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社會主義遭遇危機

「新時期」許多問題追根溯源，恰恰來自新時期成立時對一些重要問題究竟該如何認識把握不夠……也就是，一部分歷史當事人自以為非常穩妥、充分的「撥亂反正」，並不總像這些當事人自認的那麼理想，而實際上常常是一種「病藥相發」——即由於對病本身的把握不夠精準，治病的藥不能充分妥貼對症，藥本身又有副作用，故醫生自以為高明的「藥」在對所治「病」有其治療效用時，又會導致新問題，新的「病」。

──賀照田

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鈴木將久（日本一橋大學大學院言語社會研究科教授）
──作序

中台韓日等批判性知識分子舉辦會議，台韓日的知識分子互相溝通比較容易，但面對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卻感到無可逾越的差異，往往不知所措了。這究竟是為什麼？

我們台韓日知識分子對今天中國共產黨形象定性的混淆，暴露著沒有找到切實描述中國大陸的話語，還在套用冷戰時期意識形態殘餘的話語模式。這不僅不利於他們深入認識中國大陸的現實，也影響他們與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進行有效的對話。

當下東亞迫切需要賀照田的論述，他的「精神史」視野，對台韓日等東亞知識分子真正從內在去感受和把握中國大陸社會給出了重要的線索。

──鈴木將久．日本一橋大學大學院言語社會研究科教授

余敏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吳展良（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林載爵（聯經出版公司發行人）
林深靖（專欄作家）
施　淑（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榮譽教授）
陳光興（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劉紀惠（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楊貞德（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趙　剛（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
──聯合推薦

序一　當我們直面在危機重重中崛起的中國大陸 ......................鈴木將久
序二　中國社會主義的危機？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呂正惠
啟蒙與革命的雙重變奏
當社會主義遭遇危機……
「潘曉討論」與當代中國大陸虛無主義的歷史與觀念構造
三十一年過去了，彈指一揮間
梁漱溟五十年代初和八十年代初的階級鬥爭理解
中產階級夢想的浮沉與未來中國
從近年網絡流行語看中國大陸知識青年的現在與未來
常見文獻的解讀與當代史研究的深化
當代史研究與當前中國大陸的思想與政治
後記

序一 當我們直面在危機重重中崛起的中國大陸
鈴木將久

一

我經常與賀照田學兄談起一個現象。東亞中台韓日等批判性知識分子舉辦會議，台韓日的知識分子互相溝通比較容易，但面對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卻感到無可逾越的差異，往往不知所措了。這究竟是為什麼？
顯而易見，最大理由乃是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台韓日屬於冷戰的美國陣營，中國則是社會主義陣營的重要國家，互相之間隔離開來，僅有敵對關係，幾乎沒有來往。值得琢磨的是，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一直到冷戰格局瓦解的今天，還遺留下來。至少在日本知識界，批判性知識分子也認為當下中國的最大問題是一黨專制。像官場腐敗、貧富差距等很多問題，一解決一黨專制，就能迎刃而解。這種主張其實不無道理，中國的體制問題確確實實很嚴重，迫切需要修理。而且在日本，指責社會主義國家為一黨專制，還有歷史來源。56年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之後，尤其經過1960年的日本「安保鬥爭」前後，日本左翼陣營出現批判斯大林主義的思潮，叫做「新左翼」，一面批判以黨組織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專政體制，一面追求更自由開放的社會主義理念。現在有些批判性知識分子還保持多年的社會主義理念，對中國大陸進行嚴厲批判。如此看來，譴責當下中國大陸為一黨專制，竟有相當複雜的歷史經過，即使是冷戰時期意識形態的殘餘，其內涵並不簡單，甚至可以說有一定的歷史合法性。雖然如此，同時不可否認的是，這種主張背後存在著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刻板化理解。也就是說，日本知識分子基本運用冷戰時期以來的批判社會主義國家的邏輯，認識當下中國的問題。
問題是，中國大陸早就與全球接軌，幾乎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成員。暫時不問中國經濟姓資姓社，但用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無疑不可能分析當下中國的經濟狀態。政治領域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已不再是傳統的社會主義國家。雖然中國共產黨還享受著極大權力，但無論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位置，還是在中國社會裡的作用，今天的中國共產黨與毛澤東時代發生變質。現在有人甚至認為，中國共產黨是世界自由貿易的一大財主之一，反對自由貿易的人士也要反對中國共產黨，因為中國似乎是全球自由貿易的獲利者。一方面被指責為社會主義國家主義，另方面被非難為自由貿易的主導者，可見，中國共產黨的形象顯得相當混亂。這種混亂其實暴露了我們知識分子認識論意義上的混亂，當下中國顯然有很多嚴重的問題，但沒有找到切實描述中國大陸的話語，只能套用冷戰時期意識形態殘餘的話語模式。這種認識論混亂導致台韓日批判性知識分子還襲用早已無效了的話語模式，簡直不能進入中國的深處，也不能與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進行有效的對話。
更大的問題或許是，冷戰時期遺留下來的似是而非的話語模式，在某些問題上，卻表面上看似抓住現實，顯得相當有效。除了指責一黨專制的體制問題有歷史合法性之外，其他很多問題，像戶口問題、國企的問題，甚至包括人口不平衡等問題，或多或少也都與毛澤東時代的政策有密切關聯。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的政治，今天的中國不會像我們目睹的樣態。因此有些人認為，要思考今天中國的嚴重問題，必須追溯到毛澤東時代中國，在毛澤東時代的實踐裡發現問題的根源。我們現在的處境是，一方面清楚明白當下中國已不再是社會主義時代的中國，襲用冷戰時期的話語模式，不能全面描述現實中國，但另方面不得不說，如果忽略社會主義時期的中國，也不能充分理解現實中國。也就是說，我們面對的是兩難困境，一面要突破冷戰時期的認識模式，另一面也要顧及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實踐。我們不突破兩難困境，就很難與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進行有意義的對話，只能繼續現在知識界的迷亂狀態。
台韓日的批判性知識分子面對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經常感到困境，背後還有另一個理由。台韓日批判性知識分子的重要思想課題是如何落實「去殖民化」。不用說，各地「去殖民化」的內涵可不一樣。簡單回顧一下，台灣「去殖民化」的過程，歷史上總伴隨著國民黨的極權政治，因此戒嚴之後，台灣社會「去殖民化」課題有所變味。韓國真正實現「去殖民化」，必須解決韓半島的分段體制，也就是要解決北韓的問題。日本戰後社會運動，則重點思考如何反省二戰之前日本的軍國主義，從而反復討論「去日本帝國主義」的思想。但總體而言，台韓日的「去殖民化」思想課題，針對的是如何批判20世紀前半期的日本帝國主義，以及20世紀後半期日本帝國主義的餘孽勾結冷戰格局中的美國陣營所造成的構造。如果把視野稍微擴大一點，日本帝國的殖民主義其實有特殊性。香港社會遭受了英國式的殖民主義，與日本帝國的殖民主義相當不同（參考羅永生老師的《殖民家國外》，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也就是說，日本帝國的殖民主義以及殘留在戰後的殖民主義餘孽，實際上是東亞的地區性問題，不該與大寫的「殖民主義」同樣看待。但恰恰因此，台韓日的批判性知識分子，雖然各地語境和知識工作的重點不同，但總而言之，都共有特殊的歷史經驗以及從此歷史經驗出發的問題意識。這種共有的歷史經驗和問題意識，方便於形成有效的對話關係。問題是，中國大陸的歷史情況卻不一樣，因此容易出現問題意識的錯位。
中國大陸當然也遭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但就「去殖民化」而言，情況相當不同。第一，中國大陸面對的不僅僅是日本帝國主義，而且直面了世界列強的瓜分。第二，根據毛澤東的理解，中國舊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第三，最重要的是，中國舊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導致中國大陸「去殖民化」的特殊方式。扼要地講，毛澤東通過從土改開始的一系列措施，召喚農民群眾的自發性，解決以土地關係為代表的封建制度，同時加強建國，解決帝國主義入侵中國的問題。換言之，通過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及其後的社會主義化，中國大陸實現「去殖民化」。在此過程中，「去殖民化」不能單獨構成思想課題，總在別的思想課題的實踐過程中，自然而然地完成「去殖民化」的任務。因此中國大陸的知識界，不像台韓日的知識界，沒有正面意識到作為思想課題的「去殖民化」，而且實際上中國大陸「去殖民化」解決的問題也與台韓日不同。我們甚至可以認為，中國大陸經過毛澤東時代基本解決「去殖民化」課題，現在幾乎沒有殖民主義的餘孽。雖然今天中國大陸一定意義上還有殖民主義的問題，但顯然源於不同根源，至少不能與台韓日知識分子強調的日本帝國殖民主義以及殘留在戰後的餘孽混淆在一起。
台韓日批判性知識分子與中國大陸知識分子之間的有效對話如此艱難。但即便艱難，今天我們必須直面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不僅因為中國大陸在崛起，世界上越來越重要，而且因為中國大陸危機重重，鄰居也不能不受到影響。更重要的是，我們作為東亞的知識分子，如果要充分理解自己的歷史和思想課題，不能繞開鄰居的生存狀態和思想情況。如果說冷戰時期屬於美國陣營的台韓日知識分子與屬於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大陸知識分子之間幾乎沒有交流，分別形成不同的問題意識，那麼後冷戰的今天，為了有效認識今天的世界格局，也為了認真回顧自己冷戰時期的歷史經驗，必須把中國大陸的經驗放進自己的視野裡。綜合上述論述，我們大概能明白，尋求與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對話關係，首先要思考如下幾個問題，即是，充分地認識冷戰時期毛澤東時代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尤其要深刻理解毛澤東時代的思想課題，同時要整理冷戰時期的歷史經驗與今天的世界情況之間的複雜糾葛關係。最重要的是，我們思考中國大陸的問題，不僅要獲得政治經濟學方面的知識，而且要體會活生生的現實感受和思想感覺，因為只有空洞的概念模式，幾乎不能進入中國的深處，也不能與生活在中國的知識分子進行有效對話，因此也不能形成東亞知識分子的既有現實感又有針對性的批判性思想。就在這點上，我們與賀照田學兄相遇了。

二
中國大陸這幾年的變化，幾乎超乎一般人的想像能力。賀照田學兄也不是例外，他經受這些年中國大陸的大變化，堅韌地進行思考，陸續發表文章。為了理解賀照田學兄的語境，簡單回顧一下他就讀大學的80年代以來一直到今天的中國思想變化。
80年代中國大陸被認為是啟蒙時代。當時的時代課題是如何擺脫文革時代的混亂，為此積極接受西方現代思想。當時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高舉「五四」旗幟，也源於這個原因。他們高舉「五四」，表現出接受西方文明擺脫中國舊文化的願望。同時也在同樣風氣下，他們還接受歐洲馬克思主義強調的人道主義。對「人」的關注使得中國大陸知識分子越來越走向人文學。不過，89年的挫折和92年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幾乎改變了整個知識界的情況。90年代的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簡直不能相信歷史的直線的進步。有些知識分子不放棄啟蒙立場，但也不能簡單高舉口號。更嚴重的是，南巡講話之後，整個中國社會迅速轉型到以高度經濟發展為中心的發展主義社會。正如當時的流行語「向錢看」表示，包括高校知識分子在內的幾乎所有人都把目光集中在經濟方面。中國大陸的人文學也不得不對應時代變化而發生變化。有些文學出身的知識分子擴大視野，突破狹義的人文研究，尋求新的發展。賀照田學兄本來也是文學系出身，但他也在這種時代環境中，超越狹義的文學研究，尋求新的學術思想。賀照田學兄正式開始思想工作的90年代中期，恰好是中國大陸步步加入全球經濟體系，因此出現很多問題和思潮的時期。隨著中國大陸出現全球化的問題，中國大陸發生所謂新左派和自由主義派的大論戰。這場論戰，如果進行得有序，雙方認真對待對方的言論，提出建設性言論的話，有可能貢獻於全球化時代中國大陸的未來構圖。但可惜，論戰沒有深化論點，卻雙方散佈謠言，進行人身攻擊。這種讓人沮喪的局面下，賀照田學兄沒有直接加入看似熱鬧的論戰現場，獨自追求自己的思想態度。他目睹了80年代的啟蒙主義、90年代的新左派和自由主義派都變得無效，因此不能相信游離於中國現實的既有的理論模式。他反而沉浸在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盡力探尋內在於中國的思想，以及表達其思想的新的話語。
如上面扼要的說明表示，賀照田學兄致力表達的是，有別於既有認識模式的全新的思想境界。這無疑是很艱難的思想工作。他的文章時常被認為難解，是因為他要表達的境界不與別人一樣。依我看來，如果用一句話概括他的問題意識，則是「精神史」。不用說，他的「精神史」絕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精神思想的歷史。下面，我試圖論述我所理解的賀照田學兄的「精神史」。
第一，既然賀照田學兄尋求歷史，他也願意與歷史學家進行合作。他參加很多歷史學的會議，也邀請歷史學家到他主持的會議。他有誠意從歷史學的學術成果學到寶貴視角，也願意給歷史學家帶來新的視角。通過合作關係，他不斷深化進入歷史的方法，也通過合作關係，他似乎清楚理解自己與歷史學家的差異。概而言之，歷史學家從歷史上的事實出發致力歸納起來一個結構，歷史學家也關注歷史事實之間的關聯，但他們就在歷史事實之間的關聯上建立一個結構，即是，外在地把握歷史世界的整體樣態。賀照田學兄則不太關心社會的結構，反而致力於進入歷史世界，試圖感受歷史人物的精神世界。賀照田學兄的問題不是從後世人的角度重新建構解釋模式，而是作為後世人重新加入歷史現場，在歷史現場重新認識複雜的局面。他認為歷史上的現象背後有顯在和潛在的多方面的關係網絡，他的歷史研究就要既清楚又全面地表現複雜多樣的現象面貌。一定程度上，賀照田學兄的問題意識具有濃厚的文學色彩，但他絕不把文學和歷史對立起來，反而似乎有一個抱負，把文學和歷史聯合起來，建立更完整更全面的歷史理解方式。
第二，賀照田學兄通過與歷史學家的合作深化進入歷史的方法，其核心關懷是歷史世界的精神狀態。值得注意的是，他所謂的「精神」並不簡單。我們閱覽他的文章，就發現他經常使用特殊寫法，像「情感─意識─心理─價值感覺狀態」、「社會經驗、情感經驗、心理意識、價值觀」、「歷史─社會─文化─觀念機制」、「意識─實踐─歷史─社會結構」等四個概念並列出來的句子。我們仔細看就不難明白，賀照田學兄的四個概念句子中，幾乎所有的句子都含有與精神有關的概念。顯然他尤其重視精神方面的問題。但他並不單獨討論精神問題，反而喜歡與別的概念一同討論。可見，賀照田學兄有意追求立體化的思考。值得琢磨的是，他使用四個概念並列的句子后，不去討論個個概念，卻把這四個概念並列的句子當做一個概念，展開下一步討論。換言之，他的立體化並不意味著分別思考四個領域的問題，然後綜合起來立體化的理解模式，而是直截地討論四個領域交雜在一起的一個層面。我們甚至可以認為，在賀照田學兄的思想裡，四個領域並不分開。我們平時習慣用四個概念表達的境界，在賀照田學兄的思想裡，構成了本來分不開的同一現象的多面貌。他所謂的精神世界，就是保持多面貌的思想層面。賀照田學兄就要拿出這種精神世界，供給讀者的討論。
總結起來，我們可以指出賀照田學兄的「精神史」有如下幾個重要特點。首先，雖然賀照田學兄致力於進入歷史世界的精神狀態，但也不太講究個別人物的心理。他追求的既不是一個社會的結構，又不是個別人物的內心世界，而是瀰漫在一個世界的精神狀態。其次，他認為在一個世界精神狀態的核心處總有與精神有關的概念，但精神不能單獨構成問題，同時討論多方面的問題，才能全面認識精神狀態。第三，他認為一個世界的精神狀態如此複雜，內部存在多方面的顯在和潛在的關係網絡，但他不願意逃避複雜的討論，也不願意分別討論精神問題的一面。因此他同時追求直截性和全面性。第四，他還堅持用歷史的眼光對待精神狀態，即使討論當下中國的精神問題，也要參考歷史上的精神狀態。甚至他似乎認為，沒有充分考慮歷史，就不能認識當下，因為構成精神狀態的諸多概念之間，居然有歷史。第五，因此，他所謂的歷史與精神，其實是分不開。歷史絕不是過去的往事，精神也絕不是個人的內心，他所謂的歷史就是一個時代的精神狀態，也是構成當下中國精神狀態的重要因素。就此意義上，他悉力構建一個思想層面，即「精神史」。
賀照田學兄的「精神史」顯然很不容易，但他堅持走艱難的道路，是因為背後有他的關懷。他在〈當社會主義遭遇危機……：「潘曉討論」與當代中國大陸虛無主義的歷史與觀念構造〉中說道：

讓我從當代中國大陸太多知識分子已經習慣的非常觀念、非常直觀的談論精神、價值問題的方式，決定性地轉向對當代中國大陸實際精神史過程的關切，並逐漸聚焦於此中的虛無主義問題，和2005年一位大學生自殺的直接觸動有關。這位大學生自殺前的遺言，及她親密同學對她自殺的反應，讓我明確意識到，知識界其時有關精神、價值乃至自殺問題的，不以具體經驗分析為媒介的觀念式討論、直觀性推斷，在這些具體的生命事件面前其實是隔膜的、無效的，不僅不能幫助當事人去建設性地整理自己的經驗，紓解自己的鬱結情緒，而且不能幫助我們真實觸及：這類令人心痛的生命事件當事人所以容易陷入某些特別的困擾、困境，背後所由生的歷史─社會─文化─觀念機制。(頁84)

這段話明確表達賀照田學兄的關懷和他獨特的思維方式，甚至也清楚說明他所謂「精神史」的含義。他直面一位大學生的自殺事件，深感既有的籠統話語無效，下決心要深入具體的世界內部，掌握複雜多面的精神世界。顯然，他是重感情的人，絕不疏忽自己的感情，為了「紓解自己的鬱結情緒」，而且「幫助我們真實觸及」，進行認真負責的思考。他獨特的「精神史」無疑源於這種關懷。但同時要指出，賀照田學兄絕不被自己的私情所支配。雖然一位大學生的具體事件觸動了他的思想活動，而且他絕不忽略具體的人生，但他的思想並不限制於個別人士的事件。換言之，他拒絕把個人的具體人生消解在看似龐大但游離現實的理論話語，同時也不拘泥個別事件，反而探索既能照顧到具體人生又能觸及到一代人的精神狀態的思想層面。賀照田學兄認為，這就是人文知識分子的職責。
賀照田學兄如此充滿感情地展開思想工作，但他的文章不太容易被人理解，甚至有時被人誤解，不僅因為他的思想層面不與別人一樣，而且更因為他的文章本身很晦澀，幾乎讓人感覺他拒絕讀者的接近。根據他自己的說法，賀照田學兄寫文章，有意追求最大限度的邏輯性。他追求邏輯性，並不企圖讀者順利地理解文意，恰恰相反，他試圖表達複雜的事情，也就是說，他致力於發掘一個事情背後的顯在和潛在的多方關係，用語言表現複雜糾葛的諸多關係，全面地說明這個事情。因此他為了說明一個事情，卻花費了很長篇幅。而且正如反覆說明，賀照田學兄幾乎拒絕使用既有的學術術語，僅靠自己的邏輯，致力說明複雜現象。換言之，他一心一意地追求不靠似是而非的術語，就貼近事情本身的複雜性，顯示一個事情背後的多方面關係的邏輯性語言。這些寫作態度自然使得他的文章越來越長，越來越難解。
這種風格的文章，雖然很難接近，但讀者一旦接受獨特的節奏，反而發現，無意中體驗理會他的邏輯。我們甚至可以認為，賀照田學兄的文章與其說是對一個事情的描述，不如說是圍繞一個事情的思考運動。也就是說，讀者並不僅僅獲取有關一個事情的知識，而且還會體驗圍繞一個事情的思想運動，通過運動自己體會從來沒有想過的全新思想。閱讀賀照田學兄的文章，因此，是一個思考的訓練，在本來習慣於簡單認識的事情上發現複雜多面意義的思考訓練。只要通過閱讀賀照田學兄難解文章而進行思考訓練，他獨特的「精神史」世界才能浮現出來。這種閱讀經驗，不僅給讀者帶來全新的思想，更重要的是，讀者以此能夠找到接觸當代中國的重要線索。
當然，以上所講的僅僅是我個人的閱讀感受。其他讀者閱讀賀照田學兄的文章，會有不同感受。其實，能夠引發不同讀者的不同感受，也是賀照田學兄文章的魅力所在。這恰好證實他文章包含著複雜多面的內涵。
(未完)