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無夢的歐陸與超國家的幻影

擊碎深埋在你心中的「想像的歐洲」！
台灣人心中深埋著一種「想像的歐洲」，沉迷、憧憬歐洲的歷史文化、福利國家、多元社會、人權與政治道德。然而，歐洲能維繫住自身的實踐和價值嗎？美國著名國際政治評論者沃爾特．拉科爾銳利剖析了當下歐洲所面臨的諸多困境！

政治：「歐洲國族主義」和各國主權意識之間百般糾結，金融、外交、國防政策統合遙遙無期，「超國家」成為一場幻影。

經濟：歐債危機爆發、「撙節」措施盛行，福利國家政策已岌岌可危，而歐洲人的惰性與僵化讓改革難以持續。

國防：防衛心態鬆懈、軍事實力衰微，歐洲已無力也無意介入國際衝突。然而，冷戰後的和平紅利已然消耗殆盡。

能源：歐洲的石油、天然氣受制於中東與俄羅斯，在利益和「歐洲價值」的衝突下幾乎無從選擇。

人口族群：生育率節節下降、人口逐漸老化，歐洲世代衝突隱隱浮現。「伊斯蘭恐懼症」蔓延歐洲，反穆斯林移民情緒日益激烈。

歐洲價值：渴望依賴「民事力量」而成為「道德強權」的歐洲，發現自身與現實世界已是格格不入。
歐洲將成為世人憑弔的文化主題公園？
一八四七年，奧地利首相梅特涅認為義大利只是個地理名詞，並不具政治意義。如今，整個歐洲是否也已淪落到同樣境地？拉科爾認為，現今歐洲的國際影響力已是江河日下，其未來的可能命運之一，就是退出世界舞台，並成為世人憑弔的文化主題公園！
最深層危機並非政經困境，而是心理問題！
拉科爾更向世人警示，歐洲最大的危機並非政經困境，而是它缺乏意願、遲鈍、倦怠且自我懷疑。「歐洲價值」的口號掩蓋不住歐洲的「本我衰弱」（weak ego）。舊大陸能否成為人類社會的典範？這一切均取決於歐洲的自身心態與抉擇。

身處現實主義政治包圍中的台灣，向來憧憬並美化歐洲的「民事力量」、政治道德與福利國家模式。台灣是否應該從「想像的歐洲」中抽身而出呢？本書提供了全然不同於托尼．朱特《戰後歐洲六十年》和馬克．里歐納德《歐洲如何打造21世紀》兩書的思考視角，並顛覆了台灣人的「歐洲迷思」。

目次
序言

第一部: 危機
歐洲夢：「那一日即將到來……」
衰退
政治衝擊
新世界秩序
歐洲的愚昧氛圍
歐洲外交政策
歐洲防禦：告別武裝
可悲、可妒又可畏的美國
道德超級強權？
走向歐洲國族主義
俄國與歐洲：既是夥伴，也是對手
歐洲穆斯林
俄國穆斯林
土耳其援軍
中國的陰影與挑戰
伊斯蘭恐懼症？
國家何以衰退？
歐洲前途：一些臆測

第二部: 復興？
歐洲新血：各國概覽
歐洲：文化主題公園？
歐洲老化
新歐洲人：人口危機是必然抑或假警報？
國族主義與歐洲聯盟
人口衰退
邁向歐洲統一
融合與腐化

結論
歐洲二〇二〇，歐洲二〇三〇
邊緣化的歐洲
捍衛墮落的歐洲
超國家的幻影

參考書目


內文試閱：
歐洲二〇二〇，歐洲二〇三〇
Europe 2020, Europe 2030

歐洲在未來的世界舞台上能夠扮演什麼角色？這是許多民眾和組織都在關心與思考的問題。二〇〇七年十二月，歐盟非官方智庫「歐盟檢討小組」（The Reflection Group）向「歐洲理事會」提交報告，開頭即寫道：

（對於當前處境，）我等之發現不容歐盟與公眾等閒視之：全球經濟危機；政府將被迫介入營救銀行；人口老化威脅我們的經濟競爭力與社會制度，也將增加消費與工資壓力；氣候變遷與能源依賴的問題迫在眉睫；全球生產和儲蓄的分配向東方傾斜；而我們面臨的最重大問題是，恐怖主義、組織犯罪，以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

雖然這份「歐洲問題清單」仍有遺漏之處，但整體來說十分肯切，報告提出之時，最新的經濟和金融危機還未全然浮現，檢討小組自然也未意識到後果。因此，當「歐洲理事會」問道：「歐盟在面對這些變遷時，是否仍能維持、甚至增進繁榮？是否仍能推展、捍衛歐洲價值與利益？」檢討小組肯定地說「是」。

這個樂觀的回答固然令人振奮，但恐怕也是政治上不得不為之舉，真實性令人存疑。歐洲曾是世界中心，但二次戰後世界權力已重新分配。歐洲在政治、經濟、軍事上之所以未受重挫，是因為受到美國保護。美國曾是超級強權，有段時間甚至是世上唯一的超級強權，但在如今和往後幾年，美國必須面對自身危機，而歐洲也必須面對自身困境。

有些西方人誤以為二十一世紀是歐洲的世紀，無獨有偶的是，東亞也有人認為接下來是他們的時代，與史賓格勒的論調一脈相承。新加坡大學公共政策教授、駐聯合國大使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即持此說。依他之見，西方人主導的兩個世紀充滿偏差，但西方的時代已經結束，亞洲將重新進佔歷史中心，「權力轉移勢不可擋」。馬凱碩認為西方得向亞洲多多學習，其中最重要的包括，良好的領導統御（亦即強勢政府）以及比銀行和工業界更強勢的經濟管理者，不過他也承認，因為新加坡和其它亞洲國家既不提供失業補助，也不管制最低工資，歐洲人可能不會願意學習這套制度。他認為亞洲能在全球安全與氣候變遷上扮演領導角色，也能提供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的新典範。總之，亞洲不只能在經濟上超越歐洲，也能在道德和倫理上引領全球。

與歐美先前的樂觀自我評估相較，亞洲人的自誇確實更有根據，然而依舊存有令人疑慮之處。中、印兩國的經濟成長確實令人驚豔，但要長久維持這樣的成長，很難不對自身和世界造成傷害，更何況它們現在所製造的內外衝突，已很難繼續迴避或輕輕帶過。「金磚四國」?的貧富差距已值得警戒（美國和許多歐洲國家亦然），長期來看必然引發經濟與政治效應。中國日趨強硬的政治態度讓鄰國深感威脅，結果反而催化它們進一步凝聚。關於強勢領導與優良教育，亞洲或許有值得歐美師法之處，但倫理、道德、自由、人權等議題，歐美最好與亞洲保持距離。

二〇一〇年時，許多歐洲人將「維基解密」創辦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視為知識英雄和道德領袖。他和團隊成員真心相信人人有權知道每件重大消息，暗藏秘密是種邪惡行徑，秘密外交更是萬惡之源。這些人顯然不清楚自古以來對「國家機密」（arcana imperii）的討論。對十七世紀的政治思想家來說，「治理藝術的目標是共同體的長治久安」乃自明之理，但這群爭取全然資訊自由的鬥士如果聽到這句話，一定會嗤之以鼻，直斥為「反動」、「保守」。這種過時觀念，不是該埋葬在民智未開的時代嗎？在我們這個國際間充滿和平和善意的啟蒙世界裡，這種觀念實在太落伍了。

在此同時，德國法學家卡爾．施米特卻成為中國新一代知識菁英的英雄（美國政治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次之）。他主張強勢政府、國家優先、國家生存先於法律。在國際政治領域裡，無政府主義與威權主義誰將勝出應無疑義。歐洲若繼續深陷經濟危機，不得不刪減預算、採取「撙節」措施，維繫民主體制將更形艱難。

在新世界秩序中，推動變革的主要地區無疑是亞洲，那麼，歐洲的角色又是什麼？在亞洲外交官眼中，歐盟是個態度高傲且沒有信用的組織，它在政治上已經失勢，也從未認真爭取成為國際強權，如今頂多只能算是「關稅同盟」。對於歐洲似乎沒有意識到自身國際地位降低，也沒有顯出積極振作的跡象，他們深感疑惑。即使西方國家告誡他們改善人權，他們也絲毫不以為意，只作馬耳東風。

「歐盟檢討小組」的態度較為樂觀，他們認為「歐盟有能力推動世界變革……不至於淪為消極的旁觀者」，但重要前提是「我們必須合作」。這項評估其實仍過於樂觀，因為歐洲國家即使團結行動，也未必能發揮多大影響。且看十九世紀的義大利：各公國終於統一後，義大利也未能成為歐洲重要勢力，罔論馳騁於世界舞台。

共同合作能有什麼益處呢？歐洲國家當然同意彼此具有共同利益，連疑歐派都不會否認這點。然而，更緊密的聯盟需要付出多少代價？歐洲各國究竟有多少共同之處？拉美國家的合作方式可以作為參考嗎？拉美國家長期和平共處，合作也極為緊密，他們甚至建立了共同市場，名之為「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貨物因此得以免關稅自由流通。雖然拉美國家並沒有全數加入，但它往後仍會持續擴大。

兩百年前，前大哥倫比亞共和國總統西蒙．玻利瓦（Simón Bolívar）對統一南美有更大的雄心，然而，儘管南美各國同質性高，除了巴西以外也語言相通，玻利瓦的計畫仍功敗垂成。為何如此？因為波利瓦的夢想不符當時的南美現實，眾人興趣缺缺。他最後成了一位獨裁者，希望能強勢推動此框架，但收效甚微。為什麼南美未能統一呢？也許是大多數人都不認為有此必要，或是認為統一後的南美太過龐大而笨重，無論如何，各國分離愈久，也就愈安於現狀。南美近來再度出現建立緊密政治聯盟的呼聲，二〇一〇年更成立「南美洲國家聯盟」（USAN; Union of South American Nations），但短期內應該不會再有實質進展。同樣的，雖然「非洲聯盟」已有五十三個會員國，「阿拉伯聯盟」也有二十二個會員國，但它們目前也沒有進一步發展為強勢區域組織的跡象。

話說回來，歐洲的情況在諸多面向上與這些地區不同。舉例來說，歐洲缺乏原料和能源，如果再不團結，要維持目前的生活水準和社會制度將十分困難。與南美不同，歐洲在地緣位置上較不易受到政治壓迫，此外，由於歐洲已不再是世界舞台中心，所以也無法再次引來移民潮。強化凝聚力的步調遲緩其實並不令人驚訝，畢竟民族國家已經存在了好幾百年。

然而現在因為種種原因，歐洲團結的需要變得十分急迫。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幾年之後，歐洲可能無法再受美國保護。此外，除非在經濟上進行強勢管理，否則危機很可能再次爆發，國與國間的差距屆時會將更為擴大，最後導致各國走回經濟國族主義與保護主義的老路，而後果會比此時更為嚴重。另一方面，除非各國共同研擬能源政策，否則歐洲可能再也無法掌握自己的未來，也很難在世界市場競爭。在軍事安全上，如果歐洲沒有共同防禦政策，在國際政治上的影響力將更為降低。到時它們連區域衝突都無能介入，更無法應付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問題，對歐洲安全戰略來說，這都是無可迴避的重大挑戰。積弱的歐洲頂多只能進行小規模維和任務，根本無力介入戰爭。

到二〇二〇或二〇三〇年時，大規模毀滅武器的擴散，以及北非和中東等地的國家崩壞，很可能會對歐洲構成真正威脅（畢竟這些國家離歐洲也不算太遠），到時北約是否能助一臂之力，仍在未定之天。然而直到現在，各國仍未展現防範軍事威脅的決心。法國曾提議將俄國納入歐洲未來的防衛計畫，但其它國家意願不高。另一方面也有不少情報顯示：俄國除了掌握核武外，其軍事實力相當有限。

歐洲的能源供給超過半數來自境外，能源依賴的情況未來幾年可能還會繼續深化。波羅的海國家、瑞典、保加利亞、斯洛伐克及其它幾個國家，能源供給更完全依賴俄國。歐洲已商議多年要減少對俄國石油和天然氣的依賴，而另一方面，俄國則使出種種手段，希望能保持、甚至增加歐洲各國對它的依賴。目前看來，歐洲的努力作用不大，未來情勢似乎並不樂觀。歐洲的對策之一是支援「納布科輸氣管」（Nabucco pipeline），此輸氣管起於?海，取道土耳其、巴爾幹到奧地利，然後再通往西歐。「納布科輸氣管」的裝設從二〇〇二年即已開始動工，預計能在二〇一六到二〇一八年啟用。然而，「納布科輸氣管」將會通過政治不穩定的區域（如巴爾幹、近東等地），所以即使多了這條能源供應線，歐洲的能源風險依舊存在。

除非歐洲有決心開發其它能源，否則能源安全難獲保障，某些歐洲國家也已經投入大量心血開發新能源（如法國）。德國決定在未來六到九年內結束核能發電，此舉無疑會增加它對中東和俄國的能源依賴，在此同時，德國的工業生產成本也會提高。歐洲宣傳刊物如今充斥「活力」、「穩定」、「效能」、「競爭力」、「首要」、「夥伴」等詞，但整體來說，降低歐洲政治與經濟對他國依存度的努力，恐怕十年之後也難見成效。

大致而言，歐盟的未來可能有三種走向：第一，崩解；第二，如過去一樣以拖待變，希望能僥倖過關；第三，變得更加凝聚、更集權中央。長期來看，以拖待變絕非負責任的選項，除非做此抉擇之前已將歐盟分裂列入考量（例如某些國家退出歐盟、主要經濟體留下、廢除歐元）。但如果歐盟取消共同貨幣，恐怕也難以繼續發揮「聯盟」的功能。

歐盟成立時，創建者並不完全瞭解結合一群差異不小的經濟體會帶來什麼問題（這些問題在歐盟擴大和統一貨幣時尤其嚴重）。歐盟個別國家保留了大部分經濟主權，無論在理論或實踐上，它們都能自由舉債或訂立稅率（接近十二個國家實施單一稅率，這對德國或法國來說簡直不可思議）。主要銀行並沒有受到嚴格規範，最後它們的貪婪、思慮不周，加上政府的龐大開支，導致了二〇〇八年的金融災難。近年的經驗揭示了一個一開始就該明白的事實：缺乏大規模的政治結盟，經濟聯盟不可能成功。但政治結盟的代價很多人卻無法接受——即讓渡主權權利。

二〇一〇年出現了一些進展。法國呼籲逐步成立歐洲「經濟政府」，當時的法國財政部長克莉絲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也主張：歐盟國家必須增強財政與經濟合作。如果各國接受此主張，即代表它們要打破一切成規（《里斯本條約》禁止會員國財政抒困），因為這是挽救歐元區的唯一作法。各國建立常設抒困基金作為歐洲穩定機制，但也同時立下「嚴格條件」，告知申請抒困的國家必須採取哪些稅務、開支與經濟政策。

德國政府較晚才參與其它國家的經濟行動，但在「經濟政府」的議題上，德國和法國的主張大相逕庭。如果成立「經濟政府」，各國政府提出年度預算前得先經過它的審查嗎？關於能否限制各國政府權利，《里斯本條約》並未清楚說明。

經歷諸多風波之後，歐洲「經濟政府」的構想似乎不再是空中樓閣，但同樣明顯的是，「經濟政府」的職權範圍仍有待長期協商（例如它能多快採取行動等諸多問題）。如果「經濟政府」真的成立，它必定具有某種程度的政治性。對歐盟來說，這代表向前邁出了一大步，但問題是此政策真的能奏效嗎？聯合政府遇上的一切問題，「經濟政府」都得面對，更何況組成「經濟政府」的可不是兩、三個政黨，而是二十七個主權國家。此外，「經濟政府」有可能保持超然，獨立於個別民族國家嗎？就目前看來，難如登天。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的《里斯本條約》中，會員國在「歐盟理事會」的投票規則有了改變：票數計算方式將以各國人口加權。因此某些小國的票數會驟減，而像是德國這種人口眾多的國家，其票數幾乎能增加一倍。在此同時，「歐盟執委會」的選舉也做了類似變革，但歐洲議會的職權依然受限。多年來，歐盟大約頒佈了九萬條法規，歐洲議會無法變更的約有八萬條，各國政府更是難以干涉。這些法規的內容為何呢？引用一個常被提出、但絕非特例的規定：店裡販售的草莓大小規格。

把精力放在這些枝微末節處，並無法增進歐洲團結，且諸如此類的規定或許根本沒有被具體執行，因為歐盟並沒有法律監控與審判機制。專務細節不只有過度官僚化的風險，且這些瑣事也會大量增加業務負擔，干擾重要事務的執行。此外，由於二十七個會員國差異極大，如果法規嚴格、又不分國情一體適用，必然引起民怨，終將窒礙難行。舉例來說，如果歐盟決定發給每個學童一本日記，結果內頁並無註記聖誕節，只有伊斯蘭「齋戒月」的日期，義大利、波蘭等國必然抗議，到時候誰來決定如何是好呢？最基本的問題是：即使修改法規，也難以讓各國在重大的政治和經濟議題上取得共識——它們連草莓的大小都不具共識。

未來幾年，大多數歐洲國家都會面臨嚴重內部問題。如欲減低債務，它們必須維持穩定成長，也必須刪減預算和「撙節」開支，這個過程可能長達數年，且這些措施無疑會引發抗爭。年輕人曾經歷高等教育免費或學費低廉的時代，老人十分依賴社會安全津貼，失業者則必須獲得最基本的維生物資——然而這些開支都會遭到刪減，醫療與教育預算亦不能免。荷包縮水，每個領域的民眾都必須力爭上游，只求不被時局淹沒。這場爭鬥某種程度上是場世代之戰。高等教育學費提高，不僅代表年輕人的生活更加艱辛，也反映出國家正面臨重大衰退。但要滿足年輕人的需求，必然得犧牲對其他人（如老人和失業者）的補助，他們的日子會更加艱苦。由於目前歐洲各國年輕人的人數都少於老年與中年人口，他們在民主選舉中較為不利——也就是說，歐洲的民主也將面臨挑戰。歐洲會出現街頭抗爭對抗民選議會的局面嗎？可以想見的是，未來不但會有階級鬥爭，也會有世代衝突。

未來可能也要面對重要經濟團體之間的衝突。如果工人罷工，經濟將隨之停滯，而其它在談判中較為弱勢的團體可能遭到犧牲，如此一來，社會氣氛將變得更為惡劣。在這樣的時刻，完美或接近完美的公義不可能達成，而只有較為強勢的團體才有機會勝出。小國比較容易接受這些痛苦卻又無法避免的改變，因為它們的國家意識更深、更有團結之心，但歐洲大國並沒有類似條件，它們的國民較為疏離、也較為冷漠。

對於未來會發生哪些衝突，現在已有種種不祥預測：暴力抗爭、大規模罷工、局勢惡化到瀕臨內戰，加之人口組成改變，社會將比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都還要脆弱。但最壞的情況應該不會出現，因為現在的歐洲是否還有力量造成大規模動盪，令人懷疑。歐洲的政治氣氛更接近一灘死水，並不具革命豪情。

儘管預言衰退的學者時常出錯，但他們的著作還是值得一讀。英國人口學家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預言人口成長將造成飢荒，此論點後來並沒有應驗。史賓格勒為飽學之士，但關於年輕國家（如德國和俄國）即將興起的看法卻是大錯特錯。地緣政治學先鋒哈爾福德．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過度高估了陸地運輸改善的政治效應，但他也正確預見了英國的衰退。同樣的，英國歷史學者喬治．丹傑菲爾德（George Dangerfield）在其著作中，也提出英國在一次大戰前即已顯出衰弱之象。但有趣的是，雖然這些預言家有時會得出正確結論，但他們的前提往往並不正確。前美國總統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的曾孫布魯克斯．亞當斯（Brooks Adams）學養豐富，他在一八九五年出版的《文明與衰敗之法則》（Law of Civilization and Decay）中指出：商業階級的貪婪將帶壞社會風氣，普遍造成懷疑與欺詐歪風。雖然此書已出版超過一個世紀，但仍值得一讀。他也在一九〇〇年正確預言紐約會成為世界經濟中心。但預測精準如他，對於歷史趨勢的詮釋卻十分令人費解：他認為西方的衰退早在中世紀即已開始，而且影響長達數百年，此後的歐洲再也沒有恢復尚武精神。

在當代，英國歷史學者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等人點出了美國的相對衰落，但美國國力衰退其實眾人皆知。二次戰後美國政經地位之所以大幅提升，主要是時局使然（尤其是戰爭因素），但成長趨勢不可能長久持續。另一方面，這些預言家不僅誤判歐洲和日本的前景，也不認為中國和印度值得納入討論，更沒有人預見蘇聯即將崩解。他們將美國衰退歸咎於「帝國過度擴張」，但如此解釋卻完全不適用於今日歐洲，因為它在上個世紀即已失去殖民地，領土大幅萎縮。

然而，過去預言衰退的學者和今日研究歐洲者，還是有著根本上的不同：過去的預言家關心的是未來趨勢，而現今這些探究歐洲的人，處理的往往是已經發生的現象。

作者
沃爾特．拉科爾（Walter Laqueur）
美國著名歷史學者與國際政治評論者。拉科爾於華盛頓「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國際研究理事會」擔任共同主席，亦是布蘭代斯大學和喬治城大學的教授，並於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特拉維夫大學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擔任客座教授。針對國際政治發展，拉科爾已有多本重要著作出版，並於《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報章雜誌發表過多篇重要政治評論。其重要著作有《歐洲末日：舊大陸的墓誌銘》、《猶太復國主義史》、《法西斯主義：過去、現在、未來》。

譯者
朱怡康
台大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現為專職譯者、國際特赦組織翻譯志工。譯有《瑜伽之心》（合譯）、《複製、基因與不朽：基因革命的反思》（合譯）、《信仰本能》、《治癒生命的創傷》、《耶穌比宗教大》等書，其它歷史、科普譯作散見於《BBC知識》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