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中的知識、欲望與權力（簡體書）

潘成鑫，畢業於北京大學和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澳大利亞迪肯大學國際關係學高級講師、阿爾弗雷德·迪肯公民與全球化研究所研究員。研究領域包括中國外交、中美關係、中澳關係、西方中國學研究及批判性國際關係理論。曾任世界知識出版社《國際關係學名著系列》的編委，先後在墨爾本大學、香港科技大學、澳門大學、北京大學任訪問學者，2015年秋應邀到外交學院講學，2016年獲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的Endeavour Research Fellowship。

張旗，北京大學博士。2012～2016年就讀於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獲北京大學法學（國際政治）博士學位，被評為北京大學和北京市優秀畢業生。2012年獲山東大學法學（國際政治）碩士學位，所撰寫的碩士論文被評為山東大學和山東省優秀碩士學位論文。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國外交和全球治理。

本書在有關中國的國際關係文獻中別開生面。在揭示話語、認同和表述這些因素在中國的全球事務尤其是與美國的關係中的關鍵作用方面，潘成鑫站在了這一研究的前沿。對於關注有關中國是什麼或將向何處去的爭論的學者以及學生（高年級和研究生），這是一本必讀書。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奧利弗·特納博士

正如情人眼裡出西施，中國是威脅還是機遇也是見仁見智。本書對西方關於中國的想像所進行的潛心考察令人耳目一新，其哲學深度鮮有匹敵。潘博士在此將其剖析和掌控中西知識的能力展現得淋漓盡致。有別于傳統的研究方法，他以退為進，通過一針見血地、反思性地觀察中國觀察者，得出的結論令人豁然開朗。潘博士的書值得廣為閱讀。

——新西蘭奧克蘭大學陳智宏教授

中國的崛起通常要麼被看作威脅、要麼被看作機遇。潘成鑫告訴我們，這兩種表述其實都是西方恐懼和渴望確定性、可預測性的體現。他對於一種更加具有反思性和文化敏感性的中國研究的呼籲是對當代一個重大政治論題的重要貢獻。

——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羅蘭·布蘭克教授

封底文字：

為什麼中國向世界所做的“和平崛起”的承諾至今不能讓西方消除對中國威脅的恐懼？為什麼曾經堅信中國是一個機遇並應接觸中國的主張現在在西方失去了市場？為什麼講述“中國故事”首先需要瞭解西方對中國崛起的敘事？如果您關心這些問題，那麼這本書將會給您提供令人耳目一新的解析。

本書在有關中國的國際關係文獻中別開生面。在揭示話語、認同和表述這些因素在中國的全球事務尤其是與美國的關係中的關鍵作用方面，潘成鑫站在了這一研究的前沿。對於關注有關中國是什麼或將向何處去的爭論的學者以及學生（高年級和研究生）而言，這是一本必讀書。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奧利弗·特納（Oliver Turner）博士

潘成鑫的新著不僅挑戰了一些關於中國崛起特性的基本假設，更重要的是促使我們對我們是如何知道有關中國知識的*基本出發點進行再思考。

英國華威大學肖恩·佈雷斯林（Shann breslin）教授

本書對西方關於中國的想像所進行的潛心考察令人耳目一新，其哲學深度鮮有匹敵。潘博士在此將其剖析和掌控中西知識的能力展現得淋漓盡致。有別于傳統的研究方法，他以退為進，通過一針見血地、反思性地觀察中國觀察者，得出的結論令人豁然開朗。潘博士的書值得廣為閱讀。

新西蘭奧克蘭大學陳智宏（Gerald Chan)教授

這是關於西方表述中國的一部出色而富有見地的著作，其理論框架昭示出西方的中國表述不僅僅來源於中國，也根植於西方。雖然此前已有對這一話題的分析，本書的新穎之處在於它對“中國威脅”和“中國機遇”的同時思考：中國崛起的這兩個方面對當代都至關重要。通過其挑戰成見的結論，這是對有關文獻的一個真正的開創性貢獻。我力薦此書！

澳大利亞格里菲斯大學馬克林(Colin Mackerras)榮休教授

中國的崛起通常要麼被看作威脅，要麼被看作機遇。潘成鑫告訴我們，這兩種表述其實都是西方恐懼和渴望確定性、可預測性的體現。他對於一種更加具有反思性和文化敏感性的中國研究的呼籲是對當代一個重大政治論題的重要貢獻。

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羅蘭·布蘭克（Roland Bleiker)教授

中文版前言

像陌生人之間的相遇，一本新書和它尚未謀面的讀者見面，多少要有一些緣分；而一本原本來自異國他鄉的書要和中國讀者結緣，則更要跨過許多障礙。本書的中文版能夠面世，應該歸功於很多師長、同人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編輯，是他們的鼓勵、幫助和辛勞促成了這一難得的機緣。

這本書所關注的是西方眼中的中國形象。對於這一話題，想必大部分中國讀者並不陌生。自近代中國開始睜眼看世界，到今天中國在世界上的崛起，中國人非常希望瞭解世界是如何看中國的。常言道：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大概從國外尤其是西方人的眼中，也許可以洞察中國的真相，説明中國人更清醒地認識自己的國家。果真如此嗎？西方人睜眼看中國了嗎？不能否認，不少西方學者和觀察家可謂中國通，在中國研究方面造詣精深，不乏真知灼見。然而，同樣不可否認，至少在國際關係學領域，西方很多學者和觀察家對中國特別是對“崛起”的中國的論斷卻每每徘徊在“威脅”和“機遇”之間。為什麼在他們看來，中國要麼是“威脅”，要麼是“機遇”（或者是“威脅”加“機遇”）？這些觀察中國的範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告訴我們真正的中國？這本書從這些問題出發，對當代西方（尤其是美國）有關中國崛起的敘事進行瞭解構和剖析。

本書認為，這些看似關於中國的西方敘事，其實根本上並不是在解說中國，而是西方構建自我的一種需要和體現。所謂“中國威脅”或“中國機遇”，其言外之意是對於西方的威脅或機遇。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中國都被視為一個“他者”，用於區別乃至反襯西方對自我的想像和塑造。中國作為“威脅”的敘事背後所體現的是，西方是現存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和安全提供者。中國作為（經濟或政治）“機遇”的話語背後所透露的是西方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的“超前性”和“優越性”，因此它有機會和能力去影響中國的發展進程，最終會將中國融入世界，使其變得更像“我們”。這些有關中國的話語和敘事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研究中長盛不衰，不是因為它們準確描述了中國的現狀，而是它們更能告訴西方一個西方人所普遍願意認同的自我。對中國的“客觀”描述其實是西方的一種自傳。

這就是為什麼在很多西方人的眼中，中國在近代以來都被視為“威脅”或“機遇”，從“黃禍”、邪惡的“傅滿洲博士”到“紅色威脅”，從西方傳教士眼中的“希望之地”到西方商人趨之若鶩的“中國市場”，不一而足。這些“中國”話語使西方能夠把握中國的確定性，知道中國是什麼、不是什麼。但是可以看出，這些確定“知識”的獲得，與近代以來巨變中的中國並沒有太大關係，而是源于西方以現代理性主體自居時追求確定性的欲望。對於現代理性認知主體來說，世界是可知的、存在可循的客觀規律。然而，當面對中國這樣一個龐大複雜、捉摸不定的“他者”時，西方這種追求確定性的欲望卻難以得到真正滿足。但是如果承認中國真的不可預測，那麼西方也就不成其為現代理性認知主體了。為了維護西方關於現代自我的認同和想像，其渴望確定性的滿足就不得不依賴美國哲學家杜威所說的“情感替代品”，比如信任、恐懼或幻想。通過這些欲望和情感（而非科學理性），我們周圍世界的確定性重新變得可知。可是在所謂的自我和他者——比如西方和中國——之間，往往缺乏建立在信任基礎上的確定性，而是由恐懼和幻想填補未知的空白：通過恐懼，中國可以被確定為“威脅”，而通過幻想，中國則被定格為“機遇”。這些關於中國的所謂客觀知識，與其說是分別來自國際關係中的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理論，不如說是西方追求確定性的欲望在中國的折射。甚至可以說，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本身也是西方學者追求國際關係中的確定性的體現（比如米爾斯海默的大國政治的悲劇和福山的歷史終結論）。

明代思想家王陽明曾說：“子欲觀花，則以花為善，以草為惡。如欲用草時，複以草為善矣。”中國是什麼並不取決於中國自身，而是隨著西方觀察者的心態好惡而變化。當然，並不是只有西方才是這樣，我們所有人觀察外界事物，都難免以自身已有的知識、閱歷和價值觀為準繩。我們對新的、不熟悉的事物的理解，往往建立在我們對身邊已知事物的理解之上，舉一反三，推己及人。這本身無可厚非，但是，關鍵在於我們很少能夠清醒自覺地認識到這種理解的局限。在西方的中國觀察家中，這種自我反思精神尤其匱乏。這就是為什麼當大家都在忙於“觀察中國”的時候，我們應該同時觀察中國觀察者。因為正是他們的主流話語在左右很多人對中國的理解和建構，並進而影響西方對華政策的制定。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與西方（包括美國）的關係並非僅僅是由雙方決策者、雙方的內部體制、文化以及外在的國際格局所決定的。西方關於中國崛起的敘事本身就是中西關係發展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本書認為，“中國威脅論”話語的危險在於：通過把中國作為威脅，它所宣導的對華政策就更容易把中國推向一個威脅的對立面，因此它可能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而“中國機遇論”的研究範式則歸根到底是一種虛幻的期望，它的最終幻滅將和西方對中國的恐懼殊途同歸。當前西方對中國的所謂“兩面下注”政策，正是這兩種中國研究範式在西方對華政策實踐上的反映。因此，當中國人在批判西方的“中國威脅論”時，同時應該認識到它和“中國機遇論”其實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如果中國希望西方能夠對自己加深理解、減少偏見，那麼僅僅靠增加交往和交流、提升中國的軟實力是遠遠不夠的。如果西方在對自身的塑造和認同方面保持不變、沒有反思的話，那麼其對中國的認識也將很難超越“威脅”和“機遇”的範式。中國雖然在經濟上崛起了，但是中國的崛起沒有突破西方主流話語對其的構建和再現。本書的目的之一就是揭示在中國發展與西方尤其是與美國的關係時，其挑戰不僅僅是利益和政策層面上的，更重要的是話語層面上的。通過研究西方關於中國崛起的話語，而不是像很多學者那樣“直接”研究中國對外關係本身，本書希望能夠引起讀者對話語在國際關係中重要作用的重視和思考。

在此書中文版出版之際，我想向曾經鼓勵、幫助和支持過我的所有老師、同事、同學、朋友及家人表示感謝。限於篇幅，很遺憾這裡我不能一一提名致謝，但特別需要感謝的首先是本書譯者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張旗博士，他不辭辛苦，反復推敲，用準確精練的譯文表達出了本書的英文原意。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編輯高明秀女士從一開始就對此書表示了極大的興趣和支持，如果沒有她的推動、策劃和在每個環節上的耐心細緻的工作，這本書將不會同讀者見面。美國文博大學政治學教授、東亞項目主任于濱老師在百忙之中慷慨為本書作序，他對美國中國學的獨到見地一直令我受益匪淺，他對本書的推介和偏愛也令我備受鼓勵。此外，北京大學袁明教授、王緝思教授、賈慶國教授、李安山教授，南京大學朱鋒教授和現在北大執教的當年北大同窗范士明、于鐵軍和王聯教授，以及我所在澳大利亞迪肯大學的學院負責人和同事Brenda Cherednichenko 、Matthew Clarke、David Walker、Fethi Mansouri、Baogang He等都在原書出版後給予了我極大的鼓勵和幫助，在此一併致謝。我想感謝的還有我在澳洲的家人和在中國的親友。最後，我謹以此書緬懷我的父母。毋庸置疑，沒有他們，就沒有我，當然也就沒有這本書。這是又一種際遇。

潘成鑫

2016年1月於澳大利亞吉朗市迪肯大學

前　言

第一章　引論：西方對中國崛起敘事中的知識、欲望與權力

中國崛起文獻的湧現

中國觀察很少觀察自身

為什麼要觀察中國觀察

知識、欲望和權力：一種解構和建構分析框架

本書概要及簡短反思

第二章　威脅與機遇：一副雙焦鏡

中國崛起的西方解釋範式

什麼是範式？

“中國威脅論”範式

基於能力的“中國威脅論”話語

基於意圖的“中國威脅論”話語

“中國機遇論”範式

“十億顧客”：經濟機遇論

中國的民主化：政治和道義機遇

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全球一體化的機遇

“我們都是熊貓對沖者”：雙焦鏡的糾結

第三章　恐懼和幻想：西方自我與他者想像中的新殖民欲望

中國觀察實為現代西方的一種自我想像

畏懼中國：西方/美國殖民欲望中的“中國威脅論”範式

“中國威脅論”反映的是西方自我想像

“中國威脅論”範式中的西方自身建構

建構他者的“中國威脅論”

作為西方和美國自我幻想的“中國機遇論”範式

“機遇論”範式對中國的他者化

作為西方自我想像的“中國機遇論”

第四章　“中國威脅論”與恐懼政治經濟學

權力/知識與恐懼政治學

“中國威脅論”與美國的恐懼政治經濟學

美國軍事凱恩斯主義和軍工複合體中的“中國綜合征”

美國“中國威脅論”群體中的權力知識互動

第五章　“中國威脅論”：自我實現的預言

構想一個敵人的代價是什麼？

“中國威脅論”範式及遏制政策的社會建構

作為社會建構的“中國威脅”：相互回應的一例

民族主義和強權政治思維：大眾和知識份子對西方遏制的回應

美國的遏制與中國的外交回應

作為自我實現預言的“中國威脅論”

第六章　“中國機遇論”：虛假的承諾和錯誤的前提

中國機遇：一個正面的自我實現的預言？

“中國機遇論”範式的錯誤前提

“中國機遇論”的虛假承諾

超越對自我與他者的絕對性建構

單邊轉變還是相互回應？

一種特殊的關係？

追求中國的歸附：不可能實現的使命

第七章　幻滅的國際政治

“還擊”：西方對華戰略的強硬轉變

幻想中國與西方的幻滅

從幻滅到恐懼：范式轉換與對華政策調整

從希望到幻滅：作為“中國幻想”的“中國機遇論”

第八章　中國觀察：走向反思和對話

中國知識和自我反思

中國知識與對話

參考文獻

索　引

於濱

于濱，美國文博大學（Wittenberg University）政治學教授，上海美國學會資深研究員。

一　西方看中國：幻覺與錯覺

西方的“中國威脅論”為何久盛不衰，且愈演愈烈？西方對華觀念為何總是在噩夢與幻夢之間搖擺？為何西方對華的幻想與幻覺中除了夢寐以求的市場和揮之不去的黃禍以外鮮有對華的平視、平等和平常心態？為何西方的“中國威脅論”與“中國垮臺論”永遠作為一個硬幣的兩面而共存共處？

澳大利亞迪肯大學(Deakin University)潘成鑫教授在其近著《國際政治中的知識、欲望和權力——中國崛起的西方敘事》（Knowledge, Desire and 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China’s Rise, UK: Edward Elgar, 2012年第一版，2015年再版，簡稱《中國敘事》）一書中，對西方這種類似精神分裂型的對華觀念，進行了深刻、系統和獨特的解析。

潘教授的基本論點是，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界對中國崛起的種種表述，與其說是對真正的中國的客觀描述，不如說是基於西方自身社會話語中的所謂“自傳性”（autobiographical nature）。西方集體潛意識，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欲望”(desire)，它無時無刻不在支配西方意識和觀念對理性和知識的追求。具體說，就是“欲望助長了獲取知識和生成知識的渴望，而後者又反過來為欲望提供合理性，助力於欲望的實現”。最終，“知識喪失其貌似的純真，顯露出與權力的紐帶關係”。由於中國在西方認知中的不確定性，導致了在西方的“中國敘事”中，常常出現中國“威脅” 和中國“機遇” 這兩種南轅北轍觀念(threat & opportunities)的共生狀態。如果說前者是對崛起的中國的無知而導致的神經性的恐懼而由衷地企盼其消失或崩潰，後者則代表不可求的卻又無法遏制的物質欲求。不論二者之間有何差異，其共性均是以西式棱鏡來折射（而非透視）在西方看來是另類的中國。

《中國敘事》一書對西方的理論和理念不是一味地拒絕或簡單地批判，而是從西人的思維方式、從多個視角和層次加以剝離和考證。雖然此書屬政治學類，卻涉及哲學、歷史、文化、人類學、科學學、經濟學、國際關係學等眾多學科，集經典和前沿著述之大成；且條理清晰，邏輯嚴密，環環緊扣。兩年前第一次讀《中國敘事》的英文版時，感覺有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的風格。這裡需要補充的是，薩義德的“東方主義”，其實是對西方學界中的強勢的學術種族主義(academic racism)悲情式的抗議和無奈的詠歎調之混合體，對於西方學界的傲慢與偏見，薩義德的手段是徹底毀之而後快。相比之下，《中國敘事》則是以西式“工具”，對其進行CT式掃描或外科手術式的解析；它以西人熟悉的思維結構和表述方式，把（西方）讀者引入一個他們自認為理性、科學並佔有道德制高點但實際卻是非理性非科學欠道德的“混沌”之地，迫使西人直視其理性中之非理性成分(irrationality of rationality)。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敘事》比《東方主義》更勝一籌。

當今中國的主流媒體仍在述說中國沒有也很可能不會有中國的“亨廷頓”，由此認為中國學者中無法產生論述中國崛起和與之相對應的國際戰略的巨著，至少現在還未出現具有原創力的“大師”。《中國敘事》的出版預示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啟：海內外的中國學者已經對西方國際關係的理論範式（請注意，不是對個別理論而是整個範式或體系）提出質疑和挑戰，他們頭上也許沒有亨廷頓或基辛格等人的耀眼光環，他們的成果也許一時還不會在西方學界引發“東方主義”式的轟動效應，由中國人講述的中國敘事乃至世界敘事的歷程肯定會遠遠長於中國崛起的過程，也許這個過程永遠不會終結；然而堅冰已破，風帆已揚，面對西方理論範式的書山學海，潘成鑫教授已經向頂峰和彼岸邁出了堅實的一步，這值得中國同行和主流媒體的認同和支援。

二　西方《中國敘事》的“世界”版

其實，關於中國沒有“亨廷頓”的說法本身，還可以衍生出眾多的話題。一個一直困擾美國國際關係學界的問題是：二戰後國際關係理論突飛猛進，各種理論層出不窮，但又與美國的對外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關聯不大，或風馬牛不相及。也就在1993年哈佛政治學泰斗亨廷頓提出“文明衝突”論點的同年，斯坦福大學政治系知名教授亞歷山大·喬治(Alexander George)出版了一部《填補鴻溝》(Bridging the Gap)的專著，力圖把國際關係的理論研究與美國外交的實踐相結合，卻難有回天之力。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國際關係理論和國際戰略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在拓展：自由派有福山“歷史終結論”的大旗，現實派也開發出樂觀的“單極穩定論” (unipolar stability)和悲觀的“文明衝突論”，與自由派的“民主和平論”的延伸“歷史終結論”遙相呼應。與此同時，所謂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也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異軍突起，擴展迅速。

美國的國際關係學蒸蒸日上，對國際時局的瞭解、判斷和把握卻屢屢失誤，對外政策中頻頻訴諸武力，以致美國現實派大師基辛格在“9·11”數月前出版的《美國還需要外交嗎？》一書中認為，美國除了軍事政策以外，已無外交而言；即便有，美國的外交也高度意識形態化，並兼有強烈的傳教風格，且往往是最後通牒式的發令，甚至到了“順我者”不昌（如對待後共產主義的俄羅斯和融入西方主導下的國際體制的中國），“逆我者”(美國不中意的所有非西方政權)必亡的境地。“9·11”以來，美國對外窮兵黷武，伊斯蘭世界亂象叢生，殺戮無度，難民如潮；恐怖分子越打越多，越戰越強，不僅擁有固定的國土和政權，而且將恐怖和打擊目標擴展至歐洲、北非和中亞多地。不僅如此，西方現實主義者早已畫上句號的“西方內戰”(western civil war)狼煙再起，戰略空間受到嚴重擠壓的俄羅斯在烏克蘭/克裡米亞、敘利亞、土耳其等一系列問題上與西方不惜背水一戰。對於世界唯一尚無戰事的亞太地區，美國也以軍力制衡崛起的中國，唯恐亞太不亂。

進入21世紀，國際社會面對一個怪像：一方面，西方國際關係和國際戰略理論高度發達，大師級人物（亨廷頓、基辛格、布熱津斯基、約瑟夫·柰、福山等）層出不窮；另一方面，國際的亂象與西方熱衷的所謂“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理念卻漸行漸遠，西方“贏得戰爭，輸掉和平”的幽靈欲在世界範圍重現，甚至教皇佛朗西斯都宣佈世界已經步入第三次大戰(‘a piecemeal’ World War Ⅲ)。

試問，如此輝煌的理論與西方治下的亂世有何連帶關係？眾多的大師級戰略家們對西方理論界與嚴酷的現實之間巨大的反差有何評說？也許這就是西方對崛起的中國的“敘事”的國際版“世界敘事”吧。如果這一推論成立的話，對非西方世界“不確定性”的恐懼，尤其是美國在冷戰結束以後由於缺少外在敵人而導致的認同危機，建構了亨廷頓《文明衝突論》的原動力。亨廷頓以後，美國現實主義理論範式中又繁衍出所謂“進攻型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完全摒棄了古典現實主義中審時度勢、慎用武力的內核，將國與國之間的所有交往視為你死我活的慘局。

悲觀的西方現實主義要消滅臆想中的對手，並以武力征服“不確定”的世界；樂觀的西方自由主義則把廣袤的非西方世界視為西式民主政治體制和西方資本勢力的“機遇”，即所謂“華盛頓共識”。其目標和手段都是以西方標準的各種“自由”——如言論自由（尤其是對社交媒體在非西方國家中的無限制的自由）、宗教自由（以此支持車臣爆亂、“疆獨”、“藏獨”等各種極端宗教勢力）、貿易自由（從19世紀向中國輸出鴉片，到21世紀的TPP中更強調西方大公司對違反智慧財產權的訴訟自由）、移民自由（不等於西方要接受來自非西方地區的難民）——使非西方世界個體化、碎片化，使之無力應對西方資本的流動和意識的傳播。

西方自由主義與西方現實主義之間的差別其實只是工具性的，二者均無意與現存的世界共存和妥協。在這一點上，它們與西方政治和國際關係理論的各種流派一樣，都具有宗教原教旨主義強烈的排他性，都是在按照自身邏輯和理念尋求理論與實踐的最高純潔度（或極端性）。19世紀以來，西方的自由主義、理想主義、現實主義、資本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種族主義、法西斯主義、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蘇聯代表的“正統的”西方共產主義、視男性為萬惡之源的女權主義，以及視一切人工痕跡為大逆不道的環保主義等，儘管它們也許在理論上水火不容，實踐中不共戴天，但都要把一個擁有各種層次和色彩的“混沌”世界和複雜的國際事務劃為黑白分明、善惡對壘的兩極體制，並按照自身的價值觀念改造和征服對方或整個世界。在21世紀的“文明衝突”時代，西方各種主義的極端性，也塑造了同樣排他性、不妥協、極端恐怖的非西方的對手——“伊斯蘭國”。

在這一點上，西方國際關係大師們似滿腹經綸，在個體上似有條有理，整體上則謬誤千里，且害人害己。如今反體制的勢力席捲西方各國（如美國的特朗普、桑德斯，法國的馬琳·勒龐），右翼如日中天（在奧地利、荷蘭、瑞典、波蘭、匈牙利、烏克蘭，當然還有自認為最西化的日本）。西方的“憤怒”和“迷失”的一代，會將充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世界引向何處？人們沒有任何理由感到樂觀。

三　窺見中國版的“中國敘事”和“世界敘事”

如今西方的“世界敘事”已成惡果，而西方仍徘徊在《中國敘事》的噩夢與美夢之間而不能醒悟。為何中國不但可以在紛亂的世界中獨善其身，而且日益崛起？原因之一是中國不僅堅持了獨立、自主和主權，而且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政策層面告別了西方意識形態的極端成分，對各類“舶來品”採取相容並取、以我為主的更開放、更務實的發展戰略，同時避免了共和國前30年中全域性的震盪或失誤。

儘管這一過程有種種不盡人意之處，但它為占世界人口1/5的巨大群體所帶來的，卻是鴉片戰爭以來最為持久的安定和繁榮。中國有理由為自身的成就感到自豪，更要對現存的問題和挑戰保持清醒頭腦，以更自信、更積極、更務實、更包容的姿態，在傳統和現代之間、國際化和中國化之間尋找自我並造福世界。

對於國門內外的中國學者來說，目標不僅是要以“原創性的中國理論和中國話語清晰地解讀中國”，也不必回避以中國的話語和理論解讀世界的使命，即中國的崛起肯定是一勞永逸地終止了西方（包括日本之類的“榮譽白人”）對中國的統治；但崛起的中國並不需要也不會尋求終止西方本身(The rise of China ended the Western domination of China, but China’s rise does not need, and will not seek,to end the West itself)。與包括西方在內的世界共存共榮不僅是基於中國的利益，更是“和而不同”這樣的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自然延伸（迄今為止，中國人仍不理解為何強大的西方不能像他們一樣，在中華文明的鼎盛時期戀眷故土而不進行殖民擴張）。

一個非西方、非基督教、非西式民主制度、非結盟的、世俗的和獨立自主的中國，已經在由西方主導的國際體制中穩步崛起。一個崛起的中國可以與一個包括西方在內的多樣化的國際社會共存，而西方仍然跳不出其理論大師挖掘的“文明衝突”的陷阱。在人類擁有超強毀滅對方和自身的能力的時代，此類“文明衝突”論其實是不文明非文明和反文明勢力之間的衝突(clash of the uncivilized)。

西方的淺薄和悲劇就在於此。對西方“大師”們的頂禮膜拜亦適可而止。

***

直至完成為《中國敘事》寫序，筆者還從未與潘教授晤面。這在資訊和交通極為發達的21世紀，幾乎是不可原諒的。多年來只限於筆談，但已獲益匪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者走出國門，已是常態。然而海外相當多從事政治和國際關係學的中國學者更多的是在“幫助”西方研究中國，不管是出於興趣，發揮特長，迫于生計，還是另有所圖。潘成鑫教授是筆者所知極少數的海外學人中，不僅對西方政治理論和政治文化進行深入和扎實的研究，而且能夠在更高的層次上審視、研判以致超越西方範式。

如果這篇序文能為潘君的下一部力著抛磚引玉，筆者將不勝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