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劉戈,中央電視臺財經頻道評論員,財經記者,專欄作家。
曾任中央電視臺經濟頻道《對話》欄目主編、《CCTV中國年度雇主調查》總導演、《中國財經報道》欄目主編、《315晚會》總撰稿、《CCTV中國年度經濟報告》總導演。長期關注和研究宏觀經濟、產業經濟、企業管理、企業形象傳播、個人職業發展等問題。著有《改變美國的時刻》《危機與重生》《聽戈說職場:野生狀態》《雇主品牌》等。
舒泰峰,出生于東南,問學于西北。歷任新華社《瞭望東方周刊》主筆和時政部主任、《東方周報》副總編輯、《財經》雜志資深記者,兼任《新京報》特約評論員、東方網專欄作者。提筆為劍,走馬江湖,以觀察、記錄、分析這個大時代為樂。著有時政暢銷書《中國大趨勢3:中國拒絕捧殺》。
王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常務理事,首都經貿大學人文學院客座教授。曾就職于《環球時報》,任編輯委員。先后就讀于蘭州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南京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北京大學。著有《大國的幻象:行走世界的日記與思考》。
雷思海,政經學者,財經專欄作家,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國際問題研究專家,《世界新聞報》評論主編、首席評論員,開設“天下縱橫談”專欄,欄目文章曾得到有關部委高度評價,被認為“對決策者具有參考價值”。著有《大對決——即將爆發的中美貨幣戰爭》《第五帝國的終結》。
目次
第一章 收入差距改革的阻力有多大
貧富分化孕育巨大危險
中等收入陷阱,繞得過去嗎
高房價拖累中國夢
土地制度改革迫在眉睫
第二章 打造健康的金融圈
替人搶劫自己,荒誕卻真實
貨幣發得比美國還多,無奈
輸出貨幣才是真大國
第三章 經濟轉型,難在何處
打好中國制造的下半場
中國企業必須脫胎換骨
要創造,得先有實力
學會和全世界做生意
新工業革命機遇大于挑戰
第四章 創造力從何而來
拷問教育過度產業化
讓學術遠離官僚
國家與個人相向而行
第五章 新型城鎮化路在何方
新型城鎮化,一場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革命
別讓2.6億人成為火藥桶
用“化人”代替“化地”
要新城,不要空城和鬼城
還權賦能,構筑新鄉土中國夢
第六章 如何阻止道德進一步滑坡
逐利有度,降低一個民族的恥點
不漠視苦難,這是我們對良心的信仰
新技術孕育新道德
重建社會紐帶,做一個真正的公民
重建心靈契約:讓信仰代替拜物教
第七章 法治建設,到底有多難
告別尋租
“拼爹”拼不出中國夢
權貴資本主義是對中國夢的戕害
權力崇拜可以休矣
讓權力下降,讓法律上升
第八章 如何化解人口與環境的新瓶頸
提前消失的“人口紅利”
從人太多到人太老
霧霾染灰中國夢
第九章 中國夢會被一場戰爭打斷嗎
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戰爭在東亞爆發的可能性在加大
中美海戰,還是中國的海洋夢
從挨打、挨餓到挨罵
非軍事化的戰爭騷擾著中國夢
中國不畏戰,也不求戰
第十章 世界能分享中國夢嗎
美國夢遇上中國夢
中國夢是人類智慧的最新結晶
中國夢正讓世界分享紅利
洋漂族的中國夢能成功嗎
學會中國夢的全民表達
編后記
參考資料
書摘/試閱
收入差距改革的阻力有多大
貧富分化孕育巨大危險
最近30年,中國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經濟增長的奇跡。
一個全世界人口最多的經濟體,成功對接了全球化帶來的制造業轉移的歷史契機,一躍成為地球上另一個“超級大國”。如今的中國,不論從經濟總量、科研能力、基礎設施各個方面看,都與其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相匹配。
然而,如果我們把“改革”“開放”僅僅看作是表述一種經濟政策取向的中性詞,而不是另一種頂禮膜拜的意識形態的話,那么在肯定中國改革開放偉大成就的同時,我們不得不承認:在發展的過程中過度追求效率,而忽略公平的價值取向,讓中國在取得巨大經濟成就的同時,貧富差距過度拉大。
過度拉大的貧富差距所造成的嚴重后果已然顯現,一方面消解了人們對改革開放正當性的理解,一方面減弱了人們對生活水平巨大提升的滿足感,同時為中國經濟下一步的可持續發展設置了障礙。
就中國目前的狀況來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收入水平已經由一個相對平均的狀態轉變為一個貧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狀態。尤其是最近幾年,貧富差距的程度已經超過了“中等不平等”的國家。這種變化繼續發酵,勢必為將來的發展埋下諸多隱患,因此引發了有識之士的擔憂。
在過去的30多年里,從發展軌跡上看,中國基本效仿了日本的經濟成長模式:在高效而強有力的政府主導和推動下,經濟高速發展。但從國民財富分配的結果上看,卻產生了如巴西、墨西哥等國走過的所謂“拉美化”趨勢。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拉美和泰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東亞國家都曾經經歷過經濟快速增長階段,只有日本、韓國等少許幾個經濟體成功越過“中等收入陷阱”,進入到高收入或準高收入國家的行列,而大部分國家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增長陷入長期的停頓狀態。
從這些國家的發展過程來看,哪個國家在快速發展過程中貧富差距沒有快速拉大,這個國家就能越過“中等收入陷阱”;反之,哪個國家在快速發展階段貧富差距快速拉大,那么,這個國家必將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無一例外。
也就是說,較小的貧富差距是不跌落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提條件。而中國目前的發展狀態恰好處于兩者之間。
中國眾多的人口、貧乏的資源、錯綜復雜的矛盾,都將導致中國可能永遠失去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的機會。貧富差距的問題解決不好,改革開放就等于全面失敗。這絕非危言聳聽。
著名經濟學者布拉姆巴特指出:“高度的不平等有可能會阻礙增長,因為無法獲得信貸的窮人也許不能利用投資機會,也有可能成為政局和社會不穩的根源,阻礙投資和增長。”
盧梭在《論不平等》中說過:“社會經濟不平等給予共同體中有些人過分強大的影響法律制定的力量,把共同體分裂成充滿敵意的幫派,都不愿意為了整體利益而犧牲小團體利益。”放在200多年后的當下中國,這話精準得令人毛骨悚然。
先賢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貧富差距這種經濟不平等所引發的嚴重后果,即通過隱秘手段暴富的群體會干預立法、司法、行政,并結成特殊利益集團,吞噬經濟發展的碩果。他還說,巨大的貧富差距將造成公民間的相互仇恨、對公共利益的冷漠。貧富差距是真正民主的障礙。
保護窮人免受富人的暴政是所有政府的最重要的責任,社會一旦出現非常富有和非常貧窮的人,再來采取措施就往往為時已晚。最好的做法是從最開始就防止財富極端不平等的情況出現,通過管理社會,保證沒有特別貧窮的人。在盧梭看來,縮小貧富差距,進行收入制度改革,是社會免于陷入混亂和無序的重要措施和必要措施。
對中國來說,現在亡羊補牢,的確已經錯過了最佳時機。在2003年之后,中央的政策已經出現了非常明顯的縮小貧富差距的走勢。一系列縮小貧富差距的措施出臺,包括農業稅的減免、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醫改的推進、保障房的大規模建設,等等。但突發的金融危機打亂了這一進程。4萬億巨額投資在缺少監管的環境下迅速投放,一方面抑制了經濟的下滑,保證了就業;另一方面,巨額投資中的貪腐現象和巨大貨幣發行推高的資產泡沫,也導致財富迅速向富人集中。中央幾年來縮小貧富差距的努力幾近付之東流。
誰先富了起來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基尼系數處于全球最低的范疇之內。這種超低的基尼系數實際上是一種特殊現象。改革開放之后,中國走上了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從某種意義上講,貧富差距擴大是不可避免的現象。
脫離計劃經濟軌道之后,私營經濟開始活躍起來,一部分率先下海的人先富了起來,一部分高級職業經理人開始富了起來,一部分專業技術人員開始富了起來。隨著財富總量的增長、投資渠道的增多,一部分炒股的人富了起來,一部分炒房的人富了起來。
同時,地區之間的貧富差距開始拉大,占據明顯區位優勢的東部沿海地區就獲得了更加迅速的發展,從而使東部沿海地區的居民在收入方面拉大了與西部地區居民的差距。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讓一部分人先富裕了起來。市場經濟在中國的確立也是分階段的,每個階段有每個階段的特征,在每個階段,人們獲益的水平也不盡相同,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和進一步確立,每個階段獲益較大的人群自然會跟獲益較小的人群進一步拉開收入差距,這也符合自然規律。
可見,誰能洞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大勢,誰能與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保持同步,誰就能獲得先機,率先富裕起來。這無可厚非,也不必以道德眼光對之強加否定和批評。這種情況在歷史上是合情合理的,而且是客觀原因造成的。
但同時也要注意到,在中國發展市場經濟的進程中,也造就了另外一個巨大的先富群體——他們更多的是依靠非法或者合法的方式侵吞社會財富。這個群體的迅速膨脹是貧富差距快速拉大的更為本質的原因。
摸著石頭過河的中國特色市場經濟,是一個計劃與市場、權力與市場交織混雜的經濟模式。這種模式是中國轉型的必然產物,同時也被實踐證明是經濟趕超的卓有成效的發展方式。這種發展模式,也必然為財富的巧取豪奪留下許多“空當”。
在“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思想指引下,崇尚擁有財富而不問財富來源成為從官方到民間的普遍共識,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笑貧不笑娼”成為被社會普遍接受的價值觀。依靠非法或者合法不合理的方式獲得財富的比例越來越高,“灰色富有階層”“黑色富有階層”迅速形成壯大。
這個暴富階層分布在“管、產、學”各領域,其核心特征是通過權力勾兌獲得財富。他們可以分為這樣幾個層次。
第一類是貪腐官員或者國有企業管理者,通過幫助商人、企業獲得特殊利益,或者通過提拔干部變賣權力,獲得巨額賄賂。
第二類是通過賄賂政府官員獲得項目的商人。
第三類通過在企業改制、上市、購并等途徑瓜分國有資產,過多占取公共利益的企業家。
第四類是依靠家庭背景或者特殊關系,掌握信息套利或者充當掮客的投機者。
第五類是利用市場監管漏洞,以次充好,生產假冒偽劣商品的不法商人。
第六類是在企業運行中,通過貪污受賄,獲得不法收益的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經理人。
這六類人群的不斷壯大,在導致社會財富分配失衡的同時,也極大地擾亂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則,導致市場失真,讓一些真正守法經營的企業在競爭中處于劣勢。
在市場經濟運行中,貧富差距不斷拉大是一種必然的現象。而稅收制度正是利用二次分配糾正一次分配的不公正現象的有力武器。而目前中國的稅收制度基本上沒有實現這一目標的功能。由于缺乏完備的個人財富報稅和核查手段,個人所得稅事實上成為針對工薪階層的工資稅。房產稅、遺產稅稅種也遲遲沒有推出。依靠以間接稅為主的稅收征收機制,根本無法實現社會財富的二次分配,就更別說對“黑色財富”“灰色財富”的抑制了。
最后,社會保障制度建立的滯后,更加助長了貧富差距。與經濟發展幅度相比,中國的社會保障事業表現出一種明顯滯后的情形,中國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無法有效地保證失業隊伍的基本生活問題,對農村貧困人口的輔助更是杯水車薪。
綜上所述,在多種因素影響之下,中國收入差距過大現象日益嚴重,并對中國社會的健康發展造成越來越大的負面效應。
新三大差別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三大差別是中學生們在政治課的考試中肯定會遇到的題目。這種題目被稱為送分題,幾乎每個學生都會毫不遲疑地寫出以下答案:工農差別、城鄉差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的差別,社會主義的目標就是消滅三大差別。
近幾年另外一些因素造成了新的三大差別,并有不斷擴大之勢,也就是一線員工和管理者之間的差別、壟斷行業職工和競爭性行業職工的差別、本地戶籍和外地戶籍之間的差別。這種差別雖然不像巨富和赤貧之間的差距那么觸目驚心,但由于涉及人群廣泛,也成為中國貧富分化急需解決的新課題。
三大差別是工業化的一個自然產物,當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浪潮席卷到哪個國家,這種差別就必然會產生。但新三大差別則主要是通過制度安排人為產生的。在壟斷行業和競爭性行業之間、本地戶籍和非本地戶籍之間,收入差距尤為明顯。
我們發現,在勞動力的價格形成機制上,市場失靈了。市場調節機制僅對部分群體起作用,而對另外一部分基本不起作用。
在一線員工那里,雖然在地區之間、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間有一定差別,但不管是民營、外資還是競爭性國企,基本形成了全國性的勞動力市場,每一個城市不同所有制中的餐飲服務員、制造業工人、大學畢業生之間的市場價格差別不大。公司管理層,在民企、外企和競爭性國有企業,也基本上是市場主導。
而在金融、電力、煙草、電信、石油等壟斷行業,管理層的薪酬則完全與職業經理人市場的供需無關,在這些企業,管理層只在系統內部流動。一位縣長向我抱怨說,在一個縣城里,電力公司總經理的薪酬是他的10倍,煙草局長、銀行行長、移動或者聯通公司的總經理的薪酬是他的5~8倍不等。
不說管理層,在壟斷行業內部的普通員工之間,由于身份的不同,薪酬和福利差別也越來越大。員工被分成正式工、合同工、派遣工、勞務工等各種不同的身份。同樣的崗位、同樣的工齡,不同身份之間的收入差別最高的能達到5倍之多。那些在移動、聯通營業廳里的業務員,在中石油、中石化油田和加油站里的大量派遣工、勞務工,頂著壟斷行業員工的名分,掙的是和其他行業差不多的薪酬。我的同事曾經講過這樣一個笑話:中石油的小伙子和中移動的姑娘談戀愛,都以為對方是高收入人士,交往一段后一打聽,原來都是派遣工。
和前兩對差別相比,本地戶籍和外地戶籍之間的收入差別不表現在薪酬上,卻通過享受各種公共服務的權利差別,以一種隱形的方式表現出來。沒有本地戶口,孩子上學要多花幾萬到十幾萬元;不能在本地參加高考,只好一狠心送孩子到國外上大學,當然又是一大筆費用。沒有買經濟適用房的權利,買商品房又要增加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元的支出。
從2004年到2009年的5年,中國的GDP從13萬億增長到33萬億,增長了近150%。同期,城鎮職工年平均工資從1.6萬元增加到3萬元,增長了不到90%。而這增加的90%,大部分落在了企業管理層、壟斷行業正式職工身上。農民工年平均工資僅僅從1.1萬多元增加到1.6萬多元,增加了50%。而競爭性行業的基層知識工作者的工資增加幅度甚至還不如農民工。因此,大部分一線員工對薪酬的感受和統計數字完全背離。如果你不是管理層、不在壟斷部門工作、沒有本地戶口,同時也沒有升職、沒有創業、沒有轉行,還在原來的行業和崗位上,那么在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這五年,你的薪酬和福利肯定不會有什么變化。近幾年,由于農村轉移勞動力的日趨減少,人口紅利階段結束,導致體力勞動者的薪酬有較快的上漲,但總體說來,由于制度安排而導致的收入差距不合理狀態依然存在。
第一次分配市場失靈,第二次分配政府失靈。失靈的平方造成新三大差別越來越大,并且有加速發展的態勢。新三大差別的最大受損者是兩個群體——農民工和普通白領,而其中普通白領的感受更加強烈。
如果說,十年前的收入結構是一個金字塔,而現在拉長了變成埃菲爾鐵塔,原來白領是在金字塔的高處的,現在突然發現成了塔座。而那個越來越長的塔尖則由同時具有管理者、壟斷行業和本地戶口三重身份的人構成。
新三大差別,對經濟造成的影響是,消費對經濟的貢獻從十年前占GDP的60%,下降到去年的36%,中產階層的跌落,讓拉動GDP三駕馬車的轅馬變成了一頭瘦驢。這最終影響的不僅是社會公正,還有中
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美國的“大壓縮”
當時間跨入20世紀初,也就是1900年的時候,美國進入了飛速發展的時代,但也正是這個時候,美國社會兩極分化嚴重,收入差距巨大。
歷史數據顯示,從1900年開始到1929年這30來年中,美國經濟得到長足的發展。但收入不平等程度并沒有隨著經濟高速增長的態勢而得到根本改變。在減輕收入不公的影響方面,美國政府的作為收效甚微。
以20世紀20年代為例,美國收入最高的10%人群擁有超過43.6%的國民總收入,而其中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財富更是占到國民總收入的17.3%。
當時的大西洋彼岸,已經在推行累進稅制與建設福利國家領域有了長足的進步。比如說德國,早在19世紀80年代,俾斯麥就引入了養老金、失業保險甚至國民醫療保險等相關體制。到20世紀20年代,英國也已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國家福利制度,包括國民醫療福利。
而在美國,從獨立到20世紀早期,一直依靠關稅養活聯邦政府,除此之外幾乎沒有其他的稅源,也就更不要談建立在稅負之上的社會保障體系了。客觀上,這種稅收政策既使美國企業和富人無稅一身輕,獲得了快速發展的條件,也給歐美工業品進入美國設置了貿易保護壁壘。
可以說,從建國開始,貿易保護主義就是美國的基本國策。但高關稅在保護了美國工業和壟斷企業的同時,卻讓普通百姓承擔高關稅帶來的高物價,百姓要用比歐洲人高得多的價格購買來自歐洲的工業品,而企業和富人們卻從中不斷得到好處。
從19世紀末,一場長達30年的“進步主義”運動在美國風起云涌,要求向富人開征所得稅并降低關稅的呼聲越來越高。但這種努力遭到保守勢力的頑強抵抗,他們祭出美國憲法,并鼓吹向企業和富人征收所得稅是受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萬萬要不得。
爭論一直持續到1913年。之前的1912年,民主黨人伍德羅·威爾遜當選美國總統。作為美國歷史上學歷最高的總統,曾經擔任過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的哲學博士伍德羅·威爾遜最終促成了關稅的降低和所得稅在美國的確立。稅收改革和聯邦儲備系統的建立是這位高學歷總統所宣揚的“新自由”主義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按照新的關稅法案,所有進口商品的平均稅率從37%降到了27%。估計由此將使聯邦政府每年減少5000萬美元以上的收入。這個虧空怎么補上呢?10月31日,威爾遜簽署了另外一項法案——《所得稅法》。法案規定,年收入超過3000美元者繳納所得稅,稅率在1%到7%之間。至此,所得稅在美國終于獲得了名正言順的地位。
用來說服最高法院修改憲法,承認所得稅合理性的理由是:人們從屬于自己的財產中拿出一部分來繳納個人所得稅,最能引起納稅人的“稅痛”,最能增強其公民意識,這將使納稅人對稅率提高都會極為敏感,并對政府如何使用稅收的問題更加關切,因而也只有以個人所得稅為主的稅制結構,對于憲政民主的轉型具有特殊的意義,有助于在私人財產權和國家稅收之間構建起憲政性質的聯系。個人所得稅會加強人們對政府的監督,防止政府對稅收的揮霍。這個推論獲得了美國人的認可。個人所得稅的繳納和使用,成為美國式民主最重要的一部分。
為了讓美國人了解稅收和民主制度之間的重要關聯,美國中學八年級的歷史教學計劃中,安排了稅收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歷史沿革的內容。在高中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公民學和商務教育等課程中,都設有關于稅收的知識,解釋怎樣填寫簡單的納稅申報表,闡述美國稅制與政治、經濟制度變遷的關系。
在此后的歷史上,稅收政策也成為美國政治和經濟發展的晴雨表。基本規律是,共和黨上臺通常會推行減稅政策以刺激經濟,民主黨上臺通常會加大對富人的征稅額度以加強社會福利,在稅收政策左右的搖擺之間,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平衡。里根減稅、克林頓增稅,小布什減稅、奧巴馬增稅,如此反復。
在所得稅剛剛獲得合法地位的時候,主要是向富人征收。經過近100年的演變,中產階級成為納稅的主角,而富人則可以通過各種避稅手段,免除他們應當繳納的稅收,這成為中產階級的心病,也讓不少富人不好意思,以至于連巴菲特這樣的大富豪也呼吁“向我征稅”。
同樣的,在中國,當年為調節貧富差距而開始征收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定為800元人民幣,一年下來正好是萬元戶的收入,至少在表面上起到了調節高收入的效果。但演變到現在,普通工薪族變為稅收主體,而很難從真正的富人身上征到足額的稅。
雖然開收了所得稅,但在20世紀30年代之前,美國基本上是沒有福利、貧民救濟、糧票之類的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也根本沒有政府提供的社會保險計劃。直到羅斯福上任,壓縮貧富差別的政府政策才開始出現。
羅斯福總統在1936年大選前夕的麥迪遜廣場花園演講說:“(既得利益集團)已開始將合眾國政府僅僅視為其自身事務的工具。我們現在知道,金錢集團把持的政府與暴民團伙把持的政府同樣危險。”
羅斯福主政后,開始推行新政。其中在收入分配改革中所推行的“大壓縮”政策毫不夸張地改變了美國因社會不公平而蹈入納粹深淵的危險。
在“大壓縮”政策的主導與實行之下,美國富人與勞工階層的差距急劇縮小,到50年代,美國富人比例嚴重下降,中產階級得到充分壯大,而且美國人民的生活也更有保障,擁有各種新型的福利,如醫療保險和退休金計劃。
可以說,正是由于羅斯福政府推行的“大壓縮”政策,同社會保障與促進就業兩大舉措并舉,使得美國擺脫了大蕭條的危害,并促使美國成長為一個以中產階級為主的富裕國家。
美國的發展歷程,絕不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樣,一直在自由市場經濟的光輝照耀下前進。美國的資本主義是被深刻改造過的資本主義,作為一個后發的工業化大國,美國的歷史對中國的當下具有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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