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臺灣社區營造論述之形構

◎作者深入研究社區營造領域，持續出版之第三部探討社區營造的專書。
◎跳脫前作探討社區營造案例之模式，轉而釐清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理論的內在理路。
◎探討臺灣社區營造論述的緣起及其執行後的現象。
◎剖析臺灣各時期因社會、經濟及政治變動所影響的不同社區營造方向。

介紹臺灣社區營造論述的緣起及其執行後的現象，並詳細分析臺灣各時期社會經濟及政治方面的改變，書中不論社造運動的成功率，亦非探討社區營造案例與形式，而是深入探討其影響層面及各種現象。同時彙整眾多資料，以戰後臺灣的社區總體營造論述出現的脈落及其現象作為分析，勾勒出社會變遷中人際關係及家庭結構改變的歷程，探討國家機器對社區營造理想狀態的價值預設。
其研究成果透露出對於社會變遷軌跡的批判以及實踐社會改革的意圖。有助於釐清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理論的內在理路外，亦包含對於該理論的批判與反省，為有興趣於社造運動未來發展的讀者提供了參考教材。

第貳章　二十世紀末葉臺灣社會空間的改變與社區意識的興起

二十世紀末葉臺灣社區實踐論述的出現與社會空間改變及社區意識興起密切有關係，且隨著政治及社會變動使社區營造的意義，產生重大轉變，故本章節首先要探討二十世紀末葉臺灣社造論述形構的歷史社會根源及意義。

一、準後現代性與城鄉社會的變化：二十世紀末葉臺灣社會空間的轉變
「社區」(community)是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的一環，並不單單指的是村里，更不以集合住宅為單元，應該屬於人心裡互動的一種組織，並無固定的範圍與界限。故「社區意識」(community consciousness)必然隨著社會空間及政治、經濟環境的轉變而變動。臺灣戰後的社會結構由傳統農業社會開始逐漸轉變；政治環境也因威權政治瓦解而開始改變，此種階段性演變意外成為社區意識產生的條件，也造就凝聚成為社會運動的契機。茲分別就臺灣社會結構及政治環境演變敘述如后：
1.戰後以迄八○年代以前臺灣既有的社會-空間結構
戰後，國民政府取代日本殖民統治者在臺灣的地位，起初仍延續日治時期人民與政府的關係，並未試圖觸動或改變整體的臺灣社會經濟結構，故當時臺灣的社會組成仍處於地方鄉紳、小農與佃農為主的農業社會。但隨著政經情勢的變化社會結構開始產生轉變。其中在政治方面，經過一連串政治事件（如２２８事件等）拔除了日治殖民時期的本土精英或政治領導者。在經濟方面，則透過土地改革政策削弱地主對農業生產之掌控，再以「以農養工」政策扶植原有的地主將產業重點轉向工業。此時期臺灣正處於威權與現代化主義勢力的相互角力，政治與經濟消長的抉擇。由於當時的政府對美國的援助過度的依賴，只好朝向資本主義親成長發展。原本在土地政策中被削弱的地主，在政府扶植下搖身一變，即成為民營家族企業資本家。而臺灣社會因此漸漸的從以農養工轉為由農轉工，經濟上也由進口替代轉為出口導向。而臺灣的農村則呈現生產力衰退的現象，因應著低工資、低糧價、肥料換穀政策及產銷一元化政策而來的農業破產，造成了城鄉移民，農村勞動人口大量向都市集中，城鄉關係開始改變。
工業化政策推動後沿著省道旁的工業都市則逐漸興起。當時工廠大多選在交通便利及地價低廉的郊區，而許多工商住宅則沿著工廠附近興建。由鄉村移入的勞動人口則多隨著聚集於工廠附近暫時居住(除了都市的原有住民以外)。此時城市在社會中只是一個中繼而短暫的位置，在城市完成工商業活動後仍須回到鄉村去，因為鄉村裡才有「家」的存在，逢年過節總有大量的返鄉潮。比較免於工業化的影響只有後山屏障的宜蘭等東部地區，此時北臺與南臺的城市與港口為臺灣人口集中謀生的地方。另一方面，鄉村地區農村子弟為了追求更好的發展，紛紛放棄農耕，到都市就業。結果造成農地荒蕪，有田沒人種。
而受到工業化的影響，雖保留過去農業社會的家庭權力，但三代同堂組織下，由祖父母掌控經濟大權的情形卻漸發生了改變，三代中的青壯年受工業化影響而出走，轉而負擔起原有家庭的經濟重任。由於臺灣經濟結構的改變，人民對農業失去原有的依賴性，轉而對工業化的嚮往，從當時農村房子紛紛修建成工業化城市先進的設施即可得知。
簡言之，戰後臺灣基本上是傳統的農業社會，因後政府的政策改變，先以農養工再轉為由農轉工，最後造成鄉村社會逐漸瓦解。新的社會更使城市失去凝結力，家庭結構因青壯年的出走發生了改變，根據調查1935至1985年臺灣的人口遷徙趨勢大部分是以臺灣南北兩處集中。其後全球化的興起更加劇工業化即進步的價值觀，且此時勉為保有的傳統家庭結構也因全球化的興起再度改變。
2.來自全球化的衝擊及其區域社會——空間形塑
八○年代臺灣社會逐漸工業化後造成社會結構的轉變，後續接踵而來全球化(globalization)力量更加速城鄉的差距及家庭結構的瓦解，在此差異的社會狀態下，社區論述及社區意識漸漸的興起。
美國為主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sation，NATO)和蘇聯為主的華沙公約組織( 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二者成為彼此對立的的勢力，並展開了長達46年的冷戰局勢(Cold war era)，在經濟上美國實行自由主義經濟（Free　Economy），蘇聯則實行計畫主義經濟（Planned　Economy）。當自由世界組織與華沙共產組織因蘇聯的瓦解不再對立時，全球化的現象則漸漸的成型。全球化的發生源於各國社會歷史政治、文化及經濟等系統被整合性的發展，全球化超越及穿透原本以國家做界限的組織活動，並且使全球形成一種動態的連線國家邊界所刻劃出來的輪廓漸漸消失。臺灣也受到全球化的衝擊下，也使得社會結構發生了改變。
工業化以縱貫線為主要運輸通道的工業區在中山高速公路完工通車後開始改變，沿高速公路旁的加工區漸漸興起，臺灣在資本主義的動員下成功扮演著代工的角色，此時的臺灣北臺與南臺是並重的。然而臺灣在全球化的衝擊下原本代工的角色漸漸被其他工資更低廉的國家取代，尤其是中國大陸，資本家為了尋求廉價勞工以追求最大利潤，就選擇關廠及遣散工人。八○年代晚期，在臺企業為了尋找廉價的土地及勞動力開始漸漸外移。城鄉移民加劇，「家」的組織也因此受到影響，原本移民者仍有的家庭觀念因此有了改變，原有的農村家庭結構被破壞，農民往都市集中，北臺迅速興起，南部雖仍有農村及農業卻十分衰敗。
此時大家庭結構也在轉變中發生結構鬆動的現象，原本的大家庭結構逐漸變為核心家庭結構，親屬間連結較低，往來也不頻繁，傳統家庭價值觀逐漸瓦解，家人關係日益疏離，家庭組織由複雜趨向簡單。在此之下傳統的大家庭制度已逐漸被小家庭或改良式家庭取代，早先密西根大學人口研究中心與臺灣家庭計畫中心合作1977年的調查報告，調查結果原先臺灣家庭結構是以折衷家庭和核心家庭二者並重為主要的家庭結構型態。而另一資料更顯示從民國54年起，核心家庭所佔的比例由35%增加至民國62年的40%，再續增至民國69年的50%及民國75年的56%，同一期間折衷家庭所佔比例並無明顯變化約佔三分之一強左右變動，而聯合主幹家庭則明顯在持續減少由民國54年26%持續降到民國75年僅剩7%，而本來比例就不高的聯合家庭更是只有1%的家庭是此種類型，到了87年核心家庭達到了67.21%，91年仍為持在63.34%。
準後全球化(Globalization)與現代化(modernization)力量造成北臺（城市）的都市蔓延(Urban Sprawl)，臺北市儼然成為全球都市(Global City)，北臺（城市）與南臺（鄉村）開始慢慢脫節，慢慢的北臺已無農業社會，南臺雖然仍有農業社會但是卻相當的衰敝。全球化的力量已將臺灣切割成南北兩塊不一樣的社會型態。在這脈絡中，臺北除了原本即為政治的中心外，在經濟上也開始吸引大量的投資及勞動移民，臺灣北部成為高度成長區域的中心。此時，北臺繁華城市的景象成為人人嚮往的目標，從1986到2000年的人口遷徙趨勢，大部分的人口都往北部集中，臺灣成為北部快速人口增加的狀況。
臺灣的社會價值觀(value)也因為全球化的影響，而開始有了改變。令原本每逢過年過節回到鄉村的習慣也逐漸改變，家族及宗親觀念被打破，漸漸的大家庭中的青壯年在外地有了穩定的生活，由年長者北上過節或乾脆接年長者北上居住，代替回到「故鄉」的習慣，這種情形代表著中產階級(middle class )的價值觀開始被社會所接受，中產階級逐漸主宰社會的命脈與運作。
由上可知，臺灣在經過全球化的洗禮後原本南北人口集中的社會結構再度被改變，北臺（城市）快速的興起，南臺（鄉村）漸漸衰敗，原本家庭結構(family structure)也完全遭到破壞，小家庭漸漸取代原有的大家庭結構，而原本鄉村家族及宗親群體觀念卻在此改變下漸漸消失了。
3.新威權的「本土x金權」操作及地域割裂
臺灣區域社會-空間除了受全球化的影響外，在八○年代臺灣社會因全球化切割產生劇烈變化的同時，另一種新威權的力量也隨著地緣政治的脈絡下割裂地域。全球化的衝擊使臺灣南北失衡，城鄉移民加劇，使得政府不面臨嚴峻經濟課題的挑戰，同時島內的政治情勢也出現巨幅的變動。戰後全臺壟罩在威權體制之下，蔣經國繼位後雖一度提倡「本土化」(localization )但並非臺灣國族意識的倡導，更擺脫不了威權體制本質，而這種現象一直到1987年發生了變化。這一年由於社會運動高度發展迫使執政者宣布解嚴，終結了臺灣將近五十年的戒嚴統治。而後，隨著蔣經國總統逝世，繼任的政權經歷幾次政治鬥爭後，掌握了實權，而政治社會結構也開始轉型。所謂的轉型，一般以「臺灣化」稱之也就是所謂的「本土化」，此時「本土化」論述成為繼任政權取得統治合法性的最佳利器，其企圖讓國民黨擺脫長久以來被認為外來政權的形象。在經濟方面國民黨在蔣氏政權結束後演變成緊密地與臺灣的地方派系的資本家結合的現象，一方面使得國民黨本土化，另一方面也取得政權統治的正當性，成功化解反對黨對外來政權的批評。繼任政權成功的將本土化的「鄉土」轉換成「國族」成為另一種形式的新威權政治。解嚴之前在威權統治之下，是屬於父家長式之政治運作（透過黨—政—軍的運作模式），但僅在於透過經濟特權來拉攏地方派系，以換取個別的地方勢力對中央威權政體的支持與認同，其實只能說是一種類似利益交換關係，地方與政府仍存在一種特有的主從的關係。解嚴之後威權政治瓦解，表面上已實行民主，實際上呈現另一種方式的父家長式之政治運作，改變的是相對關係，當執政者攏絡資本家(capitalist)，釋放相當的經濟利益及政治權利，而獲利者則必須認同其執政者統治之合法性，成為另一種形式的父家長式之政治運作，此種現象使得地方派系在此時蓬勃發展。
臺灣在1987年政治解嚴之後，興起了很多不同以往的現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上述國家機器與地方資本家的關係開始改變。在戒嚴的威權統治時期，國民黨政府與地方資本家的主從關係政府仍是高高在上的，政府僅扶植地方資本家，以強化臺灣資本主義之經濟發展。在戒嚴時期政府與資本家有著相當的距離，以避免被批為官商勾結，這種現象與當初在大陸失敗的政策之檢討有關。然而這個現象在蔣氏政權結束後漸漸開始轉變。為了掌控政權，後繼者完全改變之前的運作方式，直接喊出了「政府的角色就是為資本家賺錢」，更是公開邀企業界餐敘或打高爾夫球，政府與資本家的關係開始改變，這個改變卻也造成了許多地方派系接連形成，政府與金權開始緊密的掛勾，甚至透過地方選舉後派系進入中央成為全國性的財團。此時國家機器仍像父親一般有無上的崇高地位，也以各種方式保護私人資本擴大利益。此時臺灣貧富差距日漸增大，原本的「農業」已經成為貧窮且落後的代表。
由此可知，1987年後威權政治瓦解及社會運動崛起後，選舉不再只是單調的政見發表會及發送傳單，選舉活動花費越來越多，民眾已可積極參與選舉的各項活動，不必擔心白色恐怖下所衍生的政治迫害，整個選舉的形態產生改變。解嚴後選舉動員的力量儼然成為相當重要的事，民眾聚集的力量則成為對選舉人或黨最大的肯定，選舉時人脈及地緣因素常重於理念與政見，此部分的改變則使選舉漸漸成為地方派系與金權力量擴張的溫床。而選舉常訴求的「認同」總常是隱含著族群的挑撥與對立。以「本土的」意識來行排除異己之實，儘管不直接挑撥族群議題，但卻都具有聯想空間，相關言論及文宣總是充滿強烈的挑釁與族群暗示。社會力量蓬勃發展後，政府雖被迫進行部分改革，但改革的步調祇是做某些非原則性的讓步（concession），而整體威權體制的形式並沒有大幅度的改變。新威權加上金權的結合，再度使臺灣社會型態改變造成地方派系崛起，雖然地方因派系滋長而分裂，在分裂的地域中，社區及地方意識卻吊詭的興起，人民透過另一種方式表達對政府的政策的反對及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