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城廂掌故（簡體書）

《老上海城廂掌故》專述上海舊城風物掌故，以資料豐富、敘事清楚、論述流暢為特色。從上海名稱的來歷、上海建縣年份、沙船與上海港、上海城墻與城門一卜海拆城和城墻磚、上海縣衙門、上海的校場和舊校場年畫、城外的商業街、上海的善堂、古老的天主堂、基督教會學校等方面，講述上海老城廂的掌故風物。

薛理勇，祖籍福建省福清市，1947年出生于上海。長期任職于上海市歷史博物館，從事上海歷史、中華文化史、風俗史研究。上海市規劃委員會專家委員會委員、上海食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上海地名學會常務理事、上海道教協會常務理事等，并擔任SMG紀實頻道嘉賓主持。主編《上海文化源流辭典》、《上海掌故辭典》等。

適讀人群 ：大眾
《老上海城廂掌故》從上海名稱的來歷、關于上海建縣年份、沙船與上海港、上海城墻與城門、上海拆城和城墻磚、上海縣衙門、上海的校場和舊校場年畫、城外的商業街、上海的善堂、古老的天主堂、基督教會學校等方面，講述了上海老城廂的掌故風物。

前言
上海名稱的來歷
關于上海建縣年份
從青龍鎮到上海縣
沙船與上海港
倭患與上海筑城
上海城墻與城門
上海拆城和城墻磚
上海縣衙門在哪里
上海的校場和舊校場年畫
設在上海的分巡蘇松太兵備道
約約乎皮老虎小東門十六鋪
一城煙火半東南——城外的商業街
從馬路工程局到上海城自治公所
中國早的警察學校和警察機構
為光緒親政而建的萬壽宮
小南門的救火聯合會鐘樓
上海的南火車站
關于上海江海關的故事
上海的善堂
上海古老的天主堂
老城廂的基督教教會學校
民立上海中學到上海民立中學
吳馨其人與務本女校
從日涉園到書隱樓
上海名園露香園及顧繡
上海的天后宮
上海的關帝廟
清代老城廂的三大名庵

《老上海城廂掌故》：
倭患與上海筑城 朱元璋定都南京，江南是糧食的主產區，就不必花很大的財力、人力實行“南糧北調”，漕運基本中止。而朱元璋為了圍剿、鎮壓流竄沿海諸島的農民軍，又推海嚴厲的“海禁政策”，阻斷農民軍與大陸的交通。朱元璋在位三十年，在他在位期間，海盜實際上已基本被鎮壓。朱元璋駕崩后，由孫子，即懿文太子朱標的第二子朱允炊繼位，即明惠帝，年號建文。
建文皇帝召用方孝孺等，訂立典章制度，銳意復古，并削弱藩王的勢力。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封燕王，領地在今北京一帶，得知建文皇帝要削弱藩王勢力后，就以“靖難”為名，起兵進攻南京，建文皇帝逃離京城，不知所終，于是朱棣自立為皇帝，年號永樂，不久，他就遷都北平，即北京。于是又遇上“南糧北調”的問題。明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十二·河漕·先朝設海運衙門》中說： 文皇帝靖難后，初議遷都北京，以饋餉艱苦，乃于永樂五年八月，下廷臣會議海運。議已定，奏請于蘇州府太倉衛設海道都漕運使衙門，左、右運使二員，秩從二品；同知二員，秩從三品；副使四員，秩從四品；經歷照磨各首領官及吏，悉依布政司。各沿海衛、所，俱屬提調。奏既上，太宗如議行矣。又有言不便者，乃命再議。事遂中止。至正統七年三月，又命南京造洋船三百五十艘。由海運赴薊州諸倉。乃知海運一事，先朝未常一日不講究。由于永樂皇帝遷都北京，為解決北方糧食供應不足，就重新討論恢復海上漕運的問題，還決定在太倉設一個“海道都漕運使衙門”，長官官從二品，地位等同省布政使，沿海的軍事單位也由這個衙門提調。不過，也有人提出太祖皇帝朱元璋頒布的“海禁”令而加以反對，這又將了永樂皇帝一軍，所以，這個主管海上漕運的衙門是否正式設立也不太清楚，一直到明英宗正統七年（1442年），“南糧北調”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嚴重程度，才下令南京造了三百五十艘海船。實際上，明朝的“海禁”始終沒有解除，只準許官方的漕運官船往返于北洋之間，而對民間的航運仍處于高壓的態勢。
明朝，關于以海運的方式解決“南糧北調”的問題爭論不休，于是，一方面繼續有限開展海上漕運，另一方面加緊疏浚和打通大運河，爭取將漕運由海運改為運河運輸，但中央政府對“海禁”的政策始終沒有停止，時禁時弛，以禁為主，這就使中國從元朝已經形成的海上航運業衰落了下來，其中不少商人只得離開中國，到南洋、東洋各地，這也是中國有史以來規模性向海外移民的發端。《萬歷野獲編·戶部·海上市舶司》中說： 我朝書生輩，不知軍國大計，動云禁絕通蕃，以杜寇患，不知閩廣大家，正利官府之禁，為私占之地。如嘉靖間，閩浙遭倭禍，皆起于豪右之潛通島夷，始不過貿易牟利耳，繼而強奪其寶貨，靳不與直（值），以故積憤稱兵。撫臣朱紈談之詳焉。
因海禁而跑到南洋、東洋的船商就成了“蕃”，而無視國家海禁法令，繼續在近海貿易的商人又成了“寇”，為了做生意，“蕃”和“寇”又往往聯合起來，開展外洋與中國大陸的航運、貿易，這種行為是非法的，用現在的話講就是“走私”。于是主張解除海禁的官吏批評堅持海禁的官吏：你們這是書生氣十足的人，根本不懂政治、軍事，只知道強行阻止中外通商，就可以杜絕中國商人與外國商人的勾結；而實際上，中國的南洋海域遼闊，靠政府的力量根本無法管控，而商人們在這里“走私”游刃有余。商人們只是希望通過正常貿易獲得利潤，但我們處處設防，使他們的貿易無法正常進行，為了對付官兵，商人只得自己武裝，一旦與官兵相遇，還能作抵抗，而商船武裝的結果，一旦生意不順利，就會發生搶奪、毆斗、傷人；更有甚者，地方官兵為了自己的利益，又往往向外國商人或中國商人收取“保護費”（即引文中講的“靳不與直”），商人與官兵的斗爭也愈演愈烈，于是，事態又從“武裝走私”發展到“武裝搶掠”，“嘉靖間，閩浙遭倭禍，皆起于豪右之潛通島夷”。
到了明朝嘉靖中期，沿海的倭患到達嚴重的程度，據記載，僅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的上半年，上海就遭三次倭寇入侵，被掠去財產無數，百姓損失慘重，于是，就在這年的下半年，上海百姓眾志成城，有錢出錢，無錢出力，筑起了一道城墻。《同治上海縣志·卷二·建置·城池》中收錄了當時上海人顧從禮關于上海筑城的奏疏，詳言上海筑城的原因，說： 上海，宋市舶司所駐之地。元至元二十九年設縣，治（舊時，政府所在地稱“治”）原無城垣可守。
蓋一則事出草創，庫藏錢糧未多；一則，地方之人半是海洋貿易之輩，武藝素有通習，海寇不敢侵犯。雖未設城，自無他患。
從上海建縣到明嘉靖年間（1522—1566年），已經過了二百五十年，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首先，上海已經是相對富裕的縣城，每年的錢糧收入就達四十余萬，而上海縣治就在濱黃浦一里之地，海盜闖入內陸后，沿黃浦就直抵上海，經常發生海盜入侵上海的事，“嘉靖戊子（1528年）等年，屢被賊劫燒，殺傷地方鄉官、商人、居民不下百有余家。蓋賊自海入，乘潮取掠，如取囊中，皆由無城之故。”顧從禮的奏疏很快就得到批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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