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棻文集：哲學卷

內容簡介 
釣運有其政治現實和吶喊，也有其精神領域和深思，可以是愛國衛土活動、民族主義政治事件，也可以是措探和定位自我的旅程，收集在這裡的文字或能顯現運動的這些多重意義和作用。論者談及郭松棻退出釣運的原因，多指出一九七四年旅行中國大陸造成的反面衝擊，文集或也能延展這樣的觀點，把視線從表層引向內裡，看見不懈的追究和深化的思想，從而明白了不只是一次旅行，更是長久的體念和澄清，才能促成總結性的回歸文學的抉擇。──李渝

這本郭松棻文集哲學卷的編纂與整理，是作家龐大哲學手稿的起步，也是我們重新進入作家小說世界的另一個路徑，在這些文章中，我們讀到了一個深思遠慮的理想主義青年的苦澀與早熟，也讀到了從澎湃喧鬧的政治參與中回到經院世界探索哲學，蓄積思想的靜謐身影，一個對自己不曾鬆懈與妥協的靈魂，必定在許多思想的危峰中不斷攀登與擺盪，我認為，對理解像郭松棻這樣的作家而言，重點不在他是否鑄造了一個完整的哲學體系，或者對現實世界的困頓找到解答，而是每一次、每一類型態的書寫，都像是對社會與體制的種種提問。至於哲學與政治回答不了的問題，郭松棻選擇用小說做最終的回應與拚搏。──簡義明

郭松棻
一九三八年生於台北市。父親為畫家郭雪湖。一九五八年發表第一篇短篇小說〈王懷和他的女人〉於台灣大學的《大學時代》。一九六一年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一九六三年，在台大外文系教授「英詩選讀」，一九六五年參加黃華成導演電影《原》的演出。一九六六年赴美進加州柏克萊大學念比較文學，一九六九年獲比較文學碩士。一九七一年放棄博士學位，投入保釣運動。其後於聯合國任職。一九八三年再度開始創作小說，以羅安達為筆名發表作品於《文季》，接著〈機場即景〉、〈奔跑的母親〉、〈月印〉、〈月嗥〉陸續發表於港台報章。出版有《郭松棻集》、《雙月記》、《奔跑的母親》三本小說集。二○○五年七月因中風病逝於紐約，享年六十七歲。二○一二年出版遺作《驚婚》，二○一五年出版《郭松棻文集‧保釣卷》、《郭松棻文集‧哲學卷》。

序/導讀 
松棻有一份常讀細讀的書單，沙特和卡繆始終在這書單上。

引領二十世紀歐洲思想及文學的兩位法國作家，本是志同道合的朋友，都曾加入二次世界大戰地下反法西斯抗德組織，都屬戰後左傾進步人士，後來卻在馬克斯主義、蘇聯政權、阿爾及利亞反殖獨立運動等上意見分歧。前者強調知識份子對政治和社會事件表態，由哲學思維而臻至行動，後者堅持人文精神的完整和反叛的尊嚴，二人經由論戰而終至決裂。
一九七一年中國留美學生保衛釣魚台運動興起，松棻積極投入，走上的是沙特曾經以身作則的行動知識份子的道路，釣運向前發展的期間，在不同的幅度上，竟是身驗了二十餘年前曾經導致二位法國作家激辯和分裂的情境。
隨時干涉政治與社會，還是堅守完整的個人，這是兩個非此即彼、不能兩全的選擇。在後期釣運轉型為統一運動而鬥爭越趨激烈的時候，松棻再讀兩位作家，以及康德、黑格爾、馬克斯等，試著釐清他們的也是自己的思維和行動，在決定是否與運動繼續走下去以前。在郭松棻的大量哲學文字中，此卷只收錄了有關沙特和卡繆的部份，有關其他哲學家的未發表筆記仍待整理。
這其間，他更瞭解了卡繆的立場，並且認為卡繆的文學才是更動人的，更普世而恆久的。
釣運有其政治現實和吶喊，也有其精神領域和深思，可以是愛國衛土活動、民族主義政治事件，也可以是措探和定位自我的旅程，收集在這裡的文字或能顯現運動的這些多重意義和作用。論者談及郭松棻退出釣運的原因，多指出一九七四年旅行中國大陸造成的反面衝擊，文集或也能延展這樣的觀點，把視線從表層引向內裡，看見不懈的追究和深化的思想，從而明白了不只是一次旅行，更是長久的體念和澄清，才能促成總結性的回歸文學的抉擇。
文評家們說郭松棻的小說在凌厲的抒情底下有一顆燙手的心。使心燙手有幾個熱源，或許是常被歸之於的台灣意識、在地情懷、身份認同、國族民族、殖民後殖民等等議論吧，然而它們更來自潛伏在所有這些底下的，對人，人的處境，與存在的關注，這裡才是他的火點，他加入釣運的啟線，他的文學的礦脈。
無論是政運參與、哲學思索，還是文學書寫，他的心都放在一個追根究底是生活生存和生命的題目上，它們牽涉到意志，呈現於恭整的生活態度和為人做事的原則，不管是以怎樣的渠道、形式或風格來表達，用松棻自己的話來說，都是為了「在精神的廢墟中，絲毫不懷苟且，且有理想地，建立自己。」

──〈編者前言〉李渝

編者前言 李渝
編者前言二 行動者的哲學基礎──郭松棻的哲學閱讀與書寫
簡義明
沙特存在主義的自我毀滅
這一代法國的聲音：沙特
從「荒謬」到「反叛」──談卡繆的思想概念（一）
自由主義的解體──談卡繆的思想概念（二）
冷戰年代中西歐知識人的窘境──談卡繆的思想概念（三）
戰後西方自由主義的分化──談卡繆和沙特的思想論戰（一）
戰後西方自由主義的分化──談卡繆和沙特的思想論戰（二）
戰後西方自由主義的分化──談卡繆和沙特的思想論戰（三）
戰後西方自由主義的分化──談卡繆和沙特的思想論戰（四）
戰後西方自由主義的分化──行動中的列寧主義（五）
戰後西方自由主義的分化（六）
戰後西方自由主義的分化（總結）
沙特在哲學倫理學留下的空白

〈戰後西方自由主義的分化﹙六﹚〉

我們再回到卡繆立論的原點上：基督教的衰敗促成了虛無主義的蠭起，虛無主義要求破壞，崇尚激進，訴諸暴戾，追求絕對；雖是基督教的一種反動，但是虛無主義在教義上與基督教沒有基本上的不同。虛無主義在摧毀教堂的同時，刻意保存了牧師手中的經典；虛無主義者用另一套術語改編了教義之後，就拿來為自己的暴戾行為進行辯護和佈道。他們親手弒神，公開宣布上帝死亡，自己就取而代之，潛佔了這座全知全能的神位，進而要領導全人類經過歷史的必然道路，走向幸福的王國；在這歷史的必然進程中，任何的反動力量都是反歷史的，從而是反進步的，一律可以用非常的手段加以肅清，卡繆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是這種虛無主義的體現。
馬克思主義者組成的政黨繼承了歐洲中世紀教會所發揮的一切作用，教堂是真理在俗世的最後代表，不容任何懷疑和抗議；今天的共產黨也是一個自稱真理在握而一貫正確的機構，它排拒外來的一切批評；錯誤只屬於敵人和過去，正確屬於自己和將來。這種不尊重辯證發展精神逕自僵化的政黨恰恰又標榜辯證法為其理論基礎。歷史告訴我們，共產黨一旦滑進這種霸道的歧路，它可以憑藉絕對化的權力，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造成真理與錯誤，善與惡的大混淆；把整整一個世代逼入黑暗的深淵，撕裂一切道德律，赤裸裸地鼓勵人們為權力而奔競，蕩然僅存的信條竟是：講求沒有原則的原則。這種弔詭狡異的時代在當代已經不是絕無僅有的現象了。
卡繆在追溯歐洲虛無主義的歷史時，發現發展到二十世紀的初葉，虛無主義的禍害還不算大，畢竟它還是囿於個人主義的，同時還堅守一些樸素的道德觀念，一人做事一人擔，不玩弄權術，不作賤辯證法；但是三十年代以後，情況不同了。虛無主義有系統地攀附被歪曲的辯證哲學，百般詭辯，不但要替自己脫罪，而且進而要它的受害者公開讚揚這套不法作為。卡繆說以前的劊子手就是劊子手，今天的劊子手搖身一變成為哲學家；不但如此，以前是以劊子手褒揚劊子手，今天是以受害者褒揚劊子手。在五十年代的開端，卡繆針對這種虛無主義的發展有如下的描述：
三十年前，人們還沒有決定大開殺戒，那時人們崇尚否定，甚至走到以自殺來否定自己的地步。上帝是虛偽的，全世界（我也不例外）都是虛偽的，因此，我選擇自殺。自殺是那個時代的問題。今天，意識型態只求否定別人，只求責怪別人虛偽。殺戒從此大開。每天在拂曉時分，都有披著法官法袍的刺客在出沒。謀殺成為今天的問題。
在比較單純的時代，暴君為了追求一己的榮耀而攻城陷邦，征服者把奴隸打上鎖鏈，拖在戰車後面，在歡騰的喧聲中招搖過市，當著廣場的群眾面前把敵人投餵野獸，在這種坦然自若的罪行面前，理智不曾躊躇搖擺，判斷力也不受干擾。但是在自由旗幟下的奴工營，在慈善和崇尚超人的名義下進行的屠殺多少使判斷力無所適從。一旦罪惡用我們這個時代特有的偷天換日的手法，披上了清白的外衣，那麼被指定進行自我釋罪的反而是無辜者。
既然真假善惡不分，人們崇拜的就是效力和強權，只要證明自己是強中之至強者，真理就站到自己的這一邊來，現代的強權取代了中古的神權。劃分為正義者和背義者的二分法已經不再具有任何意義；現在世界只能分成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分成主子和奴才。在這個否定和虛無稱雄的年代，謀殺無論如何都佔據了優勢。李森科事件就是一面鏡子，照出了虛無主義的一個側面。「哲學的效用無邊，它甚至可以把凶犯打扮成法官。」當年李森科把粗糙不成型的辯證法生吞活剝下去，吐出來的就成了他打擊蘇聯科學家的殺手鐧。

黨官僚替無產階級規定歷史任務
李森科事件是一個政黨有意識地以「辯證法」哲學為基礎，出動警察力量來干涉科學研究的實例。它為始的用意、試圖達成的目標、實際採用的手段等等問題至今仍不失為可以深入討論的大課題。卡繆沒有緊扣這些問題作全面的研討，我將這些問題放到以後再回來討論。
卡繆另外提到的黨官僚替無產階級規定歷史任務的問題，也是一個政黨有意識地以「辯證法」哲學為基礎而展開的工作。只是這裡所涉及的問題更龐大、更基本而已。李森科事件充其量只涉及蘇聯的生物科學界，它的後果只是干擾蘇聯二十年的生物學研究和教育，間接影響農業生產，一些生物科學家的生命和前途被摧毀，比較起來它的問題還是局部性的。關於歷史任務的問題就非同小可，它牽涉到一個階級，甚至一個社會和一個國家的前途，它是全面性的、更為艱辛的問題。
針對這個問題，卡繆直截了當地說：「無產階級除了被出賣以外，別無其他任何歷史任務。」革命期間，革命者鼓動無產階級群眾投入鬥爭，把他們編入革命的先鋒隊裡，為未來的革命理想效命；革命成功後，革命者往往變成官僚，而無產階級之中，除了一些個別的例外，作為一個階級仍受到鎮壓，唯一不同的是革命成功後，鎮壓他們的換成了原先鼓動他們追求正義的革命者，這批「革命者」如今要無產階級無條件地服從他們的領導。從被壓迫到反抗，再從反抗回到被壓迫，這幾乎是革命史的規律；換一個角度看，就是從反官僚到革命，再從革命回到官僚，這種規律，史家稱為「熱月反動」（Thermidorian Reaction）。
革新與承平，激進與保守，破與立，總是以相剋相成的形式，在歷史的進程中作辯證的發展。然而沒有一個革命成功的政府或政黨承認自己正在退化，或正走向原我的對立面。以唯物辯證史觀為依歸的共產黨也不接受這一點，它不但不接受，而且往往還可以狡弄辯證法，巧立名目，以進步的假相掩飾反動的實質。遇到這種情況，竟然名為「無產階級專政」，但是實際上無產階級不但專不了政，而且可能還遭受到殘酷的鎮壓。
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專心探討無產階級如何進行革命，如何奪取政權的問題，對於取得政權後如何組織政府，如何使革命的政黨不蛻變為反動官僚集團的問題，卻沒有做過有系統的論述。這個工作要等到二十世紀列寧在建立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時來處理。因此，卡繆在這個黨官僚和歷史任務的問題上主要是針對列寧而發的。
許多人認為列寧的革命理論是法國大革命的雅各賓主義（Jacobinism）的翻版。雅各賓專政時期，即俗稱的恐怖時期，是當時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頂峰表現。列寧自己不但對雅各賓主義有極高的評價，而且還進一步與它認同：
一九七三年的雅各賓派是十八世紀最革命的階級即城鄉貧民的代表。當時，這個階級已經在實際上（而不是口頭上）用最革命的辦法、直到用上斷頭臺的辦法制伏了本國的君主、地主以及溫和的資產者……
雅各賓派的榜樣是很有效益的。直到現在它還沒有過時，只不過應當使它適合於二十世紀的革命階級，即工人和半無產者。對於二十世紀的這個階級來說，人民公敵已不是君主，而是地主和資本家階級。
但是卡繆不認為布爾什維克黨就是二十世紀的雅各賓派。表面看來，兩者都主張但求目的、不擇手段，並認定使用恐怖方式是最能奏效的手段。但是在實質上，雅各賓主義還能堅守一些原則和道德律，而列寧主義卻只信從權宜之計，只講求策略運用，而別無其他可以奉行的原則。
卡繆極為推崇雅各賓派中的重要人物聖朱斯特（Saint-Just, 1767-1794），把他當作雅各賓主義的代表人物。聖朱斯特是一個激進份子，是恐怖時期公安委員會的實際負責人，可以說是把反對革命的敵對派直接送上斷頭台的頭號「革命劊子手」。但是這個二十七歲的青年很了解自己的能力制限，了解雅各賓主義的哲學制限。他們都是盧梭的信徒，深知《社會契約論》所能發揮的效力範圍。公安委員會是在盧梭主張的「人民公意」的旗號下組成的。他們聲稱代表人民公意而進行革命，但是這個聲稱顯然帶有濃厚的主觀意願，到底它代表著多少客觀事實，這是連雅各賓主義者本身也不甚了然的。當熱月黨人也同樣以「人民」的名義起而反對他們時，雅各賓派沒有向熱月派所打的旗號挑戰。當聖朱斯特輪到自己被押上斷頭台時，他保持鎮定和沉默，始終意識到雅各賓主義的制限。他沒有以全知全能的革命者自居，一貫正確的觀念沒有在他的思想中占主導地位，因此，在道德上不形成「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對立。在聖朱斯特眼中，雅各賓派的失敗只是政權鬥爭的失敗而已，在道德上，他不把敵人與我作黑白對立的塗抹。卡繆看出這是雅各賓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最基本的分歧點，在下文討論到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根源時，將比較詳細地分析以聖朱斯特為代表的雅各賓主義。現在暫時只舉出它的要點，以襯托卡繆與之對比的列寧主義的本質。
從黑格爾首倡辯證法，反對形式道德，認為人並不必然要遵行某些不容否定的基本原則，發展到列寧就成為一種唯功效是求的權宜哲學，無限制地使用這種權宜哲學終究要發展到權謀和詐術的哲學。尤其是在革命高潮時期，列寧對一切可能阻礙即刻見效的思想和行動，諸如民主觀念和選舉制度，都以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罪名，加以無情的鞭笞。卡繆說：「如果我們檢查一下他（指列寧）在政治鼓動時期的開始和結束時所寫的那兩本書（分別指《怎麼辦》（一九○二）和《國家與革命》（一九一七）），我們所得到的印象是，他從來沒有停止過同感情的革命行動進行無情的鬥爭。他要取消革命行動的道德，因為他正確地以為如果遵從十誡，革命力量是無從建立的。」
布爾什維克主義取消了傳統的形式道德，試圖代之以無產階級的道德。但是蘇共黨史所揭示的是，無產階級的道德沒有一定的準則，它與黨內的派系鬥爭有直接的關係；而且，道德和其他的一切事物一樣，是為當權的一派服務的，派系鬥爭的起落造成道德準則的不斷修正；為了適應新的權勢，是非和對錯可以一夜之間完全顛倒過來，在泛政治主義當道的社會裡，無產階級在退無可退的死巷中終於找到了一條可以長期適用的道德律，那就是絕對的服從和聽命。
一九五一年當卡繆出版《反叛者》時，他還沒有來得及看到蘇共的進一步變化：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亡，馬林可夫上台；一九五七年馬林可夫披上反黨的罪名下台，赫魯曉夫上台；一九六一年赫魯曉夫領導批判斯大林達到高潮；一九六四年輪到赫魯曉夫自己被黜。
蘇共在五十和六十年代這一連串的起伏劇變，更證明了卡繆提出的疑難並不是無的放矢。卡繆揭發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所得的結論是：無產階級不但從來沒有專過政，而且它的利益一再被出賣，一再被葬送在共黨的黨內鬥爭裡面。歷史顯示，共產黨官僚的利益和無產階級的利益經常是處在矛盾對立的局面。其實，在列寧那兒我們可以為這個問題找到相當詳盡的理論說明，從列寧那兒我們還可以追溯出來黨內官僚生活形成的過程。

無產階級為什麼處於被領導的地位？
無產階級是歷史的選民，它將擔起解放全人類的重責。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預言，也是這個主義的終極目標。任何投入行動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沒有忘記這一點，但是當主義被濫用，思想被硬套時，無產階級這個概念經常被抽空實質，而變成一個物種，被盲目的徒從們拿來供奉膜拜，被政客們扯成旗號來掩飾他們的反動政權。然而放下理論回到現實時，無產階級可以立即消失了它頭上的那一圈光暈，而呈現出它本身的許多難題，無產階級沒有知識，眼光短淺，而且安於貧困；這是歷史的事實，從把無產階級理想化到對無產階級的實況了解，往往是馬克思主義者一段難以過渡的歷程。列寧就曾從這個歷程渡過來，十九世紀末，列寧對無產階級的了解還沒有掙脫理想主義的干擾，他還堅持無產階級自己可以完成它的歷史任務，革命的知識份子或政黨只要從旁協助就可以。而且，無產階級即使得不到協助，自己也可以完成其任務的。但是到了二十世紀初年，俄國的情況越來越有利於革命，但是無產階級卻還不能領悟他們為全人類所負的歷史任務，一直不知道應該起來革命。列寧看到了這一點，原來俄國的工人階級大多數是文盲，由他們帶領進行革命，那是斷然不可能的。
這時，列寧下了一個結論：無產階級即工人階級，是絕對沒有能力自行制定一套革命的意識型態的。對當時俄國工人進行反抗所表現的自發性，列寧不但沒有給予過高的評價，而且指出它的缺點：為經濟利益而鬥爭的自發性本身不能發展到為政治權利而鬥爭的自覺性；列寧對那些吹捧工人自發性的俄國理論家們作出猛烈的攻擊，並斥指這種作法是經濟主義，帶歪了革命的方向。
同時，考茨基在歐洲對工業社會的工人階級的觀察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考茨基認為，社會主義的思想只有在科學知識，特別是經濟科學和現代技術高度發展以後才能產生，而無產階級的知識水平還遠不能掌握這些科學知識；儘管無產階級多麼希望，它終究不能創造出經濟知識，也不能製造出現代技術，這兩種東西都是從資產階級文化那裡發展出來的；因此，科學的代表人物不是無產階級，而是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社會主義的理想也是從這一群知識份子的腦袋裡產生出來的，是這群知識份子把這個理想的星火傳給無產階級的。列寧對考茨基的分析深表同感。列寧說：
工人本來也不可能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這種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各國的歷史都證明：工人階級單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聯主義的意識，即必須結成工會，必須同廠主鬥爭，必須向政府爭取頒布工人所必要的某些法律等等的信念。而社會主義學說則是由有產階級的有教養的人即知識份子創造的哲學、歷史和經濟的理論中成長起來的。現代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們的社會地位來說，也是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
根據列寧的看法，工人的意識充其量只能發展到「自發性」的階段，而不能超越進入「自覺性」的階段。列寧了解工人的心理，工人可以進行罷工，爭取自己的一點利益，要求廠方作一點改革；但是他們不會自覺地起來進行流血革命，他們的腦袋裡不存有理想社會的遠景，這個未來的圖案要等知識份子灌輸給他們。
少數的知識份子可以比工人更了解工人階級的利益。馬克思說：
問題不在於目前某個無產者或者甚至整個無產階級把什麼看做自己的目的，問題在於究竟什麼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由於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歷史上有些什麼作為。它的目的和它的歷史任務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狀況以及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整個結構最明顯地無可辯駁地預示出來了。
無產階級自己的想法不重要，重要的是無產階級對解放全人類所負的歷史任務，但是由於無產階級知識有限，不能看清自己的歷史責任，只得由有教養的知識份子來為「什麼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必然在歷史上有些什麼作為？」等問題作出答案。列寧對拉薩爾所主張的「使自發性服從理論」的論斷稱讚不已，這就是說工人階級要服從革命知識份子的理論指導。
革命的思想體系掌握在非工人的少數知識份子手裡。這個少數集團將來在革命成功後就是布爾什維克的高級幹部。但是工人往何處去呢？列寧沒有忘記這一點：
這當然不是說工人不參加這一創造工作（指思想體系）。但他們不是以工人的身份來參加，而是以社會主義理論家的身份、以蒲魯東和魏特林一類人的身份來參加的，換句話說，只有當他們能或多或少地掌握他們那個時代的知識並把它向前推進的時候，他們才能或多或少地參加這一創造工作。
換一句話說，在理論上工人先要超越或擺脫其原有的工人身份，而爭取到知識份子的身份，他才能成為這一個少數革命集團的成員；工人是革命的先鋒隊而不是革命的領導者，指揮革命的工人前進的是理論家、鼓動者和組織者：
我們應當既以理論家的身份，又以宣傳員的身份，又以鼓動員的身份，又以組織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階級中去」。
革命成功的前後，少數工人在黨內出現實際上是一種點綴，不代表工人的掌權，工人階級離登上歷史舞台的距離還很遙遠。
正如盧森堡（Rosa Luxemburg）所說的：「工人階級中的傑出人物不時被邀出席會議，在那裡他們得向領導人物的演講鼓掌喝彩，對提議的各項決議表示一致贊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