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策縱作品集 2：文史雜談（簡體書）

事實上，我在寫作那本書之前，對這個問題，已經考慮過很久，在該書的“緒論”中，也涉及這個問題。從“五四”到現在的七十多年間，無論是大陸或海外，一般都是用“五四”運動一詞來涵括新文化運動、白話文運動以及學生運動。當然，這是后來的廣義的用法，在1919年“五四”事件發生時，原來并沒有這樣的用法。但是，過不了多久，這種廣義的用法便已廣泛流傳，普遍為人采用了。其實，我們都知道，白話文運動與新文化運動至少可以上推到1917年，而學生反日運動，起碼也可以追溯到1915年。這些事實都是發生在1919年5月4日以前。當年我還在哈佛，正好郭廷以先生到美國訪問，看過我的書稿，就很高興地稱許我在描述“五四”事件之前，花了很長的篇幅討論在此之前學生愛國運動以及白話文運動、新思想運動的發展，并沒有把史實的先后次序任意顛倒。那么，為什么經過這些考慮后，我還是決定采用“五四”運動一詞呢？這是因為我認為，雖然新文化運動乃至白話文運動本身都可以獨立處理，各成專書，但在討論這些運動時，還是無法忽略1919年后，那些青年知識分子如何來推動這些思潮；如果沒有這批人的推動，可能新文化運動便搞不起來，至少也不會發生那樣大的影響。因此，如果把這些運動分開來談，固無不可，卻不足以說明整個時代的潮流與趨勢，也不能窺見整個時代的全貌。所以我反復思索以后，仍然使用“五四”運動的名稱。不過，我在書中曾經說明，這些事件本可分開討論，大家要作進一步研究，自可再就每一主題繼續深入分析；而我的目的，則是要反映那五年、十年乃至二十年間各方面思想潮流的轉變。經過這樣的說明，我覺得名稱上的問題比較小，甚至已經不成重要問題。三十年代，馮友蘭描寫“五四”運動時，他所談的便都是思想文化運動，而絕不是單純的學生愛國游行等事件。像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因此，在名稱和范疇上，可以說已不成問題。
至于“五四”運動的時限，我在書中曾指出，當時的思想轉變與學生活動，主要集中于1917年到1921年這五年之間；不過，我同時也強調，這個運動不應只限制在這五年，最低限度可以擴充為1915年到1924年這十年，因而我在出版第二本書《“五四”運動研究資料》時，索性便把標題明白標示為1915年到1924年。我之所以把1924年定為“五四”運動的下限，主要是因為是年國共正式合作，著手以武力和黨的組織推翻北洋政權，所牽涉的是軍事與黨派斗爭，與知識分子所領導的思想運動已有所區別，而且當時中國已采納列寧、斯大林式的組織方式，與“五四”的基本精神正相違背，所走的方向也大不相同。這項轉變極其重要，“五四”潮流后來所以未能順利發展，便是遭到此一阻礙。十年前，臺北召開學術研討會，陶希圣先生在會中宣讀了一篇討論“五四”時期自由民主思想的長篇論文，要我擔任評論。我當時的批評，便是認為陶先生講“五四”這一段的自由民主思想，寫得很好，而且是一個很大的轉變，因為國民黨過去不太講這方面的問題，尤其要我來講評，更是破天荒頭一遭。可惜的是陶先生沒有繼續往下討論1923年、1924年間國民黨的轉變，不免有些不夠完備之處。總之，關于“五四”運動的時限問題，我所采取的是一種相當寬松的態度，亦即具體的斷限，應視個人研究的目的而定。在抗戰前夕或抗戰之初，陳獨秀先生還認為當時仍屬“五四”時代。這種看法究竟對不對呢？我覺得也有他的道理。從某方面而言，“五四”時代的精神，恐怕直到現在仍然保留著一部分。當然，這并不是一種嚴格的說法。重要的是，“五四”時代的時間界限，并不能完全截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