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圖有真相：20世紀中國史(1900～1910)（簡體書）

師永剛：《鳳凰周刊》主編，曾策劃編著《宋美齡畫傳》、《蔣介石圖傳》、《鄧麗君畫傳》、《切格瓦拉畫傳》等，引領當代畫傳閱讀風潮。作者歷時十多年，跑遍全球數十家博物館、檔案館，遍尋有關中國的歷史圖片資料，從中精選千余張珍貴照片，編成《有圖有真相：20世紀中國史》。
何謙：文史研究工作者。
東亞：文史研究專家。
圖片總監：大偉
圖片編輯：汪瑩、蔡巖

◆來自全球26家頂級博物館的珍貴館藏。
◆一張張從未見過的歷史老照片，一部從未讀過的百年中國史。
◆為你呈現一個陌生而又新鮮的中國。
◆師永剛為您挖掘從未見過的珍貴影像資料。歷史究竟發生了什么，翻開書就可以去現場看看。
◆本書為你收錄八國聯軍在北京城的巷戰、義和團進京、北洋新軍的興起、清末新政、日俄戰爭、各行各業百姓生活圖景……
◆特別鳴謝本書圖片提供方：美國國會圖書館美國國家檔案館德國聯邦檔案館哈佛圖書館法國Roger-Viollet圖片社大不列顛及愛爾蘭皇家亞洲學會澳洲國家檔案館英國維爾康姆圖書館杜克大學倫敦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蓋蒂圖片中央通訊社等多家機構

1900～2000陌生的祖國（代序）
想象中的天朝
1900交困
1901凋零
1903～1904先學中文，再謀中國
1905～1907激變
1908～1911崩潰
在清朝

“這條河流如此之長，穿過了如此多的地區和城市，江中來來往往的船只如此之多，運送的財富和貨物如此之多，實際上比基督教世界所有河流和海洋加在一起還要多！”
最早走進中國這片土地的西方人中，馬可 波羅無疑是影響最大的一位。而當他留下對神奇長江的贊歌，同時，西方世界也啟程了對東方的想象與探索之旅。
幾個世紀以來，旅行家、傳教士、考古家、商人、政治家、記者、侵略者們各自懷揣不同的訴求、理由、想象還有目光走進中國，各自書寫，也各自記錄。
在馬可 波羅、利瑪竇、湯若望們的記載中，中國是恢弘、壯觀、富裕的東方古國。京師城（杭州）簡直是天城，它的莊嚴和秀麗，是世界其他城市都不可比擬的，城內處處景色秀麗，讓人疑為人間天堂。
在元大都可以找到世界上所有最珍奇的東西。中國人用一種“黑色的石頭”作燃料，讓人百思不得其解（因為歐洲人那時還不懂得用煤）。中國人有美不勝收的瓷器、絲綢、茶葉，也喜歡換取一船船西方人的香料、珠寶。外來人士只要穿上中國士大夫的服裝，就能得到官府民眾不約而同的信任。在利瑪竇繪制的世界地圖上，中國被標在最中央的位置，這樣顯而易見能夠博得和迎合中國人的好感與認同。順治皇帝會對湯若望進呈的渾天星球、望遠鏡等西洋玩意感興趣。湯若望也獲賜二品頂帶，成了最早在中國宮廷任職的西方人。
“中國”被傳遞到西方，被描畫，被口述，毫無疑問都是溢美的辭藻。哥倫布后來碰巧發現美洲新大陸，其實是帶著西班牙女皇給中國皇帝的信函，在探尋中國的航程中的神遇。1784年8月28日，對傳說中東方古國的向往及通商的需求，使得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在建國伊始來到東方，靠岸廣州。從此，美國媒體書刊上開始復制《馬可 波羅游記》式的中國描述：古老、珍奇、神秘、富庶。
在西方人自己的總結中，通過16、17、18世紀的西方航海家、旅行家，尤其是傳教士的活動，大量關于中國的故事、見聞和理解傳到了歐洲。這其中，耶穌會①傳教士的根本作用不是傳教，是在東西方之間架起了一道重要的橋梁。17世紀后期，他們是西方了解中國的最高權威②。
于是，傳教士們來了。
他們攜著西方教義興沖沖地來到古國，如明清之際來華的意大利傳教士衛匡國（原名馬爾蒂諾 馬爾蒂尼）所言，在他們剛剛發現“東域”（Cathay）和“中國”（China）是一回事時，也受到東西方信仰巨大差異的沖擊。他的著作《中國新圖志》里，有了關于“天朝上國”（Celestial Empire）的第一次重要描述。
“天朝”在傳教士們的視野里，有了概念，并且漸次清晰。耶穌會傳教士從自己的天朝經驗中發現，在中國作謙卑和苦行的表白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在中國人的眼光中，卑賤和寒酸并不意味著品行高潔①。傳教士們必須使自己適應中國人的生活習慣，才能在中國生活下去，甚至必須像中國人一樣梳洗打扮自己，不能像其他遠東地區的宗教信徒們一樣死守著他們在歐洲習以為常的禁欲主義原則。
這些渴望在天朝傳遞信仰的西方人，是想給中國人帶來一場思想上的革命。然而，在順從中國習俗的同時，他們恰恰不得不首先學習領悟中國的哲學。
利瑪竇的目光代表了他們早期較為單純而直接的觀察：中國哲學家中最為有名的一位是叫作孔子的人。這位博學的偉人誕生于基督紀元前551年，享年70余歲，他既以著作和授徒，也以自己的身教激勵他的同胞追求道德。他的自制力和有節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斷言，他遠比世界各國過去所有被認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為神圣。
在中國人對祖先崇拜風俗的巨大壓力下，一些傳教士試圖把儒教與基督教調合起來。一部分西方人主張允許中國的基督教摻入祖先崇拜的部分精神營養，但不同教派的傳教士卻堅決反對。也正是因此，17世紀和18世紀前期，基督徒們對天朝的“禮儀”（Chinese Rites）的爭議掀起了風暴。
由傳教士開啟的“天朝”的詮釋與想象之旅，在19世紀進入另一個高潮。這期間，不止是傳教士，記者、政治家、商人，更多的人蜂擁而至。他們好奇而來，驚奇而奔走、發現、記錄、傳達，變的是往來的故事和記述方式，而不變的是，“這始終是一個偉大又高貴的民族；他們古老的倫理思想傳承至今；中國人在文化和考試教育方面值得我們學習；他們的文明比我們的文明更具人性；他們在許多方面都領先于我們……”
西方依舊對天朝想象不斷。
經過17、18世紀傳教士的鋪墊，西方人對天朝的想象變得更加具體。
在倫敦19世紀的雜志《威斯敏特評論》里，關于中國的描述已經不再是幾個簡單的溢美詞匯了：這是個有著悠久歷史、遼闊疆土、眾多人口的國家。從東到西和由北向南各長1.4萬英里的國土上生活著由一個君主統治的三億多人民。而且據推測，這些居民始終保持著自己獨特的風俗習慣，保留時間之長遠遠超過了任何一個有文字記載的民族。
“盡管中國人不能被稱為長相漂亮的人種，他們的表情還算是顯得聰明和令人喜歡的。即使中國女人的面相和外型與男人特別相似，她們的面部卻毫無表情。中國女人通常被人說得一無是處。她們寬大的腦門、塌塌的鼻子、細長的眼睛被看成是丑陋的特征。中國女人的體型比歐洲女人小，但是是勻稱的。”
“人類的歷史進程和中國的發展狀況并沒有呈現出雷同的現象，4000多年來，中國始終保持著國家的統一和獨立，它的管理理論和基本行政機構從未發生過特別重大的變化。”
除此，攝影技術發明前的百余年間，西方人還會通過繪制版畫，向自己國家的讀者介紹當時依舊很神秘的天朝。版畫同時凝聚現場與想象，記載了對于西方人來說頗為細節又陌生的中國。在1873年《倫敦新聞畫報》上，帝京的提籠架鳥就成為令西方人感到新奇的街頭一景。作為珍貴的史料，這些版畫原始地記錄了西方人對于土生土長北京老百姓生存狀態的觀察與理解，而皇庭歲月，城墻、城門的圖景，同時成為研究老北京歷史和城市格局變化的佐證。然而，并非被記錄的即完全真實的。
神秘有時來自西方式想象的自我虛構。即便當時的西洋畫師隨使團參與正式謁見，也沒有可能現場寫生，很多畫作均為事后默寫。在資料極度缺乏的情況下，某些畫作的信息來源也會包括一些道聽途說的傳聞。至于大場面，則多為畫師頭腦中各種東方元素的無序糅合，在關于中國都城的描繪中，有時甚至出現作為背景的熱帶植物、古羅馬街市和古埃及神廟的影子。文學藝術也成為這一場想象之旅中的重要一站。
那時候西方人的中國觀，幾乎都是從文化資料的積累中得來的，而西方人自己富有想象力的有關中國題材的文學藝術作品更是直接塑造了很多人對于“天朝”的第一次想象。荷蘭詩人馮戴爾（Vondel）用衛匡國的《韃靼戰紀》中的史料寫出一個名為《Zung Chin》的劇本。法國作家朱迪斯 戈提爾出版了叫做《龍的帝國》的法文小說。在西方人自己的觀察里，這是第一部以中國為背景，有“似乎真實”的中國情節和中國人物的法文小說。
在波士頓的報紙上，一個歐洲人寫的在中國的經歷，證明了所有的“似乎真實”是由于西方人的想象方式與講述角度，使得中國故事顯得神奇：
當我向艄公詢問我們停泊的渡口在什么方向時，我得到的答案是西北，他說風是東南風。“我們歐洲人就不這么說。”我想他看出了我的驚訝神情，就向我解釋了羅盤針的用法。
他說：“這根針指向南方。”
在中國，我遇到了許多我認為是正確，而實際恰好相反的事情，我同意一個朋友的看法：中國人除了地理上跟我們相對外，其他許多事情也跟我們倒著來。
……這片陌生的非常陌生的土地上的一切真讓我頭暈目眩。

中國人會識別和西方人完全迥異的方向，讓他們頭暈目眩。更重要的是，那時候西方人還不知道，他們想象中的天朝，本來也正走向令人頭暈目眩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