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聲三字經（簡體書）

相聲的“學”在四門功課里，概念是最明確的。所謂“學”，第一是學人物，學語氣。學個老年人，就要像老年人，而且不但形態上要像老年人，語氣聲態上也要達到“神似”，這不是一天半天的功夫。因為相聲不是為學而學，而是要利用“學”來強化敘述能力和創造幽默氛圍。比如學老年人，不是學完就完成任務了，而是要在角色和演員自己兩者之間機動地轉換，有的時候都沒有語言上的提醒，不說“我學一個老大爺”或者“這個老大爺說”“小女孩說”，直接進入人物，進入對話，如果演員仿學的功力不夠，不但達不到應有的藝術效果，還會讓觀眾一頭霧水。第二就是學其他藝術形式。比如學唱評戲、學演京劇、學唱流行歌曲等。學其他的藝術形式，就要求不但要學得像，還要學得討俏。如果學一句就非常像了，就盡量不學第二句，因為畢竟是仿學，不可能句句都像，多學則無異于狗尾續貂。第三是學方言，行話叫“倒（dǎo）口”。相聲中的方言都是為了刻畫人物而學，或者為了包袱而學，很少有純粹為學而學的。第四就是學其他雜項，比如學電臺播音、學街市叫賣、學動物形態及叫聲等。
相聲的“逗”，不單單指的是“逗笑”，更指的是“抖包袱”的方法。“包袱”是相聲的核心，組織和運用“包袱”有很強的技巧，不會抖包袱，抖不好包袱的演員肯定不是合格的相聲演員。其次，相聲的“逗”往往是捧哏、逗哏之間逗，兩個人對同一件事情表達見解，展示口才，你有來言，我有去語，讓觀眾覺得妙趣橫生。再次，相聲的“逗”還有一種含義，即“引發”。北方話里常有諸如“把他的火兒給逗起來了”的話，即用此義。相聲演員不但要善于說、學、唱，更要善于把觀眾的熱情“逗”起來，營造一種幽默的氛圍，使現場觀眾情不自禁地情緒高昂、笑點降低。我們常見平時很嚴肅的人聽相聲的時候卻一反常態，開懷大笑，這就是演員把他“逗”起來了。
相聲中的“唱”指的是唱戲曲、歌曲、太平歌詞及各種小曲小調等。現代相聲中運用“唱”的手段的節目很多，但要注意的是，“唱”和“學”在某些部分上容易重疊。比如唱一首歌，是算“學”還是算“唱”呢？這里有一個標準，用自己原本的嗓音唱的，就算“唱”，如果把自己的嗓音裝飾起來仿學他人的，就算“學”。舉個例子，如果用自己的嗓子唱一段京劇，就算“唱”，但如果是仿學馬連良或周信芳，則算“學”。如果用自己的嗓子唱一段《千里之外》，算“唱”，如果把自己的嗓子裝飾起來模仿周杰倫或費玉清，則算“學”。
相聲的唱不但有增加節目趣味，使現場氣氛熱烈的功效，在相聲的原生態即街頭賣藝的時代，相聲的“唱”還有聚攏觀眾的作用。
相聲名家馬季曾大膽質疑“說學逗唱”，提出“說學演唱，逗在其中”的觀點，雖有爭議，仍不失為一家之言。
朱少文，窮不怕。一張口，走天下。
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相聲藝人叫朱少文（亦作朱紹文，1829～1904），清末北京漢軍旗人。祖籍浙江紹興，住在北京地安門外氈子房。他幼年學唱京劇，而且有文化，靠教戲、編戲、唱戲生活。后來紅極一時的《能仁寺》、《八大拿》等京劇劇目就是出自他的手筆。據傳，清同治初年，由于“國喪”，朝廷下令不準唱戲，朱少文也只能改行到北京的各大廟會和天橋等處，給觀眾說笑話。他隨身只帶一把笤帚、兩塊竹板和一口袋漢白玉的細粉面。竹板上刻有“滿腹文章窮不怕，五車書史落地貧”兩行字，還有一副竹板上寫著“日食千家飯，夜宿古廟堂，不做犯法事，哪怕見君王”，窮苦相聲藝人的氣節可見一斑。他自稱“窮不怕”，后來，他收了徒弟“貧有本”“富有根”“徐有祿”“范有緣”等，常常帶著一兩個徒弟共同表演一個笑話，這樣又逐漸創造了對口相聲和群口相聲。現在的相聲演員，都尊“窮不怕”為第一代相聲藝人。
及清末，迨民國。說相聲，有八德。
民國時期，相聲正式形成一種特色鮮明的藝術門類，涌現出了數量可觀、技藝高超的相聲藝人。他們創作并累積了大量的相聲段子，就是今天所說的傳統相聲。在這一時期，相聲的藝術技巧趨于成熟。相聲的結構和表演形式都已經定型，組織“包袱”的方式、方法更是豐富多彩，且頗具規律性。
但這一時期的相聲演員必須賣藝求生，這就使得相聲的風格過于小市民氣，還有不少庸俗、低級的表演成分，經常以倫理關系、生理缺陷、互相打罵、互占便宜等方式招笑。這也使得相聲雖然廣受人民喜愛，但極少有能登大雅之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