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的友誼：超譯費茲傑羅&海明威

本書特色：
☆午夜巴黎計畫最終章：「南方家園」《危險的友誼》&「逗點文創」海明威《太陽依舊升起》&「一人出版」費茲傑羅《夜未央》。
☆看兩大文豪以酒精、派對、婚姻與寫作，詮釋荒蕪時代最令人絕望、詠歎的篇章。
☆本書附有海明威&費茲傑羅大量史料照片，供書迷重返兩位小說家身處的時代。

費茲傑羅：「靈魂的真正闇夜是永恆的凌晨三點。」
海明威：「相愛的人們不該爭吵。他們只有兩人，但與他們作對的是一整個世界。」

午夜巴黎計劃第三部曲完結篇﹗
跨越時空，肉搜海明威與費茲傑羅。

一切要從海明威與費茲傑羅在巴黎的相遇開始談起……
1925年，費茲傑羅與海明威兩人於Dingo American Bar初識對方，從這一刻起，直到15年後費茲傑羅因心臟病逝世，兩人的關係始終糾結難分。這是「失落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這個文學史插曲的最讓人心醉一章，甚至是20世紀美國文學史最重要的一段文學夥伴關係。

世界大戰與美國文壇對他們產生了甚麼影響？
他們的感情世界與婚姻生活存在著多大的差異？
與好萊塢的關係如何造成兩人生活型態的殊同？
兩人對於對方作品的看法如何影響彼此的寫作？
海明威如何將戰爭經驗，以及對狩獵，拳擊和鬥牛的熱衷融入筆下？
在爵士年代裡，費茲傑羅又是怎麼以戀情的失敗勾勒小說的輪廓？

目錄：
推薦文
序言 康士林教授
他不懶，你聰明：超精鍊寫作的最佳示範 何致和
真想知道他們是彼此按讚還是成為朋友卻取消訂閱 陳柏青
聲音與典禮 葉佳怡

第一章 海外的故鄉：那一年，我們在巴黎
相逢Dingo American Bar
海明威的巴黎人生
失落的一代
來自中西部
人生交叉點

第二章 惡夢之餘，也有春夢：費茲傑羅與海明威論戰爭
軼事一則
戰爭是現代主義的成年禮
《太陽依舊升起》：《塵世樂園》的續篇？
身傷，心更傷
返鄉之後
戰爭與愛情：《戰地春夢》與《大亨小傳》的戰爭小說公式

第三章 一與多的對比──費茲傑羅與海明威的感情世界
「窮小子不該妄想娶富家女」
「飛女郎」賽妲的悲慘下場
好萊塢的紅粉知己
「熟女控」小海
用書的版稅當贍養費，霸氣
恩尼斯特與瑪莎：戰場上的愛侶
紅粉知己瑪琳．黛德麗
老爸的「女兒們」

第四章 費茲傑羅與海明威的好萊塢之旅
好萊塢不只是提款機
讓派拉蒙情有獨鍾的《大亨小傳》
從〈重返巴比倫〉到《魂斷巴黎》
《夜未央》：從小說到電影
《最後大亨》與費茲傑羅眼中的好萊塢
海明威與巨星們的交情
從《太陽依舊升起》到《妾似朝陽又照君》
海明威的戰爭片:《戰地春夢》與《戰地鐘聲》
海明威與《老人與海》電影版

第五章 費茲傑羅與海明威的創作論
簡與繁
如水底游泳，似海裡寒冰
「崩潰」事件
關於短篇小說
該喝酒嗎？
書單

第六章 費茲傑羅與海明威的危險友誼
走在鋼索上的友誼
「假貨」與「老鷹」
小說家相輕？
費城車站的及時雨
失敗的權威與成功的權威
相知相惜
代後記：謝辭

推薦：
出版人&《夜未央》譯者 劉霽
出版人&《太陽依舊升起》譯者 陳夏民
輔大跨文化研究所教授 康士林
作家 何致和 陳柏青 葉佳怡

代後記：謝辭

首先，該把寫這本書的歷程交代一下。2010年4月，我把費茲傑羅的處女作《塵世樂園》翻譯完之後，由南方家園出版社出版，接著才安心開始撰寫博士論文；這項工作雖然讓我晚了半年才從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比較文學博士班畢業，但畢竟這是英文原作問世90年來的第一個中譯本（隨後才有大陸東方出版社與上海譯文出版社於同一年出現兩個譯本），我的內心了無遺憾。
到了2012年，南方家園與逗點、一人出版社啟動了「午夜巴黎」出版計畫三部曲，陸續出版了費茲傑羅與海明威兩人的經典長、短篇作品。到了2013年年底，該計畫二部曲完成時，我突然發現自己已成為計畫一員，負責撰寫這本《危險的友誼：超譯海明威與費玆傑羅》，而這本書的初登場，應該就是2013年12月5日在公館紀州庵舉行的那場「超譯海明威與費茲傑羅──那一年我們在巴黎」演講會。當時，我雖然只完成了本書第一章的初稿，但後續幾章的雛型已經在我的腦海中打轉。非常榮幸，這本書能與一人出版社的《夜未央》、逗點出版社的《太陽依舊升起》一起出版，共同構成「午夜巴黎」出版計畫的第三部曲。希望這三部曲的完成只是一個開始，以後跟劉霽與夏民兩位文友能有更多合作的機會。
時光荏苒，由於我平日忙於教學與翻譯，這本書的寫作一拖再拖，感謝南方家園的子華，還有梅文、榮慶與琳森等工作夥伴多方配合與忍耐，這本以海明威與費茲傑羅的文學情誼為主題的小傳，終於有問世的一天。過去，中文出版界對於費、海兩人多所著墨，關於海明威的傳記更多達數十本，但這本小書卻是將兩人的平行世界拉在一起的初步嘗試。對於我這樣一個比較文學研究者而言，比較不能流於表面，真正重要的是兩人文學生命的血肉、骨脈與肌理，我必須找出兩人生平與作品中值得比較與對比之處，以兩人畢生經歷為經，以作品為緯，勾勒出兩人文學生涯的梗概，透過了解其中一位，促使我們對另一位的詮釋和關照。
費、海兩人的文學情誼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但是情真意切，而我在寫作的過程中每每想起了93學年度下學期在輔大英研所所修習的「費茲傑羅與海明威專題」課程，恩師康士林教授（Bro. Nicholas Koss）帶著我們閱讀費、海兩人的長、短篇小說，包括《塵世樂園》、《大亨小傳》、《夜未央》、《太陽依舊升起》，以及《戰地春夢》──我之所以起心動念，著手翻譯《塵世樂園》，也是因為這一個機緣。該門課程讓我有機會接觸馬修．布魯科利（Matthew J. Bruccoli）與史考特．唐諾森（Scott Donaldson）兩位費、海文學關係的研究先驅，而本書的許多資料與論點也都來自他們所寫的相關書籍。
最後，因為這是一本友誼之書，我想把這本書獻給我畢生的所有好友們，希望在費茲傑羅與海明威的借鏡下，我們都能成為讓對方變得更好，而且存在也更有意義的「他者」（”Other”）。文學的最終目的應該是啟發人生，否則文字將會失去其珍貴價值。
2015.01.28
於桃園龍潭

內文試閱：
第一章
海外的故鄉：那一年，我們在巴黎


相逢Dingo American Bar
法國巴黎蒙帕納斯（Montparnasse）地區德朗伯赫街十號，Dingo American Bar。
巴黎是一個處處典故的城市，很多地方都有故事，尤其是一些咖啡廳與酒館，例如花神咖啡館（Café de Flore）與雙叟咖啡館（Les deux Magots）等等。1920年代，有個地方令當年的美國人──不管是作家或一般美僑──流連忘返，那個地方叫做Dingo American Bar。酒吧的酒保是個叫做吉米．查特斯（James “Jimmy” Charters）的退休輕量級拳擊手，他是個來自利物浦的英國佬，不是美國人，但因為很多主顧都是美國人才會叫做American Bar。Dingo位於人文薈萃的蒙帕納斯，當年是許多藝術家與作家聚居的地方，特別是德朗伯赫街，法國知名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與其愛人西蒙．波娃（Simon de Beauvoir）也曾於1937年左右住在這一帶。
你以為Dingo是澳洲土狗嗎？你錯了──順便教你一個法文單字：dingo是「瘋子」的意思。為甚麼酒吧會被取名叫做「瘋子」 ，已不可考，但這裡的確是個對美國文學史而言極為重要的地方，不知有多少美國作家曾在此吃粗鹽醃牛肉與厚塊牛排，喝純正美國口味的湯，與海外美僑朋友們打屁聊八卦，稍稍紓解思鄉之情。1925年4月底的某天，當時二十九歲的美國暢銷小說家史考特．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走進Dingo Bar，向一個曾當過《多倫多星報》（Toronto Star）海外特派記者，剛剛以《三個故事與十首詩》（Three Stories and Ten Poems）一書於文壇出道的26歲年輕作家恩尼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自我介紹。
針對這段軼事，海明威在晚年寫成的回憶錄《流動的饗宴》（A Moveable Feast）裡面是這樣紀錄的：

我第一次與史考特．費茲傑羅見面時，發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史考特身上常有怪事發生，但這一件是令人難忘的。他走進德朗伯赫街的「瘋子酒吧」，當時我正跟幾個完全不值得一提的人坐在一起喝酒，他介紹了自己，然後又介紹了他身邊那個討人喜歡的高個兒，說他是個名投手，叫做鄧克．查普林（Dunc Chaplin）。我沒有留意普林斯頓的棒球賽，也沒聽過鄧克．查普林這個人，但他是個大好人，看來一副無憂無慮、輕輕鬆鬆的模樣，而且很友善，我喜歡他遠遠多過喜歡史考特。

看過《流動的饗宴》一書的人都知道，海明威在書裡面對費茲傑羅沒有幾句好話，從他所陳述的那些軼事看來，費茲傑羅不但是個失禮的酒鬼，而且跟朋友約好在車站見面還可以隨意放人鴿子。
問題是，此書出版時費茲傑羅已經去世快要二十年，沒辦法為自己辯護，海明威這樣損他，是否有違朋友之間的道義？更何況，根據鄧克．查普林表示，他不只不在巴黎，甚至人也不在歐洲，而且他也不記得自己見過海明威。海明威在晚年時才把三、四十年前的往事寫出來，是否有許多錯誤與遺漏之處？但是，滑頭的海明威在序言中是這樣為自己辯護的：「如果讀者願意的話，也可以把把這本書當成小說。但是，這種小說總是有可能提供一些新看法，讓人們能重新看待過去那些被當成事實一般寫在書裡的事情。」
總之，不管《流動的饗宴》裡面的那些事情是真是假，費茲傑羅與海明威兩人於Dingo Bar裡的相遇應屬無誤。從這一刻起，直到十五年後的12月21日費茲傑羅因為心臟病而英年早逝（年僅四十四歲），兩人之間的關係始終糾結在一起，因而成為所謂「失落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這個文學史插曲的一部分，甚至是二十世紀美國文學史中最重要的一段文學夥伴關係。
海明威的巴黎人生
在解釋什麼是「失落的一代」之前，容我打個岔，先談一談海明威與巴黎的因緣。對他來講，巴黎實在太重要，這一個被稱為「花都」、被稱為City of Light（法文是la Ville-Lumière，指「光之城」、「啟蒙之城」或「燈之城」，因為巴黎是最早開始使用街燈的歐洲大城之一）的地方，不只是他人生的重要篇章，也是為他滋養出許多小說與非小說作品的文學溫室，而這一切都要從他接下《多倫多星報》海外特派記者的工作開始。1921年12月8日，他帶著新婚妻子，年長他八歲的海德莉（Hadley）來到巴黎，兩個人在拉丁區（Le Quartier latin）住了下來。
拉丁區位於巴黎第五與第六區之間，與拉丁人沒有太大關係，其名稱由來是因為自中世紀以來就開始有許多大學座落此地，其中包括被稱為「索邦」（la Sorbonne）的巴黎大學，因此走在這一區，常常可以聽見學生們在講拉丁文或看拉丁文書籍，因此這實在是巴黎左岸一個人文薈萃的地方。繼續往南走個兩、三公里，就是鼎鼎大名的蒙帕納斯大道（Boulevard du Montparnasse）了，幾乎所有巴黎最有名，歷史最為悠久的咖啡廳與酒館都位於那一條大道上或附近，它們也都是海明威的生活重心，只有少數例外──例如位於塞納河北邊，也就是右岸地區歌劇院廣場（Place de l’Opéra）的和平咖啡館（Café de la Paix）就給人比較高級與正式的感覺，海明威與妻子到巴黎的第一個聖誕節當天，就是在那裡吃午餐。
［Google地圖］
說到蒙帕納斯大道上的咖啡館，首先值得一提的是，1922年3月25日的《多倫多星報》週末副刊上刊登了海明威的〈巴黎的波希米亞風美國人〉（American Bohemians in Paris）一文，主要就是介紹位於這條街上的圓亭咖啡館（或圓廳咖啡館，Café Rotonde）。當時，這間咖啡館深受許多藝術家與流亡海外的俄國革命人士喜愛，例如曾在巴黎住四年的蘇俄國父列寧（Vladimir Lenin）就是常客，也難怪海明威說，這裡充滿了波希米亞風味，感覺起來放蕩不羈。海明威試著用一種幽默且幾近戲謔的方式來描述他的見聞：

圓亭咖啡館的天花板挑高，裡面到處有人吞雲吐霧，擺滿了桌子，乍看，給人一種踏進動物園鳥屋的感覺。咖啡廳裡似乎總是有人不停以各種聲調大聲抱怨，吵吵鬧鬧，偶爾打斷那些聲音的，則是許多位彷彿黑色與白色喜鵲一樣在煙霧中飛來飛去的服務生。

海明威還說，圓亭咖啡館就是那些來自紐約格林威治村的「廢渣」（scum）藝術家們聚集的地方。這家咖啡館的另一特色在於，旁邊的哈斯拜爾大道（Raspail Boulevard）與蒙帕納斯大道交叉口矗立著一尊面容模糊、身形扭曲的銅雕人像，不明所以的人絕對看不出是誰，實際上，它是紀念法國大文豪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的雕像，原作者是鼎鼎大名的雕刻家羅丹（Auguste Rodin）。
蒙帕納斯大道上的另一家名店是圓頂咖啡廳（Café du Dôme），海明威夫婦抵達巴黎後，海明威寫信給美國的作家朋友薛伍德．安德生（Sherwood Anderson），抱怨天氣冷得要死，幸虧在圓頂咖啡廳外面有火盆可供取暖，他跟老婆坐在咖啡廳外喝蘭姆調酒（rum punch），那酒喝入口，讓他有種「聖靈附體」的快感。據說，海明威總是每天早上穿著夾克與運動鞋，踮著腳尖，踩著像拳擊手一樣的腳步去圓頂喝咖啡，沿路總會碰到許多朋友跟他打招呼。
當然，對於海明威來講，巴黎可能沒有任何一家咖啡館像丁香園咖啡館（La Closerie des Lilas）那樣重要，因為那是他寫作的地方，早期的名作，包括《我們的時代》（In Our Time）與《太陽依舊升起》（The Sun Also Rises）都是在那裡完成的（我將在下一章詳述兩書的要旨）。尤其他在《流動的饗宴》裡，曾以充滿詩意的方式描述《我們的時代》這本故事集的創作過程：

我坐在角落用筆記本寫東西，下午的陽光灑在我的肩頭。服務生拿了一杯熱奶油咖啡（café crème）給我，放涼後我先喝了一半，另一半在我寫東西時就擺在桌上。等到我停筆時，我實在不想離開那一條在水池裡可以看見鱒魚的河。

在此，海明威的故事集《我們的時代》（In Our Time）已經接近尾聲，因為他所提到的故事，正是小說集裡面的名篇〈大雙心河〉（Big Two-hearted River）──基於海明威後來闡述的「冰山理論」（Iceberg Theory，本書五章將進一步闡述此一創作理論），它完全沒有提及戰爭，但戰爭的陰影卻像陰魂般到處飄盪，始終繚繞不去。

失落的一代

The Lost Generation，失落的一代。
「甚麼是失落的一代？」、「他們為何失落？」如果能回答這兩個問題，就等於對二十世紀初的英美文學史有了初步的了解。所謂「失落的一代」，其實包括兩種人：一種是歷經第一次世界大戰洗禮後仍然可以倖存，並且想要靠著寫作在文壇闖出名號的年輕知識份子。另一種人則純粹是想要靠美元在大戰後的匯兌優勢，離開美國，到歐洲去過舒適生活的美國僑民。當然，聚集在巴黎這個法國首都是一回事，他們內心的強烈失落感卻又是另一回事，但或多或少都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有關。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世人對於戰爭的本質有了更為透徹的認識。化學武器、坦克車與飛機等最新科技開始出現在戰場上，為期四年多的戰事，導致三千八百萬人陣亡，「上帝已死」，不再只是德國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思想宣言，而是許多倖存者以及捐軀將士遺族的共同心聲：「當戰爭發生時，祢在哪裡？」西方文明將近兩千年來的價值基礎遭受質疑，西方世界的精神淪喪，於是詩人艾略特（T.S. Eliot）以倫敦市為背景，在1922年用〈荒原〉（The Waste Land）這一首長詩，把整個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機用這樣的句子表達出來：
虛幻的城市，
冬晨的棕色煙霧下，
人群湧過倫敦橋，
那麼多人，
我想不到死神毀了那麼多人。

Unreal City,
Under the brown fog of a winter dawn.
A crowd flowed over London Bridge, so many.
I had not thought death had undone so many.

光天化日下，竟有這麼多街頭遊魂？當然不是。〈荒原〉是英美現代主義的經典詩作，不是鬼故事。這一段文字其實暗指西方人的精神淪喪，生活失去目的性，猶如四處遊蕩的孤魂野鬼。詩句所描繪的不只是一種都市地景，也是一次大戰後西方文明的殘破景象。
就另一方面而言，美國人對於歐洲的熟悉其來有自。美國政府於1917年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許多年輕作家都到歐洲戰場上當志工，包括同為哈佛畢業的小說家約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與詩人康明斯（E. E. Cummings）──這兩人後來都成為現代主義要角，鼎鼎大名的美國冷硬派推理小說（Hard-boiled Mysteries）代表人物達許．漢密特（Dashiell Hammett）則是跟海明威一樣，負責駕駛救護車。沒能上戰場的人，大概就只有費茲傑羅：1917年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他加入了美國陸軍，接受軍官訓練，但還來不及上戰場，戰事就結束了。對此，費茲傑羅遺憾終生，也充滿感慨，於是在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塵世樂園》（This Side of Paradise）裡寫下了這樣的句子：他們這個世代的人在「長大後發現眾神已死，所有戰事也都已結束，人的一切信仰都被動搖了……」
回到美國後，這個世代的年輕人發現難以融入戰後的美國新社會，特別是在保守宗教勢力的主導下，美國國會通過了憲法第十八條修正案，1920年1月開始，美國歷史進入了長達十年的禁酒令時代，他們需要一個更自由的環境，更多的刺激與可能性，因此，他們發現自己又回到了熟悉的歐洲，對他們而言充滿魅力的巴黎更是令人趨之若鶩。當然，美國的年輕作家選擇到巴黎生活的另一個考量其實與經濟有關：美元幣值越來越高，戰爭結束後一年，一塊美元從原本可以兌換八塊法郎，升高到十五塊，到1925年甚至變成二十二塊。作家的收入微薄，但或許到了巴黎或歐洲的其他地方，他們可以憑藉美元的優勢過得還不錯，甚至過著比在國內還要好的生活。1922年2月4日，《多倫多星報》的週刊上登了一篇海明威寫的文章，內容很有趣，篇名叫〈一千美元可以在巴黎生活一年〉（Living on $ 1,000 a Year in Paris）：海明威說，「匯率是一種很美妙的東西」，如果加幣與法郎的匯率相當，那年收入僅僅一千塊的加拿大人在巴黎可能會餓死。文章一開頭就展現出他的簡潔文風，還有一種特有的幽默感：

冬天的巴黎多雨、寒冷、美麗又便宜。同時它也是嘈雜、騷亂、擁擠與便宜的。巴黎具有你所想要的各種面貌──而且它好便宜。

海明威一開始就”cheap…cheap…cheap”個不停，這讓文字有一種特有的音感與韻律感，同時你也很難想像可以用”cheap”這個形容詞來描述一個城市。但到底有多便宜？他說，他跟新婚妻子海德莉住在巴黎美術學院後面雅各街上的一間旅館裡，走到杜勒麗花園（the Tuleries）只需幾分鐘路程，地段如此美妙，但一間雙人房一天只要價十二法郎，換算起來，月租僅僅三十美元，一年也不過三百六十美元。他接著詳實地把巴黎的食物價格寫在文章裡，總之無論什麼東西，都是如此便宜──當然，這是對於賺美金的人而言，而且也有些高級大飯店一天單人房房價就要六十法郎。優惠的匯率吸引失落的一代的年輕人前往巴黎，而費茲傑羅與海明威自然是這失落的一代年輕人中的代表人物，在這樣的歷史、文化與經濟背景下，兩個同樣來自美國中西部的青年，於萬里之外的巴黎相識。他們倆對於「失落的一代」，都曾有過自己的一番詮釋，我們將在下一章看看費茲傑羅如何用《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海明威如何用《太陽依舊升起》來看待參戰青年於戰後的人生。

來自中西部

從種種文字記錄來看，費茲傑羅與海明威兩人曾有過一段彼此肯定、惺惺相惜的情誼。事實上，這一點都不難理解，因為背景上，實在很難找到另外兩個像他們這樣相似卻又對比強烈的作家。
從故鄉來看，費茲傑羅出生於明尼蘇達州的聖保羅市，海明威的家鄉是伊利諾州芝加哥市郊區的橡樹園鎮（Oak Park），兩個州都位於美國北邊的大湖區，僅僅被愛荷華州隔開，因此，他們都是離開中西部，到其他地方去打拚事業的美國青年。從家庭的角度來看，兩人都有一個充滿活力、來自富裕家庭的母親，相較之下，父親的人生就顯得較失敗。費茲傑羅的父親愛德華在他出生前曾是個傢俱公司老闆，後來生意失敗，到紐約州的寶僑生活用品公司（P&G）上班，因此費茲傑羅的童年是在水牛城度過的；被寶僑開除後，愛德華彷彿洩了氣的皮球，帶著全家返回聖保羅市，靠幫姻親工作過活，餘生的二十幾年始終落落寡歡，也有酗酒問題，最後於1931年在華盛頓市去世，人在瑞士的兒子還趕回來幫他料理後事。
［地圖，標示聖保羅與橡樹園］
海明威的父親克萊倫斯是個內科醫生，母親是個音樂家，兩人雖然都是家鄉受到敬重的人物，但克萊倫斯始終疾病纏身，而且也有財務問題，最後在1928年用一把美國南北戰爭時期留下來的手槍自盡。事實上，當時海明威已經靠小說《太陽依舊升起》及故事集《沒有女人的男人》（Men without Women）確立了暢銷作家地位，與新婚的第二任妻子寶琳（Pauline Pfeiffer）在佛羅里達州的基威斯特島（Key West）定居（這是多年來他第一次於美國建立自己的家園），還寫信給父親，要他別擔心財務問題──可惜信件在他父親死後不久才抵達。總之，父親去世讓海明威與費茲傑羅一樣都感到極為難過。
說到人生的殊異之處，兩人也呈現出極大的反差。費茲傑羅是常春藤名校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生，海明威高中畢業後就到報社去當記者，但也因此海明威有機會親身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往前線開救護車：年僅十八歲的他才參戰半年就被砲火擊傷，在醫院待半年後回到美國。為此，費茲傑羅永遠羨慕海明威的際遇，或許也因而多少帶著崇拜的眼光看待他。費茲傑羅一生只有過一任妻子：他深愛的賽妲（Zelda）。他非常寵愛賽妲，讓她過著揮霍無度的生活，兩人一起酗酒，最後她因為精神病發而長期住院，接受治療，費茲傑羅則是為了還債而拚命工作，最後因心臟病發身亡──幾年後，賽妲於精神病院的火災中葬身火海。海明威的花心是有名的，一輩子有過四任妻子：與第一任妻子海德莉離異時，他把《太陽依舊升起》的小說與電影版稅當作贍養費給了她（電影的中文譯名是《妾似朝陽又照君》），而後面的三任妻子，寶琳、瑪莎（Martha Gellhorn）及瑪莉（Mary Welsh）都是女記者，其中以瑪莎的知名度最高。
費茲傑羅的文字優雅，用字相對來講較難，複雜的句子也可以說是他的文風。海明威則是以知名的「電報體」（telegram style）作為個人寫作風格，文句精簡，直率，主要是受到早年記者生涯的影響。費茲傑羅一生始終為缺錢而感到焦慮，差點因為沒錢而無法進入普林斯頓就讀，連老婆賽妲都曾與他解除婚約，等他的第一本小說《塵世樂園》出版後，證明他能夠靠寫作維生，才又改變心意，下嫁於他。對於這樣一個生活周遭都是富人的小說家而言，他的小說作品除了描寫情愛，自然也充滿了對於美國上流社會成員的批判與嘲諷，可能有時又帶著一點點同情，從《美麗與毀滅》（The Beautiful and the Damned）裡面那一對極盡荒唐之能事的富家夫妻，到《大亨小傳》裡那些無情無義的美國東岸有錢人，還有隨後的《夜未央》（Tender Is the Night）與《最後的大亨》（The Last Tycoon）等，都是這一方面的代表作。
海明威的創作與其畢生對於男性陽剛魅力的追求始終保持密切關係，《太陽依舊升起》、《戰地春夢》（Farewell to Arms）與《戰地鐘聲》（For Whom the Bell Tolls）等三本小說奠定了他在二十世紀戰爭小說的重要地位，也反映出他參加世界大戰與西班牙內戰的經驗，至於散文集《午後之死》（Death in the Afternoon）、《危險之夏》（The Dangerous Summer）、《非洲的青山》（Green Hills of Africa）以及《曙光示真》（True at First Light），前兩本代表他對於西班牙鬥牛運動的熱情不只是純粹業餘的愛好，而是用專業的眼光去反省鬥牛士那種命懸一線的人生，後兩本則記錄了他在非洲進行狩獵活動時的種種體驗。當然，說到他最愛的釣魚，自然不能不提1953年為他奪得普立茲獎，1954年獲頒諾貝爾獎時也被瑞典皇家學院提及的《老人與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老人桑提亞哥與那一條巨大馬林魚在海上奮戰幾天幾夜，是男性體能的極致表現。
事實上，他們倆對於對方的肯定都極為真誠。海明威在《流動的饗宴》裡面對費茲傑羅留下了這樣的評語：看過《大亨小傳》後，他覺得不管費茲傑羅做了甚麼離譜的事，他都得把那當成是費茲傑羅生病了，他必須以一個好友的立場竭力幫助他，「因為，他如果寫得出那樣的書，就寫得出更好的書。」這可能是海明威對任何一位同行給出過的最大恭維了。至於費茲傑羅，儘管賽妲始終對於海明威沒有好感，說他是個「假貨」（bogus），但他一開始對海明威的評價是：「他是個有真材實料的傢伙。」（”He’s the real thing.”）；更重要的是，他給予海明威足以扭轉其寫作生涯的幫助，兩人的人生從1925年相識後便走入了一個交叉的分水嶺。

人生交叉點

1924年10月，《大亨小傳》原稿的最後完工階段，費茲傑羅抽空寫了一封信給他的編輯麥斯威爾．柏金斯（Maxwell Perkins），說他知道有個年輕作家極具潛力，其作品反映出純粹的小說技藝，「是個有真材實料的傢伙。」事實上，把海明威的作品介紹給費茲傑羅的，是他普林斯頓大學的同窗，知名文評家艾德蒙．威爾遜（Edmund Wilson）。費茲傑羅一看到海明威的作品後，就起了惜才之忱，而且也證明他的確是慧眼識英雄，後來在兩個人十幾年的互動中，曾有一度（特別是前幾年）給予海明威極多有用的修改建議。然而真正對他幫助最大的，當然就是將他介紹給史氏（Scribner’s）這一家紐約大出版社。
1925年的海明威其實已經跟波尼&李維萊特出版社（Boni & Liveright）有約在身，這也是一家位於紐約的出版社，但其規模自然不能與史氏相提並論。為此，當費茲傑羅表示要把他介紹給史氏時，海明威就感到很後悔，因為他最早一本故事集，也就是以尼克．亞當斯（Nick Adams）這名醫生之子為主角的《我們的時代》即將交由波尼&李維萊特出版，後來該出版社在10月幫他出書時只印行了一千三百多本，這讓他更感到非設法與他們解約不可。
於是，到了1926年2月，海明威先到紐約去跟柏金斯見了面，返回巴黎後，他花了十天時間完成不到一百頁的中篇小說《春潮》（The Torrents of Spring），把稿子提交給波尼&李維萊特出版社。問題是，這本小說顯然是用來嘲諷該出版社的最大牌作家薛伍德．安德生（Sherwood Anderson），全篇可以看出他刻意模仿安德生於前一年出版的《黑暗的笑聲》（Dark Laughter），但卻把他那嚴肅的性解放主題改成處處充滿嘻笑怒罵的情節。《春潮》的故事以密西根州為背景，故事主角是一個叫做史奎布斯（Scripps）與另一個叫做尤基（Yogi）的男人──光聽主角的名字就覺得是個挺愚蠢的故事。前者與一家餐廳的女服務生結婚之後，發現自己又想染指另一個女服務生，後者則發現自己對女人可說是一點慾望也沒有——但最後一個印地安女人終於撩起了他的慾火，性無能問題不藥而癒。
安德生與海明威一樣來自伊利諾州，是他的前輩，甚至海明威還曾帶著妻子海德莉去拜訪過安德生，說他們婚後要到義大利去住，他們還是在安德生的建議下才改赴巴黎的。如今，海明威為了行使「脫逃條款」，讓出版社退他的稿，促使合約自動失效，在與費茲傑羅商議過後決定採取這種手段，其實並不厚道。後來，海明威與史氏出版社簽約，史氏不但幫他出版了《春潮》，也答應出版《太陽依舊升起》。《春潮》的出版直接導致安德生與海明威兩人絕裂，但《太陽依舊升起》出版後，海明威的作家生涯就像是東昇的旭日般，走得越來越順；反觀費茲傑羅，《大亨小傳》卻成為他最後一部叫好又叫座的作品，《夜未央》在他生前並未獲得肯定，《最後的大亨》甚至沒有完成，是在他去世後才出版的。往後的生涯，他變成一個必須以短篇小說餬口，前往好萊塢發展編劇事業也受挫，逐漸被打入人生失敗組的可憐作家。
1925年，費茲傑羅與海明威相識的那一年，兩人運勢逆轉，這一年也是前者達到顛峰開始往下墜，後者從谷底往上爬的人生交叉點。

作者 陳榮彬

一九七三年生，輔仁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目前為台灣大學台文所與輔仁大學外語學院兼任助理教授，研究專業為英、法、美、台等國現代主義都市小說。譯作總計近三十本，包括小說大師費茲傑羅第一本作品《塵世樂園》（南方家園），曾以《繪畫與眼淚》（左岸）和《血之祕史》（大塊）兩度獲得《中國時報》開卷版所頒發之翻譯類十大好書，另有單篇譯作數十篇刊登於《BBC知識》、《孤獨星球》與《探索頻道雜誌》等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