，大唱「閃亮印度」（India Shining）的競選口號，卻赫然發現城市的中產階級亮了，但上億農民仍身陷勉強餬口的貧窮線下。同樣的，中國沿海精英的蓬勃發展，跟半數在窮鄉僻壤生活的人民相比有如天壤之別。

所以，本書的目的是想帶大家一窺金字塔的最頂端，從而瞭解世界經濟的改變：他們是誰，財富來自何方，他們如何思考，他們跟其他人之間的關係。這裡不是要歌頌富人名流的生活型態，也不是要改寫十九世紀俄羅斯社會主義之父亞歷山大?赫爾岑（Alexander Herzen）的知名小說《該怪誰？》（Who Is to Blame?）。

這本書一開始就主張我們需要資本家，因為我們需要資本主義──它就像民主一樣，是我們目前為止想到最好的系統。但這本書也主張，結果也很重要。超級富豪把其他人遠遠甩在後頭，是如今資本主義運作的一大結果，也是影響未來的新事實。

其他有關頂層1%的討論，通常是把焦點放在政治或經濟上，那樣的選擇會牽涉到意識型態。如果你支持財閥，你會比較偏好經濟論點，因為那論點讓他們的崛起看似無可避免，或至少在市場經濟下是必然的結果。批評財閥的人通常會偏好政治論點，因為那顯示1%主宰社會是華府的政治權貴一手促成的，非關經濟。

本書則是兼顧經濟與政治面，政治決策先促成超級新貴的誕生，隨著他們經濟實力的成長，政治影響力跟著與日俱增。金錢、政治、思維之間的相互強化是超級新貴崛起的原因，也是後果。但是經濟力量也很重要，全球化和科技革命──以及這兩者創造的全球經濟成長──是促成全球新貴崛起的原動力。就連競租（rent-seeking）的財閥──那些靠政府的優惠決策致富的人──也是拜全球經濟大餅擴張所賜，變得更加富裕。

美國目前仍是全球經濟的主宰，也主導整個超級富豪圈。但本書也試圖把美國富豪放在全球背景下分析，金字塔頂端1%的崛起是全球普遍的現象，在全球化的世界經濟中，超級富豪不管是生活方式及獲利模式，都是最國際化的一群人。

十九世紀的美國經濟學家兼政治家亨利・喬治（Henry George）是自由貿易的支持者，他極力主張自由企業體制，甚至反對所得稅。對他來說，那年代工業鉅子的崛起有如「人面獅身像」，他寫道：「貧困與進步的關連是當代的不解之謎……只要現代進步帶來的財富全歸富豪所有，促進豪奢，擴大貧富差距，那進步就不是真實的，是無法持久的。」

一個半世紀後，這種人面獅身像又回來了。本書帶大家深入資本家的堂奧，窺探這些人的底細，破解這個不解之謎。

前言

第一章 歷史及其重要性
第二鍍金時代／第一鍍金時代／雙鍍金時代：金磚四國登場／雙鍍金時代／中國症候群／快樂庶民與悲慘富豪／贏家：資料

第二章 財閥文化
你從未聽過的美國經濟學名家／勤奮致富／科技新貴的崛起／不是人人都有第二次機會／鍍金的孤鳥／摧毀自尊的機器／世俗聖人／誰賣了夏天？／世界公民／創意新貴／慈善始於何方？／慈善資本主義／0.1% vs. 1%／女性到哪裡去了？

第三章 超級巨星
邁向權力階級的知識分子／伊麗莎白?彼琳頓──第一鍍金時代的天后／卓別林──漸入佳境／馬歇爾證實是對的／羅森也證實是對的／馬丁效應：人才vs. 資方／華爾街和巨星／億萬富豪圈／馬太效應／資方反擊

第四章 因應變革

第五章 競租
世紀拍賣／誰是史上最富有的人？／競租和執照統治的結束／紅色寡頭權貴／華爾街和城市裡的競租

第六章 超級富豪與一般百姓
傳遞快樂／穿牛仔褲的億萬富豪／美國中產階級需要減薪／我的高爾夫球童導致金融危機／自由資本主義意識／道理說不通／認知俘虜／誰的新階級？／贏家通吃的政治／與財政部長保爾森共進午餐／約翰?達斯伍的同父異母姐妹

結語
謝辭

第一章 歷史及其重要性（摘）
「海外有上百萬人可以做你的工作，你有啥過人之處？」

第二鍍金時代
二○○七年六月二十一日，私募基金界的巨擘黑石集團（Blackstone）首度公開上市，那是二○○二年以來美國規模最大的案子，募集了四十億美元，使黑石變成一家市值三百一十億美元的上市公司。黑石集團共同創辦人史蒂夫．施瓦茨曼（Steve Schwarzman）握有的私人股份，在當時約值八十億美元，此外，他也獲得了六．七七億美元的現金。另一位共同創辦人彼得．彼得森（Pete Peterson）則是兌領了十八．八億美元，從此退休。

巧的是，六月二十一日剛好也是彼得森開派對的日子，那派對當然是在曼哈頓的四季飯店舉行，是他女兒荷莉（Holly）的小說處女作《男保姆》（The Manny）的新書發表會，該書稍微諷刺了金融家及他們的妻子在上東區的生活與愛戀。那本小說完全屬於現代的「媽咪文學」（《今日美國報》還建議讀者帶去海灘翻閱），但作者告訴我，她有部分的寫作靈感是來自於，她覺得「很多人對這城市裡到底有多少錢渾然不知」。

荷莉的身材纖細，遺傳了希臘祖父母的地中海容貌－－五官深邃立體，深色的眼眸與眉毛，豐盈的棕色秀髮。新書發表會後，彼得森小姐和我聊了幾次，為我解釋了近幾年超級富豪如何改變財富的意義。

「現在上東區的金錢多如流水，」她說，「很多避險基金的經理人年紀不到四十，但年薪兩三千萬，他們的錢多到沒處花。」她舉某次晚宴的對話為例，「他們開始聊哪些東西的開銷很大，例如使用 Net Jets 服務（為不想直接購買飛機的人，提供「飛機分時擁有制」服務），擁有四棟房子又自己管理四棟房子之類的，那會花掉一些錢。」

彼得森說，當天晚宴上某位同伴講了一句話最絕，她一講完，大夥兒點頭如擣蒜。「她轉過來對我說：『重點是，兩千（她所謂的兩千，是指年薪兩千萬）其實（稅後）只有一千而已。』」

彼得森不是天真的鄉巴佬，以她的身家背景也沒必要嫉妒別人，但是連她這種含金湯匙出生的名媛，都可以明顯看出金字塔頂端出現了驚人的變化。

「在原版的《華爾街》電影裡，那時三、四十歲的人年薪是兩三百萬，已經多到令人作噁。但是後來掀起網路狂潮，之後又出現全球化浪潮，錢真的多到令人咋舌。」她告訴我。

「一些人三十幾歲，靠著避險基金及高盛（Goldman）的合夥人頭銜，年薪多達兩千、三千、四千萬。而且這種人很多，他們開始聚在一起，形成一掛，一起繞著地球揮金。他們和其他人之間的差距開始大到無以復加，電影《華爾街》裡的戈登．蓋高已經不夠看了，他們儼然是不同世界的人。」

資料也可以佐證彼得森小姐的晚宴觀察。在美國，金字塔頂端的一％和其他人之間的差距，的確已經進入了全然不同的世界。一九七○年代，頂層一％的收入約占全國總收入的十％。三十五年後的今天，他們的比例已經逼近全國總收入的三分之一，跟上次的歷史高點「鍍金時代」的比例一樣高。柯林頓執政時期的勞工部長羅伯．芮奇（Robert Reich）以生動的例子說明了這差距有多大：二○○五年，比爾蓋茲的身價是四百六十五億美元，巴菲特的身價是四百四十億美元。當年，美國金字塔底層的四十％共有一．二億人，他們的總財富約九百五十億美元，只比兩位首富的身價總和多一些。

以上是美國的億萬富豪和美國的資料。但是就像彼得森小姐說的，如今崛起的超級富豪有個特色，他們「繞著地球揮金」。二○一一年經合組織（OECD）的報告指出，過去三十年間，瑞典、芬蘭、德國、以色列、紐西蘭等國（這些國家選擇的資本主義形式不像美國那麼激進）的貧富差距擴張得跟美國一樣快，或甚至更快。法國向來以例外自豪，他們似乎是西方大國中唯一的異數，不過最近的研究也顯示，過去十年間，連法國也加入這個行列。

在新興國家中，頂層一％也大幅拉開了他們和其他人的差距。在共產體制的中國，現在的貧富懸殊比美國還大，印度和俄羅斯的貧富差距也大幅擴增。在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中，差距並未擴大，但那可能是因為當地的貧富差距原本就已經很大了。即便是今天，巴西仍是主要新興國家中貧富最懸殊的國家。

想知道在這些以往稱為開發中國家的地方，究竟有多少金錢川流不息，我可以舉最近我和埃及電訊大亨納吉布．薩維里斯（Naguib Sawiris）的對話來說明。薩維里斯的電信王國已經從他的祖國擴張到義大利和加拿大，他支持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上的抗議群眾。有一次他在多倫多的四季飯店招待一群賓客，他告訴我們，他對獨裁者貪得無厭的方式深感不解：「我這輩子一直搞不懂，這些獨裁者掠奪時，為什麼不自己偷個十億就好了，然後把剩下的錢花在人民身上呢。」

我覺得有趣的是，他把獨裁者的掠奪上限設為十億美元，我不禁納悶，在他自己的世界裡，難道他的財富目標就只有十億嗎？

「沒錯，那些福利、飛機、遊艇之類的，加一加只需十億。」薩維里斯告訴我，「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我想引退的話，那是我引退的最低籌碼。」

在此同時，絕大多數的美國勞工可能很擅長自己的工作，賣命地投入，結果不僅分不到一杯羹，很多人的工作、公司、畢生積蓄也因為這股讓財閥更加富貴的力量，遭到無情的摧毀。全球化和科技進步使西方有很多工作迅速遭到淘汰，西方勞工必須和貧國的低薪勞工直接競爭，這對缺乏知識、教育、運氣或是不敢趁機大削一筆的人來說常帶有懲罰效果，於是薪資的中位數停滯不前，因為機器和開發中國家的勞工拉低了西方中產階級的勞力價值。

身為財經記者，二十幾年來我貼近觀察這群全球超級富豪的崛起：我參與了只邀他們出席的歐洲會議，在度假勝地瑪莎葡萄園島或矽谷的會議室裡邊喝咖啡邊採訪他們，在曼哈頓觀察名流晚宴。我從這些經驗中得知的一些情況，其實和大家預測的八九不離十－－有錢人就像作家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所說的，跟你我迥異。

不過，跟我們這時代最有關的是，如今的有錢人也跟以往的有錢人不同了。全球經濟緊密相連，飛快發展，促成全球新的超級富豪崛起，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富一代與富二代，他們是勤奮、高學歷、搭機跑遍全球的精英。他們覺得自己在全球的激烈競爭中勝出，當之無愧，所以面對我們這些無法那樣飛黃騰達的人時，他們充滿了矛盾情節。他們通常相信體制是允許社會階層移動（social mobility）的，但是對於支持體制運作所需要的經濟重分配（亦即繳稅）又不是那麼認同。或許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們愈來愈相似，彷彿是同一掛的環球分子，彼此之間的相似處比他們和祖國人民的共通點更多。不管他們主要是住在紐約、香港、莫斯科或孟買，如今這些世界上新崛起的超級富豪儼然自成一國。

這個富豪國度的興起令人注目，花旗集團裡有一群策略家建議銀行，專為這群日益壯大的全球新貴設計產品組合。在二○○五年的備忘錄中，他們指出，「世界逐漸分化成兩大陣營：財閥與其他人。在財閥陣營中，沒有所謂的『美國消費者』、『英國消費者』或『俄羅斯消費者』，只有有錢的消費者，他們的人數不多，卻占有異常龐大的收入與消費比例。其他的非富人則是人口眾多，但所得與消費的比例出奇地渺小。」

投資圈裡老早就有這種「富人vs.其他人」的分類。貝萊德公司（Black Rock）的首席股票策略師鮑勃．多爾（Bob Doll）是全球最大的基金經理人，二○一一年他告訴記者：「美國股市和美國經濟愈來愈迥異。」前者飆漲，後者停滯。

就連大力主張自由市場的葛林斯潘也明顯感受到日益擴大的鴻溝，最近他在電視專訪中表示，美國經濟已經「非常扭曲」。在經濟蕭條後，「高收入者、大銀行、大企業等等出現明顯的復甦……相反的，經濟體中的其他單位，包括中小企業及大量勞工，仍身陷泥沼，苦苦掙扎。」葛林斯潘擔心，我們看到的不是單一經濟，而是「根本上獨立的兩種經濟類型」，而且兩者的分歧日益明顯。

花旗集團最近想出另一個相關的主題，名叫「消費者沙漏理論」。這概念是說，當社會二分成富人與其他人時，有一種巧妙的投資方式是買進奢侈品業者（鎖定有錢人）及低價折扣業者（鎖定其他人）的股票。這個假設主張，既然中產階級逐漸消失，迎合中產階級的公司也會跟著沒落。

目前為止，這論點看起來是對的。花旗集團的沙漏指數中，包含薩克斯（Saks）等頂級品業者及家庭美元（Family Dollar）等平價業者的股票。從二○○九年十二月十日推出以來到二○一一年九月一日期間，這個指數成長了五十六．五％。相較之下，同期道瓊工業指數只漲了十一％。

雙鍍金時代
新興市場的鍍金時代是最容易理解的概念。亞洲、拉丁美洲、非洲有很多國家都在工業化與城市化，就像十九世紀的西方國家一樣，只不過多了科技革命和全球化經濟的魅力。前蘇聯國家現在不是在工業化（史達林那年代就已經完成工業化了），不過他們更換了協調殘破工業經濟與市場體制的中央計畫經濟，很多人的生活水準因此大幅提升。在這些新興國家中，最頂層的人受益最多。不過，經濟轉變也讓數千萬人晉升為中產階級，幫數億人民擺脫了絕對貧窮的狀態。

新興市場的第一鍍金時代適逢西方國家的第二鍍金時代，這讓新興市場的轉型變得更加困難，也更為容易。更容易是因為以前就見過類似的情況，知道即使過程充滿痛苦的動盪，結局依舊圓滿－－工業革命雖大舉拉開了東西方生活水準的差距，如今差距依舊存在，但它也大幅改善了西方所有人民的生活。

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聯合威力加快了新興市場的經濟轉型，這也是歐尼爾的金磚四國主張獲得強力證實的原因。

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教授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來自歐尼爾的「新鑽十一國」之一－－土耳其，他表示：「我們看到開發中國家的成長更加迅速，尤其是中印兩國，因為西方國家的政策和科技讓很多中等技能的工作移轉到海外。開發中國家可以越級競爭，因為科技讓我們更能從世界經濟的差異中套利。」

艾塞默魯教授認為，這表示開發中國家的第一鍍金時代比西方國家十九世紀的鍍金時代進展得更快。

「一九五○年代，印度勞力低廉，但其他各國無法有效利用那些勞力。」艾塞默魯教授指出，「所以以前他們只能像西方國家那樣慢慢地成長。現在不同了，中國可以更快速地成長，因為中國勞工比以往更融入世界經濟。」

但是這種經濟革命的成果，也可能讓二十一世紀活在第一鍍金時代的日子更加難受。一旦電視、網路或外籍勞工可以即時向你透露你和西方同行之間的經濟差距，即使你已經成長四％或五％，你都可能覺得成長太慢，尤其看到這一代的強盜大亨過著極盡奢華的生活時，你更不是滋味。如今很多大亨享有的尊貴福利（例如私人飛機、心臟繞道手術），可能連洛克菲勒或卡內基都會為之咋舌。

新興國家經歷第一鍍金時代的同時，西方國家正經歷第二鍍金時代。部分情況有如新版的工業革命，就像機器時代把農工與技工的經濟轉變成收割機與裝配線的經濟一樣，科技革命也以機器人取代藍領勞工，以電腦取代白領職員。

在此同時，西方也因為新興國家的第一鍍金時代而受惠。如果你是在達拉斯或杜塞道夫開公司，新興市場城市化的人民可能為你效勞。那對西方國家的財閥來說是好消息，因為他們可以同時享有十九世紀強盜大亨的好處及二十一世紀科技鉅子的優點。但是對西方國家的中產階級來說，轉變變得更加困難，他們等於受到雙重鍍金時代的兩面夾擊。

「雖然整個餅變大了，但很多人能分到的分量縮小了。」倫敦政經學院經濟表現中心的負責人約翰．范瑞能（John Van Reenen）表示，「光喊『多充實學識』很簡單，但是當你已經四、五十歲時，那其實很難。過去十五年間，受害的多是中產階級。」

中國症候群
二○一一年，三位經濟學家大衛．奧圖（David Autor）、大衛．多恩（David Dorn）、高登．漢森（Gordon Hanson）發表〈中國症候群〉報告，探討中國貿易的影響，突顯出目前的狀況。那份實證研究之所以特別重要，是因為它代表了學術界共識思維的轉變。在辯論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原因時，美國的經濟學家常把科技列為主要驅動力。但是這三位經濟學家引用美國勞力市場的詳細資料，主張全球化（尤其美中貿易）也對美國的藍領勞工造成極大的衝擊。「保守地說，這是導致美國同期製造業的就業人數下滑四分之一的原因。」

這個衝擊效應不只造成藍領勞工失業而已，在受到中國症候群波及的社群裡，薪資下滑（尤其是製造業以外的行業），有些人開始停止找工作。結果導致「家戶平均收入銳減」。美國整體也受到衝擊，尤其是申請失能給付的人數增加。

奧圖、多恩、漢森不是保護主義者，但他們對美國是「上帝庇佑下的統一國家」這種世界觀提出質疑，嚴正指出貿易的成本與效益並未平均分攤。他們的研究發現並未「否定」自由貿易的論點，只是「突顯出貿易分配的後果」。

套用經濟學家的術語，那分配效果導致勞力市場兩極化：頂端有更好、更高薪的工作，底部低技能、低收入的工作沒多大改變，但中間的工作開始消失，那些曾是美國中產階級的工作。馬騰．古斯（Maarten Goos）和艾倫．曼寧（Alan Manning）也寫到英國有相同的現象，他們說勞力市場逐漸分化成「爛工作和好工作」兩種。

最近有三位學者探索 iPod 對就業市場的直接衝擊，那是說明「爛工作與好工作」的分化以及中間工作消失的好例子。葛瑞．林登（Greg Linden）、傑森．德瑞克（Jason Dedrick）、肯尼斯．克萊默（Kenneth Kraemer）最近在兩份報告中，檢視 iPod 如何在世界各地創造工作與獲利。他們發現，二○○六年美國海外因 iPod 受雇的人數幾乎是本土的兩倍：美國受雇人數是一萬三千九百二十人，海外是二萬七千二百五十人。

接著來看真正令人驚訝的事實。第一，即使 iPod 創造出來的工作大多在美國海外，但 iPod 創造出來的薪資卻大多在美國本土。美國雇用的一萬三千九百二十人，總薪資近七．五億美元；相對的，二萬七千二百五十位非美國籍的蘋果勞工只賺不到三．二億美元。

當你細看美國 iPod 員工的組成時，那差距又更明顯了。半數以上的美國員工（七千七百八十九人）是零售及其他非專業的員工（例如辦公室裡的支援人力、貨運、配銷人員等等），他們的總薪資只有二．二億美元。

蘋果創新的最大贏家，是美國六千一百零一位工程師及其他的專業工作者，他們的總薪資超過五．二五億美元，是美國非專業勞工薪資的兩倍多，也比蘋果海外所有勞工的總薪資多出許多。所以其他的工作都很糟，但這些是高薪的好工作。

這是為什麼美國對全球化和科技革命感到如此矛盾的縮影。民粹派人士擔心，即使是美國最了不起的創新，在海外創造的工作還是比本土多。那樣的擔心顯然是真的，而且實情可能比民粹派批評者所想的還要殘酷，因為 iPod 創造的美國工作中，有一半以上是比較低薪及低技能的工作。

富國當然可以把一些製造業的工作留在國內，但是那樣做往往意味著那些工作會變得比較糟。二○一二年開拓重工（Caterpillar）和加拿大倫敦廠（位於安大略省）的火車頭組裝廠員工發生勞資糾紛，當時廠方提出的論點就是一例。美國伊利諾州拉格蘭奇村（La Grange）邊界南方的開拓重工工廠生產鐵路設備，勞工的薪資與福利不及加拿大廠的一半。你可以說那是加拿大工會的勝利，也是加拿大政治文化比較保護勞工的象徵。但是開拓重工對加拿大廠的做法，是遣散薪資較高的加拿大勞力，把部分生產遷移到印第安納州曼西市（Muncie）新開的工廠。奇異（GE）大肆宣傳他們把一些製造工作移回美國，背後的實情也是如此。二○一一年奇異在北卡羅萊納州開設新廠，該廠勞工的平均時薪是十八美元，幾乎不到奇異早期工會勞工薪資的一半。

這是米蘭諾維克記錄過去一個半世紀西方勞工勝利背後的悲哀。米蘭諾維克在報告中預測，西方與開發中國家之間的勞工差距，意味著人民會往薪資較高的國家移動，因此出現巨大的移民壓力。但是在物品與資金比人力更能自由跨界移動的時代，比較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工作轉移，而非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