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貧富不均，這才是全球經濟大危機！

內容簡介
貧富不均，是全球最大的隱憂！
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勒（Robert Miller）表示：
1%的富豪再次展現的貪婪，
比2008年的金融海嘯造成更嚴重的影響。

1%的富豪不只因為取走愈來愈多，也因為他們表示這種貪婪是正當合理的，並且利用他們的龐大財富推銷員推廣那個概念，而使得分配不均升高。如同美國排名第二的富豪巴菲特2011年所說：「二十年來一直在打階級戰爭，結果我的階級贏了。我們這個階級的稅率已經降低。」

2008年經濟大衰退來襲之後，1%的富豪更加富有，其他人的日子卻更加難過。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差距拉大成一條鴻溝。富人找到保護財富的新方法，其他人則因為情勢嚴峻而遭殃。

但是分配不均的影響，不只在經濟。一個人如果生在1%的富豪人家之外，潛能會大受影響：預期壽命縮短、教育和工作展望受到限制，甚至影響心理健康。

那該怎麼辦？領先群倫的社會思想家杜林在《分配不均與1%的富豪》一書，揭露英國社會分裂的程度和真實的成本，並且質問超級富豪為我們做過什麼事。他說明分配不均是我們面對的最大威脅，以及為什麼必須迫切恢復平衡。

作者簡介
丹尼．杜林（Danny Dorling）
牛津大學哈爾福特麥金德講座地理學教授。經常上電視和廣播電臺，並為《衛報》（Guardian）、《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和其他的報紙撰寫評論。受聘為政府和國家統計機關顧問。著作有：《一切堅固的東西》（All That Is Solid）；《人口100億》（Population 10 Billion）；《所以，你認為你瞭解英國？》（So You Think You Know About Britain?）；以及《不公不義》（Injustice）。

杜林長久以來都住在英國。為了避免世界觀缺乏遠見，2006年開始和一群研究人員展開重繪世界地圖的計畫（www.worldmapper.org）。他和許多同行出版了十來本書，探討英國社會分配不均的相關議題，以及數百篇期刊論文。這方面的研究大多開放存取（www.dannydorling.org）。

杜林的研究領域遍及住宅、健康、就業、教育和貧窮。他進入學術界之前，曾受雇為兒童遊戲計畫和學齡前教育的遊戲工作者；它們的根本理念是：遊戲是在學習生活。

杜林是社會科學學術協會會員，2008年成為製圖員協會名譽會長。2011年，加入公益組織道路和平贊助人。

譯者簡介
羅耀宗
台灣清華大學工業工程系、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班畢業、中央大學企業管理系博士候選人。曾任《經濟日報》國外新聞組主任、寰宇出版公司總編輯。

著作《Google：Google成功的七堂課》榮獲經濟部中小企業處94年度金書獎。另著有《第二波網路創業家：Google, eBay, Yahoo劃時代的繁榮盛世》。

譯作有《雪球：巴菲特傳》（合譯）、《坦伯頓投資法則》、《致勝》、《誰說大象不會跳舞──葛斯納親撰IBM成功關鍵》等。
曾獲時報出版公司2002年「白金翻譯家」獎。
現為財金、商業、科技專業自由文字工作者、《哈佛商業評論》全球中文版特約譯者。

國際專家媒體好評：
思慮嚴實的著作。杜林以它的機智風趣、專業素養，加上必要的憤慨，主張對最高層1%的財富集中展開「慢革命」，因為這件事威脅到國家和全球的福祉。務必展讀他寫的內容，享受他的文筆，並且加入他的行列。
——梅莉莎．班恩（Melissa Benn），作家與行動人士

描繪一幅令人信服的畫面，讓我們看到1%富豪果然高不可攀，不知民間疾苦。
——瑪麗．奧哈拉（Mary O’Hara），《咬緊牙根》（Austerity Bites）作者

條理清晰，簡單易讀，說明分配極端不均所造成的傷害。這是一本擲地有聲的力作。
——凱特．皮克特（Kate E. Pickett），《精神層面》（The Spirit Level）作者之一

杜林提出分配不均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很快變得沉重難解：我們供養得起超級富豪嗎？社會能夠繁榮嗎？我們能夠發揮自己的潛能嗎？
——佐伊．威廉姆斯（Zoe Williams），《衛報》

目次
第一章：我們供養得起富豪嗎？
第二章：教育
第三章：工作
第四章：財富
第五章：健康
結語：邁向更公平的社會

內文選摘（節錄）
結語：邁向更公平的社會

墨西哥大毒梟何塞‧貢薩洛‧羅德里格斯‧賈查（José Gonzalo Rodríguez Gacha），據說有錢到把他名字的四個首字母縮寫，浮雕在所用廁所用紙的金色葉子上。但是儘管腰纏萬貫，讓他享盡人間的榮華富貴，他的人生卻以可怕的方式了結。1989年，眼見兒子遭警方開槍擊斃，他在臉邊引爆手榴彈，自殺身亡。有錢人的故事，總是令人心嚮往之，但有錢顯然不見得總是比較好。

為了因應我們對有錢人持有的老觀念——以及他們對於更上一層樓難若登天感到的絕望——現在有一種新的，而且往往是潛意識的訊息，認為只有借助於巨大的財富，人的存在才能完全實現。這個訊息，經由雜誌封面和黃金時段電視上的微笑臉孔散播。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新聞媒體每天所呈現的窮人或者僅僅只是「一般人」的愁容。英國和美國有很多知名的電視連續劇，骨子裡隱藏著這個訊息：「'富人內心深處想到的只是你的最佳利益」。《唐頓莊園》（Downton Abbey）就是個好例子。（譯註：《唐頓莊園》是英國甚受好評的電視影集，呈現貴族及其僕役在森嚴的階級制度下的人間百態。）

祖父母輩設立了國民健康局，我們這一輩卻推出國民彩券。對比之下，我們這個時代的作為令人感慨萬分，但至少我們可以做一個很自然的實驗，回答人一有了大錢，會發生什麼事的問題。答案是他們經常迅速且有時瘋狂地更偏向右翼。尤其是住在比較貧窮、較為左傾地區的彩票中獎人，似乎最有可能在「意外擁有」一些錢之後，政治信念轉向右翼。兩者的關係已經證明是像「劑量反應」的那種：贏得的彩金愈多，人會更向右翼傾斜。富豪會那麼不同嗎？

英國頂層1%有約1%是彩券中獎者。2012年10月，英國國民彩券發行機構卡美樂發表研究，稱1994年以來，已有3,000名彩金得主各自抱走100萬英鎊以上——總共贏得85億英鎊——對GDP貢獻7億5000萬英鎊。因為每個百萬富翁贏家創造大約六個工作——僕人、清潔工、園丁，以及5%的人會請個人美容師。這份研究報告卻沒有提及從經濟中取出去買彩券的錢——單單2012/13年就有將近70億英鎊。此外，他們創造的工作，很難讓人有成就感。

儘管我們經常聽到意外之財撕裂家庭的故事，卡美樂發表的報告卻沒有提及贏得大獎如何經常毀掉人們的生活。2013年11月，亞德里安和吉莉安‧貝福特贏得歐洲大樂透1億4800萬英鎊的彩金之後一年離婚——中獎那時，他們說這筆錢會使他們的家庭關係更緊密。他們「買了披薩和八歲的女兒、六歲的兒子一起吃，然後前往蘇格蘭的大篷車公園度假」慶祝。現在他們的孩子必須在不同的地方見他們。《太陽報》引述一位鄰居談起亞德里安和吉莉安的話說：「真是不幸，因為他們本來是有兩個孩子的和樂家庭。這兒的人都很為他們中大獎高興。他們一生操勞，然後得了這麼大一筆錢。所以那樣的結局很令人難過。」但是當然了，這是老掉牙的故事。

1961年，尼科爾森和當時的丈夫贏得一小筆足球賽的賭注彩金，發誓要「花錢、花錢、花錢」。在那之後，薇芙歷經守寡和第三、第四和第五次婚姻。2007年，高齡71歲的她終於克服了酗酒的壞習慣，靠每個星期87英鎊的養老金過活，入不敷出，只好找工作做。美國現在經常聽到更極端的故事。在那裡，有時人們似乎願意做任何事以求致富，卻往往因為賺了大錢之後的壞影響，而毀掉他們的生活。千百年來，我們知道貪婪的危害，擁有太多是禍不是福；但我們似乎忘得比記住要快。

2013年11月，倫敦保守黨市長約翰生（Boris Johnson）發表談話，解釋為什麼他認為貪婪是好事：
不管你喜不喜歡，自由市場經濟都是唯一的選擇……沒有人可以忽視那種競爭的嚴酷，或者它不可避免加劇的分配不均，（但是）頂層1%繳了將近30%的所得稅；最頂層的0.1%——只有29,000人——更貢獻了全部稅收的14%。

他的言下之意是：為自己搶得最多的人，經由課稅，即使不情不願，也回饋最多。
事實上，富人不是非常樂意繳稅，而且取走的當然遠高於他們繳的稅。我們也很難說他們不是靠辛勤的工作，而不是狡詐，賺得用於繳稅的錢。所得稅只占政府收入總額的26%——國民保險提存收到18%，增值稅收到17%。富人繳的稅占所得稅那麼高的百分率，是因為他們那麼賣力提高取走的部分，並且吃掉可拿的那麼多錢，結果現在的所得非常高。由於增值稅和其他的累退稅項，所有家庭中最不富裕的20%，有36.6%的所得用於繳稅，而最富裕的20%家庭繳納35..5%。約翰生所提占全部所得稅收入的30%，等同於政府總收入的不到8%，所以頂層0.1%無法貢獻全部稅收的14%。約翰生說的話是錯的。當我們談的是數字，而不是口才，他不是「頂層玉米片」。

約翰生繼續表示，說他希望見到更多的社會流動性：「回到我的玉米片包中，我擔心有太多玉米片沒有獲得夠好的機會，力爭上游邁向頂層。」他的比喻比他所想要的貼切。和人一樣，一片玉米片和另一片之間並沒有那麼大的差異。發言表示只有頂層才很有價值，是十分荒謬之事。你可以對約翰生嗤之以鼻，說他不過是個小丑，但他可是有許多的支持者，而且懷抱務實的期望，想要成為下一任的保守黨領袖。所以他審慎遣詞用字，以迎合核心支持者的信念，但我們無法知道他本人是否真的相信那些鬼話，或者只是在意識上欺騙自己。他可能只是渴望握有權力，想要用他的言行舉止贏取選票。

約翰生講完話的隔天，歐洲銀行管理局發布資料，顯示2012年英國有2,714名銀行家各賺得超過100萬歐元（83萬3000英鎊）——人數比2011年多11%，而且是到目前為止歐洲國家中最高的數字，是排名第二的德國的十倍之多。2012年，倫敦收入最高的銀行家的平均總所得——包括薪水、退休金和獎金——激升35%，成為195萬歐元（160萬英鎊）。那一年，瑞典只有11名「投資」銀行家賺得超過100萬歐元；西班牙有17名；法國有117名；德國只有10名——而英國卻有2,188名。歐洲賺得這個金額的526名非投資銀行家，全部在英國。英國不正常。

英國金融時報100種股價指數的採樣公司執行長也有類似的趨勢，2000年到2012年，每年的總薪酬增加了五倍，平均值達到420萬英鎊。接下來待遇次佳的150位英國執行長，薪酬也上升得很快，但不如前者那麼快，2012年的平均值為110萬英鎊。保守黨下院議員諾曼（Jesse Norman）報告這些統計資料，而且和約翰生不同，他解釋說：「沒有可靠的研究發現資深高階主管的薪酬與企業的長期績效存在顯著的相關性。」英國這個非常昂貴的問題，也就是薪酬過高，表現卻欠佳的1%，歐洲其他國家已經在很大的程度上避開了。他們不只在直接的財務上顯得昂貴，造成的破壞也很昂貴。給他們最多錢，他們反而最貪婪，而且不可能抑制他們身邊人的貪婪（以免暴露自己的貪婪）。這些異常高薪的銀行家，正是引爆英國金融危機的那些人。隨後的倫敦銀行同業拆放利率（Libor）醜聞，更使歷年來市場上所有的金融詐欺相形見絀，而且現在的外匯交易醜聞可能一樣嚴重。英國銀行的負債仍然是歐洲國家中最高的。給最高的薪酬，卻沒有得到最好的結果。

英國和歐洲其他地方不同，銀行家透過倫敦市法團受到法律的保護。倫敦市法團是由一大堆的非民選機構管理，包括國際銀行家同業公會。世界上只有美國能夠找到類似且名稱更奇特的機構，例如卡帕貝塔菲（Kappa Beta Phi）（譯註：卡帕貝塔菲是由擁有千萬甚至億萬美元資產的銀行家組成的華爾街秘密社團）。這個半祕密的社團成立於1929年左右經濟大蕭條開始之際，成員包括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功金融家（紐約市市長彭博Michael Bloom-berg、高盛公司前董事長懷海德John Whitehead、避險基金億萬富豪鍾斯Paul Tudor Jones）和令人難以置信的失敗金融家 （雷曼兄弟執行長福爾德Dick Fuld、貝爾斯登執行長凱恩Jimmy Cayne、新澤西州前州長和明富環球金融服務公司黯然下臺的董事長兼執行長科贊Jon Corzine）。2014年初，英國報紙披露這個社團，其中一家的報導指出：「金融圈的高層是由已經完全脫離現實的人構成。」寫這篇報導的記者沒有提到到它和倫敦的金融家顯然有關係，因為他是《每日郵報》的記者。

為什麼英國似乎堅決繼續與眾不同？英國不只有歐洲幾乎所有最貪婪的銀行家和薪酬最高的執行長。談到到私人辦學，英國（尤其是英國南部），也不同於歐洲其他國家。正如我們在第2章談過的，單單把富人的孩子和窮人的孩子隔離開來，私立教育就鼓勵了有錢人產生優越感。

私立教育產生的優越感，和孕育隔離化的社會密切相關——尤其是因為最貴的學校如果不靠少數所得極高的個人支付高昂的學費，就無法繼續運轉。到目前為止，英國居歐洲之冠的專屬私立教育，經常灌輸學生認為別人——在公立學校或較小的私立學校受教育的人——都不如你的同學，以及凡事為自己打算和壓搾剝削其他那些人是好事。這種情況下，很難知道可以如何避免助長學生近乎可笑的自負。如果家長不相信他們的孩子遠比其他的孩子有價值，或者應該遠比其他的孩子有價值，哪值得父母花那麼多錢在子女身上？

私立教育基本上是一種金融投資，可望帶來財務報酬。英國相對於歐洲其他國家，有這麼龐大的私人部門存在，使得英國的學校教育其他方面非同尋常的區隔，看起來也變得相當正常。許多基督教教派和猶太人的公立學校已經存在多年。英國新的自主學校政策允許任何宗教或教育精神，設立由國家資助的學校。所有的私立學校都可以申請成為自主學校，由政府出資，當然除非他們想要花遠比其他人多的錢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多樣性不是壞事，除非目的是把別人壓下去，讓自己的小群體爬上來。我們不應該縱容少數一些人的教育支出，是其他人許多倍的行為。同樣的，當可分配的錢變少，為什麼窮人要被砍得比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