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焦慮與精神之戰

序言：在魯迅研究的沃野上耕耘

魯迅是中國文化巨匠、中國文學巨擘，研究中國近現代文化史，研究中國近現代文學史，魯迅是繞不過的最重要的研究對象，因此走近魯迅研讀魯迅是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必修課。20世紀80年代初，我考入揚州師範學院攻讀中國現當代文學碩士學位時，導師曾華鵬先生專門給我們開設了魯迅研究課程，我以20年代鄉土文學作為碩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大概也與這門課程的學習有關，魯迅就是鄉土文學的開拓者餞行者。1991年，我赴京參加了「魯迅誕辰110周年學術研討會」，開幕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由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致辭，中央在京的重要領導都出席了開幕式，這次會議無疑促進了中國的魯迅研究。

在開始招收碩士生、博士生的過程中，魯迅總是成為我們必須研究的論題，這成為碩士生入門的第一課。在開設魯迅研究課程時，讓研究生獨立研讀作品尋找論題，經過我與他們討論論題、修改論文提綱、修改初稿，有的碩士生的魯迅研究課程作業是經過我多次提出修改意見，常常修改三稿四稿一直修改到達到發表水準才罷，因此碩士生第一篇課程作業大多都能夠發表，從中讓研究生們經歷了從選題、撰文、修改、投稿整個過程，他們對於論文撰寫學術研究就有了更為直接深刻的感受和體驗，對於他們學位論文的選題與撰寫打下了比較紮實的基礎，有的研究生就是從魯迅研究走向學術之途的。

在中國現代作家中，魯迅是最為博大精深的研究?象。張寧在研究中，曾經指出：魯迅逝世後的最初幾年，左翼文化界就魯迅思想「轉變」問題爭執中隱含了兩種不同的焦慮：一種是維護魯迅思想遺產之完整性和獨立性而又難以尋找到明確批評對象的焦慮；另一種則是感到魯迅與自己一致而又不一致的焦慮。這是深入肯綮的。由於研究?象本身的豐富性複雜性，決定了對於魯迅研究的多樣性。在魯迅的一生中，他始終抱著一種絕望抗戰的姿態，一種十分焦慮的心境，既與中國社會的老舊傳統鏖戰，又與民族的惰性決戰，還與自我的內心奮戰，魯迅的孤獨、痛苦、焦慮、絕望等也就始終存在其種種精神之戰中。本著以「魯迅的焦慮與精神之戰」為題的意味，正在於突出魯迅本身及魯迅研究的複雜性和豐富性。

在我指導的研究生中，幾位博士生是以魯迅研究為學位論文的，如張寧的《魯迅與中國左翼文化》、梁偉峰的《魯迅與上海文化》、王傳習的《論魯迅的城市體驗與城市書寫》，張寧的論文還獲得了上海市優秀學位論文獎，受到資助以《無數人們與無窮遠方──魯迅與左翼》之名，2007年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張寧現為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文學院教授、文藝學學科負責人。此文集中的作者，季玢、杜素娟均為我指導的博士後，前者是常熟理工學院教授，後者是華東政法學院副教授。論文作者中，巫小黎是佛山科技學院中文系教授，李洪華是南昌大學中文系教授，李浩是上海魯迅紀念館研究館員，葛濤是北京魯迅博物館副研究館員，梁偉峰是江蘇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王傳習是紹興文理學院教師，林雪飛是瀋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師，劉暢是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師，高興是曲靖師範學院中文系教師，蔣進國是中國計量學院人文社科學院教師，趙鵬是商丘師範學院文學院教師，張猛是浙江工業大學人文學院教師，諸多我培養的研究生們仍然在科研與教學的崗位上兢兢業業地工作，這是我所感到十分欣慰的事。

本論文集所收的論文大多為研究生們在讀期間發表的論文，我將本論集分為文化視野、比較視閾、文學觀念、小說天地、悲情魯鎮五輯，將相關的論文編在同一輯中，其中有的論文有著學者的深邃與老辣，有的論文仍然帶有初學者的稚氣，我都按照論文發表時的情況輯入該著中。
選編該著有一種農夫收穫似的愉悅，論文的作者們都與我有過一段師生關係，有幾位還是在讀的研究生。在選編該著過程中，我恍惚間置身於一片沃野上，滿眼是沉甸甸金黃的稻穗，那種收穫的喜悅湧動於胸。
雖然魯迅研究已經成為一門學問──「魯學」，但是魯迅研究仍然是一片開闊的沃野，誘惑著我們繼續在這片沃野上耕耘！

楊劍龍
2013年3月21日於譫語樓

序言：在魯迅研究的沃野上耕耘
文化視野
1936-1941：兩種焦慮──左翼文化界關於魯迅思想「轉變」討論的歷史考察
同遇與殊途──論胡適、魯迅的婚戀情感及其影響
被「浪子」反抗的「浪子之王」──論魯迅與亭子間文化
論《野草》的現代倫理價值
於「鬼氣」中「祛魅」──論魯迅與中國巫文化的精神之戰
前現代夢魘中的市民空間──論魯迅小說的城市書寫
都市憧憬與鄉村羈絆──海派文化視野觀照下的魯迅三十年代文藝活動
比較視閾
「個體」的生命力與烏合之「群眾」──作為表現主義戲劇的《鑄劍》
荒原狼 ：魯迅小說與黑塞小說互闡
有意味的形式──論《故事新編》與《神曲‧天堂篇》
略論魯迅和嵇康孤獨意識的異同
習以為常和迷茫不解處見醜惡與悲慘──論劉震雲小說中的魯迅因子
神性與魔性──魯迅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氣質比較論
「變」與「不變」之痛──芥川龍之介《鼻子》與魯迅《頭髮的故事》之比較
從童話色彩看《秋夜》的生命哲思──《小約翰》和《秋夜》之比較
文學觀念
魯迅與曾今可及其他從《中國小說史略》看魯迅的小說觀
從《中國小說史略》看魯迅的小說觀
歷史語境變遷中的疊合與參差──魯迅、陳映真文藝思想比較
論魯迅兒童觀與兒童文學觀
論《野草》中的「個人無治主義」傾向
小說天地
色彩：《?喊》《彷徨》的視覺隱喻
魯迅《孔乙己》的戲劇性建構
簡論魯迅小說的死亡敘事與色彩運用
「使這世界顯得更真實」──論魯迅小說中的色彩意象
論魯迅小說中的「客子」形象
悲情魯鎮
論魯迅雜文的自然意象
悲情魯鎮──魯迅鄉土世界中現代知識份子形象探究
論魯迅《故事新編》中英雄的境地與出路
遺失的美好情愫──簡論《朝花夕拾》的情感抒寫與技巧
「冷」而有力的女強人──論《故事新編》中的女性形象

跋

一個有趣的現像是，雖然很多魯迅研究者已經注意到了魯迅與「鬼」文化之間的糾葛，但是偏偏很少有研究者從「鬼」的字面意義上來理解魯迅本人的精神困境，而且，當國內外魯迅研究者談起魯迅與「鬼」文化的聯繫時，「鬼」更多地被理解為奇特「生命力」的隱喻（例如錢蔭愉的《彷徨於明暗之間的隱秘世界──魯迅作品與病與死與鬼》 ，伊藤虎丸的《魯迅的「生命」與「鬼」──魯迅之生命論與終末論》 等），或自身內部矛盾的象徵、自我精神探求的符號（例如丸尾常喜的《「人」與「鬼」的糾葛──魯迅、周作人、胡適等的比較》 ，程凱的《「招魂」、「鬼氣」與復仇──論魯迅的鬼神世界》 等）。筆者以為，假如我們在研究中能夠更多一點地考慮到魯迅故鄉的文化氛圍（據考證，生活在紹興的古代於越族本來就「信巫術，敬鬼神，占卜是他們決定許多事情的依據」 。）以及魯迅本人與巫文化長期糾纏衝突所形成的思維方式，我們或許更能夠從「忠實原文」的意義上來理解魯迅的內心世界。

一個無可置疑的事實是，魯迅在作品中曾多次表達巫文化給他留下的深刻的精神體驗。中國巫文化十分迷信話語神力：「相同的聲音可以把不同的事物聯繫在一起，而且叫出它的聲音就會獲得相應的效果。為了這一點，在廣大民間形成了一種喜歡聽吉語（吉祥話）的風氣。」 在魯迅的筆下，清朝將領刻意地將軍隊命名為「虎神營」來戰勝「洋鬼子」，「取虎能食羊，神能伏鬼的意思」 ，而長媽媽緊張地期待「我」在元旦的早晨叫出「福橘」來 ，江浙人在紅紙上寫上「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或「泰山石敢當」以安身立命 。與此關聯的是中國人對於語言禁忌的極端畏懼，例如阿Q對「癩」的同音詞以及相近詞語的無比忌諱，可見在近代中國，上至國家機器下至普通民眾共同表現出非同尋常的巫術心理。在魯迅的作品中我們又能看到阿長相信裸體婦女能夠戰勝大炮、祥林嫂求助於廟裡的門檻來做替身，這些非理性的迷信行為又分別體現了中國巫文化中所謂的「厭勝法」、「移災術」對於底層勞動者的心理欺騙。由於魯迅在創作中是以自己的個體靈魂直接面對巫文化所籠罩的精神環境的，他在描摹筆下人物的悲劇處境時自身難免也會被烙上陰冷的心理創痕，因此在他的作品中讀者看到的是那些幽玄而兇險的物象：大毒蛇、烏鴉、惡鳥、孤狼、貓頭鷹、飛蜈蚣、白光、長明燈、關帝廟、死屍、骷髏、鬼魂、地獄、死火、墳墓、虛空、無物之陣、黑暗的閘門、人造的面具、鬼臉上的雪花膏……從這個意義上說，魯迅認為自己「靈魂裡有毒氣和鬼氣」並非故弄玄虛。

此外，由於魯迅長期對巫術心理保持著警惕，巫文化所體現的思維方式也必然給魯迅的主體意識造成微妙的影響。弗雷澤在《金枝》中指出巫術是一種「偽科學」，它有兩個思想原則──「相似律」和「接觸律」，並且這兩個思想原則都是對「聯想」的誤用 ，而「這種聯想的原則，本身是優越的，而且它在人類的思維活動中也確實是極為基本的。運用合理便可結出科學之果」 。魯迅思維的一個重要特質就是超常的聯想能力，他常常以一種洞穿歷史本質的眼光來審視眼前光怪陸離的社會現實，又總是感覺到「動起筆來，總是離題有千里之遠」 ，以至於他有時不免懷疑自己「神經也許有些瞀亂了」 ，造成這種「瞀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批判對象的精神反作用也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直到逝世前的四十天左右，魯迅仍舊擺脫不了「鬼氣」的困擾，他在《死》一文的結尾寫道：「但究竟如何，我也不知道。」 可見巫文化的精神體驗給魯迅留下了多麼沉重的心理陰影。

四、「離奇和蕪雜」：魯迅作品描畫的精神之戰

馬克思‧韋伯宣稱：「只有偉大的改革的和理性的預言家才能打破巫術的權力，建立一種生活的理性指導。……這種預言家已經把世界從巫術中解放出來，並且在這一過程中，創造了我們的近代科學技術的基礎以及資本主義的基礎。而中國沒有湧現出這樣的預言家。」 韋伯是以一個社會科學家的身份，從自己的思想立場來評價中國古代文化的整體特徵的，雖然他的觀點不乏真知灼見的成分，但是他的這個斷語似乎有誇大巫術的社會作用之嫌，其合理程度需要進一步商榷。並且，中國人並非沒有表現出對於巫術的排拒，魯迅在自己的作品中就曾經以自己的方式揭露和批判中國的巫文化心理，當然，魯迅的對抗方式充滿著難以言喻的複雜性。

魯迅在其學術著作《中國小說史略》中曾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巫」分成兩類：「巫到後來分為兩派，一為方士；一仍為巫。巫多說鬼，方士多談煉金及求仙……」 從科學的精神理念出發，魯迅對這兩派的「巫」文化都進行了批判，但是採取的批判策略有所不同。就方士來說，魯迅認為「道士思想（不是道教，是方士）與歷史大事件的關係」很有研究價值 ，以仙道為終極理想的方士們一方面散播關於「天堂的遠」的「怪話」 ，另一方面沉溺於煉金治丹方面的臆想實驗。對於巫「鬼」而言，魯迅所不滿的是巫師通過捏造「鬼話」來達到謀財害人的「搗鬼」勾當，但是對於充滿民間想像色彩的有人情味的「鬼」則給予同情，如女吊、無常之類。魯迅對於巫文化的否定並非採取馬克思‧韋伯的理論立場。如前所述，魯迅是側重於從思想解放的維度而非建構資本主義社會理性的角度來理解路德宗教改革的文化意義的，這就導致了魯迅為中國傳統文化「祛除巫魅」的精神歷程是那樣的複雜而又充滿著緊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