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上年華

上世紀五○到七○年代，中國發生過很多熱血沸騰、跌宕起伏、舉世矚目的大事件。中國人民經歷了亢奮、低迴、激蕩、迷惘，一系列風雨交加、舉步維艱的歷程。作者以其親身經歷，客觀反映在那段歷史中，身處不同年齡、不同環境的不同感受；以其虔誠的筆觸，生動敘述大社會背景下作者眼中的家庭、個人及有關人物的多舛命運。

本書以時間、地點、事件爲基本線索，紀錄大社會背景下作者眼中的家庭、個人及有關人物的多舛命運，深刻反映那個時代的生活與人們的精神風貌，再現共和國第一代人成長經歷：從童年南北大遷徙，到饑寒塞北少年夢；從青年下鄉「文革」動亂，到「知青返城」落花流水。苦難與夢想、激情與現實，交織得難解難分。

讓你看見這三十年坎坷歲月，上下兩代人如何堅忍不拔地走過了一個時代。

孫永保

1949年12月出生於上海。1958年11月隨母親「支邊」遷居寧夏銀川。1966年3月「上山下鄉」到寧夏南部山區，歷經13年「知青」生涯。期間當過農民、林業工人、森林警察。並於1971年5月與一同下鄉的女知青結婚成家。1979年底返城回到銀川。由工人、副廠長、辦公室主任至企業經理，並自學完成了大專學歷，取得西北政法學院法律大專畢業證書及助理政工師任職資格證書。2002年企業改制，提前退休，開始《塞上年華》及雜文隨筆的寫作。

前言

2002年年底，由於企業改制風潮降臨，我被提前離崗退休。年僅五十三歲的我，並不甘心游手好閒、無所作為，遂借錢籌款、孤注一擲地開辦了一家網吧。不料時運不濟，正趕上全國整頓網吧的疾風暴雨，慘淡經營一年有餘，終因資金困乏、無力支撐，只好血本轉讓他人。此乃有心抗命，無力回天啊！
上蒼在給我關閉一扇門後，又給我開啟了另一扇門；曾經打算六十歲退休後要寫回憶錄的想法得以提前兌現；這就有了寫一本書的充足理由、時間和決心。這一寫（反反覆覆、修修改改）整整十年！──從童年南北大遷徙，到饑寒塞北少年夢；從青年下鄉「文革」動亂，到知青返城落花流水；穿梭在風雲激盪，撲朔迷離的歲月裡，書寫苦難與夢想，激情與現實，任其交織撕扭，難解難分；有血的殷紅、汗的辛酸、淚的苦澀，更有艱難中的求索、逆境中的奮起！──三十年坎坷歲月，上下兩代人堅忍不拔地走過了一個時代！
這本書是家庭、個人的親身經歷，也是特定時期、特定群體的一個側面，孰是孰非、喜怒哀樂皆源自生活的土壤，寫法看法亦來自社會的閱歷。直筆秉書那段刻骨銘心的歲月，通過深切的生活經歷，真誠地反映共和國第一代人的成長過程，努力還原那個時代的社會背景、生活狀況，精神風貌，客觀真實地再現那個時代的政治形勢、思想情感、悲歡離合、酸甜苦辣，是本書寫作的基本願望。
本書以時間、地點、事件為基本線索，客觀反映作者在那段歷史中，身處不同年齡、不同環境、不同遭遇的不同感受；真實地敘述作者眼中的社會、家庭、個人，及其有關人物的命運歸宿──不掩蓋，不修飾，不篡改；忠實於歷史，忠實於自己，忠實於那個年代過去的人和過來的人，乃本書寫作的最高旨義！
寫這本書先後歷時十年，經過四次大的修改、三易書名，力求文字表述簡練、生動，內容選取客觀、真實。並由文稿《逝者如斯》更名自費出版書《崢嶸歲月》。又經朋友們閱讀反饋意見，刪除了一些不必要的贅言，對原書涉及卻未予展開寫的人物及其故事深入走訪挖掘，作為本書新增內容互相照應，穿插始終，進一步豐富了書的故事含量和整體效果。
2012年6月，有幸在銀川舉行的全國第二十二屆書博會上認識了知青作家劉曉航先生，經他熱心閱讀和給予的指導意見，遂將《崢嶸歲月》更名為《塞上年華》。
《塞上年華》所涉及的個人經歷、人物故事及其歷史事件，只作為作者個人的管窺之見，大家千萬別在其中找歷史、找邏輯、找文學。也許我們不能奢望歷史的全貌，但僅從這些歷史的縫隙中窺見的社會運動、家庭命運、個人遭遇，和打撈到的細枝末節，已經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鮮為人知的歷史側面。或許我們能夠在這些歷史碎片中得到某種啟迪。
為慎重起見，在此我要申明：從《逝者如斯》、《崢嶸歲月》到《塞上年華》曾陸續在互聯網（新浪http://blog.sina.com.cn/ webtuoling）本人（駝鈴）的博客上公開發表過。新訂《塞上年華》也曾由熱心朋友向國內某大學出版社推薦過，所發表的博客及發出的書稿均已脫離本人掌控之內，如由此造成轉載錯誤或變更署名及未經本人同意擅自出版等行為，本人將視為侵權予以追究。
最後我要由衷地感謝那些給予《塞上年華》支持，幫助，理解，贊許的朋友們！
感謝邢廣惟、宣民慶、趙驚奇、馬達、鐘蘇、司蘊亮、吳致遠、竺兆銘等諸多知青朋友對此書修改過程的鼎力相助！
尤其要感謝我的妻子與我一起度過的艱難歲月，惺惺相惜、始終不渝的支持和幫助，不惜節儉之薪、通情達理，慷慨為我自費出書之善舉。
特別要感謝《我曾經的名字叫知青》作者子蘊女士對《塞上年華》的厚愛，及其卓有成效的推薦，終於使得《塞上年華》雲開霧散，拂塵面世！
感謝臺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給予《塞上年華》付梓出書的機會，及其總編蔡登山先生，段松秀、連婕妘、陳思佑、蔡瑋筠編輯精心編審、裝幀設計所付出的辛勤勞動！
這是一本記錄我們那個年代的書。一本屬於我們自己和那個時代的書！
謹以此書，獻給我的父親母親！獻給上世紀五○年代「支邊」的老人們！
──獻給上世紀六○年代到七○年代「上山下鄉」的知青朋友們！

2015年4月12日

楔子

2008年4月，正是銀川春天釣魚的好季節。垂暮之年的我天天騎車轉展在艾伊河畔和回家的路上，日復一日樂此不疲，人曬的黑不溜秋卻也精神矍鑠。雖然十有八九漁獲寥寥，竟也興趣不減一如既往。偶爾遇上魚群聚會，連連上鈎，更為激動不已興高采烈！
是日上午，忙於「魚樂」的我竟然沒有出去釣魚，不知被什麼事情耽擱在家裡，由此迎來了四位不速之客登門造訪，自稱是電視臺記者和報社記者，當得知我正是他們要找的人，便如釋重負般握住我的手說：「總算找到你了孫老師，你讓我們找的好苦啊！」
面對突如其來的三個小夥一個姑娘，還沒弄清來者何意的我已經被他們的熱情所感染，竟忘乎所以順竿爬牆地說：「今天你們真是碰巧了，我沒有出去釣魚，讓你們碰了個正著！」
相讓在客廳沙發上一一坐下，其中一位慎重其事地對我說：「孫老師，是這樣，今年是自治區成立五十周年，寧夏衛視正在進行五十集《五湖四海寧夏人》攝製工作，其中「從江南到江南」一集跑了很長時間，走訪了十幾位當年『支寧人』都不甚滿意，你是我們要找的最佳人選，希望你配合我們完成這一集的訪談攝製任務。」
這下可讓我為難了，我不僅是個笨嘴笨舌的人，還是個上不了檯面的人；曾經上班當經理時，每逢有職工過生日，我都會給他們在廣播電臺點歌為他們祝福，還給他們購置蛋糕帶回家去與家人分享。此舉深為電臺播音員所感動，專門到單位來找我聊聊，並建議把幾十名職工名冊交給他們，由他們按職工姓名、生日時間即時直接播送歌曲，以了卻我每次點播歌曲的麻煩。就這樣認識了兩位年輕的播音員，以後就有了被電臺邀請參加他們的年度聯誼晚會，並毫無準備地被熱情的主持人「劫持」到臺上去講幾句話的尷尬場面，至今記憶猶新、談虎色變。況且我已經退隱主流社會多年，對這些事情沒有興趣，正熱衷於釣魚呢。因此我只能覥著臉如實奉告。──「我們不會占用你過多時間的，就一兩天……」終於架不住他們的熱心勸解及其深明大義的說服，只好硬著頭皮勉強答應。
身旁就坐的電視報記者急忙趁熱打鐵：「老叔，我們準備寫一篇以『上海新村』為題材的專題報導，請問你今年多大歲數？1958年來寧時多大歲數？父母都還健在嗎？」──「老叔，你母親是不是姓徐？現在還在上海新村居住嗎？」──「真是太巧了，世上竟有如此神奇的巧遇！我們前天在上海新村剛剛採訪過你的母親！」──「神了，真是太神了！」我被他們如此天衣無縫的精彩對接深深打動了，還推辭什麼呢？什麼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機緣！我爽快地答應了他們的採訪要求，並把幾年前寫的「逝者如斯」第一章節反映上海人剛來寧夏時的生活狀況文稿給了他們，以便於他們撰寫關於「上海新村」的專題報導。
如約第二天上午在家進行的訪談攝製由於隔音效果不好，數日後又被重新安排在電視大樓攝製室進行。好不容易完成任務，又因他們一再要求帶他們到上海新村母親家攝訪，先後整整消耗了我一週的時間；其間三次面對攝製鏡頭，按照記者要求講述幾十年前的事情，不僅沉重，而且拘謹，連抽根菸輕鬆輕鬆都不方便，弄得我苦不堪言還得認真配合。
2008年4月28日，《寧夏廣播電視報》刊登了「迎接自治區成立五十周年系列報導之五」，以《上海新村：一個城市的體溫》為標題，首次報導了1958年從上海來銀川的「支寧人」及其「上海新村」；作為一個城市公共記憶的一部分，一個曾經給銀川注入新鮮活力的群體，一個唯一以城市名稱命名的普通居民宅區，被熱烈而慎重地載入銀川城市建設發展的歷史！這不能不讓我回味無窮，感慨萬分！
進入炎熱的9月，《寧夏衛視》隆重推出了五十集「五十大慶獻禮片」《五湖四海寧夏人》，系列之《從江南到江南》也相繼播出，首次向社會公眾展示了上海「支寧」兩代人的滄桑歲月；是年，也正是他們到寧夏來整整五十周年！那些天不斷有親朋好友打來電話興奮地告訴我：他們在電視裡認出我，看見了我！──同樣面對電視鏡頭裡隔著歲月河流的我，及其情景再現呈現出的舊日時光，無不令我心潮起伏，淚流滿面……
誠如《上海新村：一個城市的體溫》記者「採訪後記」所述──「在上海新村的居民間行走，眼前幢幢樓房，大多數是上世紀八○年代末蓋起來的。當年曾密密分布、整齊列隊的排排平房早已看不見蹤影，甚至連一張當年建築物的照片都難以尋到。我們的採訪希望只有寄托於那些曾在此居住，經歷過那段遙遠歲月的鮮活生命。然而，一路問下去，居民大多都抱以搖頭……我們頗有些艱難地識別著徐旭英老人的上海口音，她說剩下的人不多了，離開的離開，去世的去世，確有些感慨，包括我們這次採訪的一個巧合；當我們拜訪徐旭英老人後，幾經輾轉才找到在銀川城區另一個地方居住的孫先生，當年來寧夏時他還是個孩子，如今也是年近六十歲的人了。在對他的採訪過半，我們才驚奇地發現，原來他就是徐旭英老人的三兒子……」
逝者如斯，往事歷歷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