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白話文與啟蒙讀物

自序

二〇〇八年一月以後，因陳平原獲得香港中文大學與北京大學的雙聘，一半時間在香港任教，我也有了更多的機緣常過來住住。何況，其間兩次到嶺南大學中文系客座講學一學期，一個月在樹仁大學為研究生授課，於通常的寒暑假之外，更增多了滯留的理由。出於職業習慣，閑下來時，自不免翻書、作文；且相比北京，這裏沒有多少雜務，做事效率更高。於是，粗粗算來，近年幾乎有一半的論文，產地是在香港。

既然自覺與此間多了一份「親緣」，可想而知，受到香港三聯書店的邀約，得以躋身「三聯人文書系」的作者之列，除了感到榮幸，我也為能夠給這段在港生活留下出版紀念很覺欣喜。

從選目方面考慮，雖然話題仍不出我的專業範圍——近代，卻想單就白話文與啟蒙讀物的幾篇論文略作小結，而且自認為，這也是近年我的研究中頗有心得的部分。

白話文本來是古已有之。只是經過漫長的文言為主的書寫時代，到了「五四」文學革命提出廢除文言、獨尊白話的理念，白話文不但在文壇站穩了腳跟、一枝獨大，而且型塑出了其為「五四」寧馨兒的公眾意識。一九五六年，為了批判胡適而印行的譚彼岸著《晚清的白話文運動》（湖北人民出版社），倒是在學術研究中率先將「五四」文學的源頭上溯到晚清，開啟了新的議題。一九八〇年代以來，學界同仁在此方向上又續有推進。收入本書的兩篇相關論文，則希望在已有的論述之外，將視野進一步延伸。

〈晚清白話文運動的官方資源〉有意彌補以往的考察限於民間的立場，而認為，在語言的權力場中，官方實佔有更多的文化資本，出自官方的白話文，其地位、影響也都在民間人士的撰述之上。因此，清代大量存在的關切民生的白話告示與定期宣講的《聖諭廣訓》及其白話讀本，便格外值得重視。其重要性與普及程度，借助國家機器的力量一時無匹，並使得白話書寫積澱成為時人的普遍記憶與日用常識。此類「官樣文章」不僅直接為晚清的白話文運動作了強有力的鋪墊；在運動展開的過程中，也作為有效資源，不斷被官方與民間徵引。

另一篇〈作為書面語的晚清報刊白話文〉則基於二百多種白話報章湧現的史實，以這批晚清啟蒙思潮中對社會大眾最具影響力的讀物為分析對象。通過兩兩相對的文言／白話、官話／其他方言、官話／模擬官話的報刊文章抽樣，對比了同一文本不同的語體形態，揭示出以官話作為統一語確已成為晚清白話文的主導趨向。與此同時，並非「我手寫我口」的模擬官話的複雜呈現，以及方言和包含在文言文中的新名詞的獨特價值，在此文中也一併得到觀照。

報刊之外，尚有各種新學普及讀本在晚清蔚為大觀。這些真正意義上的津梁之作，當年乃是因應迫切的現實需求而面世，其運命正如過眼雲煙，頃刻消散。不但書中傳達的西學知識早已過時，即使書冊本身，也因其通俗性質，無論圖書館還是藏書家都不看重，現今已是蹤跡難覓，無人知曉。本人有意拾遺補闕，還原現場，體貼與展示這批啟蒙讀物被忽略的歷史文化意涵。所選取的西餐食譜、小學課本與外國人名辭典固然顯得品類紛雜，卻自認具有多樣性，或可以少馭眾，收見微知著之效。

其中關於《造洋飯書》與《西法食譜》的討論，不僅關注到兩位著／譯者在西化的途徑上有糅合本土與全盤照搬之別，而且，與前兩篇論文相關，筆者對兩本食譜在表述方式上的明顯差異也進行了比較。由此判定，前者的不斷再版與後書的一版而絕，正是「中西調適」與「食洋不化」兩種西學輸入思路應用於現實的表徵。

而近代新式教育對國人思想觀念與知識結構的影響，無論怎樣估計都不過分。在此意義上，上海南洋公學外院於一八九七年開始編印的《蒙學課本》，既一向被認作中國人自編的第一部小學教科書，加上一九〇一年面世的《新訂蒙學課本》，兩種早期教材在中國教育──文化史上實佔有重要地位。其所呈現出的教育理念與新知識觀，特別是對於科學常識的普及、中國與世界關係的反省、道德觀念的重構以及對新學書刊的及時吸納，也讓這兩部蒙學課本有足夠資格成為晚清的國民常識讀本。

此外，辭典在傳播西學知識上也有集大成的效應。一九〇〇年代集中出現的《外國尚友錄》、《海國尚友錄》與《世界名人傳略》，前二種乃出自國人之手，承接了明代編輯成書的《尚友錄》傳統，更添加上晚清的時代特徵，將「尚友」中國古代先賢的收錄範圍進一步擴大到域外。《世界名人傳略》則是著名的《錢伯斯傳記辭典》唯一的中文選譯本，該著對於中國古代姓氏書的改造，如果放在近代海外尚友錄演變的脈絡中觀察，也是意味豐富。

總之，本書的論題大致圍繞通俗教育展開；而落在晚清的語境，便多半與白話文及啟蒙思潮切合。至於其核心關懷，如何將精英的思想轉化為國民常識，從而牽動社會基礎的變革，又並非晚清一個時代的課題，仍值得今人繼續探究。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於香港中文大學寓所

晚清白話文運動的官方資源

依照目前學界達成的共識，「五四」以後成型的現代白話文，向前可直接追溯到晚清的白話文，並與古代白話有源流關係。無可否認，在現代白話文形成的過程中，外來語的輸入產生了很大影響，因此，早在一九一九年，已有識者將其稱為「歐化的白話文」。近年來，一些研究者也著力從傳教文獻探討現代漢語與近現代文學中的西方資源。凡此，都有利於加深對現代白話文複雜來源的認識。不過，筆者希望在以上論述的基礎上，特別關注來自清朝官方的白話力量，從而為晚清白話文運動的發生尋找更有力的內部支持，並對梳理白話從古代到現代的發展脈絡提供一個易被忽略的視角。

古白話的分類

現代漢語與古代漢語在書面上的分界，大體可以白話與文言的區別為標誌。但這並不意味著在中國古代沒有白話書寫。事實上，語言學界普遍認為，即使今日古奧難懂的《尚書》，其中一些篇章也是當年口語的記錄。只是因為口語變化快，而文字發展慢，言、文逐漸分離，上古的白話才成為後來的文言。

五四以前的白話，或稱為「古白話」，或稱為「近代漢語」。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劉堅一九八二年對其進行分類，並於次年編成了《近代漢語讀本》，此項研究已吸引了越來越多學者的投入。古代白話數量眾多，文獻紛雜。下文將先列述重要的諸家分類，再回到筆者特別的觀照點上。

一九八二年，劉堅在〈古代白話文獻簡述〉中將古白話分為八類，即敦煌文獻、禪宗語錄和宋儒語錄、詩詞曲（曲分諸宮調、戲文、元雜劇與元散曲四體）、文集、史籍、筆記小說、白話小說、會話書（指非漢族人學習漢語白話的教科書）。其中史籍部分包括《元朝秘史》、《元典章》與元代白話碑。

一九八八年，張中行撰寫的《文言和白話》一書，單列了〈白話典籍〉一章。作者「把前期只有零散資料，尚未成典籍，「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是謠諺之類，二是夾在文言作品裏的一些白話，三是早期的樂府詩」；而後期的現代白話則數量多，且為人熟悉，可談的不多。其著重介紹的重要而常見的乃是中間一段的白話典籍，分為佛經譯文及其他、變文、曲子詞、語錄、話本、章回小說、彈唱作品、戲曲、民歌和笑話九類。其中《元朝秘史》、《元典章》以及教會印行的《新舊約全書》、《天路歷程》，均放在第一類。張氏的分類顯然帶有文學的眼光，故史籍與會話書已被排除在外。

二〇〇〇年，列入「百種語文小叢書」的江藍生著《古代白話說略》，第二節為〈古代白話文獻一覽〉，主要參考劉堅的論著進行了分類：一、敦煌俗文學作品（變文、話本、俗賦、曲子詞、王梵志五言白話詩）；二、禪宗語錄；三、宋儒語錄；四、詩、詞、曲；五、史書、史料；六、直講和直譯；七、話本和長篇小說；八、會話書。江著取消了劉文中的「文集」與「筆記小說」兩類，而將「禪宗語錄」與「宋儒語錄」分列，並增加了「直講和直譯」。後者舉例為元朝吳澄的《經筵講義》、許衡的《大學直解》以及貫雲石的《孝經直解》等，主要是蒙元統治者「讓大臣用口語講解儒家經典，或者把一些漢文典籍譯成白話，以便學習推廣」而留下的記錄。此外，《元典章》以及明代的《皇明詔令》、《紀錄彙編》等文獻中含有的白話資料，也納入了「史書、史料」一類。

在二〇〇七年出版的徐時儀著《漢語白話發展史》中，古白話被擇要分成了十類：一、漢譯佛典；二、敦煌吐魯番文獻；三、禪儒語錄（內分：禪宗語錄；宋儒語錄；出使語錄）；四、詩詞歌曲（內分：詩；詞；散曲；民歌）；五、戲曲；六、散文（內分：史書；公文法典；碑帖）；七、筆記；八、小說；九、方言；十、其他（內分：文集；會話書；寶卷；醫藥、科技；書信；笑話）。這是目前分類最繁複的一種，即使「其他」中的「文集」與「會話書」，在前列的劉堅文中，也都作為單獨一類處理。

上述論列大體出自語言學家。若返觀文學研究者的論述，最簡化的分類大概屬於袁進，他在二〇〇六年面世的《中國文學的近代變革》一書中肯定：「古白話的文本主要有三類：一類是說書人說書發展而來的話本小說等文學作品；一類是學者、高僧平時所講的語錄；還有一類是近年來才發現當時外國人教外國人中國漢語的讀本。」袁進在這裏所說白話文獻分為三期：第一期是唐以前，第二期是唐宋到明清，第三期是現代」。他認為，的「白話」，顯然僅指向散文類文本，因而在上述所有類別中均含括在內的詩詞曲反無一進入其視野。而他特別看重的漢語教學讀本，也只限於支持其西方傳教士「對漢語的發展起過極為重要的作用」論點的《語言自邇集》一類，卻並不包含語言學者先已提及的、成書於元末的《老乞大》與《朴通事》。

其實，如果單從文學的角度，最早系統論述白話文學的學者，正是五四文學革命的領袖人物胡適。結合他那本一九二八年出版、只完成了上卷的《白話文學史》，以及再早六年構擬的《國語文學史》綱目，可以大體看出其論述範圍。依據胡適對「白話」的界定：「一是戲臺上說白的『白』，就是說得出，聽得懂的話；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飾的話；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曉暢的話。」他的「白話文學」「範圍放的很大」，包括了「舊文學中那些明白清楚近於說話的作品」。歷史敘述是自西漢說起，由漢樂府一直講到晚清小說，結尾應在論者身居其中的「國語文學的運動」。所涉種類涵蓋了民歌、散文、佛教翻譯文學、詩、詞、語錄、小說、曲（包括散曲、諸宮調與戲曲），今日語言學界仍極為重視的敦煌文獻，其時胡適已作為新材料大加徵引。

以上各種日趨精細的分類，使我們對古白話的源流認識越來越豐富。不過，這些類別之間只呈現為平列的關係，並不能真實反映語言的現實層級。而假如考慮到話語權在其間的作用，回到歷史現場，我們會發現，雖然同樣是白話，仍然有地位高低、影響大小之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