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經典作家論中國人（簡體書）

本書收集27位中外經典作家的42篇論中國人的文章，分“外國篇”和“中國篇”兩個部分。“外國篇”收有康德、黑格爾、托爾斯泰等16位外國經典作家的18篇文章；“中國篇”收有梁啟超、胡適、魯迅、沈從文等11位中國經典作家的24篇文章。這些文章，較全面地反映了三百年來西方人的中國觀，以及近百年來中國人的自我認識。

劉文榮，上海師范大學教授、上海翻譯家協會理事，主要著作有《19世紀英國小說史》《人類文明遺產》《英國文學論集》《歐美情色文學史》和《當代英國小說史》等；主要譯作有《毛姆讀書隨筆》《伍爾夫讀書隨筆》《文學中的色情動機》《人類動物園》和《裸猿》等。

這里收集的文章均出自經典作家之手，而且絕大部分是公認的、經常被人引用的經典之論。關于中國人的書固然很多，但沒有一本像本書這樣全面、這樣“經典”，把古今中外經典作家論中國人的經典之論囊括在內。

前言

本書題名為《中外經典作家論中國人》，意思就是：這里收集的文章均出自經典作家之手，而且絕大部分是公認的、經常被人引用的經典之論。
為什么要編這么一本書呢？因為不曾有人編過。關于中國人的書固然很多，但沒有一本像本書這樣全面、這樣“經典”，把古今中外經典作家論中國人的經典之論囊括在內。
當然，“全面”是相對而言的，因為書總有篇幅之限。經過篩選，本書收入了27位中外經典作家的42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并分為兩個部分——“外國篇”和“中國篇”。
把“外國篇”放在“中國篇”之前，是因為最早談論中國人的是外國人，或者說，是因為中國的古人從未把中國人當作一個整體來談論過，而外國的古人，早在14世紀就開始談論中國人了。
那么，外國人是怎樣談論中國人的？從本書“外國篇”所收篇目中就可看出一個大概。
這部分共有16位外國經典作家的18篇文章，按年代排列，以示歷史軌跡——最早的發表于1613年，最晚的發表于1920年，時間跨度約300多年。這些作家的國籍分別是意大利、德國、法國、美國、英國、俄國和日本。
乍看之下，這些作家的文章一定是五花八門的，因為時間相隔那么長，國家又那么多。其實并非如此，因為他們都是經典作家，談論的是最重要的問題，所以很容易理出一個頭緒。
大概的這樣的：300多年來，各國對中國人的看法沒有國別差異（即沒有一個國家對中國人有特別的看法），只有時代和個人差異（即不同時代和不同個人對中國人有不同看法）。當然，在不同的時代，還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
說得具體一點，18世紀之前的歐洲人對中國了解甚少，只是到16世紀時，因為有耶穌會傳教士到中國傳教，才有一些零星的關于中國人的訊息傳回歐洲。傳教士的目的是傳教，最關心的當然就是中國人的習俗和信仰，而且毫無疑問，中國人的習俗和信仰在他們看來是大有問題的——否則，他們又何必來傳教？而這些傳教士對中國人的看法，就代表了當時歐洲人的“中國觀”。這方面，本書所選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的《中國人的習俗與信仰》一文，就是最具權威性的文本之一。
到了17世紀下半葉，隨著傳教士和商人傳回歐洲的訊息越來越多，歐洲知識界開始注意到中國的道德學說，主要是儒家學說。由于儒家道德顯然不同于基督教道德，歐洲知識界還由此產生了爭議。凡堅持基督教道德的學者，都和傳教士一樣，對中國人的道德基本上是否定的。但也有一些懷疑基督教道德的學者，則肯定中國人的道德，認為這種道德以理性為基礎，因而更合乎自然。在這方面，當時的德國哲學家、大學者萊布尼茨則是取折衷觀點，即認為耶穌會傳教士在中國傳播基督教固然很重要，但首先要傳播歐洲的哲學和科學；否則，基督教很難在中國傳播——這一點，可從他的《<中國近事>序言》一文中看出。然而，他的學生、哲學家克里斯蒂安沃爾夫卻把他的觀點發揮到了極致，即認為：人類道德應以理性為基礎，不能基于天啟（即信仰），所以——盡管他沒有直說，但意思很明確——儒家的道德比基督教道德更合乎自然。沃爾夫可說是當時為數不 多的“儒家擁護者”的代表，而他的觀點就集中表現在本書所選的《關于中國人的道德學》一文中。
總的說來，17世紀的歐洲人還只是偶然提起中國人。但到了18世紀，情況就有所不同了。18世紀是歐洲的“啟蒙時代”（也稱“理性主義時代”），由于這一時代是歐洲翻天覆地的時代，同時對中國人的了解也已有所深入，所以思想家們在辯論時經常會牽涉中國人，以此來旁證自己的觀點和立場。譬如，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鳩是“共和派”的思想先驅，他在其名著《論法的精神》中嚴厲批評中國的專制主義；而法國經濟學家弗朗索瓦魁奈則是“保皇派”的代表，他在《中國的專制主義》一書中明確反對孟德斯鳩的觀點，認為中國的專制主義是一種有利于民生的專制主義，孟德斯鳩有意夸大了它的殘暴性。同樣在18世紀，法國哲學家伏爾泰是有名的“中國贊美者”，因為他主張“自然神論”，嚴厲批判基督教會，為此還坐過牢，中國的世俗道德自然就成了他的贊美對象；而德國哲學家、“狂飆運動”思想領袖赫爾德爾，則是同樣有名的“中國厭惡者”，因為“狂飆運動”是德國的思想解放運動，赫爾德爾為自由而吶喊，中國的專制、中國人的倫理道德自然就成了他的厭惡對象。可見，在他們那里，“中國問題”是服從于“歐洲問題”的。
這樣，隨著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的爆發，隨著自由、平等、博愛的呼聲在歐洲回蕩，乃至向全世界傳送，孟德斯鳩和赫爾德爾的“中國觀”便成了歐洲的主流觀點。
其后，在19世紀，這一主流觀點又由眾多歐洲學者予以反復論證。其中最重要的是德國（因為當時對“漢學”研究最感興趣的是德國人）；譬如，代表德國古典哲學的四位哲學家中，有三位——即康德、謝林和黑格爾——談論過中國人的習俗、宗教和民族性：康德晚年口述過一篇關于中國人的文章；謝林則在《神話與天啟哲學》一書中用一章的篇幅論述中國人的宗教；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講演錄》中也有“中國”一章，論述中國人的民族性——這些，都是后人經常引用的經典之論。
此外，還有一個美國人，即阿瑟史密斯（中文名“明恩溥”），更為這一主流觀點提供了許多具體的證據。阿瑟史密斯是在中國傳教多年的傳教士，他在19世紀末出版了一本名為《中國人的性格》的書，列舉了中國人的許多性格特點。這本書在20世紀影響很大，許多研究中國文化的歐美學者都曾提到過或引用過，甚至有不少中國現代學者和作家也提到過或引用過，特別是魯迅，幾次向國人推薦此書。
那么，關于中國人，19世紀歐美的主流觀點是什么呢？簡單地說就是：中國和中國人是專制、愚昧、落后的代表，是民主、科學、進步的對立面。
然而，正是這一主流觀點，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不僅被有頭腦、有勇氣的中國人接受，還由此在國內引發了關于國民性的討論——關于這些中國人，后面馬上就會講到。現在要說的是，20世紀初的外國人是怎樣看待中國人的？
在當時，19世紀的主流觀點依然是主流觀點，但和以往一樣，也出現了一些非主流的、甚至反主流的觀點。其中最引人注目是三個人：一個是俄國大作家托爾斯泰，還有兩個是英國著名小說家H.G.威爾斯和英國哲學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伯特蘭羅素。托爾斯泰沒有寫過關于中國人的文章，他對中國人的看法是從他寫給兩個中國人的兩封信中表達出來的，即認為：中國人并非愚昧、落后，恰恰相反，是具有真正的基督精神；所以，中國人不應該模仿西方人，倒是西方人應該向中國人學習。顯然，托爾斯泰的觀點是反主流的，同時也是以他的“勿以暴力抗惡”原則為基礎的：因為中國人在日俄戰爭中除了忍受，沒有做任何事情，所以他認為，這是“勿以暴力抗惡”的最好范例，是中國人擁有一種精神力量的證明。H.G.威爾斯的觀點并不反主流，但屬非主流——他在《世界史綱》一書里認為，中國人曾有輝煌的文明，只是到了近代，才被西方人超越，其原因不是中國人愚昧，甚至都不是中國的專制制度，而是由于中國人的語言文字太古怪——語言太簡、文字太繁 ，所以中國人缺乏精確思維，表達又很困難，這才導致中國在科學技術上的停止不前。至于伯特蘭羅素——他在20世紀最初二三十年間曾幾次到中國講學——雖然他也承認中國人有某些缺點，但他認為中國人總體上和英國人、美國人一樣，屬于優秀民族。這可能和他特別憎惡日本人有關，因為日本人屢屢對中國人發動戰爭，并占領中國大片的土地。
說到日本人，本書也選入了兩位日本近代著名學者的兩篇論中國人的文章：一篇是桑原騭藏的《中國人的文弱與保守》，一篇是渡邊秀方的《論中國人的矛盾性》。需要說明的是，日本的古人和中國的古人一樣，也從未把中國人當作一個整體來談論過；近代日本人談論中國人的民族性，則是受了歐美人的影響，或者說，是步歐美人的后塵。不過，由于日本人在文化上和中國人有親緣關系，他們對中國人的看法畢竟和歐美人是有所不同的。所以，這兩篇文章仍有獨到之處，值得一讀。

現在，應該說到中國人論中國人了。在本書的第二部分“中國篇”里，共有11位中國著名作家的24篇文章，也是按年代排列的，最早的發表于1895年，最晚的發表于1984年，時間跨度約90年。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經歷了歷史學家所稱的“晚清大變局”。導致“大變局”的表面原因，是一連串的軍事失敗，以及軍事失敗后的割地賠款，但其根本原因，則如嚴復在1895年發表的《原強》一文中所說，是“民力已荼、民智已卑、民德已薄”，即國民素質有問題——“民弊而國弱”，所以嚴復認為，強國之道在于“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就這樣，嚴復開了中國人論中國人的先河。
繼而是梁啟超，這位“戊戌變法”的直接參與者，在“變法”失敗后致力于國民性研究，遂成近代大學者。梁啟超論中國人的文章很多，本書所選兩篇，均寫于1903年。一篇是《論中國國民之品格》，一篇是《新大陸游記》的節選，題名為《中國人之缺點》。比嚴復進一步，梁啟超較為具體地指出了中國人的品格特點，如：“愛國心之薄弱”、“獨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闕”等等，并由此論定，中國人為三等國民，其國家必為“受人輕侮之國”。
不過，在當時對中國人的品格、傳統道德、尤其是對儒學的一片責難聲中，仍有人不以為然，公開為舊傳統、舊道德辯護。其中影響較大的就是辜鴻銘。實際上，辜鴻銘受到的外國教育比當時所有的中國學者都多，身上還有一半英國血統。但這個“半洋人”偏偏逆潮流而行，在他的一系列英語演講中稱頌中國傳統文化，稱頌傳統中國人。譬如，在他的一次題為《中國人的精神》的演講中，他說傳統中國人過的是一種“心靈的生活”、“情感的生活”，也就是真正的生活，而之所以這樣，就是因為中國人一直恪守傳統道德，恪守儒家的“君子之道”、“三綱五常”。他還說，這種生活其實也是西方人所向往的，只是他們做不到，于是便攻擊中國文化，攻擊中國人。
辜鴻銘和俄國大作家托爾斯泰有相似之處，才華過人，卻不合潮流。他的觀點固然不乏贊同者，但在當時聲浪日高的新文化運動中，只能說是非主流。而主流觀點，我們知道，是由胡適和魯迅等人代表的，盡管主流觀點之間也有分歧。
實際上，就“中國人”這一論題而言，胡適直接表述得并不多，只是在早期寫過一些揭露中國人劣性的短文，以及在20年代發表過兩篇嘲諷中國人的文章，即《差不多先生傳》和《打倒名教》。這兩篇文章雖是關于中國人性格的經典之論，但也只有這兩篇。胡適本質上是個學者，不是作家，他的大量著作都是有關中國文化的學術研究。
和胡適相反，魯迅本質上不是學者，而是作家，所以他直接論到中國人性格的文章特別多，經典之論比比皆是，甚至可以說，整部《魯迅全集》幾乎都是對中國人的嘲諷。要在這么多文章中進行選擇，并不容易。本書最終選定的幾篇，即《再論雷峰塔的倒掉》《燈下漫筆》《論“他媽的！”》和《略論中國人的臉》等，都屬魯迅的名篇，所嘲諷的是中國人的奴性。實際上，魯迅最憎惡的就是中國人的奴性。在他看來，所謂“改造國民性”，就是要改掉這種奴性。
除了胡適和魯迅，在新文化運動中討論國民性的作家當然還有很多，但限于本書要選的是“經典作家”，所以出現在這里的僅為周作人、沈從文和林語堂。周作人的《<男人和女人>》雖是一篇書評，但其中摘錄的內容不只是和當時的國情有關，還涉及中國人的國民性，至今似乎仍有現實意義。沈從文的《中國人的病》是他僅有的一篇直接評論中國人性格的散文，文中對中國人的自私、無道德作了分析，并對如何治療這種“病”提出了他的看法。林語堂大概是關注國民性僅次于魯迅的現代作家，但他不像魯迅那樣犀利——這從本書所選的幾篇文章中即可看出：他早年論中國人還是相當嚴厲的（見《中國人的國民性》），但后來在他用英文寫的幾本向外國人介紹中國人的書里，他力圖把中國人的性格全面呈現出來，所以，相對而言就比較溫和了（見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國與吾民》）。
30年代中期，隨著抗戰的爆發，新文化運動不了了之，關于國民性的討論也就沉寂了。不過，在1944年，張愛玲寫了一篇名為《中國人的宗教》的文章，發表在《天地》月刊上，此文雖是為外國人寫的，也算聊勝于無。還有就是梁漱溟的《中國文化要義》一書，其中論到中國人的民族品性，而此書出版的時候，已是1949年了。
此后，便不再有人談起國民性。直到80年代中期，臺灣作家柏楊出版《丑陋的中國人》一書（1984年），并在國內引起不小的轟動（1986—1988年），國民性問題才重返人們的視野。
如今，20多年過去了。中國人還丑陋嗎？還需要反省嗎？如果回答是“是的”，那么，本書就是最好的教材。

劉文榮
2014年3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