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的辦公室給了誰？：普林斯頓高研院大師群像

曾經是諾貝爾獎得主雲集的高研院，
有可能培育出下一個愛因斯坦嗎？

獲《紐約時報書評》推選為年度重要科學書

愛因斯坦用相對論，為人類敲開另一扇認識世界的窗。這位物理大師告別人世時，除了留下無限惆悵，也遺下曾經充滿他睿智哲思的辦公室。

這不禁令人好奇，究竟愛因斯坦的辦公室，傳給了誰？
而繼承愛因斯坦辦公室的幸運兒，能否再掀起二十一世紀的知識革命？

這間傳奇辦公室，位於普林斯頓鄉間的高研院。這座研究院曾讓數論大師哥德爾、電腦之父馮諾伊曼、原子彈之父歐本海默等人，聚集在此鑽研新知、窮究宇宙。沒有高研院群雄，人類知識的疆域不知得退幾里路。作者瑞吉斯親訪高研院，記錄大師群像，讓活生生的歷史躍然紙上。他也開啟了想像：究竟高研院的新一代人才，能否展現大師的光芒？

【推薦】
《愛因斯坦的辦公室給了誰？》實在讓我讚不絕口，瑞吉斯能擠身一流科學作家之列，絕對當之無愧。
──葛登能，《科學美國人》數學專欄作家

真摯的啟發人心，完美的愉悅體驗。
──《洛杉磯時報》

碎形、格狀自動機、複雜系統、宇宙泡泡、超弦理論等難解的奧祕，讓瑞吉斯的妙筆一揮，在書中顯得活靈活現。
──《紐約時報書評》

瑞吉斯總是有辦法把最艱澀的科學，轉成最愉悅的閱讀經驗，讓讀者透過字裡行間，一聞柏拉圖夢土的耳語。
──《華爾街日報》

《愛因斯坦的辦公室給了誰？》是高研院生動的歷史，記述科學天才如何群聚高等研究院，把人類思想推至極致。
──《出版人週刊》

瑞吉斯寫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由萌芽到茁壯的歷程，著眼於院內大師如何發展絕妙的點子，又如何連繫更大的科學社群；書中科學原理言簡意賅，人情描述引人入勝！
──《圖書館雜誌》

【得獎紀錄】
中國時報開卷版一週好書推薦
聯合報讀書人版每週好書推薦
金石堂暢銷書排行榜連續三個月
金石堂年度暢銷書榜TOP 100
國際物理年推薦100本中文物理書

瑞吉斯（Ed Regis）／著
美國著名暢銷作家，紐約大學哲學博士，曾任霍華德大學哲學副教授。
瑞吉斯擅長描寫人類與科技碰撞後產生的火花，主題包含了科學哲學、人工智慧、生物倫理、奈米科技與科學史，他用獨特的哲學思維重新思考人類科技的演進。《愛因斯坦的辦公室給了誰？》是瑞吉斯初試啼聲之作，他親自造訪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發掘史料、訪談研究員，記錄了院內在二十世紀的輝煌歷史，畫下了這座諾貝爾獎殿堂的動人面貌。
瑞吉斯的作品散見於各大報章雜誌，如《科學美國人》、《紐約時報》、《哈潑雜誌》（Harper's Magazine）、《連線》（Wired）。最新著作為《巨獸：興登堡號的殞落與病態科技的崛起》（Monsters: The Hindenburg Disaster and the Birth of Pathological Technology）。

邱顯正／譯
成功大學電機系畢業、交通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碩士、美國密西根大學超高速雷射光學實驗室研究。曾任國防部統一通信指揮部工程官、大華技術學院講師、中研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助理。1997年自中華福音神學院道學碩士畢業後，任教會傳道，2000年起加入中華威克理夫翻譯會，從事少數民族聖經翻譯、識字教育、醫療服務及社區營造等工程。另譯有《宇宙波瀾》。

【導讀】榆樹後的智慧巨岩／黃宇廷
第一次造訪高研院，是在2008年的一個夏夜。我那時還是研究生，獨自一人從紐約長島搭著火車，輾轉了三條線，要去參加高能理論暑期學校。五個多小時的旅途，最後一段是要搭只有兩節車廂的「Dinky」老火車，它一百多年來忠實的載著外地學子進普林斯頓鎮。
由於小時候看過《柏拉圖的天空》（本書改版前的書名），在火車上我腦海裡浮出兒時的想像：一位穿西裝打領帶的年輕人，疲憊的斜靠在車廂的窗邊，手中的鋼筆靜靜的落在膝上的筆記本上；他凝視窗外，無視手底下正在擴散的災難。或許他希冀這片段的呆滯能帶來新的啟發，抑或是在一片空白的未來前，他不知如何下筆。
一聲如釋重負的歎氣把我從夢遊中驚醒，我慌張的張羅行李，然後隨著一陣騷動來到了深夜的月台上。月台旁有間叫「WaWa」的不起眼便利商店，窗上貼滿了各種廣告，好像宣告這是鎮上唯一可以交換資訊的地方。讀者若看過 2015年在台灣上映的紀錄片「粒子狂熱」（Particle Fever），或許會對這家小便利店有些印象。那時隨意的瞄了一眼，我就迫不及待的向店後的黑夜走去，殊不知這家小便利店對許多高研院人而言，是深夜裡靈魂的休憩站。
雖然火車站已經位在普林斯頓大學裡，但離高等研究院還是有約四十分鐘步行的距離。只知道大約方向的我，原本打算沿途問路，但從校園裡遇到的學生身上，只能得到了模稜兩可的指引。於是我只好根據出發前下載在印象裡的 Google Map 摸索前進，先沿著一座高爾夫球場的邊際緩緩向上爬，不久就走到普林斯頓大學的研究生宿舍。在黑夜裡的這座哥德式建築，看似燈火通明的城堡，唯獨角落上的巨塔倔強的披著黑衣，在星空下用沉默來標示普林斯頓校園的邊境。
初見高研院
高等研究院就在黑塔旁一排榆樹的後面了。我還記得那時行李下的滾輪嘎嘎作響，催促著我心裡的焦躁，一方面擔心太晚我會拿不到宿舍的鑰匙，另一方面擔心這噪音會擾醒一間間躲在樹林裡的老木屋。就在心中該跑快點或走慢點的爭論瀕臨臨界點時，眼前豁然開朗，一片巨大的草原向天邊展開。草原中間有兩排楓樹，之間點綴著一隻隻好像想要分散你惺忪視線的螢火蟲，以防你注意到靜靜座落在遠端的福德大樓。就在那入口處的警衛室裡，有一件等待我的小信封。
福德大樓是高等研究院創始時的主要建築，也是附近樹林裡唯一晚上不眠的燈火。它的樓上是一座很老的圖書館，沿用著老式填書卡借書的系統。很多時候在這些書卡上，你可以找到一些大師的借書紀錄，看到他們也曾和你一樣生澀的查閱基本教科書，有時候你會不禁猜想，他們借這本書時是被什麼問題困擾，好奇他是否就在這些平凡無奇的字句與公式間，看出下一個問題的雛形。傳統的延續，即是給我們機會參與某一種傳承，我一直覺得高研院的借書卡，是這種論調的最佳範例。
往後的幾年間，我以訪客或成員的身分前前後後待了三年，中間歷經了許多自己在研究上，以及人生上的轉變；但不變的是，每一次看到晚上燈火通明的福德大樓，心裡就會升起泰然的安心，知道不論是什麼時候或什麼狀況，裡面總有某一樣東西靜靜等著自己。
今天的高研院在某些方面，和書裡的描述有不少落差。最鮮明的差異就是年輕人在高研院裡扮演的重要角色。在自然科學院裡，每年都大約會有四十名的博士後研究人員任職，分屬天文物理、高能物理以及系統生物三個領域。這些多半二十來歲，在各自領域已經頗有名聲的學者，他們的辦公室面對面的緊密座落在只有兩層樓的彭博大樓（Bloomberg Hall）內。
在高研院的一天，通常約上午十到十一點開始，這裡所謂的開始，是開始討論。事實上在自然科學院裡，白天的活動除了午餐和研討會外，大部分的活動就是一群一群的人，聚集在不同角落的黑板前討論。黑板在自然科學院裡基本上和牆壁是同義詞，除了每間辦公室外，所有公共區域只要有足夠的空間，黑板漆就會毫不猶豫的由地面延伸到天花板將它占滿。下午三點是下午茶時間，這些討論就會移師到已備好咖啡、茶以及各式餅乾水果的福德大樓。準備
要在辦公室待到晚上的人，就會趁這個時間搜刮儲糧，所以從每個人手中抓了多少餅乾，你就可約略猜到他今天晚上會待到多晚。
如果是在溫暖的春天，人們會自動聚向福德大樓前的湖邊。但即便是澈寒的冬天，也是會有幾位不耐室內暖氣的靈魂，向湖後的森林走去，重溯當年狄拉克用斧頭闢出來的林道。
人才交織的樂曲
約略在晚上六點，研究院裡的氣氛開始慵懶的轉向。這時候熱絡的討論聲開始漸漸歇息，老教授抱著他們晚上的作業回去，而已經和大家成為老朋友的清潔人員，也準備開始他們的第二份工作。這個時候，就輪到高研院裡的年輕人開始正式上工了，把白天討論出的臆測，用紙筆或程式去測試，將黑板上還沒擦掉的論述，用解析的式子建構出嚴謹的論證。晚上的高研院是一種奇妙的生態，走廊上的聲音是由不同人的工作習性所交織出的小調。我還記得有一年，每天晚上走廊上可聽到謝丹（現任職於哈佛大學）播放的美式足球轉播，山崎雅人（現任職於東京大學）用力敲寫黑板，拉馬林金（Loganayagam Ramalingam，現任職於ICTS）徘徊於走廊上清唱家鄉老歌，以及何頌（現任職於中國科學院理論所）在辦公室裡與人朗聲討論。
能夠吸引、並且聘用這些博士後人員，事實上是高等研究院很重要的資產。不論是美國或是世界各地的研究機構，由於經費來源主要是政府單位，以致於招聘人才時，都是以既定的研究方向或題目做為考量。高等研究院由於經費來源有大約百分之七十是私人基金，因此招聘人才的時候，反而沒有既定的研究題目，只以他是否已經（或是有能力）在自己的領域裡開拓新方向做為考量。因此在研究院工作時，遇到任何困難往往只需踏出自己的辦公室，你所需要的指引就在走廊上的某一扇門後。
相反的，高研院成員唯一的責任就是要找到自己的方向。高等研究院一路傳承下來的精神，或許就是深信人類有能力享有絕對的學術自由，並且承擔自由所帶來的責任。這也反映在很多時候我在高研院聽到的研究成果，是當事人不打算發表的；因為一方面他並不覺得有非發表不可的重要性，但更重要的是，發表文章並不是他做研究的目的。因此我常跟人說，物理學家的能力是跟他有多少未發表的成果成正比的。
我在高研院的日子裡，有幸遇見各式各樣的頂尖學者。他們的研究習性可以說是南轅北轍，有的朝九晚五，桌上擺著整整齊齊的論文以及計算紙；有的偶爾睡辦公室、偶爾長期消失，桌上除了一排排的可樂罐什麼都沒有，但他們的共通點是無可言喻的誠懇。或許當你每天追尋的是知識上的真相時，誠實就成為你唯一流暢的語言。
在我成為院內成員那一年的迎新晚宴上，現任高研院院長戴克拉夫（Robbert Dijkgraaf），說了一個老先生帶小女孩在林子裡找到千年智慧巨石的故事。細節我不是記得很清楚，但最後那老先生從石頭上敲下了一塊小石子，給了那小女生要她帶回去。戴克拉夫以此勉勵我們，希望我們最後都能把高等研究院的精神，像這小石子般帶回我們各自的家鄉。我不是很確定是否有帶回來什麼，但我可以告訴你的是，我親眼看過那顆巨石，而它就在那排榆樹後等你。
（本文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物理系專任助理教授）
【作者序】
記錄偉大心智之旅
83年秋，我為了製作雜誌的專題報導，第一次踏入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在抵達校園之前，僅對高研院的聲譽略有耳聞，知道愛因斯坦以及大數學家哥德爾（Kurt Gödel），在此地為科學奉獻了大半生的心血。就和其他對科學有興趣的門外漢一樣，以愛因斯坦舊辦公室為場景，於愛氏死後不久的1955年4月拍攝完成的那些照片，在我年輕歲月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它們在各種傳記文學中出現過，也在以二十世紀科學為題材的書上露過臉，都為世人所熟知。其中一張，正中央掛著寫滿了方程式的黑板，旁邊有一張轉向一側的空椅子，可能是愛氏最後一次起身離座時的準確位置。書架上隨意排列著書冊。尤其看到愛氏凌亂的桌面，更令人難以忘懷，紙張、期刊、草稿、墨水、菸斗、菸盒子⋯⋯散發出一股宇宙大業未竟全功的遺憾。我很好奇，在一片凌亂的背後，隱藏的是怎樣不為人知的宇宙奧祕。
記憶中還有另外一位科學家的照片，是在院內的數學圖書館拍攝的，照片上面是一位骨瘦如柴的人，幾乎全白的頭髮上斜掛著一綹黑髮；乍看之下，還以為是摩和克族（Mohawk）印第安人；而他臉上的表情，更加強了這種戲劇效果：怒目圓睜的瞪著照相機，好像在對攝影師說：「滾回你的老巢！」。他就是哥德爾。
記錄大師的事蹟
對我而言，愛因斯坦和哥德爾是當代科學界數一數二的天才，而兩個人竟然同一時間，在同一地點—紐澤西州的普林斯頓共事，實在是有點玄。到底他們二人是如何因緣際會，同時來到高等研究院的？當時這間研究院是何等光景？兩位科學巨擘在此究竟做了些什麼事？愛因斯坦和哥德爾過世以後，此地又發生了什麼變化呢？
不過，無論如何，我倒是未曾懷疑高等研究院的了不起。事實俱在，幾乎所有二十世紀物理界和數學界赫赫有名的大師，或早或晚均造訪過此地，包括十四位諾貝爾獎得主，像波耳（N. Bohr）、狄拉克（P. A. M. Dirac）、包立（W. Pauli）、拉比（I. I. Rabi ）、葛爾曼（M. Gell-Mann）、楊振寧以及李政道。1980年，高研院出版了一本書，稱為《學者名錄》（A Community of Scholars），書中記載了該院成立最初十五年間，到訪及從事各項研究的專家事蹟。這部巨著厚達五百餘頁，二十世紀頂尖科學家的名字，幾乎無一遺漏。
人文學家也在受邀之列，但是數目遠遜於科學家，名氣也較不響亮，其中唯一的例外是詩人艾略特（T. S. Eliot）。艾略特以降，高研院就沒有再支持過文學或文學評論方面的研究，轉而集中於社會科學和歷史方面。但是這方面的成果有限，高研院成立迄今達五十多年，文史方面的進展顯然無法與科學方面的成就相比。能夠進入高等研究院的科學家，均是在物理界有革命性貢獻的一時之選，他們的努力已使人類智識趨近或許是最完整的理論階段，從量子力學的一線曙光，進到大一統理論的邊緣—萬有理論（Theory of Everything）。其中花費的時間，恰好約是人一生的光陰。高等研究院的歷史，就是這群科學家的故事，也就是本書所要介紹的內容。
偉大心智
全部算起來，高研院的科學家為數還真不少，這相當可以理解。畢竟，他們的目標是任何群體所能建立的目標中，最大、最難的一個。他們差不多是想⋯⋯大小通吃，要明白並解釋一切的自然現象。他們要知道宇宙本體為何是現在的面貌，為什麼這樣運行。高研院的存在，似乎正是要誇耀人類偉大的心智，而此目標需要的是一群桀驁不馴、自信能有所貢獻的人。本書則是筆者小小的嘗試，帶你一窺學術堂奧，以及其中一些人在生活和工作上的雪泥鴻爪。
——瑞吉斯 1986年12月5日於馬里蘭州長老堡

導讀　榆樹後的智慧巨岩　黃宇廷　4
作者序　記錄偉大心智之旅　10

緣起
第1章　科學夢土　16

宇宙的祭司
第2章　物理教宗──愛因斯坦　36
第3章　謎樣人物──哥德爾　66
第4章　碎形之美　100

卓爾不群
第5章　奇才異士──馮諾伊曼　134
第6章　傲世才情──歐本海默　168

優游於天地之間
第7章　放眼宇宙──天文幫　210
第8章　薪火相傳　246
第9章　狂狷不馴 280

終極
第10章　生命遊戲──渥富仁　306
第11章　「理型」的真相──超弦　338

歸宿
第12章　智慧樂園　366

附錄　384

「你正在寫一本有關本院的書？好，那或許你可以告訴我⋯⋯」塔布斯（Rob Tubbs）說道。塔布斯是高研院的短期訪問學者，是超越數論（transcendental number theory）領域的青年數學家。結束訪談後，他隨手把辦公室的門帶上並上鎖，與我一起步出辦公室。
「我們很多人皆對此傳聞耳熟能詳，就是愛氏辭世以後，他們就將其辦公室原封不動的保存著，一直到現在，是⋯⋯是真的嗎？」
嗯！這是個好問題。每個人第一次踏入高研院，都會很自然的做此假設。愛因斯坦就是在這兒渡過了二十幾個寒暑⋯⋯愛因斯坦，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科學家，唯一一位老少皆知，家喻戶曉的科學家，任誰都能脫口說出他的大名；這樣的人，他的辦公室難道不值得保存嗎？⋯⋯就連他的腦子都一樣，此刻正懸浮在一罐甲醛溶液中，置於密蘇里州威斯頓市哈維（Thomas Harvey）醫生的辦公室內。當然他們應該把愛氏的辦公室關閉，甚至原封不動的永久保存下來，就像一個凍結時間的膠囊，否則的話，簡直就是對他的人格、成就的一種⋯⋯褻瀆、冒犯、汙辱。畢竟，有誰夠資格在那兒工作？誰能套上他的鞋子（像灰姑娘的鞋子）？誰又敢坐在同一間辦公室，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假如他知道這間辦公室就是愛因斯坦以前工作的聖地？
「愛因斯坦的辦公室究竟在哪裡呢？」塔布斯疑惑的問道。
曠世奇才
愛因斯坦未進高等研究院前，早已經是風靡全球的人物了。1919年，當天文學家證實了他的預測，光線會受太陽的重力偏折時，舉世為他如痴如狂。新生兒命名、香菸品牌都用上愛氏的名字。倫敦智慧女神（London Palladium）劇場邀請他去參與演出三週，酬勞隨便他開。兩位德國教授合作拍製了「相對論影片」在大西洋兩岸同時放映。愛氏拜訪英國生物學家霍登（J. B. S. Haldane），並於他家中過夜時，霍登的女兒才看了此人一眼，即暈死過去。新聞界更將愛氏的理論，捧為人類思想史上最偉大的成就，而愛氏本人則為有史以來最傑出、最優秀的人。
畢竟，他真是新秩序的發言人。光有重量、空間是彎的、宇宙有四維空間。人們愛死他了，雖然對他講的東西毫無概念，可是又有什麼關係？他是這些理論的創始者，真正懂得的人，是眾人的英雄，新的彌賽亞，第一位真正的飽學之士，是廣闊無邊物理宇宙的最高元帥。
愛氏備受尊崇，然而他本人卻極謙虛、和藹，不懂人家為何要大驚小怪。至少他待人很民主，一視同仁，愛氏說：「我和每個人的說話方式都一樣。不論對方是清潔工還是大學校長。」當然，如果要吹毛吹疵的話，還是可以發現一些例外⋯⋯比方有次他寄了一篇論文給《物理評論》（Physical Review）審核，編輯竟敢退回論文要求重寫。哇！這下可好了！那位可憐的編輯只不過克盡本分，將文章送交審稿委員評閱而已，但這卻不見容於愛因斯坦，並終身視《物理評論》為拒絕往來戶。這說明了什麼呢？這位曠世物理奇才，終究自我中心：如果某項見解是高研院首席科學巨星肯定的，那就是健全而完整的點子，絕不容許別人有絲毫質疑。
在凡人眼中，愛氏可能是謙卑的天才，只是從來不穿襪子（至少還穿了鞋子）。但是在那柏拉圖的天空，可又另當別論了。這個人絕對的高傲自信，令人咋舌；他自認可以徹底了解整個宇宙的奧祕—沒有漏網之魚，大至最龐大的星系，小至最微小的夸克；他認為自己無所不通，而且可以找出一組簡單原則，即是跨越兩個極端，涵蓋大、小宇宙的統一場論（unified field theory）。他怎麼做呢？純靠推理，完全符合了柏拉圖天空的優良傳統。當那些迴旋加速器（cyclotron）工程師使勁撞擊他們的王國，天文學家架出碩大的高倍望遠鏡，朝著億萬光年外的浩瀚、冰冷星際瞭望的時候，愛因斯坦則將自己關在斗室裡，放下窗簾，然後，以他特有的口吻說：「我要想一下。」他寫下幾行潦潦草草的方程式，做做頭腦體操，仔細瞧瞧！他很快的就把一切搞定了。只靠冥想⋯⋯沒有機器，沒有儀器設備。
曾經有人問這位偉大的物理學家，他的實驗室設在哪裡？愛氏微微一笑，從胸前的口袋中摸出一枝鋼筆，說：「在這裡！」
三顧茅廬
1932年冬，傅列克斯納遠赴加州尋找新研究院的合適成員。名叫摩根的加州理工學院教授，建議傅氏去和愛因斯坦碰個面，愛氏正巧在那兒客座。相談之下，愛氏很喜歡高等研究院的構想，頗有相見恨晚的感慨，當時愛氏仍是柏林大學的教授，但在德國的處境每況愈下。
1920年時，蹦出了一個反愛因斯坦的聯盟，自稱是「日耳曼自然哲學家研究小組」，出錢資助任何肯出面反對「猶太物理」，特別是什麼「相對論」那檔子事的人。1920年8月24日，這個愛氏稱之為「反相對論有限公司」的組織，贊助了一場在柏林愛樂廳舉行的會議。愛氏本人也參加了那場會議，卻當場哭笑不得，因為對方的攻訐實在是荒謬絕倫。
這些亞利安物理學家煞有介事的恣意攻訐，而愛氏則人在屋簷下，忍受了他們十年的無理取鬧。1931年前夕，「反相對論公司」出版了一本書《一百位作家反愛因斯坦》（100 Authors Against Einstein）後，他就決意離開德國，永不再回來，因此對傅氏所言側耳傾聽。兩人沿著加州理工教職員俱樂部的長廊來來回回走了數趟，討論行將在普林斯頓成立的新研究中心。愛氏要求與傅氏擇期再敘，兩人便約定在1932年的春季班開始時再見面，屆時他們二人都會在英國的牛津。
5月一個美麗的週六早晨，晴空萬里，小鳥輕啼，傅氏和愛氏二人穿越基督教堂前的草坪，緩步微吟，宛如兩個體面的牛津教授。傅氏開門見山，直陳來意：「愛因斯坦教授，在下不揣冒昧，願在新研究院內提供您一個職缺，倘若閣下經過深思熟慮，覺得本院有幸能提供您珍視的機會，本院將竭誠期待您的大駕光臨。」
愛因斯坦有點心動，但一如往常，不願倉促行事。畢竟，全世界如耶路撒冷、馬德里、巴黎、萊登和牛津等地的知名大學，都爭相虛位以待，提供教授、研究員和各式各樣榮譽職位給他—只要他肯大駕光臨，能使學校蓬蓽生輝，幾乎是任何要求都行。早在1927年，他已經回絕過普林斯頓一次，不過事過境遷，或許該是拜訪新大陸的時候了。
「你今年夏天會在德國嗎？」愛氏問道。
翌月，傅氏飛抵德國卡普特（Caputh），在下午三點於寒風細雨中邁步進入愛氏的鄉居，直到深夜十一點才離去。此行他獲得了夢寐以求的答案，因為愛氏的回答是：「我心如火焰，熱切期待這一刻來臨！」就在1932年6月4日，愛因斯坦成為了高等研究院第一位教授。一夕之間，傅氏夢中的研究院，有了全新的意義和展望，就像上帝親自臨幸傅氏在普林斯頓的新家一樣。
當然還有一些問題待解決：愛因斯坦的薪水、再加上愛氏同僚梅爾（Walther Mayer）的去留問題。愛氏要求年薪三千美元。他問傅氏：「數目再少些，可以應付生活所需嗎？」傅氏回答：「不行，那樣不夠！」
最後「薪事」以年薪一萬美元定案，愛氏也欣然同意；至於梅爾的聘約則延期再議。愛氏通常都避免與其他人共事—他以前常這麼說：「我是一匹只披單轡的馬」。不過事實上，他曾和奧地利數學家梅爾合寫過幾篇論文，而且兩人亦有共同的夢想，要完成統一場論。此外，愛氏考慮到，如果分派一些較為例行的計算工作給助手，自己就可專注於較為抽象而創新的推理。綜合這些原因，他肯定梅爾是不可或缺的人才。
傅氏原則上同意延請梅爾入院，但不是以他的名義，給他獨立的聘約，只同意他擔任愛氏的助理。梅爾畢竟並不真正符合該院人才延攬的標準；他曾出過一本有關非歐幾何方面的書，但也是他唯一的成名作，不管愛氏如何器重他，為他冠上教授頭銜，對研究院的聲望並沒有實質的幫助。可是，愛氏卻很堅持，並於1933年春寫信給傅氏說，除非院方聘請梅爾，否則全部協議一筆勾銷。愛氏寫道：「不瞞您說，我會深感遺憾，如果梅爾寶貴的合作權遭剝奪，沒有他在院中鼎力相助，甚至會妨礙了我的工作推展。」因此，傅氏終於聘請了梅爾。
摘自《愛因斯坦的辦公室給了誰？》〈物理教宗──愛因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