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從來都有真性情

:歷史其實很真實，每一種選擇都體現了一個民族的性格。

這本書主要是從大文明的角度來探索中國的政治史和思想史，以及附在其上的具體事件，並試圖對其反映的文化現象加以歸納和說明，給讀者以啟示。

作者在書中盡力梳理了中國歷史上的重大變革和相關問題，探討了中國政治制度的存廢以及知識分子在中國歷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將傳統歷史觀點的局限一一揭開，還原了歷史的本來面目和真性情，以冀讀者能在一本書內看透民族的性格、改革的動力和歷史的靈魂。

〈自序〉
反芻歷史，與靈魂相遇

一

我一直是個歷史愛好者，青年時代也自認為很懂中國的傳統，但隨著各種檔案和資料的解密以及新的學術研究成果問世，我突然發覺自己以前幾乎是處於對歷史與文化的無知狀態。這種無知並非由不讀書造成，恰恰相反，是之前讀得多了導致的。歷史課本與評述全都囿於某種框架，有意無意間，我們被人帶著，很多事件霧裡看花越看越不清，自然而然就會走進誤區。

從此以後，我不知不覺地受到清代考據派的影響，他們的研究強調史實本身的實證與其他多方材料的印證。在學習與思索的過程中，我慢慢體會出當年陳寅恪提倡「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乃是學者的第一品德的緣由，若沒有這個追求，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學術。這牽連出對一個人學史和治史的內在要求：我們應該以什麼樣的態度來對待歷史？

史書究竟應該為古人或死人而作，還是為生人和後人所寫？這也是關係到史學根本出發點的問題。中國人雖然說蓋棺論定，然而死後的任何評價也只對活著的人有參考和警示價值，斯人已去，你罵他渾蛋也好，說他是聖人也罷，對他本人均已毫無意義。人類記述自己的過去並不是為了辦展覽會，更為重要的是能夠以史為鑒，讓現代人不再重複古人的錯誤，為後來人尋找到更加幸福和美滿的生活方式。李世民曾講「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強調的也是後人根據歷史經驗判斷出社會的發展脈絡。

二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獨特的文化之一，它像一座寶庫，在經歷了近代西方文明的衝擊以及本民族毀滅性的懷疑後，仍能不斷發出光芒。這與整個國家的地理環境有很大關係。

喜馬拉雅山脈可以算是我們這個星球上最雄偉、最高大的山峰群了，它橫亙在青藏高原的南端，位於中國西藏與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爾等國之間。它是一條很年輕的山脈，三千萬年前這裡還是一片汪洋大海，由於印度洋板塊向北俯衝，撞擊歐亞大陸板塊，造成喜馬拉雅一帶地殼的隆起，逐漸形成高聳的山峰。青藏高原成為世界屋脊，大概是在三百萬年前，喜馬拉雅山脈阻隔了印度洋暖流向北的移動，致使高原以北成為乾旱少雨的地方。這也是世界上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瑪干以及中國西北部庫姆塔格、古爾班通古特、巴丹吉林、騰格里等一系列沙漠形成的原因。強大的西北風把新疆、內蒙古西部與甘肅境內的沙塵不斷向東、向南吹，逐漸堆積成黃土高原，成為肥沃的土壤來源。

黃河並不像諺語中說的那樣是條多災多難的河流，它更多地承擔了華夏民族「母親」和「搖籃」的角色。洪水氾濫解決了水利灌溉問題，淤泥則成為土壤中的肥料。華北平原是一個典型的沖積型平原，由泥沙沉積而成，黃河、淮河、海河、灤河等河流不斷地把大量黃土沖到中下游，很多地方沉積厚度可達七、八百公尺，沉積最厚的開封、商丘等地甚至超過了五公里。黃土與河流構成了農業文明產生的基本要素，就像尼羅河水一年一度淹沒兩岸地區孕育了古埃及文明的誕生。

與農業文明發生所需條件相一致，中國人的歷史觀是天、地、人三才合一的，即天文、地理與人類的共同作用創造了我們活動的軌跡。農業生產除了土地、河流等基本條件外，最重要的就是天時。農作物的生長規律是與日月星辰的運行密切相關的，因此根據天文來安排人類的生產活動，直接關係到農業勞動的收成。運氣好，風調雨順，能有好的回報；碰上天災、乾旱或洪澇，就有可能餓殍遍野。這也是人們祭天的最早動機。處於靠天吃飯狀態的人類很容易把天想像成跟人一樣有感知，希望通過對天表達敬意來換取天對人的好感。所以古人認為，自然災害是天對人的懲罰，而五穀豐登也是天對人類善行的賜予。

人類構建什麼樣的社會結構，往往取決於自然條件與自己的生存狀態，當黃河文明在孕育的時候，這種以農業為基本生產與生活方式的文化已經定位。農民是分散的，他們的利益不在於通過參與而表達自己的訴求，而更傾向於選擇領袖統治制度。田園牧歌中，人們感覺不到政治追求的迫切性。農業社會的管理方式是粗放的，也只能粗放，因此人治下的法律雖弊端叢生且不能很好地解決社會問題，但已足以應付普通情況，而法治管理所需成本則不是一個農業社會所能承擔的。這種成本不光包括物質層面，與之配套的一系列精神價值觀以及由此產生的人類行為方式也同樣需要花大力氣來培養。

三

在人類從血親部落的原始社會向形成國家政權的轉化過程中，宗教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此時的宗教承擔了解釋世界、培養人們內在的道德、充當人的行為規範標準以及懲戒方式等功能，甚至給處於艱難渴望中的人們一種心理指導或安慰。毫不誇張地說，沒有宗教便沒有文明社會的誕生。廣義的宗教是與建立道德體系緊密相關的一種文化現象，它除了在思想和感情上影響人類外，也發展出倫理標準和禮儀規範，進而構成社會組織和政治制度的基礎。

從一開始，政權結構就是建立在皇帝、國王、諸侯、將軍這種專制的體系上。這不能說是人類缺乏想像力的結果，而是一種文明發展階段的內在要求。以等級制來建立家族與社會關係並非人的創舉，我們從對靈長類動物猩猩或狒狒的家庭組合模式的觀察中，可以發現各種人類組織行為方式的原始雛形。將自己置身於一定的權威之下，用犧牲部分自由換取某種安全保護，成為組成社會的一種共識。法國思想家盧騷（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指出：任何國家的法律都不是上帝指定的東西，而是建立在人的意志的基礎上，一個社會唯一合法的東西就是它的成員同意某種契約，這種公約將依照大多數人的利益，把自由和正義的統治結合起來。

這本書主要是從大文明的角度來探索中國的政治史和思想史，以及附在其上的具體事件，並試圖對其反映的文化現象加以歸納和說明，給讀者以啟示。

四

一個人寫書的過程也是一個人成長的經歷。任何一本書，看上去是說古道今，好像都是別人做過的事情，似乎與作者無關，其實，書中體現的全是作者的人生境界。

所有人生的智慧其實是在痛苦中得到的。對我來講，最早起心動念想寫作並不是因為有什麼研究成果需要展示，而完全是自己在認清現實後，在認真的反省當中，對生命有了一些體悟，想把它表達出來。很長一段時間，我的眼睛是長在頭頂上的，挫折中失去的痛苦使我能夠靜下心來思考，並仔仔細細地總結生命裡的得與失。在檢討人為犯錯的過程中，我可以清晰地感覺到古書的智慧，先賢們早已把人生道理教給了我們，只是因為我們自身的水準太差，才在一個地方反復跌倒。通過反省，我的生活開始改變，靜坐逐漸成為一種常態。我不僅舒展開緊鎖的眉頭，一旦解脫了自我的焦慮，對待所有人和物也都寬容起來。我終於不願四處奔波尋找所謂的「洪福」，而是躲在家中，享受清靜帶來的愉悅。雖然人最早的痛苦起源於平常生活中欲望的不滿足，但是經過昇華，將日常的內心苦悶轉變成范仲淹所說的「天下之憂」時，智慧之光就會慢慢顯現。

反思和自我批判使自己真正上了一個台階，我彷彿將大學重讀一次，又好像牛的反芻，把吃進去的東西再度咀嚼，系統地將舊書重讀與靜思。溫故確實可以知新，讀過的書籍再讀一遍，體會和感悟不同以往。本書就是在這麼一種狀態下寫成的，它是我對以前所學知識不斷再認識的一種記錄。這本書雖以歷史命名，卻並不是一本史書，更像是拾遺補闕的一些閒論。書中有不少我個人的見解，缺陷和錯誤一定在所難免，歡迎讀者批評糾正。

□《實用歷史叢書》出版緣起
□自序：反芻歷史，與靈魂相遇

第1章　探尋真相──歷史的開端
一、神話是歷史的源頭
二、是什麼導致了歷史失真

第2章　秦朝的政權結構──千年不破
一、千古不變的政局
二、刻薄的商鞅
三、六國與統一擦肩而過
四、秦朝為什麼要集權
五、中央集權郡縣制的演變
六、歷史循環往復的怪圈

第3章　改革為什麼難成功──變革的阻礙
一、王莽改制，人格分裂的局限
二、北魏孝文帝改革，急功近利
三、王安石的變法死局
四、張居正最後的掙扎

第4章　帝王功業──扭曲的價值觀
一、別仰視秦皇與漢武
二、天驕成吉思汗背後的血腥
三、楊廣大頭症患得不輕
四、名將與血色殘陽
五、如何看待帝王的功業

第5章　相權與君權的博弈──胳膊擰大腿
一、從「蕭規曹隨」到漢武內朝
二、東漢的尚書台閣
三、「杜斷房謀」與「三權分置」
四、宋代勸諫文化的形成
五、明朝內閣與清朝軍機處

第6章　非主流政治──專制下的政治醜態
一、母后政治
二、外戚政治
三、宦官政治
四、酷吏政治
五、軍閥政治
六、奸臣政治

第7章　士精神──中華民族的脊梁
一、何謂「士」
二、士精神的起源
三、孔曰成仁，孟曰取義
四、忍辱負重的典範
五、士為知己者死
六、俠義之士

第8章　農民運動──被詛咒的歷史怪圈
一、中國歷史發展的動力在哪裡
二、張角的黃巾起義
三、黃巢與李自成
四、成功的劉邦和朱元璋
五、《水滸》只是一個民間夢想

第9章　隱士風度──逃避還是曲線濟世
一、隱逸思想的來源
二、竹林七賢的帶動作用
三、佛道合流的出世情懷
四、隱士的貢獻

第10章　思想的啟蒙──重壓下的異端學說
一、漢代經學的不同聲音
二、離經叛道找不到出路
三、宋明理學的要義
四、朱子學說成就了誰
五、陸王心學的出路
六、對理學的褒貶不一
七、明末清初的思想啟蒙

第11章　命運走向何處──滅頂之災的啟示
一、別笑，你就是井底之蛙
二、到底誰是賣國賊
三、林則徐真能救國嗎
四、謊言幫與葉名琛的無奈
五、日本人的選擇
六、清議與反思
七、思想與現實之間難解的死局

第5章
相權與君權的博弈──胳膊擰大腿
 
君與臣的關係是中國歷代政治的基礎，其實君和臣的概念是相對的，上級則為君，下級就是臣。比如春秋時期諸侯國的國王在大夫面前是君，在周天子面前又是臣，並不一定皇帝才叫君。君與臣之間有一定程度的固定性，否則今天你是君我是臣，明天你變成臣我又是你的君，角色的輕易變更使得人們很難保持某種身分的持續認同，建立在不確定人際關係上的倫理道德體系更無從談起。所以自從郡縣制以後，固定上級身分只有皇帝一人，其他的官吏可上可下隨時變動，因此忠君就漸漸變成了皇帝一人獨享。

但在民間，「君」仍然被當成一種對人的普遍尊稱而一直保留下來，諸如「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等等。一個國家最重要的臣就是宰相了，在封建分封制度下，各諸侯國和大夫采邑都自行其是，秦統一六國以前的宰相權力只局限在他所在的宮廷內部，很有限。但在中央集權建立以後，各地官吏統歸皇帝和宰相任命及直接管理，皇帝與宰相之間的互動對整個國家就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君權與相權就成了兩千年政治生活的中心所在。

近代國學大師錢穆述及歷代君權與相權時談到相權對君權的制約功能，他在〈中國傳統政治〉一文中概括道：「要避免世襲皇帝之弊害，最好是採用虛君制，由一個副皇帝即宰相來代替皇帝負實際的職務及職責。明清兩代則由皇帝來親任宰相之職，只不負不稱職之責。宰相負一切政治上最高而綜合的職任。」錢穆的設想是好的，但這種結論不完全符合史實，因為軍隊歷來都是皇帝家族的私人部曲，所以中國的皇權從來沒有虛過，而且不斷地得到加強。

中國歷史上在封建制向郡縣制轉變的過程中，有一位主張虛君制的秦國宰相與甘願成為皇權的奴隸、主張舉國體制為一人服務的宰相李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歷史不願給失敗者太多的筆墨，因此在歷史的一隅，這位主張虛君制的人靜待後人的評判與研究，他就是嬴政的「仲父」呂不韋。

虛君制是呂不韋提出來的，其主張就是君主無為，僅是作為象徵。這種虛君制與西方的君主立憲制有異曲同工之妙，這還是在兩千多年前提出來的，令人扼腕歎息的是這個觀念未能實施。《呂氏春秋‧分職》如是說：

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眾智也。能執無為，故能使眾為也。

大意是說，君主處於超脫狀態才能起到監督的作用，百官也才能發揮出他們的能力，君主若事必躬親反而會造成國家的衰弱和混亂。這真是一種很好的政權設計模式，君主不必世襲，君權與相權有一個合理的分割。呂不韋在嬴政親政這一年公布《呂氏春秋》，是希望他的思想能由嬴政貫徹執行，然而事與願違，嬴政在李斯的協助下繼承了商鞅的思想，在法家治國的路線上越走越遠。

從《呂氏春秋》這本書可以看出，呂不韋對秦國未來政治制度的設計是有思考的，他是個政治家，看到僅僅採納法家主張的局限，所以兼採眾家糅合成一條「呂氏路線」，然而這種精心安排的政治綱領卻被他寄予厚望的嬴政輕易捨去，連試驗都沒有。商鞅最後的命運比呂不韋更慘，但他的政治主張卻延續了下來，並開秦政治的先河。這些表面看是個人的悲劇，背後隱藏著整個民族的心理與性格。從呂不韋罷相開始，君權與相權博弈就成了中國政治史上最糾結的一道難題，不斷被政治家修正，中央集權的政治一直沿著強化君權、削弱相權的路子闊步前行。

一、從「蕭規曹隨」到漢武內朝

西漢王朝的第一任宰相是蕭何，這是一個跟隨劉邦打天下的功臣，他最大的特長就是「鎮國家、撫百姓、不絕糧道」，因此在開國功勞的評定中他始終位居第一。當時有人不服，說我們身先士卒，冒死拚殺去攻城掠地，像曹參打仗曾身負七十多處傷，蕭何從沒上戰場，就是耍嘴皮子議論議論，憑啥他的功勞最大？劉邦告誡大家說：你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像打獵，最重要的是指示獵物方向的獵人，而不是追咬獵物的獵狗。

戰爭勝負最重要的保障是穩固的後方與後勤，項羽軍事能力上遠遠強過劉邦，可他背後卻是韓信和彭越的不斷襲擾，疲於奔命，本來江東是他很好的根據地，他卻死也不肯依靠，有蕭何這麼一個人幫劉邦打理後勤，項羽失敗就是必然的了。中國歷史上評價政治人才有三個標準：將才、相才和經才。將才是指軍事方面的才能，相才是治理國家、安撫百姓的政治才能，經才是研究儒家經典的學術才能。比如諸葛亮，既能治國安邦又能領兵打仗，就屬於將相之才；王陽明，理學大師又有軍事建樹，就屬於經術和將略的綜合性人才。蕭何就是典型的相才，無論是戰亂還是和平時期，他都能把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

秦國是中央集權郡縣制的草創時期，君權與相權如何平衡，各管什麼，也沒有明確的規章條文。嬴政極其殘暴，不會容忍權力被分享，李斯是法家思想的忠實執行者，他把自己死死定位在一個出謀劃策者的位置上，而不是承擔國家治理使命的人。西漢的政治體制是在秦朝的屍體上建立起來的，既有集權又有分封，五花八門什麼招都用，中央集權的設計能抄襲就抄襲，只是廢除了法律苛酷的成分，不知道怎麼幹就什麼都不幹，無為而治。

漢初的「無為而治」體現了兩層含義：一是打著崇尚道家黃老之術的名義，實際上是在生產力大破壞之後急需與民休養生息，老百姓窮得連褲子都沒了，已經完全失去了集中國家力量繼續為統治者窮奢極欲服務的能力。劉邦剛當上皇帝找四匹顏色一樣的馬都找不到，很多當官的只能坐牛車，可見當時社會的困窘程度。二是蕭何、曹參等人雖有治理國家的才能，卻不是李斯這樣的政治改革家，他們沒有思想，也沒有成熟的政治理念，面對秦末紛紜複雜的社會現象也不知道政治制度該如何設計，反正就像個大管家一樣，讓老百姓先能活下去，不造反就萬事大吉了。個人方面先圖自保，憑著感覺小心翼翼地處理與皇帝的關係，有餘力了再為國家百姓做點兒事，根本談不上宰相與皇帝之間合理的權力分割與監督。

比如蕭何，《史記‧蕭相國世家》記載：

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

大意是：頒布法令約束百姓，建立宗廟社稷等國家的象徵，興修宮室和縣城等，都向劉邦彙報，批准了就辦，來不及上報的，就按當時的情況自行處理，漢王來了再報告給他。這就是劉邦與蕭何的權力狀況，從此可以看出兩方面的情況，一方面宰相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皇帝做的事都由宰相去頒布和具體落實。另一方面宰相的權力又非常有限，他是臣僚和下屬，只有建議權，甚至經常會被皇帝猜疑。蕭何曾經三次用計避免劉邦對他的疑心，第一次還是在戰爭時期，劉邦幾次派人慰問蕭何，蕭何採納鮑生的意見把自己的子弟都派上前線，才打消了劉邦的疑慮。第二次是劉邦平定陳豨謀反時，蕭何幫助呂后設計殺了韓信，劉邦雖然表面表彰蕭何，實際是害怕他也有二心，為此蕭何用召平之言，不僅拒絕封賞，還把全部家財拿出來資助軍隊，又躲過了一劫。第三次蕭何不得不故意強買強賣土地，用汙損自己名譽的方法來換取劉邦不再懷疑他刻意籠絡民心。然而他還是被劉邦下了獄，雖然最後得以釋放，但宰相在皇帝面前除了戰戰兢兢以外，已經不可能有任何政治主張了，人格上不能獨立，政治的獨立更談不上。

蕭何雖不是什麼推動歷史進步的大政治家，但他的政治水準還是很高的，除了治國才能外，他不僅發現了韓信，還在彌留之際推薦了與己不睦的曹參接任相位。他按照劉邦和自己的性格來處理君權與相權，他的這些處理模式被和他有矛盾的曹參全部繼承下來，終其一生不去改變，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蕭規曹隨」。

曹參雖然跟蕭何一樣都是沛縣小吏出身，但卻不是文官，他軍功卓著，《史記‧曹相國世家》中記載：曹參打下來兩個諸侯國、一百二十二個縣，俘獲諸侯王二人、諸侯國丞相三人、將軍六人，還有其他官吏若干。曹參政治上的「無為」與很多官員尸位素餐的「無能」是兩個概念，這個「無為」有三層意思：首先，是約束官員擾民。中國的民間有一套自行運轉的規則，糾紛大多私下商議或請家族中德高望重之人處理，不到萬不得已一般不驚擾官府。因此，百姓日子不好過大多是賦稅、徭役、兵役等過重，影響了百姓日常的生產與生活。其次，是盡可能保持政策的連續性，一個政府朝令夕改會使得百姓無所適從。蕭何針對漢初凋敝的社會經濟出台了一系列減輕人民負擔的政策法規，秦與六國多年的戰亂加上秦末大破壞，市場與民生都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慢慢恢復正常。曹參受高人指點，這是他頭腦清醒的一種主動行為，絕非被動無為。再次，回歸質樸和誠實，他任用厚道人，減少浮誇與掩飾，寧可讓人覺得自己整天醉醺醺不幹事兒，而把實際的好處留給百姓。這是一種高品格的為官之道，無為體現了無私。

好在漢初皇帝不太管具體事，不多生事的態度也體現在與宰相的關係上，從蕭何到曹參再到王陵、陳平、周勃、張蒼、申屠嘉等，均是功臣出身，個人能力都很強，因此這個時期的宰相能在很多方面具有獨立的行政權。作為文武百官之首，頒布法令、治理國家的日常事務基本都由宰相處置，這個時期是君權與相權相對平衡的時期，相權雖弱但對君權仍能保持一種相對的制約。諸侯國的存在也制約了趙高那樣的權臣出現，靠蒙蔽皇上一人就可以一手遮天的局面無法產生。在宰相的帶領下官員們參與國家事務的各項決策，這是政治體制比較清明的時期，因此也孕育了「文景之治」。漢武帝劉徹的出現打破了這種平衡，天平開始向君權傾斜。

劉徹像嬴政一樣從小就充滿了野心，他最大的興趣就是滿足權力與征服的欲望，汲黯曾當著他的面毫不客氣地說：「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指出劉徹表面上仿效堯舜之治施行仁義，實際上是滿足自己好大喜功的私欲。劉徹一生在兩方面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是加強中央集權，對嬴政和李斯開創的郡縣制進行了全面的完善，也可以說中國式的中央集權郡縣制是在劉徹手裡完成的；二是開拓疆土，劉徹派兵北擊匈奴，東滅閩越，南下吞併南越國，還派使者從西北出使西域，從西南出使夜郎國和古滇國，在新疆駐兵屯田，等等。劉徹的性格張揚而蠻橫，因此當他的宰相是件很頭疼的事，他有才華，容易一意孤行，這注定了他的統治不可能延續漢初君權與相權的慣性。

漢初的宰相往往都當到去世，臨終前皇帝還會徵求宰相對選擇接替者的意見，而劉徹剛當上皇帝，宰相任命就像走馬燈一樣。第一年衛綰，第二年竇嬰，第三年許昌，破壞宰相終身制無疑加強了皇帝對宰相的支配權，這等於宣示宰相的權力來自皇權，皇帝隨時可以免去宰相的職務。元朔五年（西元前一二四年），劉徹不再任命列侯等功臣之後做宰相，從公孫弘開始任命士人擔任宰相，當了宰相再封侯。列侯無論自己還是家族都有相當的政治背景和影響力，也有自己的經濟基礎，普通士人不僅沒有背景更沒有生存的底氣，除了卑從於皇權很難有其他選擇。自此以後，宰相已經逐漸降格為執行皇帝旨意的幕僚長，很難發揮對皇權牽制和約束的作用。這還不夠，劉徹為了進一步侵奪相權，強化皇權，他開始設立內朝來與外廷對抗。

尚書隸屬於少府這個部門，與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等同在皇帝身邊任事，合稱六尚，其實就是個替皇帝管檔案的文秘，因其在宮中主管收發文書以及保管皇家圖籍，故稱尚書。少府在秦代官制的設置中是九卿之一，掌管皇室需用的山海池澤之稅。這本是一個地位很低的職位，劉徹卻開始用它來做文章了。他任命了幾個尚書，設置了尚書台這麼一個官署，他還用宦官為中書謁者令，組成了一個皇宮內部的政治諮詢機構，稱為內朝，內朝的最高官員叫大司馬，專屬皇帝，宰相不得過問。這些官員的品級不高，又是賓客式的幕僚，這樣的職位也帶有臨時性和權宜性的特點，因此，雖有職權但很容易為皇帝控制，他們只在皇帝身邊，完全是專制皇權的附屬物。劉徹把朝廷一分為二，他的目的何在？

內朝的特點有二：一是內朝的官員都是皇帝身邊的近臣，脫離了正常官制的公卿系統，完全聽命於他；二是這些人在皇帝授意下出納詔命、掌參機要、奏聞朝事、參決政治，這些都是宰相的權力，而宰相卻過問不了這些人，這無形中加強了皇權，皇帝可以避開宰相為首的整個公卿系統而為所欲為。劉徹消滅了諸侯，鹽鐵官營又抑制了民間豪強，內朝使得宰相權力被嚴重削弱，然而歷史並沒向他設計的方向前進，他死後立刻就有了權臣霍光的一手遮天。當中央集權和皇權強大到沒有抗衡力量的時候，就會出現兩種情況，一是像劉徹一樣無人制約的權力帶來錯誤決策的災難；二是皇帝這隻老虎一旦成為病貓，擋在他身前的猴子就會成為霸王。後來的王莽埋葬西漢王朝不能不說是劉徹自己掘的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