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中法治論：當代中國轉型期的法律與社會調查（簡體書）

法律以社會為基礎，當代中國轉型期的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呈現著互動的關系狀態。相對于世界上許多發達國家而言，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相應地，中國法治無疑是一種“發展中法治”。當今中國法治的“發展中”屬性，體現在法律制定、法律實施、法律監督等各個環節，同時也反映在各個法律部門中。縱向考察法律形成、運行等各環節，橫向梳理主要部門法的變遷軌跡，這可以展示中國轉型社會時代特征在法律上的烙印。可以預期，“法治中國”目標的實現是歷史的必然發展趨勢。

付子堂，1965年生，河南南陽新野縣人。1981年9月，考入西南政法學院，獲法學學士學位和法學碩士學位；1994年9月，考入北京大學，1997年獲法學博士學位；1999年12月，入武漢大學博士后科研流動站。現任西南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吉林大學理論法學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法理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教育研究會副會長。主編出版“法理學三部曲”——《法理學初階》《法理學進階》和《法理學高階》，結合社會現實嘗試法理學的創新，是“法之理在法外”之理論命題和“應用法理學”之主張的新探索；主編《法理學演講錄》《經典中的法理》多卷本，凸顯了“回歸經典，關注現實”的法理學術發展進路。

從中國法治現代化的道路看，一百多年的歷史就是社會精英試圖通過制度和法律改變社會的歷史，在這個過程中，法律的改革功能被過度地擴大，因此帶來了法律對社會的不適應性，中國人不適應西方移植來的法律制度。按照這一說，法律就應當從社會中自發生成，而不是由國家創造或從西方移植。因此，應當重視人民群眾在社會生活中的規則創造，尊重社會自生自發的習慣規范，從中生成國家法律規范。從這一視角，自然不存在，公民法律意識不強問題了。但這一解說的致命問題是：法律去適應社會，但社會的自發規則難道就真的正確嗎？如何判斷自發規則是正義的呢？而社會告訴我們的反例卻是社會生成的自發規則有不少是令人憎惡的潛規則，因為社會中權力的分布并不是平衡的，權力的失衡導致利益沖突自發解決的畸形化，如錢權交易等現象容易產生出來。相反國家法律通過公正的立法程序誕生出來，其結果可能更公正。
但是否就說明國家法可以脫離社會的習慣規則，甚至可以和它相沖突呢？顯然這種觀點也不正確。那么這里就顯示出一個自相矛盾的困境：法律既需要體現人們生活的習慣方式，但又不能去遷就人們生活的習慣方式，因為人們很可能生活在一種錯誤生活方式中。
以上三種視角既然都存在不足，是否三種視角的結合就可以給我們一個完滿的答案？從三種視角中的每一個出發，我們都可以看到其他視角的不足。但三種視角的結合并不能給我們一個滿意的答案。因為三種答案都對法律解決社會問題寄予了過高的期望，都從法律自身建設的角度出發來看待社會問題的解決。而沒有認識到單憑法律去調整社會存在局限性，這種局限性將導致法律難以實施。
這種局限性主要在于，首先，權力始終先于法律而存在。在人的意志和法律的關系中，人的意志始終會超越法律，決定法律，無論在立法還是司法執法過程中。其次，我們從法律運行中存在諸多局限性看，法律對社會關系的調整并不能做到完美無缺。因此，我們應該認識到，法律難以實施有其自身性質的原因，而彌補這種缺陷必須要到法律之外去尋找。
我們認為，必須找到一種能夠克制權力意志任意性的規范，這種規范不被權力意志所決定，那么當法律在這種情況下也被它決定，并統治社會時，法律將更好地克服它的局限性，更好地被實施。如，在法律含糊需要解釋時，有標準來決定；在法律出現漏洞需要自由裁量時，法官意志不是任意的；在法律監督不及之處，在內心深處有力量來推動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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