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魯迅研究 輯二

本書共收錄12篇以魯迅其人其文為中心之論文，見解皆有獨到之處，並立論嚴謹。本期重點文章，有張釗貽對周氏兄弟失和之謎的討論、資料豐富；陳聖屏於魯迅和柏楊的承傳關係，也作了詳細分析，後附陳聖屏與古大勇﹑張釗貽﹑符杰祥等的延伸論述，形成一個論壇，亦屬特色；其餘有關托洛斯基、基督教、小說的修辭、文學史觀相關論述，各有發揮；秋吉收對〈影的告別〉一個字的考證，亦見功力。

本書特色

《國際魯迅研究》是一本學術研究專輯，由五大洲和兩岸三地著名高校協同出版，編委會以魯迅研究專家和現代文學專業學者組成。民國以來，學報似未出現過如此規模龐大的製作。

未來，《國際魯迅研究》將有計畫對韓國和日本的魯迅研究，作一系統的譯介。期對魯迅研究及中國文學史研究，都能有所貢獻。

方環海、蔡登山

方環海（Ｈuanhai FANG），1968 年生，中國江蘇人，復旦大學文學博士，哈佛大學訪問學者，現為廈門大學海外教育學院華文系教授，中國漢辦/孔子學院總部新漢學計劃博士生導師，從事漢語語言學、海外漢學與詩學研究，出版專著《爾雅譯注》、《詩意的語言》、《詩意的視界》等，在國內外發表論文80 餘篇。

蔡登山，1954年生，台灣台南人，淡江大學中文系畢業，現為秀威出版公司副總編輯，長期致力於兩岸文化交流。1993年起籌拍《作家身影》系列紀錄片，任製片人及編劇，四年間完成魯迅、周作人、郁達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從文、巴金、曹禺、蕭乾、張愛玲諸人之傳記影像，開探索作家心靈風氣之先。著作有：《人間四月天》、《傳奇未完－－張愛玲》、《魯迅愛過的人》、《張愛玲色戒》、《何處尋你－－胡適的戀人及友人》、《梅蘭芳與孟小冬》、《民國的身影》、《那些才女們》、《名士風流》、《繁華落盡——洋場才子與小報文人》、《讀人閱史——從晚清到民國》等書。

柏楊沿波而得奇，於一代「魯迅風」作家，實屬異數，如同曼達拉，身陷囹圄十餘載，成為民主鬥士。活仁不自量力，一九九九年六月，於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舉辦「柏楊思想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柏老邀得唐德剛教授作主題演講，德剛教授神交已久，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世有倒屐相迎，歎若謫仙之美談，曾於大阪六朝古鏡展，瀏觀賀之章行草真跡，徘徊不忍捨去，賀氏愛李白之才，言於玄宗，供奉翰林，白也詩無敵，唯剩頌紅妝，遂有絕妙好辭：「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一枝紅豔露香凝，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寒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杆。」
在日本留學期間，偶然拜讀德剛教授《胡適雜憶》，其時於《傳記文學》連載，文采巨麗，揮灑自如。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數當世史筆，還看唐三峽。
德剛教授有「歷史三峽論」，以為二零四零，海內將成為世界樂園，此余不及見，應屬無稽之談。視若童真妙趣，亦無不可。吾猶及史之闕文，柏楊研討會主題演講手稿自國內以「空間內爆」神通擲下，原缺一頁，其餘尚好。
賴有哥倫比亞大學口述計畫，後輩得睹一代宗師風儀。所謂無才便是德，胡夫人無為而無不為，兼擅竹戰。「國家事，管他娘，打打麻將。」乃曾今可於抗戰期間快人快語，論者以為荒惑敗亂無若此者；適之先生當年悠遊林下，難為無米之炊，幸夫人持家有道，例有創獲，燃眉之急遂解。天生異人，必有所用之。余讀陳同甫《中興遺傳》，豪俊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見功名於世者，又何多也？豈天之生才，不必為人用歟？抑用之自有時歟？著書唯剩頌紅妝，冬秀女史不以文字相，不託飛馳之勢，燃脂功狀可封侯，史筆褒之，詩人歌之，壯采煙高，情理實勞。
所謂諸侯經濟即「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故諸侯亦即「國家事，管他娘」之無為而無不為。至於諸侯史學，因珠玉即大師陳寅恪在前，頗
感束手無策，陳氏學不失諸侯本色，不與同調。通史范史含筆腐毫，良有以也。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一九八二年往南沙溝拜會錢鍾書先生，環堵蕭然，不改其樂。先生與近鄰馬力時通魚雁，不出戶而能知天下事。馬君後從政，為「民建聯」黨鞭，貴不可言，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蓋有蔣（中正）公崩殂先例，偶然拾得，亦追主席馬君之殊遇，錢為辭宗，時方貴盛，筆走龍蛇，非夢非煙，未免高攀。話說諸侯史家於陳氏學為之心膽寒，至於錢氏，則又嗤之以鼻，以所為楊貴妃「非」處女考，無異多此一舉，晤言一室之內，又以為柳如是不過名妓，樹碑立傳，著書唯剩頌紅妝，實輕薄遊閑子所為。
網上有以錢氏《宋詩選註》與諸侯史家《胡適雜憶》，如日月疊璧，不過亂點鴛鴦。竊以為《元白詩箋證稿》亦百年一見，引兩唐書與點校本同，唯於日文研究陶淵明之作，書名多植一平假名，其餘頗為精準。地不愛寶，出土唐人墓誌可訂兩唐書諸多舜誤，怵目驚心。要知陳氏治唐史，不過精讀此二書，心無旁鶩，白居易妻族乃牛黨核心，於牛李黨爭語焉不詳，亦屬敗筆。
柏楊深居簡出，然門前有長者車轍，金庸先生曾兼程拜會，識者重之。德剛教授謂胡夫人耍樂之餘，獨鐘射雕神雕、沉湎日夜，暈頭轉向，腳踏七星、司空摘星、天龍八部、凌波微步、月球邁步（Moonwalk），乃至江戶村亂步，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廢寢忘餐，廢耕廢織，於金學迷亦屬尋常事。
柏楊國際研討會已歷四屆，台北中央大學廣發英雄帖，鉅公不期而會達二十人。台南大學承辦第三、四屆，以活仁尚有苦勞，得以躬逢其盛。學術隆重，而案牘勞形，論集梓行遂率意為之，粗服亂頭矣。
邀約留影，以償夙願。去國多年，鄉音無改，德剛教授，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魂兮歸來，伏惟尚饗。

黎序

秋吉收／被忽略的兩個字─從語言學的角度再談《野草•影的告別》
張釗貽／〈傷逝〉是悼念弟兄喪失之作？─周作人強解的真意揣測
陳聖屏／柏楊眼中的魯迅：一個反對偶像崇拜的觀點
張勇／遭遇現實：魯迅沉默期（1909-1918）中的體驗與文學
彭正生／兩種「立人」─魯迅啟蒙現代性思想與儒家「忠恕」之道
盧建紅／魯迅與耶穌的「相遇」─兼論魯迅文學的「宗教性」
方維保／階級情感與民族大義的糾纏─論1936 年病中魯迅的價值立場
陳美圓／魯迅短篇小說詞彙風格研究─以《吶喊》《徬徨》中的十篇小說為文本
周海波／作為現代文學史座標的魯迅
周作人、張黃著，王升遠譯／關於北京大學新設日本文學系（其一）
周作人著，王升遠譯／關於北京大學新設日本文學系（其二）
周作人、張黃著，王升遠譯／中國的新思想界

柏楊眼中的魯迅：一個反對偶像崇拜的觀點

一、引言
在近現代中國思想史上有關「改造國民論」、「國民性批判」和「民族劣根性」的眾多論述中，人們經常希望建立某個思想的系譜，以探究這些觀念是如何像夢魘一般地纏繞於每一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心靈。在這個思想脈絡中，魯迅（周樟壽，1881-1936）經常被認為是國民性批判思想的巨人，他在這個問題上對於中國人的影響，遠超過其他被列入系譜之中的知識份子；在他過世之後，任何中國知識份子所提出的國民性批判論述，通常被人們認為無法完全免除魯迅的影響，或在思想成就上無法超越魯迅。儘管關於中國國民性批判的思想，仍然在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的論述中大量出現，但他們對於當代中國的實際影響，已經無法和魯迅對於二十世紀中國的影響相比。在大多數中國人（至少在中國大陸）的心目中，魯迅的地位有如新中國的孔丘（約前552-前479），他的權威形象不但與當今中國政府的政治正當性緊密結合，並經由政府的教育體系灌輸給下一個世代的中國人。在這種「魯迅崇拜」之中，魯迅研究在當代中國所產生的政治和社會影響，與傳統中國的經學和理學極為類似。
不過，在中國國民性批判的研究領域中，柏楊（郭立邦，1920-2008）逐漸被認為是魯迅思想最重要的繼承人；雖然這個觀點尚未得到人們一致承認，卻似乎越來越流行。然而，在台灣的文學與思想脈絡中，儘管柏楊是著名的社會和文化批評家，但人們很少強調他與魯迅的關聯，因為在柏楊生前，大多數台灣讀者對於魯迅根本毫無了解，更別說有熱切崇拜的心理需要，柏楊與魯迅之間的關聯就不會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然而，對於中國大陸的一般讀者和知識份子而言，在他們談到柏楊的時候，這個問題就經常會被提出來討論。這種現象應是「魯迅崇拜」的副產品，它在柏楊生前就已經出現，並對於柏楊本人如何評價魯迅，產生極為強烈的影響。因此探討柏楊在中國大陸讀者和學者心目中的形象，以及柏楊生前對魯迅所發表的看法，對於理解「魯迅崇拜」的某些基本特質而言，應該有所助益。

二、柏楊是否是魯迅的繼承者？
1.「魯迅、柏楊異同之爭」的起源
在1986 年，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被引介到中國大陸，並由多家出版社出版已經過不同程度刪節的版本，卻仍引起軒然大波。《醜陋的中國人》的引介者和讀者立刻就將柏楊與魯迅相提並論，並掀起被稱作「柏楊、魯迅異同之爭」的論戰。本年由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醜陋的中國人》一書中，附有嚴秀（曾彥修，1919- ）、牧惠（林文山，1928-2004）與弘徵（楊恆鍾，1937- ）的〈「醜陋的中國人」編後記〉。三位作者在〈編後記〉之中認為，柏楊繼承魯迅「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的、正視現實的優良傳統，集中力量展示中華民族在兩千多年來的封建文化，以及一百多年來在「三座大山」壓迫下形成的種種「醜陋」的性格或心理狀態。而這些由柏楊所指出的中國人弱點，其實魯迅早已很深刻地談過。而柏楊的文字看似尖刻，但只要不以詞害意，其「醬缸」的比喻其實就是魯迅所說「昏亂」的形象表現。可是在魯迅之後，對這種民族「劣根性」的分析和指責，卻沒有受到人們應有的重視。於是，三位作者提出一個後來備受批評的論斷：柏楊的「醬缸」比喻，比魯迅更能夠將「昏亂」這個毛病「觀察和剖析得更透徹」，凡是想要去掉「昏亂」沉疴的人，都沒有對柏楊的諷刺產生反感的必要。除此之外，三位作者指出，柏楊在《醜陋的中國人》之中明確提出「崇洋但不媚外」的口號，其實是專指以我為主，吸收西方先進文化和西方比較文明合理的那部份社會風習而言，這就是對魯迅「拿來主義」的發揮。最後，三位作者認為，如果中國要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就不可以諱言中國人在精神上還有哪些不文明之處。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正說明阿Q 主義還附在中國人身上，其結果將只會不利於激勵中國人自身的奮鬥圖強。
這篇簡短的〈編後記〉就隨著《醜陋的中國人》在當時的暢銷，引起很激烈的批評。許多人對於這篇〈編後記〉將柏楊與魯迅相提並論的作法，十分不以為然。梁超然（1936- ）在1987 年發表的〈魯迅、柏楊異同論：評《醜陋的中國人》〉之中即認為，魯迅即使在早年還是一個「進化論者」的時候，也沒有把中國文化看成一團漆黑，他對中國的進步毫不悲觀。後期的魯迅則讚揚中國自古以來就有許多「脊樑」支撐著中華民族的軀體，他懷著豪邁的、熱烈的感情，讚美中國人民的優秀品質。在魯迅確立了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之後，他對於歷史與現實的分析就更為深刻，魯迅「深深懂得，在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隊伍身上，寄託著中國與人類的希望」，柏楊和魯迅在歷史觀、現實觀上就有本質性的區別：在柏楊的眼裡，所有的中國人都是醜陋的，而魯迅則不是，因此柏楊是以偏概全，誣衊全體中國人。其次，柏楊對於中國人病徵的「療救」，是藉由誇大、展覽中華民族的缺點，只能引起毀滅中國民族自尊心，打擊民族自信心的效果。本來可以療救的疾病，也變成無可救藥。相反地，魯迅則總是鼓舞民族的自尊心與自信心，總是對未來充滿希望，總是把現實的黑暗面與光明面區分開來。閱讀魯迅的作品，總是能夠對前途充滿樂觀、充滿希望，增強奮勇前進的勇氣。最後，柏楊和魯迅不但在診斷上差之千里，所開的藥方更是有毒劑與良藥之別。魯迅儘管也主張向外國學習，但他始終認為改造國民性的根本道路在於改革與革命，最後也以自己的筆加入中國革命的鬥爭。他所開出的「藥方」也為中國的革命進程所證實：革命、改革是醫治國民劣根性的應驗良方。而柏楊給中國開出的藥方，卻只不過是全盤「洋」化，他並不能遵守自己所說「徹底崇洋，絕不媚外」的主張。柏楊的「徹底崇洋」就是五體投地，即是真正的「媚外」。魯迅的「拿來主義」絕不是「崇洋」，而且他主張根本的出路還是中國自身的改革與革命，「拿來」僅是自身改革過程中的一個輔助手段，絕不是柏楊所說的「唯一的辦法」。因此梁超然抨擊說：柏楊這種將西洋「那一套」全搬過來作為「唯一辦法」的主張，乃是「一帖毒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