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玉英，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現為香港教育學院副教授、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執行理事。專注於兒童文學的教研工作，尤其是香港兒童文學的史料整理與研究，偶爾從事兒童文學創作。近年致力推廣兒童圖畫書的創作與閱讀推廣，二○一一年創立香港兒童文學文化協會，期以交流互動的平台，集合願意為兒童服務的力量，現任香港兒童文學文化協會會長和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顧問。

序

總序 陳國球（節錄）

香港文學未有一本從本地觀點與角度撰寫的文學史，是説膩了的老話，也是一個事實。早期出現多種境外出版的香港文學史，疏誤實在太多，香港學界乃有先整理組織有關香港文學的資料，然後再為香港文學修史的想法。由於上世紀三〇年代面世的《中國新文學大系》被認為是後來「新文學史」書寫的重要依據，於是主張編纂香港文學大系的聲音，從一九八〇年代開始不絕於耳。1這個構想在差不多三十年後，首度落實為十二卷的《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際此，有關「文學大系」如何牽動「文學史」的意義，值得我們回顧省思。

一、「文學大系」作為文體類型

在中國，以「大系」之名作書題，最早可能就是一九三五至三六年出版，由趙家璧主編，蔡元培總序，胡適、魯迅、茅盾、朱自清、周作人、郁逹夫等任各集編輯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大系」這個書業用語源自日本，指有系統地把特定領域之相關文獻匯聚成編以為概覽的出版物：「大」指此一出版物之規模；「系」指其間的組織聯繫。2趙家璧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出版五十年後的回憶文章，就提到他以「大系」為題是師法日本；他以為這兩個字：

既表示選稿範圍、出版規糢、動員人力之「大」，而整套書的內容規劃，又是一個有「系統」的整體，是按一個具體的編輯意圖有意識地進行組稿而完成的，與一般把許多單行本雜湊在一起的叢書文庫等有顯著的區別。3

《中國新文學大系》出版以後，在不同時空的華文疆域都有類似的製作，並依循着近似的結構方式組織各種文學創作、評論以至相關史料等文本，漸漸被體認為一種具有國家或地區文學史意義的文體類型、資料顯示，在中國內地出版的繼作有：

＞《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二七—一九三七》（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八四—一九八九)；

＞《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三七—一九四九》（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九〇）；

＞《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七）；

＞《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七六—二〇〇〇》（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二〇〇九）。

另外也有在香港出版的：

＞《中國新文學大系續編一九二八—一九三八》（香港：香港文學研究社，一九六八）。

在臺灣則有：

＞《中國現代文學大系》（一九五〇—一九七〇）（台北：巨人出版社，一九七二）；

＞《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四九—一九七九）（台北：天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一九七九—一九八一）；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臺灣一九七〇—一九八九》（台北：九歌出版社，一九八九）；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貳）——臺灣一九八九—二〇〇三》（台北：九歌出版社，二〇〇三）。

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地區有：

＞《馬華新文學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二）（新加坡：世界書局／香港：世界出版社，一九七〇—一九七二）；

＞《馬華新文學大系（戰後）》（一九四五—一九七六）（新加坡：世界書局，一九七九—一九八三）；

＞《新馬華文文學大系》（一九四五—一九六五）（新加坡：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一）；

＞《馬華文學大系》（一九六五—一九九六）（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二〇〇四）。

內地還陸續支持出版過：

＞《戰後新馬文學大系》（一九四五—一九七六）（北京：華藝出版社，一九九九）；

＞《新加坡當代華文文學大系》（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一九九一—二〇〇一）；

＞《東南亞華文文學大系》（廈門：鷺江出版社，一九九五）；

＞《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大系》（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一九九三）等。

其他以「大系」名目出版的各種主題的文學叢書，形形色色還有許多，當中編輯宗旨及結構模式不少已經偏離《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傳統，於此不必細論。

書摘/試閱

導言 霍玉英（節錄）

如果説香港「新文學」被視為「小兒科」，1那麼，向以為從屬於「新文學」的兒童文學，誠為「小兒科」中的「小兒科」，更不用説她在中國文學廟堂裏能佔一個怎樣的位置。兒童文學既以「兒童」為讀者對象，知識份子中不少因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中心心態」，未有想到有了解兒童的必要，更遑論委身「小兒科」，為孩子創作，構築兒童文學的園地。在中國，把兒童看待為獨立的個體，將「兒童文學」看成為認真的事來幹，那要等到周作人高舉「人的發現」後才有所體現。不過，早於一九一二年，周作人在〈家庭教育一論〉裏，已提出中國當下先理治者有二，一曰兒童研究，一曰婦女問題。2兒童研究所以前置於婦女問題，那是因為只有明白「兒童在生理心理上，雖然和大人有點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個人，有他自己的內外兩面的生活。兒童期的二十幾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預備，但一面也自有獨立的意義與價值」。3不把兒童當作「縮小的成人」，也不輕視他們為「不完全的小人」，讓孩子在尊重中成長，那麼，婦女問題，甚或社會問題、國際問題也許都不再是問題，因為明白彼此都是獨立的個體，有其自身存在的意義與價值。

兒童文學中的詩歌與圖畫是幼兒成長中不可或缺，就詩歌而言，周作人在一九一二年〈兒歌之研究〉裏就指出當中道理，「凡兒生半載，聽覺發達，能辨別聲音，聞有韻或有律之音，甚感愉快。」4林良從幼兒發展的觀點，把周作人的話演繹得更為寬廣，指出幼兒的第一門文學課程是聽兒歌，幼兒第一門藝術課程是看圖畫。5聽歌悦耳，讀圖娛目，一切都如周作人所稱，最上乘的兒童在於「無意思之意思」——「兒童空想正旺盛的時候，能夠得到他們的要求，讓他們愉快地活動，這便是最大的實益，至於其餘觀察記憶，言語練習等好處即使不説也罷。」6兒歌兒語並非淺語，她是「淺語的藝術」；兒童文學更非「小兒科」，她是最淺顯，但也最高深的學問。

香港，處於南陲，從地理位置而言，她是「化外之地、邊緣的邊緣」；7有學者就政治因素，認為香港「失養於袓國，受虐於異類」，背負無從救贖的「原罪」——殖民統治。8不過，以二十至四十年代南來文化人為例，邊緣的香港就提供了特殊的空間，讓他們繼續寫作，不少「在」香港的文學就在這個時期產生，黃繼持稱之為「移入」。9李歐梵也指出被政權迫向邊緣化的知識份子縱然流落香港，他們對香港文化和歷史都沒有真正的興趣，因此，在香港掀起蓬勃的文藝活動，只為了向中心喊話，為北返而鋪墊。10

三十年代的香港兒童文學，大都依附在報刊副刊而發展，要到了一九四一年才有了第一本的兒童雜誌——《新兒童》。戰後，在香港成立的兒童文學研究組，掀起了華南兒童文學運動，各大報章先後創辦兒童副刊，與一九四六年在港復刊的《新兒童》，以及「叢書」與「文庫」等兒童讀物，進一步推動香港兒童文學的發展。如前述，對南來文人為香港兒童文學的建樹，或許可以有這樣的理解：一、迫於戰爭而避地香港，但在港期間得以繼續創作，既為抗戰大業出力，又可據邊緣小島，向對立政權喊話，宣揚政治思想；二、一九四九年前在港創辦的兒童雜誌與副刊，都成為南來文人的發表陣地，本土的聲音寥落，但又弔詭地培育了讀者和作者，為香港兒童文學埋下種子。

曾經有學者這樣評價四十年代的香港兒童文學：一、創作隊伍並非土生土長，流動性大；二、作品大多來自原作的改編改寫；三、欠缺有生命力的作品；四、兒童文學的評論工作未受到應有的重視。11上述批評雖然不無道理，但四十年代香港兒童文學萌發，葉枝並未茂盛，作品生命力或許不足，而改編改寫更不難理解，致使評論未受到應有的重視，這也是必然的。然而，就創作隊伍的流動性來説，有認為「對香港文學的發展造成了負面的影響」，12但也指出是「這個小島城市在文學發展的一個特色。」13再證之於政權更替，南北對流，香港又再以她的地理優勢，為右翼文人提供場所，開張另一道風景，並據邊緣小島向中心喊話，此是後話。

如前所述，香港兒童文學向為人所忽視，原始資料缺乏系統的輯錄與整理，更不利尋根溯源，沒法還當年初建面貌。以九十年代出版的「香港文學史」，14以及兩種兒童文學史及專著為例，15其中雖有專章論及香港兒童文學的發展，但引述大都來自〈華南兒童文學運動及其方向〉一文。16一九九六年，周蜜蜜以當事人——作者與讀者的篇什與憶述，輯錄了香港兒童文學的舊日足跡。17近年，隨着數碼化的發展，前輩努力輯佚的原始資料得以通達四方，禆益不論遠近的研究者。18一九九九年，盧瑋鑾、黃繼持與鄭樹森以國共內戰時間為縱，橫向從原始資料入手，梳理而為三冊資料選及作品選。就兒童文學的範圍，三位學者都有論及，並從報章與叢書篩選具代表性的作品，展現內戰時期此地兒童文學所表現的特色。19

第一輯 理論

曾昭森

兒童戲劇運動在香港的意義

去年教育部頒佈各級學校兼辦社會教育的法令之後，本大學隨即有社會教育推行委員會的組織。筆者去年充任該會的委員，曾提出過在香港推行兒童劇塲運動的意見，認為此屬值得以大學的力量去推行的一種社會教育運動。後來又於閒談中與本港青年會副總幹事趙甘霖先生及少年部幹事盧秉良先生談及此事。事隔一年，今果見香港青年會不避艱難去積極提倡此舉，而推動此事之主幹人盧秉良君又適為本校同學，尤感興奮。去月徇盧君邀請到該會發起之兒童劇塲指導委員會説説兒童戲劇運動的意義。當時因為時間短促，祗説得一點大意。其後又承其索寫一篇文章，於是把個人的一點意見寫出，用以表示我個人對於這個運動的一貫的興趣及對於「起行」的人的欽羨與擁護。

——昭森附誌

一

兒童戲劇運動在香港經已由青年會少年部負責發動起來了。這是一件很有價值的社會舉動，並且具有充份的可能去成為一種偉大的事業的開端和去創出兒童福利事業的新歷史，去寫成一頁不朽的歷史紀錄。我在這裏發表這篇意見就是想表示我對於這個運動的擁護和期望。

我知道自己不是具有什麼特別資格來發表關於兒童和戲劇的問題的意見。雖然我曾經做過兒童和也曾看過戲劇，伹我却不是兒童研究的專家，更不是戲劇的皋家。不過我以為大凡對社會懷着關切的人，和從事教育的人都有這個資格並且應當負有這個責任來説關於兒童的生長及國家社會的幸福的話。

從理論上來説，兒童戲劇可從戲劇的觀點出發，又可從兒童的觀點出發。從戲劇的觀點出發，或可把観眾的性質分為成人戲劇，青年戲劇，兒童戲劇之類，因而視兒童戲劇為戲劇中的一類。若從兒童的事業的觀點出發，則可就兒童事業的性質分為兒童運動塲，兒童醫院，兒童劇塲等等，因而視兒童劇塲為兒童事業的一種。雖然兩個觀點是沒有衝突，但我却想從後的一個觀點來看這個兒童戲劇的問題，來發表我對香港今日推行兒童戲劇運動的意見。我認為這個運動是以兒童的福利為中心，劇塲就是一個易於運用和達到這類的目標的工具。雖然我們的戲劇運動不能，和不應，擺脱戲劇的藝術方面的發展，但是我們應當集中力量來發展這件兒童事業，藝術的發展要當作是一個副作用來看。

二

今日的兒童，尤其是我們在這裏親眼看見的兒童，和我們一起在一個都市居處的香港一般貧苦流浪的兒童，眞正等待有心的人的營救了。他們不知道怎樣去營救自己，更沒有這種力量把營救自己的方法實現起來。他們在營養不足，衛生不良，知識愚昧，精神痛苦，思想惡劣，手段殘酷的環境中，日至日的，年至年的，來度我們寶貴的年華。這使我們不特受他們虛度了他們原屬最可歌頌的童年可惜，并且要為他們長大起來以後的不健全的體格和人格可惜，為着國家上「人的資源」的耗費可惜，和為着社會的前途懷着隱憂。雖然這個不幸的兒童的問題，大部份是貧乏的問題和社會制度的問題，非局部的和衷所能根本解决的，但是在根本的問題未有解决以前，或是在某些社會不能，和不會，採取根本的辦法的時候，我們都應盡一點微力，看看在根本辦法之外能夠做些什麼。就算是什麼都不能做，祗能令一羣苦悶的兒童有過一次的傾心的大笑或有過一次健全圑體生活的嘗試，這些經騐必是有價值的而這哈哈大笑不會被人看作是貧兒的奢侈品吧。

是的，在香港街頭巷尾的兒童是常常討人厭的，我們祗要放開眼簾就見到無數的衣衫襤褸，滿面污垢，望而生厭的兒童。在路旁車站的地方，又不少「乞兒」，專事纏綿不去，總要使你感覺極度不安，為討錢手段，間或三五成羣專做強搶婦女的銀物和破壞舉動。這些事情眞有使人可惱可怒，甚至想向他們報復的。但是我們平心靜氣的來想想，就知道這種行為的責任不能完全放在他們兒童的身上。就在他們這些可惡的舉動中，常常都有露出他們掩蓋不盡的天眞。想起來，他們每一個兒童本來都有愛他的父母，若不是因為飢寒的交迫，都不想在馬路上過着流浪的生活的。其實他們都是和我們在憲法的原則上是應享有生存同等權利的同胞；從人類歷史因緣來看，他們和我們是在同一個歷史階段的時代伴侶；若從基督教的觀點來説，他們和我們在上帝的面前是兄弟的。倘若我們抱有「使天下溺者猶己溺之，使天下飢者猶己飢之」的責任精神，又倘若我們認定「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是指這些事，我們號稱有教育的人就要把責任放在自己的身上了。

三

對於今日香港正在開展的兒童劇塲運動，我們所想問的不是這個運動在中國是不是一個創舉，而是香港是否一個適宜於推行兒童劇塲的地方。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理由是有幾點。

從一方面來説，香港有兩種適宜於兒童劇塲運動的兒童：一種是盈千累萬的街頭兒童，是被剝奪了一切正當娛樂的機會的；一種是不屬少數的良好小學的兒童，是活潑多才而喜歡服務人羣的。

從另一方面來説，香港是一個「娛樂」意識很為濃厚的社會。我們試看戲院的林立，觀眾的擠擁；球塲，泳塲，舞塲，馬塲，遊樂慯的熱鬧；麻雀，卜架，天九的不分日夜塲合，就知道香港是一個特別愛好「娛樂」的地方。因為香港的諸色人等，無論士農工商，無論閨媛，娼妓，無論雜役，大班，都是過着充份的娛樂生活的。所以若果有人提出「兒童劇塲」，在香港的人看來，不會覺得突兀，成人要有娛樂，兒童也要有娛樂，成人有成人的戲劇，兒童也應有他們的戲劇：這些理論想是不難見到的。

再從另一方面來説，香港是一個慣於舉辦「慈善事業」的社會。大凡一個充滿貧乏而同時具有「人道」觀念的社會，對於下層社會生活的改善，若果不採取急激的改革手段的，就必定從「慈善事業」的鼓勵的方法求解救，去解救社會上的不安，和解救「人道」主義的人們良心上的不安。我們試翻英國的社會史一看，尤其英國工業革命時代的貧民問題解决的經過，很説明「慈善事業」在不列顛的社會的位置。所以若果有人以救濟街頭的兒童為目標而去提倡兒童劇塲，就必不難博得「樂善好施」「慈善為懷」的香港社會的許可和贊助的。

再從另一方面來説，香港委實不失為一個藝術文化的據點。他有不少的劇塲，劇圑，劇社，電影攝製塲所；又有許多名劇的介紹和排演，又有許多戲劇作家，導演家，批評家，名演員，又有許多文化藝術的圑體，出版，和集會。有了這個充滿便利，刺激，和鼓勵的環境，兒童戲劇的發展總不會自生自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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