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面共犯的理論與實踐（簡體書）

片面共犯是單獨犯罪還是共同犯罪，直接涉及共犯的可罰性界限問題。《片面共犯的理論與實踐》包括片面共犯史論、片面共犯理論和片面共犯實踐論三部分，較系統地對片面共犯進行了歷史探源和立法考察，分析了片面共犯的性質，界定了片面共犯的概念，明確了片面共犯的意義。《片面共犯的理論與實踐》堅持罪刑法定主義的基本原則，立足于主客觀相統一的基本立場，認為片面共犯是共同犯罪的一種行為類型，應屬于共同犯罪的特殊形態。單向意思聯絡是片面共犯的根本特征，也是共同犯罪故意的最低標準。將片面共犯歸屬于共同犯罪的范疇，既不違背罪刑法定原則，又符合訴訟經濟原則。《片面共犯的理論與實踐》在此基礎上概括了片面共犯的構成要件，劃分了片面共犯的基本類型，明確了片面共犯承擔刑事責任的根據、原則及方式。司法實踐中出現的一些案件，有的是典型的片面共犯，有的則形似片面共犯，而實為單純一罪，或是屬于其他犯罪形態。
《片面共犯的理論與實踐》可供刑法學及相關專業的研究生、教師使用，也可作為公、檢、法部門處理相關案件時的參考資料。

這是我國古代關于共同犯罪的最早立法。該規定對共同犯罪的構成，只強調人員的數量（十人以上，群）和客觀表現（越城，相居），而沒有以共同犯意為必要條件。對參與人員較多或“犯罪”時間較長的共同犯罪規定處以較重的刑罰，甚至加重至死刑，對十人以上共犯越城的不僅要殺其本人，而且要株連城中人及其族人。可見這一規定只是共同犯罪現象在法律上得到確認的表現，還不是對共同犯罪的概括性規定，自然不存在片面共犯的概念。
秦朝的《秦律》在繼承《法經》的基礎上，對共同犯罪的規定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特別是認識到了共同犯罪的不同參與形式——教唆行為，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法律答問》中記載：“人臣甲謀遣妾乙盜主牛，買，把錢偕邦亡，出徼，得，各論可（何）毆（也）？當城旦鯨之，各畀主。”?在這一實例中，行為人甲實施的“謀遣”行為，就相當于現在所說的教唆行為，即甲既是犯罪的主謀者，又是犯罪的指使者，他雖然沒有參加盜竊犯罪，后與乙攜贓逃跑，應處以同一之刑。同《法經》相比，這無疑是一個較大的進步。《法律答問》中還記載：“甲盜，贓值千錢，乙知其盜，受分贓不盈一錢，問乙何論？同論。”只要是知情者，雖分贓不到一錢，也和偷盜千錢者同樣論處。又規定，“夫盜三百錢，告妻，妻與共飲食之，何以論妻？非前謀也，當為收；其前謀，同罪。夫盜二百錢，妻所匿百一十，何以論妻？妻知夫盜，以百十一為盜；弗知，為守贓”。妻子知道夫盜竊，與夫同樣論罪；妻子不知夫盜竊，則以看守贓物論處。很顯然，《秦律》把有無同謀作為是否構成共同犯罪的標準。另外，《秦律》還對同時犯與共同犯罪作了區分。這無疑都具有重大歷史進步意義，但是《秦律》對共同犯罪的認識還是不全面的，即仍沒有片面共同犯罪的觀念。
漢承秦制，其中關于共同犯罪的規定也是如此。《漢律》在共同犯罪的規定上，較《秦律》先進的是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了造意犯即教唆犯，且對造意犯處罰嚴厲。《漢書·孫室傳》記載，孫室被選為益州刺史后“深入山谷，諭告群盜，非本造意，渠帥，皆得悔改自出，遣歸田里”。這雖然不是關于共同犯罪的規范性規定，但從中可以看出，漢代統治階級注重對造意者的懲治。《漢書·伍被傳》記載：“被首為王畫反計，罪無赦。”《漢律》將造意者視為首惡，無論如何都不能赦免罪刑。《漢書·淮南衡山王傳》記載：“先告有反謀，又告他人與己反，而自得除反罪。”即是說，既自首了自己的罪刑，還揭發了同謀者的謀反罪刑，應免除自首共犯的刑事責任。但如果系共犯或犯罪集團，而為“造意”和“首惡”者，即使先自告也不能免罪。《漢律》嚴懲首惡犯與造意犯的立法精神，對于《唐律》“諸共犯罪，造意為首”的共同犯罪規定具有重大影響。
在我國封建法制史上較有影響的是《晉律》，雖然其中有關共同犯罪的原文已無從考證，但從晉人張斐對《晉律》所作的注釋當中可以發現，《晉律》對共同犯罪的規定是較為全面的。張斐在對《晉律》所作的注釋中曾指出：“唱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眾建計謂之率……三人謂之群。”（《晉書·刑法志》）“造意”犯的基本條件要求必須有“唱首”和“先言”；“合謀共犯”的構成條件在于“二人”和“對議”；“群”必須是“三人”或“三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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