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選中的：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的入學標準秘史（簡體書）

今天，貌似賢能主義的招生政策與過去公開、鮮明的歧視和世襲制體系相比，已經有了巨大的進步，很少有人還會站在威廉姆·F·巴克萊一邊來否認這一點。舊的招生制度直到20世紀50年代還占據著主導地位，當時反猶太主義盛行，寄宿學校的學生廣受歡迎，女生不能申請三巨頭，黑人根本無法接受高等教育，一旦申請獎學金就很可能完全失去了錄取機會。從任何標準上來講，今天更賢能主義的體制要比從前的體制來得公平、公正得多。
在分配高等教育和更高層次的工作崗位等稀缺資源時，賢能主義是更合理的原則，但要讓它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理想，賢能主義卻有著太多缺陷。值得銘記的是，對于邁克爾·楊這位智慧的學者和社會改革家而言，他所創造的“賢能主義”這個詞絕不是什么烏托邦——在這個社會里，要求平等的偉大理想被殘酷的競爭所取代，這些競爭也將造就新的社會秩序，新的社會秩序可能與此前的世襲制度并無二致，也并不會理會所謂的社會公正。
在楊的諷刺文學《賢能主義的興起》中，提高社會地位靠的是一個人是否有能力，是不是精英（被定義為“智力+努力”，縮寫為“I+E=M”），而不再靠他的家庭背景。英國的統治階級認識到，“擊敗反對者的最佳途徑是取得其領導人的支持”，這就意味著“必須要起用并教育較低社會階層中有能力的孩子”。這個目標與杰斐遜的理想驚人地相似，杰斐遜說：“我們應該每年從垃圾堆中找出最聰明的天才并教育他們。”教育機會得以增加之后，隨之而來的便是通過接受教育向上層社會流動的趨向。楊認為，這種趨勢創造了“一種新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社會階層較低的人不再擁有與主流社會思潮相矛盾的思想意識，他們不再是封建制度鼎盛時期的底層階層”。于是，過去對工黨的呼聲，對工作條件、生活條件上平等的追求被對平等機會的追求所取代。這種狀態顯然是埃利奧特、科南特和布魯斯特所鐘愛的賢能主義項目的主要目的之一，但對楊來說，放棄對平等條件的追求無疑是政治和歷史上的一個悲劇。
在楊看來，機會均等這一美國精英階層的神圣原則意味著“機會均等本身的不均等”。在賢能主義導向下，工人階級的優秀子女實現個人流動是很有可能的。“但對整個工人階級來說，這種表面的勝利實際上是一種失敗。”楊認為，最糟糕的或許在于用人唯才的競爭本身對贏家和輸家的影響。在賢能主義里，楊寫道，“上流階層……不再因自我懷疑和自我批評而被削弱”，因為“杰出的人知道成功是對他們自身的能力、努力和無可否認的成績的回報……對下層階級來說”，他們“知道自己和別人享有同等的機會”，但卻只能承認自己不盡如人意的生活狀態是他們自身能力差的結果，而不是因為過去的沒有機會造成的。
雖然賢能主義的初衷是為了促進社會階層的充分流動，但楊發現，這種方法制造出來的精英經過一段時間“又開始慢慢變成世襲的了；世襲和精英的原則合二為一”。這就是在三巨頭發生的故事，家庭文化資源豐富的子女在入學競爭中享有非常大的優勢，家庭條件不佳的子女發現自己在比賽開始前就已經被排除在外了。
楊還證明了自己的預言，即一個賢能主義、能力導向的社會要比階級社會更能容忍經濟水平的不均衡。在美國，三分之二的人贊成“機會面前人人平等”，只有27%的人希望“政府能夠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在英國，能力導向的意識形態還不太占優勢，社會階層的區分仍然相當明顯，只有42%的人認為每個人享有平等的機會，有50%的人希望政府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在另一項最近的調查中發現，只有28%的美國人希望政府采取措施降低收入水平的不均衡，但在英國，持這種觀點的人有63%，在意大利則有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